明代基督教的输入

蒙古人在中国政权倾覆以后，基督教的工作就沉寂了，但这沉寂却是暂时的现象。不久，欧洲的天主教徒，受着文艺复兴的鼓动，随着商人的足迹，图谋向外发展。15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地理上的新发现时期，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绕好望角而到达印度，并及于远东的日本与中国，与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新大陆有同样的意义。葡萄牙商人既觅得了这市场，纷纷东来，天主教的教士们，他抱着传道的热忱在千辛万苦的情形下，想做一番开辟的工作。他们曾经到印度、马剌甲、日本、安南、暹罗以及中国。澳门做了他们的根据地，继踵而来的西班牙人，也必经澳门而集中于菲律宾群岛。所以中国官场为了要把两种人加以分别，称前者为马剌甲佛郎机，称后者为吕宋佛郎机（佛郎机乃回民加于欧洲天主教徒的名称）。而葡、西两国人，可谓16世纪东方传教事业的先锋，来扣严扃着的中国之门的。等到意大利人来，才把这门扣开。这种扣门工作的艰难困苦，实有非我人所可想象者。初期的教士们，莫不感到无门可入的痛苦，中国官府，严禁外人入境，因此，教士们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遇险丧命，也有至死而未能足履中国地界。范礼安（valignani）因不能入中国境内，乃至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说道：

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裂开呢？

可见当时欲传教入中国的不易了。但是教士们抱着前仆后继的精神，虽遭失败，未尝为之气馁。兹举其可资纪念者数人于下：

其一为耶稣会士沙勿略（xavier）。他在1542年到达了印度的果阿（goa）城。因为听说到中国去经商人很多，他就到了马剌甲；从一个日本人叫雅吉洛的信教关系，曾到过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是渊源于中国的，所以他以为对于在日本最好的传教方法，莫如先到中国。他希望从日本国王得到一张护照，能把他送到中国皇帝那里。但是欲得到护照，必须请求诸侯们盖印，而那时日本的诸侯们非常专横，所以无法取得。只是他到中国来的心志仍未稍杀，于是他终于离开了日本，在1551年到了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那时正是倭寇骚扰中国海岸，在闽、粤海岸亦充斥海盗，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惨遭劫掠，或遭监禁，或被杀戮，尤其是欧洲人士，危险性更大，而沙氏竟冒险往返，幸获安全。他曾经这样说过：

一点不要信托自己，要完全依靠天主，这样，我们既然有了强大的保护者，不要有丝毫害怕的意思，一定能得最后的胜利。

他本着这样的信心，安然地到了上川岛，既到这岛，只知道中国是远东的枢纽，却不知道从那条路可以进入中国。有一次，他到了一个三洲岛上，想法与那些中国商人联络，希望他们能够把他带到广东，费了不少力气和他们商量，都被他们所拒绝。后来他费了二百块钱雇用一只小船，想秘密进入广东。许多同伴都劝阻他，以为这样办法有两种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人为避免官厅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岛的危险。第二，有广东官长把他送进监狱的危险，因为那时凡不得皇帝许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的。他记起耶稣的话：“在今世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凡为我丧生命的，倒得保全。”因此，他那上中国这块禁地的心，仍旧像火一般地燃烧着。但事实却都使他失望。后来，他想变更一个计划，将跟随暹罗公使，冒充公使馆人员，一同上北京去。他那种伟大的计划，不料在1552年12月3日晚上，竟跟着他的身体一同消逝，而死在上川岛上了。他那样平凡地死去，得不到当时人的注意，但是他那种传道的热忱，却激发了许多后来要向中国传道者的勇气。不但是同会的耶稣会士接踵而来，就是那多明尼会、方济各会和奥斯定会的教士们，也都闻风兴起，在此后三十年间乘着他那种精神，继续不断地来扣中国之门。

印度各传教会，得着了沙勿略的死耗，都感到极度的悲哀。继任沙氏职位之贝而斯（berse），也是很想到中国传教的，可惜他于次年十月间逝世了。继贝氏任传教会会长的，是一个耶稣会士，名叫巴来多（barreto），也是葡萄牙人，就任以来，就接到从日本来的请求书，得着同会的叫平托（pinto）的怂恿，他们便出发到日本去。刚到中国海岸，得着教皇禁止印度省会长离开职位的命令，便中止远征。想借此机会一履中国地界，于是未能成功，只好重返印度。当时，另有一位和巴来多同来东方的多明尼会士名叫克卢斯（cruz）听说在广州的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便和巴来多一同离开印度，来到中国的门口，到达了上川岛，在沙勿略墓上举行弥撒。但是他们仍旧不能进入广州，结果，巴氏乃上日本去，克氏却回返印度。这时中葡间的商业，一步步地走上繁荣之途；葡人又曾助广州当局消弭海盗，取得官厅好感，他们便从上川等小岛自动移到澳门。澳门是一个极小的半岛，面积不过480公顷，在香山县境，直接属广东省肇庆府管辖。起初是个极卑陋的地方，后来竟变成世界著名的商埠，那不能不归功于一个传教士名叫公匝勒（gonzalez）的。他是最早受马剌甲司铎的委派，到那里去传教，那便成为澳门的开辟者。巴来多、克卢斯等既到了澳门，便有到广州的机会；可是中国官厅的限制，仍旧很严，所以克卢斯曾经这样说：

官家布置一些哨兵，把守广州，凡是没有得到许可的，决难渡过门禁森严的城垣。……为了这个缘故，不论是我或是别的司铎，已经为传教事业试办过好几次，都未能在中国得到结果。

虽然还是困难，却比已往接近得多，所以一般谈论中国传教问题的，都是抱着乐观，认为中国人并不固执地拒绝外来宗教，不过对于一种新宗教，没有得到长官及皇帝的允许，不敢冒险的接受。所以有人主张由葡王派遣公使团，向中国皇帝进贡，借此取得皇帝许可的根本办法。后来巴来多被调往别处，克卢斯回返葡国，只有公匝勒一人，仍旧留在澳门工作。1563年的时候，在澳门至少有八位耶稣会士，外来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内中有九百个是葡萄牙人，在这些葡人中间，有很多人计划进中国传道，像贝勒兹（perez）上书广东布政司，结果，因不懂得中国话，致被拒绝。像阿乐迦拉（alcaraz）、拉弥来（ramirez）在中途遭风死于非命。此外如利培拉（ribera）、发拉（volla）虽然屡经险阻，仍请求澳门当局准许他们到广州去，均未成功。利培拉乃有改换中国服装，托一个舟子把他带到广州江岸的计划，同伴皆以为此举太属危险，设法阻止。不久，此三人皆被召回欧洲，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成了空虚的幻梦。有人以为中国门户的开放，较前进步，其实在沙勿略死后，所有的情形，更觉令人失望；不论是葡王的公使，不论是英勇的传教士，都不能冲过中国的重围。试用的方法，几乎已经用尽，但一点也不发生什么效力。所以一般激进的人，以为用和平的方法传教既然不行，用武力干涉或外交压迫当可以有了保障，传教士的善意既被拒绝，不如采用武力以克服抵抗。利培拉曾有这样的意见，若是不用战争，不借兵力，是没有使他们归化的希望的。原来中国人民是极易劝化的，只是他们在严格管理之下，就不敢尝试罢了。嫩耶斯（nunez）也有这样的意见，他在一封信里说：

欧洲各王侯，与其相争斗，自相残杀，何若设法扩大基督的国，而迫令中国皇帝允许教士在国内传教。中国民众极易劝化，因为我们的风俗文化是他们所喜悦的。

这种意见，正是表示他们极端的反动，是在计穷力尽时所想出的最后办法。这办法简直要把传教工作变成征服属地的工作，不择手段求达目的。幸亏这方法没有实现，给后来一班有远见的教士们加以纠正，认为此种思想非常危险。惟一的办法，只有用长期的忍耐，来取得事业的成功。因为他们并没有失掉了希望，博而日亚（borgia）听到代宰拉的乐观主义，说道：

我对于他所具有的进中国的希望，觉得很是快乐，我也是这样希望着。

所以那些希望传道到中国的教士们，都抱着忍耐的心，集中在澳门（那时的澳门，已经成为非正式的居留地）。他们既然不能进中国，只好在澳门经营着宗教事业，所以到1565年，已经有五千以上的信友，在公匝勒的领导下，建立起会所及教堂。卡内罗（carneiro）奉了教皇的命令，于1568年到澳门，称为第一任中国主教；那已经在澳门经营教务有十一年之久的公匝勒，被马剌甲主教召到摩鹿加去了。卡内罗颇得修士们的欢喜，为了请求中国官厅允许在广州成立会所，曾经到过广州两次。然而中国人总是怀疑那些葡萄牙人有占领土地的野心，始终未予允许。他们既无法向中国内地进行，只好在澳门劝化人信教，并且改善葡萄牙人自己的风俗。卡内罗曾经这样说：

当我来到称为“天主圣名”的商埠澳门时，第一件工作，是不令本处教友供给外教人看轻基督的机会，并禁止我们有钱有势的商人，有不好的行为。

并且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外教内人，一律收容，可以说他是把西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又注重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非常刻苦，注意于教会内容的充实，等候着将来对中国新局面的展开。当时澳门教会的使命：一为预备向中国内地传教的根据地，一为远东教士们旅居之所。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在前一点。当科斯塔（costa）到广州请求官厅准许教士居住广州的时候，事虽未成，却得着一个青年慕道的和尚，跟着他回到澳门。卡内罗主教见这个有为的青年，很想使他受点高深教育，并且送他到日本去求学，在圣诞节给他受洗，圣名保禄。想不到为了这个青年，却引起极大的风波：那些和尚们散播许多谣言，鼓动民众示威，声言欲捣毁澳门商埠，没收商人货品；当局亦发出扣留葡国商船的命令。葡国乃花了许多运动费，允许找回这青年和尚。澳门教会经过长期讨论，无法两全，而那青年自己不欲使大众受累，自愿回返广州。卡内罗不得已，只好伴他前往。一到官厅，那青年被捕去，遭受毒打，判了流徙之刑，卡内罗也无计可施。这青年可以说是中国为基督受苦难的第一人。广州市内便有传教人拐骗小孩的诽谤，教士们要想传教内地的困难亦愈加增，仿佛在关闭着的中国之门上加了一把锁一样。

在葡萄牙积极扣门的时候，西班牙挟其战胜荷兰叛变的余威，开始向摩鹿加群岛、菲律宾群岛及太平洋东部进行。而那些奥斯定教士，对于拥有丰富利源与繁庶民众而又具有优良文化的中国，当然被看作良好的传道区域。所以他们以全力从事于国外传道之余，单注意到中国，以菲律宾群岛为根据地，成立中国奥斯定会传教省，或称为驻在菲律宾的中国传教省，时常准备到中国传布福音。起初有巴斯克（basque）、马丁拉达（martin de rada）和雷迦斯毕（legazpi），在该岛上经营教育与建设事业，一面又很热烈地预备进入中国，先期学习中国语言。到1575年有一个进入中国机会：适中国统兵王望高为征讨海盗林凤的缘故，到了马尼剌，马尼剌当局便把传教士欲到中国的事与之商量，结果，便有奥斯定会士拉达（p．de rada）、马林（marin）随着王望高到福建泉州，并至福州谒见总督，要求居住在中国传教，未得允许；在中国仍旧不能立足，只得回返吕宋。第二次那位拉达，与同伴阿尔部开尔克（albuquerque）又附王望高的军舰来到中国，竟为王望高所卖，把他抛弃在桑提阿哥（santiago）海岸沙滩上，他们的翻译员及仆役皆遭杀死，而这两位教士，也已奄奄一息了。但奥斯定会并不因此沮丧，依旧不断地努力。不过西班牙人的这种努力，却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嫉妒，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深恐西班牙人的势力膨胀之后，自己要受到害处，乃秘密和罗马教廷商议抑制西班牙势力的办法，把中国及日本附近各岛，尽归澳门管理，因此西班牙人受了许多限制。及至1573年范礼安被任为远东视察员，携带四十多名新会士，内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人都有，特别西班牙最多，于是国籍的分别，渐渐消除。

范礼安是意大利人，1566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他带了四十余人视察澳门教会，可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工作，因为从他手里领导了两个开创这一时期教会的伟人，就是罗明坚与利玛窦，他自己虽往来于印度及中国海上垂三十二年之久，没有达到他开启中国这磐石的愿望，而他那不馁的精神，实在做了建设中国教会的磐石；同时，他结束了当时国籍的倾轧，使一切负传教使命的人，只知在耶稣十字旗帜下尽责，忘记了国别，这是他承前启后的大贡献。他也到过日本，在日本劝化过马郡藩主一家信教，也建立起几所修道院。他以为预备入中国传教，首要条件必须熟悉华语，于是函请印度区长物色一个这样的人，当其选者即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于1578年偕同巴范济（francois pasio）、利玛窦（matteo ricci）同来澳门。罗明坚遂从一中国画师，学习中国文字。范礼安曾誉为“我所喜爱之一人”，说：

他用谦逊坚忍，把中国关得很紧的大门打开，因为他是第一个用中国语言文字，将耶稣救世的道理，在中国传布，更是由他把智慧的利玛窦领入中国。

时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每年有一定时期，在广州附郭举行，日入后，葡萄牙人必须归舟，不许逗留中国境内。罗明坚利用这种情况，呈请许其居留陆上。中国官吏认其请求正当，且喜其善华语，乃许居于暹罗贡使之驿馆中。后又得两广总督之邀，与巴范济同至肇庆，时在1582年，得居于东关某佛寺中，这佛寺便成为中国内地之耶稣会第一会所。其后总督黜职，二人被迫返澳门，巴氏遂改道赴日本，罗氏于次年请命于新总督郭某，乃偕利玛窦重赴肇庆。一日在城墙下见一病者，舁入寓所为之诊治，病愈，令受洗入教，此实为中国第一受洗之人，惜不知其姓氏。同时，有一学生研究教理，亦受洗入教，其人姓氏有写作kin ni ko或写作cin ni-co，其受洗之名称若望（jean）。此消息传之澳门，范礼安欣喜异常。后来郭总督升迁他官，乃携罗氏至其故乡绍兴，总督之父因此接受洗礼。此罗明坚氏始入中国工作之大概情形，谓为明朝中国内地传教之开创者，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