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唐朝的传布

没有说到唐朝基督教以前，先须说到唐朝的政治背景与宗教情形。从南北朝以来，经过了大约二百年（420—620）的纷纭扰攘与政治分裂，至此才告统一。唐高祖开创基业以后，有太宗的英明守成，规复了汉朝承平的旧观，史称为贞观之治，发挥其伟大的政治力量，不但在治内方面臻于全盛，而且四夷宾服，满、蒙、朝鲜、新疆、西藏、安南、北印诸地，尽隶版图，国富民安，实为中国历史上最光明的时代。又与中亚细亚的波斯、米索布达米以及印度等国，有水陆交通，往来贸易，东西各邦外人的来华观光、朝贡、游学者，颇不乏人。由是西方宗教信徒，亦得挟其宗教经典，东渐宣传，如火祆、摩尼、回回等教，在中国创立起不少寺宇，尤其是佛教徒，往来频繁，为中国佛教最发达的时期。那末，在中亚细亚最活动的景教，乘此向东发展，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一 景教碑的发现

说到景教，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是基督教，在《唐会要》、《唐书》等典籍中，只有波斯僧、大秦穆护祆、弥尸诃教等名称，一般人都看它是佛教一类的东西，而且在唐武宗毁灭佛教以后，与景教碑未发现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在九百年前，有过这长时期传布的景教，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显著的记录。及至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陕西西安西郊土中无意中掘得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等字样，方始引起了许多学者及教士们的注意而加以考证。在学者之中，那些研究金石文字的，如清代有钱谦益的《金石文跋尾》（见《潜研堂集》卷七）、王昶的《金石萃编》（卷一○二）等等，他们的考证，往往有许多附会错误的地方。惟有仁和李之藻的《读景教碑书后》一文与葡萄牙教士阳玛诺的《唐景教碑颂正诠》一书，以及后来意大利教士艾儒略所著《西学凡》中附录《大秦寺碑》一篇，比较正确。李之藻得岐阳张赓虞拓寄碑文云：

迩者长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此教未之前闻，其即利氏西泰所传圣教乎？余读之良然。

才知道这所谓大秦景教，就是现在所盛行的基督教。并且继续在清光绪庚子时，从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世尊布施论》、《序听迷诗所经》（由日本羽田享氏译出共170条）与李盛铎氏所藏《志元安乐经》、《宣天至本经》二种，以及日人所收藏的《一神论》、《一天论》等，更足以证明景教之即基督教无疑。再根据这些材料，考证到前此的《西溪丛话》、《僧史略》、《释门正统斥伪志》、《唐会要》、《册府元龟》、《贞元释教录》、《新旧唐书》一类的古籍，更知道景教在唐朝的流行，确是一桩实事，并没有丝毫的假借。当时有人怀疑到埋没土中七百八十年之久，碑文未尝剥蚀的缘故，认为近代教士所伪造，究竟无法否认其事实。

这块石碑上刻着“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字样。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建立后经六十四年因唐武宗毁灭佛教及大秦教的缘故，或由教士们自动把这石碑埋入土中，直到明朝末叶重行发现。碑的形式是这样的：上端刻着十字架，两旁有莲花云霓；碑高长四尺七寸半，广三尺五寸，除上下款碑题及具名外，文长凡1 695字。碑文之后与左右两旁，具人名及职名，每一人名有叙利亚文汉文并列，并叙利亚文之职务，如大主教、中国教父、长老、乡主教、修士、牧师、博士等分别。人名之上皆题一“僧”字，撰碑文者具名为“大秦寺僧景净述”，后有“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句（意或宁恕为当时的大主教）。书写碑文的，具名为“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有人怀疑到吕秀岩就是吕洞宾，我以为是穿凿的）。

从碑文中写着“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等语，知道景教传入中国，乃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首来中国的教士，名阿罗本。我们从基督教历史中知道431年的时候，在以弗所第三次会议中，聂斯脱里派与亚力山大派起了冲突。聂斯脱里是第5世纪中一个教会领袖，他当过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具有虔敬的信心与办事的热忱的。因为神学上有他自己的主张，注重耶稣为人之道，而与亚派注重耶稣为神之道不同。故亚派领袖西里尔（cyril）讼聂派于东罗马帝及教皇，结果，判定聂派为异端而开除教籍。聂派便流窜到阿拉伯及埃及，后来他的学说为波斯学者所欢迎，遂得由波斯渐布及印度、中国等处，阿罗本奉其教而来中国，可知此所谓景教者，即聂斯脱里派的基督教。

二 景教教义与基督教

现在且把景教教义与基督教互相比较，可以确实承认景教之即基督教，李之藻亦曾从景教碑加以比较，略举如下：

这些经名或人名，都是译音的，略举几条以概其余，若再从《世尊布施论》加以研究，更为明了。所云：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与《马太》六章三节同。

“有财物不须放置地上，……有盗贼将去，财物皆须向天堂上，必竟不坏不失。”与《马太》六章十九节同。

“唯看飞鸟，亦不种不列，亦无仓窖可守。”与《马太》六章廿六节同。

“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与《马太》七章四节同。

“汝等于父边索饼，即得，若从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鱼亦可，若索蛇恐螫汝，为此不与。”与《马太》七章九节同。

从这几条，已可见两种经义完全相同，惟译文稍有分别耳。此可证景教之即基督教毫无疑义。

三 景教的盛况

根据碑文所载，我们便可以推测景教在当时的经过情形。碑云：

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圣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这一个诏谕，在《唐会要》中亦有相同记录：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见《唐会要》卷四十九）

其不同之点，即一称波斯，一称大秦，宋敏求《长安志》卷十有云：

“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义宁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云：“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

阿罗斯当即是阿罗本之误。先是唐韦述《两京新记》中亦有“义宁坊十字街之东北波斯胡寺”的话。起初原皆称波斯寺，后来因为要与火祆教有所分别，乃改称为大秦。《唐会要》卷四十九有诏改寺名之事，云：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之者，亦准此。

碑文又说：

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可见太宗为建景寺于义宁坊后，高宗又继续建立景寺于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分全国为十道，故所谓十道即全国之意）碑文又云：“圣历年释子（和尚）用壮（疑即玄奘）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讪谤于西镐，。”东周即洛阳，西镐乃长安，又可见长安、洛阳皆设立景寺，引起佛教与道教的反对，景教处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继续维持于不堕，当然是因为当时帝王的优遇，而景教教士的继来，声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云。：“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罗含、及烈，当是继阿罗本之后而来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两见于《册府元龟》：“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及烈原是武后时景教的领袖，这里所说在玄宗时来华，据近人考证，当时曾经回国而复来的。但在玄宗后期，又有许多教士来华，据碑文云：

三载（即天宝三年）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问化，望日期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

肃宗时命令景僧伊斯，参郭子仪戎事，碑云：

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亲见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

亦见教士中，于修德传教之外，竟有参与戎幕的人。西来教士，见于碑文中的，虽仅二十余人，一为推测，必不止此数。从碑末具名之人数计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长安大约为景教教会之总机关，列名于碑上的，当为总机关中的职员。而当时教会已推及全国，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虽属形容之词，但教会日渐扩展，传道人数，更不止碑文所载十人而已。

碑文中的话，虽近于夸大，但当时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赞助，不是绝对无因的。因为唐朝对各种外来宗教的优容，不独于景教是如此。碑中所举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龄宾迎阿罗本，又把皇帝肖像画在景教寺墙壁之上，碑云：“旋命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高宗又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命宁国五王，亲到景寺中设立坛场，并且把五代祖宗遗像，陈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肃宗又重建景寺，碑云：“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则于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馔，以表庆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颂御馔以光景象。”至于德宗登极的第二年，即为立碑纪念之时，其于景教的优容，亦可以见。德宗以后情形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从此至武宗，尚有六十多年经过，单从武宗毁废佛寺的诏令中，与李德裕的《德音表》观之，亦可以反证当时景教的隆盛，与佛教相伯仲。当时大臣如房玄龄、高力士、郭子仪等皆奉命招待，与景教发生密切关系，后人疑房、郭为景教徒，虽无佐证，也有可能。

四 景教的传教方法

景教的传教方法，我们在景教碑里，可以看出有两种：一为翻译经典，一为医治疾病。当唐太宗宾迎阿罗本时，即令为他“翻经书殿”。后来那个撰碑的景净，确是景教中的一个著作家，《诸经目录》中曾说他译经三十部卷，大约当时景教经典，经他翻译的，一定不少。从敦煌石室中所获得的《三威蒙度赞》等等（见上述），是不是这三十部卷中的东西，却不能断定，但他确曾努力译著，是可信的。我们从《贞元释教录》，知道他曾与般若共同翻译佛经，其文如下：

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球，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浚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南，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

查《六波罗密经》，原有两译本，一为十卷本，一为七卷本，现存藏中，题为唐罽宾沙门般若译，而七卷本今已无存，当即般若、景净合译，德宗评其“理昧词疏”，乃至废弃。然所谓理昧词疏，大约是译文中有许多牵强之处，基督徒而翻译佛经，所用名词，或许多附会，看景教碑与《三威蒙度赞》等文中，有许多佛教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世尊”等类，便可以知道了。

传教之士，往往有精通医术的人，以医药为传教方法，为历来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教士中，亦必有不少医生在内。《旧唐书》记睿宗之子玄宗之弟让皇帝宪有病，经景僧崇一为他医治。《让皇帝宪传》里这样记着：

开元二十八年冬，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见《旧唐书》卷九十五）

崇一这个名字，含有“崇奉一神”的意思，景教徒中以“一”为名的，如景教碑所列的人名中有“元一”、“守一”、“明一”，以“崇”为名的，也有“敬崇”、“崇德”等类，可知“崇一”是个景教教士，而不是和尚。并且所赐的“绯袍鱼袋”，据《唐书·舆服志》，绯袍是红色的品官服饰：

四品服深绯色，五品服浅绯色。

鱼袋也是唐朝一种大官所用的东西，上面刻着官姓名，随身悬佩，都不是和尚所用的，故可以断定这崇一是景教徒之名医的。又杜环《经行记》说：

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足证西医已于此时随景教以输入，而为传教的一种工具了。

五 景教的灭亡

景教传到了武宗会昌五年（845年）遭受着很大的打击，因为武宗听信了道士赵归真的话，发出一道严厉的灭佛诏谕。从经济的立场，以为僧尼穆护，都是坐食分利，饬令还俗。在诏谕中有这样的话：

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为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唐书》卷八十）

当是宰相李德裕十分赞成，所以上一道庆贺武宗毁佛寺《德音表》，也这样说：

遂使土木兴妖，山林增构，一岩之秀，必极雕镌，一川之腴，已布高刹，耗蠹生灵，侵灭征税。（见《李卫公文集》卷二十）

《资治通鉴》记着：

会昌五年秋七月，上恶僧民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还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这里说“道士赵归真复劝之”，究竟他是劝武宗毁灭佛教呢？还是劝武宗存留都城的佛寺呢？很难知道。若以“耗蠹天下”为灭佛理由，当时道教也非常兴盛，何以在这大案中，别的宗教都牵连在内，独不及于道教，难道道教不是耗蠹天下么？那可以知道赵归真之劝与唐武宗之恶，并不单是经济方面的耗蠹天下。我们再看他诏谕中所说：

是逢季时，传此异俗。……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一则曰“异俗”，再则曰“西方之教”，便可了然于武宗此举，是出发于排外思想，佛教是印度来的，景教是大秦来的，其余波及的一切宗教，都是外国教，所以他毁灭了一切宗教而独不及道教。究竟当时毁灭的宗教有多少呢？《唐书·食货志》云：

武宗即位，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官赐额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招提梵语，汉译为四方僧物，兰若亦梵语，汉语译为空净闲静之处。）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即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唐会要》有相同的记载：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明显外国之教，劝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见《唐会要》卷四十九）

而李德裕《德音表》中所举数目略有不同：

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得良田数千顷，其僧尼令属主客户。大秦穆护祆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见《李卫公文集》卷二十）

这里所说的二十余人，或为二千余人之误。数目虽有不同，毁灭佛教及一切外来宗教的事实，是可信的。所以在唐朝二百十年传布的景教，遭着这一次空前的教难，是非常不幸的。观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条奏所云：“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所送还本处收管。”知道外国教士都被驱逐回国，中国信徒均须纳税为民（当时宗教徒是免纳国税的），景教在中国，似乎告一段落，但却依旧没有绝迹。因为下一年武宗就死了，继他的王位的是宣宗，是武宗的叔父。他即位之始，便贬斥李德裕，一反武宗所为，收回灭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有“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未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这一番敕谕，佛教便恢复起来。景教有没有恢复呢？这却无从知道。不过从此三十多年以后，据一个阿拉伯作家的述说，黄巢作乱时，曾经在广府歼灭了十二万回回、犹太、波斯和信奉景教的人，事在880年左右。广府在何处？有说是广州，有说是杭州，至难考定，不过在武宗以后，景教仍旧在传布，可以想见的。经过黄巢的大屠杀以后，中国又入于纷乱之局，西北土地沦陷于吐蕃，西域来华之路于是被塞，又经八姓十三君的五代大乱，景教便陷于无法继续的情形之下了。一部分教士退入到蒙古境内，待机恢复，裴化行在所著的《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中这样说：

景教直到一四○五年，在外蒙古一带，还有他们的踪迹。又有一个亲眼见过他们的人记载说：那些聂斯脱里教人，仿佛是从作坊里走出来的铁匠一样。直到现在，还时常在黄河套左近发现些古时崇拜十字架的人们的遗迹，有人曾想在当时那些人们所信奉的或许是景教。（见该书32、33页）

似乎景教在中国已经灭绝，只活动在蒙古境内；其实不然。我们从马哥孛罗的游记中，看见他跟着他父亲到中国来的时候，经过梁州府、宁夏、归化等处，多遇到景教的人。后来他另一次旅行，经河间府，见该处有景教徒，也有教堂。南行经运河到扬州，记载在该处及镇江有景教教堂，杭州亦有景教堂一所，这可见唐朝以后，景教在中国内地未尝绝迹，惟其势力不若唐时之盛而已。容于下文再为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