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宗教背景

中华民族在宗教上向来没有固执的成见，信仰有绝对的自由。不独在固有的宗教上很少争端，即对于外来的宗教，亦莫不宏量地容纳。这一点，在我们将述说宗教背景之前，应先郑重地提出。

有人说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虽号称有儒释道三教，释教是外来的，姑且除外，儒道二教，都算不得宗教。梁任公说过：“儒教之教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也。”儒家所崇奉的孔子，本是个教育家，他的学说，只限于现实的人生，绝少讨论到天道与神明，而且他的天道观念，正是修正了古代遗传下来的神权思想。至于所称的道教，创始于汉代的张道陵，依托老子之名的。老子本是个哲学家，而不是宗教家，从他所遗下的五千言《道德经》中，知道他认宇宙的本体为道，道的性质是自然，并不是一个有意志的神明。张道陵借托老子之名用符箓来愚民，做黄冠逐食的法门。佛教虽是外来的宗教，但佛教中的学者，也有不承认其为宗教的。欧阳竟无曾有“佛法非宗教，亦非哲学”的理论。他以为宗教上所必具的四条件，（一）崇仰教主，（二）信从圣经，（三）谨守信条，（四）宗教仪式，佛教中是没有的，所以佛教算不得宗教。上面这些理论，是不是正确？只要一看一般社会的生活，便可以了解。

我们无论走到哪一处城市，便可以见到许多孔庙、庵院、寺观，即数十户集居之小村落中，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庙宇，供着观音、关帝、财神、阎王等等塑像，尤其在普通家庭之中，莫不有土地神、灶神、门神及祖先等神牌，按时按节的焚香烧楮，顶礼膜拜。这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岂不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么？我们不能根据少数学者的理想，就把这种事实根本抹去的。

不过这种多神宗教的形成，当然有他的种种因素，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要略略地加以说明，便不能不从原始的自然崇拜说起。原始人民，对于种种不可解说的自然现象，起了惊奇而怕惧的心理，便视之为神明而崇拜它，那不只中国原始人民是如此，也可以说是世界一切宗教的起源。在中国的古书中，关于这类自然崇拜的纪录，真是多不胜举。我们从《礼记》的《祭义》中，得知古代有崇拜日月星辰的礼节，如所谓“祭日于坛，祭月于坎”，“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又《尚书·尧典》所称“湮于六宗”。六宗是什么？贾逵说：“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周礼·春官》亦云：“以实柴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古称为三光。从中国文字上看来，凡关于祭祀的字，都是从“示”的，“示”是会意字，是由“二”与“川”两义合成的；“二”即古“上”字，“川”即“三垂”，表明日月星三光。可见三光崇拜，在中国是很早而且很普通的。此外如崇拜风雨，崇拜寒暑，崇拜山川，崇拜社禝等等，在《尚书》、《礼记》、《周礼》中都可考见。特别是社禝的祭祀，在古代看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谓“春祈丰年，秋祀报赛”，“右社禝，左宗庙”，尤其是周代要典。所以后来所谓“变置社禝”，成为国家灭亡的代名。我们只要一读《礼记·祭法》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后代多神崇拜的情形：

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事实：原始的三光崇拜，游牧时代的庶物崇拜，进而至于农业社会的山川社禝崇拜，再进而至于封建社会的天祖崇拜，这种崇拜的演变，都由于生活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后来虽然因着社会的进步，而有不少的变迁，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遗传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可以见到。从儒释道三教中考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可以看见这种古代宗教的遗传。现在把它分开来说一说：

儒教本不是宗教，诚如梁任公所说，但是后来却的确变成为宗教了。不但如此，在无形中竟成为国教。孔子自身，果然有反对古代宗教的意味，把古代的天祖崇拜，从宗教的而变为伦理的了。从前以“天”为有意志的神明，“祖”为有知觉的精灵的观念，到孔子身上却大大地不同。孔子观念中的天，已不是有意志的神明，而是一种流行不息的定理，所以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四时行，百物生”的变化上说明天道，是为哲学上的现象论。他又曾明白地说到祷告的态度，在子路请祷—“祷尔于上下神祇”—的时候，明明表示出祷告是不能愈病的，而有“丘之祷久矣”的拒绝。照《士丧礼》“疾病行祷五祀”之义，子路之请，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而孔子为什么这样严予拒绝呢？我们只要看他所说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如果天是个有意志的神明，难道就不可以用感情去挽回的么？这可以证明孔子所承认的天，已经不是古代宗教上有意志的天了。再看他对于祖宗的观念，也是从求福降祥的宗教意味，变成为报本返始的纪念了。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如”字，明明表出所祭的对象是假设的而不是实有的。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死人是有知觉的，他回答子贡死人有知无知之问，很明白地说：

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祀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死徐自知之，未为晚也。（《说苑》）

在这样模棱的答话中，很可以看出他是不信死人有知觉的；死人既没有知觉，何必祭祀祖宗呢？所以墨子曾经批评他是“无鬼而学祭礼”的虚伪，而孔子却认为是维持伦理的一种方法，叫人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去从事祭祀。后来传他学说的孟子、荀子，都是把原始宗教性的天，变作了人本化的天。这可证梁任公的话是对的。但是后来的儒教，确实成为宗教了。从汉朝尊孔以后，孔子的地位，变成宗教的教主；他所手订的六艺，变为宗教的经典；他所提倡的孝道，也变为宗教的教义；儒释道三教同源之说，便为一般人所承认。从此历代行政元首的帝王，莫不用宗教的仪式，代表全体人民负起祀孔的责任。各处庄严的孔庙，普遍地建立起来，这样，儒教的“教”字，绝不是仅仅教育的意味，而是有宗教的意味了。我们研究这中间的因果，不能不承认是受了阴阳家的影响。从董仲舒揉合阴阳五行的思想来说《春秋》，把孔子看得有点神秘；阴阳家原来保存不少古代的迷信，这种迷信就变成了东汉所盛行的谶纬之学。谶是一种预言，因此孔子也是未卜先知的神化人了。纬是一种迷信，竟承认是孔子所作。再加上三纲五常的提倡，儒教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的护符，而由国家的功令来提倡尊孔。后来宋代的朱熹，继续完成这宗教化的礼教，统制着千余年来人民的生活。质言之，儒教的成为宗教，实始于汉儒，完成于宋学者。

说到道教，也是创立于汉代，一方面附会着老子的学说，一方面摹仿佛教的组织，而有所谓五斗米道的产生。它表面是以老子为教祖，实际上是阴阳家方士派思想所凝成，迎合人民的低级信仰，以治病驱邪长生神仙之说相号召，硬把宗教家的冠冕，加在哲学家的老子头上。读过老子《道德经》的人，谁都可以了解老子是个唯物的机械论者。他所说的道，不是个有意志的神明—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是一个空无所有的抽象的自然。继续发挥老子思想的庄子，他虽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的怀疑，究竟还是个“未始夫未始有始”的玄学者，而不是宗教家。所以认老庄为道教领袖，实是汉以后的事。从张道陵以后，有魏伯阳、葛洪的炼养服食，有陶弘景、寇谦之的经典科教，于是符箓、丹鼎、经谶等派的道教，次第产生而普遍起来。这与佛教的输入，不无相互的因果关系，宋代朱熹所说“二氏固互相仿效”的话，是有理由的。虽然他比较地说到：

佛家偷得老子好处，道家只偷得佛教不好处：理致之见于经典者，释氏为优，道家强欲效之，则只见其敷浅无味。祈祷之见于科教者，道家为优，释氏强欲效之，则只见其荒诞不切矣。

这一番话，未必正确，但是道佛旨趣相同，互相仿效，自是一种事实。

在六朝老佛同重的结果，道教遂驾凌儒教之上。后来唐代以国姓之故而崇老，再以崇老之故而名道家书为经；宋代又集天下道书为《道藏》，道教更见发达，与儒释并行而支配了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此道佛二教，支配着水平线以下的低级社会，儒教则在水平线以上的高级社会中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总之，无论在儒释道三教之中，都隐藏着许多古代多神崇拜的质素。说到这点，不能不提起墨子。墨子的学说，实在是很近于宗教的，他的天鬼信仰，原是古代自然宗教的信仰，以天志为实行兼爱的根据，正与基督教以上帝为爱的根源一样。在春秋战国，独有他是极端的保守古代宗教的，奇怪的很，本不是宗教的儒与道，倒成为宗教，很近宗教的墨子，反而无形地消灭了。但是照我的观察，墨子的宗教精神，并没有消灭，儒释道三教中，都有他的影响在内，我们不能因为墨子学派的形式没有人继续下去，便把他保存古代自然宗教的精神也抹煞了。前面说过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很有许多古代多神崇拜的遗传，这种遗传，与墨子学派实在有密切关系。战国以后，那种天鬼多神的信仰，影响到一般平民的生活中，正与当时阴阳家思想的影响有同样的潜在力，这在大多数人们是不甚了解的，这里我们应该补充说明。

现在要说到佛教。佛教本是从印度输入的，但是不久便成为中国的宗教，与原来的形式有很显著的不同。输入之初，因为种族的关系，不免有种种的争端：先有道佛之争，后有儒佛之争。关于前者如《古今佛道论衡》中所记五岳十八山观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对，与在白马寺内道佛斗法的事，这些固然不足凭信，但后来在佛教历史中所说的“三武一宗”之厄，却大半由于道士所发动的。后魏太武帝因听信道士寇谦之与宰相崔浩的话，以及北周武帝听信道士张宾之，唐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等，乃有坑杀僧尼、毁灭佛寺的惨剧。推究这种争端的原因，由于道教的嫉妒，而不是两教教义的冲突，与民间的宗教信仰未尝发生任何影响；反之，一般人民因佛教频受摧残之故而拥护更力。究竟道佛二教的旨趣相同，仍旧异常融洽，所以像顾欢《夷夏论》中所谓“释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则同，在形而下之器则异，……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则异，在实则合”等议论，却可以代表道教中的一般见解。

关于后者，儒家中也不免有很多反对的理论，如六朝时代的范缜，发表他所著的《神灭论》，予佛教以致命的打击，然究因帝王的提倡，仍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唐宋学者的攻击佛教，如傅奕、韩愈、欧阳修以及宋代理学家等，除了张横渠从研究《楞严经》的结果而从教义上立论外，其他都不过是形式上的攻击。柳子厚所以说韩昌黎的辟佛，不过是罪其迹，“知石而不知韫玉”，这实是对一般辟佛者的确评。但是在拥护与信仰方面，有学者，有帝王，有大多数的人民，如汉末牟子的《理惑论》、六朝时代三教调和的主张，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都是有力的论证。尤其大多数帝王的提倡，与佛教徒宣扬的努力，不但使儒佛二教渐形融洽，更是使佛教日趋发达的重要因素。于是“三教同源”，便成为一般社会的信仰。

说到帝王对佛教的提倡，从汉明帝遣使求佛以后，孙权为康僧会建寺江南，石勒的敬礼佛图澄，苻坚的迎取鸠摩罗什，以及南北朝的帝王，无一不信佛的，尤以梁武帝为最，亲手受戒于惠约，迎达摩于广州，三幸“同泰寺”，寺院多至几千所，可谓佛教全盛时代。此后历唐宋元明大多数帝王，都予佛教推行上以无穷力量，所谓上行下效，其影响于人民的信仰，自是很大。再从僧徒宣传方面观之，在译著事业与求法精神二点，可以见得大概。

译著工作，根据宋赞宁和尚在《高僧传》所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鉴，金石难和……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是有差违……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印印皆同，声声不别”之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时期，大概是西僧主政的，著名的译者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从东晋至南北朝为第二时期，是西僧与华人合作的，著名的译者有鸠摩罗什、觉贤、真谛等人。唐朝至贞元为第三时期，是完全由华人自任的，著名的译者有玄奘、义净等人。佛教经典，经过这些名人的译著，不独介绍，抑多发挥，当时学者既厌倦于注疏词章之空疏，又慑于名僧之学问德业，遂易歧视而为欢迎，变容纳而为皈依。又加以一般高僧之历尽艰辛，西行求法，佛教文化遂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不独中国学术思想中含有不少佛教思想，如宋明理学然，即佛教本身，亦不再是印度之旧，而成为中国的佛教了。尤其从上行下效的原因，使佛教“转迷启悟离苦得乐”之本旨，影响大多数的平民，因为从兵燹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生活，要寻求精神安慰与希望，更容易使“三世因果，善恶轮回”等小乘说素，普遍于民间。于是大多数信佛之人，都本着自私的来生希望，去焚香拜佛，而借以为生活的和尚缁流，迎合这种种心理，寺院庙宇，遍满了全国，既本佛教固有的地狱天堂，又混合着中国古代遗传的多神崇拜，佛教便占着中国宗教上的第一位。虽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尚与智信的居士，而大多数信仰的民众，不能不说是一种多神崇拜的迷信。这种迷信，支配着中国千余年来的人民生活，一直到现在还是具有很大的势力。

这样说来，怎能说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呢？换一方面看，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万物都有神明。从坏的一方面说，这种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时代的，应加以改正。从好的一方面说，中国人民都是承认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对精神修养方面，更有很丰富的经验，古圣贤人对于这方面有过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这也是中国文化上最优越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