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法初入中国，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正史中纪载较详者，为《魏书·释老志》。其文如下：

“汉武……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此说所出，最古者为汉牟融《理惑论》。文在梁僧祐《弘明集》中，真伪未敢断（《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汉太尉牟融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读其内容，则融乃苍梧一处士，流寓交趾。不惟未尝为太尉，且未尝为太守也。书凡三十七节，专务拥护佛法。文体不甚类汉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伪，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其后，文饰附会，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数千同时出家，种种诞说。又造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编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诞说最古者，出《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见唐道宣《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愔、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译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经》真伪，别详第五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九[1]《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2]卷三）。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河北佛教渐以光大。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借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途[3]。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参半耳。

[1] 原误作“《高僧传》卷千”，今改正。

[2] 原误作“《唐代三宝记》”，今改正。

[3] 梁启超原注：《高僧传·佛图澄传》：“石勒问澄：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支咒水上涌，旁僧嘉叹大圣人。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

二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于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高僧传》安传）此叙安威德，盖能略道一二。安值丧乱，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不挠不乱。安十五年间，每岁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安不通梵文，而遍注诸经，妙达深指，旧译讹谬，以意条举，后来新译，竟与合符。安创著经录，整理佛教文献。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后来寺舍咸所遵守。安劝苻坚迎罗什，间接为大乘开基。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直接为小乘结束。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所至风靡。若慧远之在东南，其尤著也。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安，常山人。所尝游栖之地极多，而襄阳与长安最久，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三八五）。自安以后，名僧接踵，或事翻译，或开宗派，其应详述者极多，当于第五章以下分叙，本章惟随举其名耳。惟安公为大法枢键，故稍详述如右。

三

东晋后，佛法大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其在北朝，则苻坚敬礼道安，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集诸僧广译经论。姚兴时，鸠摩罗什入关，大承礼待，在逍遥园设立译场，集三千僧谘禀什旨，大乘经典于是略备。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谶及浮陀跋摩，译经甚多。其从弟安阳侯京声，亦有译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门，圣坚司译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及文成帝兴复之，其后转盛。献文、孝文，并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笃，常于宫中讲经。孝明时，胡太后秉政，迷信尤甚，几于遍国皆寺，尽人而僧矣。魏分东、西，移为周、齐，高齐大奖佛法，宇文周则毁之。隋既篡周，文帝首复佛教，而炀帝师事智顗，崇奉尤笃，在东西两京置翻经院，译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东晋诸帝，虽未闻有特别信仰，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若王导、周顗、桓玄、王濛、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谢敷、戴逵、孙绰辈，咸相尊奉（见《弘明集》卷十一[1]引何尚之答宋文帝问）。及宋，则文帝虚心延访，下诏奖励，谯王义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谢灵运等阐扬尤力。及齐，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相与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称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讲论，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迭相宏奖，佛教于是极盛。陈祚短促，无甚可纪。东晋南北朝及隋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后，儒者始与佛徒哄，前此无之也。两晋南北朝之儒者，对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其在当时，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则道士也。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载诸文，其与道家抗辩者殆居三之一。其中，如刘宋时道士顾欢[2]著《夷夏论》，谢镇之、朱昭之、慧通、僧愍等驳之。南（朝——校补）萧齐时，张融著《门论》，周颙驳之。道士复假融名著《三破论》，刘勰著《辩惑论》驳之。其最著者也，所谓道教者，并非老庄之“道家言”，乃张道陵余孽之邪说，其于教义本一无所有，及睹佛经，乃剽窃其一二，而肤浅矛盾，无一是处。乃反伪造《老子化胡经》等，谓佛道实出于彼，可谓诞妄已极。其壁垒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国民排外之心理，倡所谓夷夏论者，此较足以动人。谢、朱辈本非佛徒，亦起而驳之，于学术无国界之义，略有所发挥焉，盖非得已也。然在南朝则以言论相排挤而已，北朝则势力相劫制。北魏太武帝时，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斗米道教”之寇谦之，荐之魏主，拜为天师，改年号曰“太平真君[3]”。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4]），忽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其诏书所标榜者，曰：“荡除胡神，击破胡经。”其法，则“沙门少长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魏书·释老志》）。我国有史以来，皆主信仰自由。其以宗教兴大狱者，只此一役。元魏起自东胡，犷悍之性未驯也。后四年，浩亦族诛，备五刑焉。魏毁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复之，后转益昌。后七十余年，孝明帝正光元年（五二〇），又再集佛道徒使讨论。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又五十余年，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下诏并废佛道两教，寻复道教。越十年（大象元年），并复之。然此役仅有遣散，并无诛戮云。计自佛法入中国后，受政府干涉禁止者，仅此两次[5]，时皆极短，故无损其流通，其间沙汰僧尼，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护不替也。

佛教发达，南北骈进，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勿误会）。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质言之，即老庄哲学也。其张道陵、寇谦之之妖诬邪教，南方并不盛行。其与释道异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若崔浩焚坑之举，南人所必不肯出也。南方帝王，倾心信奉者固多，实则因并时聪俊，咸趋此途，乃风气包围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恶为兴替也。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宋文帝时，僧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而文帝亦乐观之，每得一札，辄与何尚之评骘之。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帝不谓然也，自为短简难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赞成缜说者亦四焉。在东晋时，“沙门应否敬礼王者”成一大问题。庾冰、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持之甚力。慧远不为之屈，著论抗争，举朝和之，冰、玄卒从众议（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高僧传》及两《弘明集》，原文不具引）。诸类此者，不可枚举。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觏也。若北方，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无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希。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五胡以后，我先民之优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实，非根于我国民性也。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其发达之速实可惊。《释老志》尝列有简单之三度统计，今录如下：

9原误作“承明元年四七六”，今据《魏书·释老志》改正。

10原误作“七七·三五〇”，今改正。

原误作“一二·七二七”，今改正。

原误作“兴和二年（五四〇）”，今改正。

前后七十三年间[6]，而寺数由六千余[7]增至三万，僧尼数由七万余增至二百万，以何故而致此耶？试检《释老志》中所记当时制度及事实，可以知其梗概。志云：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沙门统’（僧正）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和平初，昙曜奏：‘民有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8]供诸寺洒扫。’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9]……永平四年，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卷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传委‘维那’（僧职）、都尉[10]，可令刺史共加监括。”

“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

“神龟元年，任城王澄奏曰：‘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据此，可见当时制度：（一）有各种僧职，权力极大，最高者为“沙门统”，其下有“州统”、“都维那”、“维那”等。（二）僧侣有治外法权，非犯杀人罪不到法庭。（三）挂名寺户可避徭役。（四）犯罪者及奴婢，凭借教力，可免罪为良。（五）假立寺名，可以侵占田宅，猥滥横暴，至于此极。佛法精神，扫地尽矣。其帝室营造之侈靡，犹令人惊骇，就中若灵岩石窟、伊门石窟，若永宁寺，据《释老志》、《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洛阳伽蓝记》诸书所载，略可追想一二。使其至今犹在，或可大为我国建筑学上一名誉纪念，然当时民力之凋敝于此者，亦殊不让罗马教皇之营彼得寺也。至今过伊门、龙门间，睹石像攒若蜂窠，即在琉璃厂[11]求魏齐造像拓片，广搜之犹可得数千种，此实当时佛教兴隆之遗影留传今日者，而无数之罪恶苦痛即隐于其背后。此唐韩愈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议。虽庸妄可笑，抑亦东流极敝反动使然也。南方佛教，此弊固亦所不免，然其兴也，不甚凭借政治势力，以视北方，清明多矣。以上叙佛教黑暗方面略竟，今还叙其光明方面。

[1] 原误作“《弘明集》卷五”，今改正。

[2] 原误作“顾宽”，今改正。

[3] 原误作“太一真君”，今改正。

[4] 原误作“四四五”，今改正。

[5] 此说不确。唐武宗时也曾发生过毁佛运动。

[6] 原误作“六十四年”，今改正。

[7] 原误作“七千余”，今改正。

[8] 原作“供诸寺洒扫”，首脱“以”字，今补。

[9] 原作“遍于州镇”，末脱“矣”字，今补。

[10] 原脱“都尉”两字，今补。

[11] 厂，原误作“庙”。

四

从中国佛学史大量观察，可中分为二期：一曰输入期，两晋南北朝是也。二曰建设期，隋唐是也。实则在输入期中，早已渐图建设，在建设期中亦仍不怠于输入，此不过举其概而已。输入事业之主要者，曰西行求法，曰传译经论，具详第四、第五章两章。建设事业，则诸宗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今欲使学者得一简明之概念，且略知各部分事业之联络，故以极简单之文句，先述如下（其有重要资料不能入以下诸章者，则于此处稍为详叙，望读者通前后参错观之）。

印度佛教，先有小乘，后有大乘，中国亦不逾斯轨。然小乘之行于中国，时期甚短，势力亦弱，非如印度西域之以小乘为正统、而大乘为闰位也。后汉、三国所译经典，虽小乘较多，然大乘亦已间译。至两晋以后，则以译大乘为主业。诸大乘经中，方等先昌。支谶之《般舟三昧》，佛调之《法镜》，支谦之《维摩》、《首楞》，法护之《宝积》、《大集》、《普曜》，皆其先河也。般若之兴，亦略同时。支谶之《道行》，法护之《光赞》，叔兰之《放光》，罗什之《摩诃》，皆其选也。此两部分，皆起于西历二世纪中，而发达于四世纪末。《法华》之来，则在四世纪，法护、罗什前后两译。《涅槃》、《华严》最晚出，昙谶、佛驮所译，皆在五世纪初元。至五世纪初元，而大乘要经略备，小乘之《四阿含》亦次第完成，译事告一段落焉。道安，此方弘法之祖也，遍注诸经，而犹精《般若》，可谓“空宗”最初之建设者。其弟子慧远，在庐山结莲社念佛，今之“净土宗”尊为初祖焉。罗什入关，气象万千，后此大乘之“三论宗”、小乘之“成实宗”，皆于此托始。其弟子僧肇、僧睿、道生等，皆为一时龙象。自此以前，为输入全盛、建设萌芽之时期。

在此时期中，有两种事实，颇足资研究兴趣者。其一，则小乘派殆无反抗力也。印度大乘初起，其与小乘之对抗极烈。即在今日之日本尚有持“大乘非佛论”者，独我国则大乘一至，靡然从风。其持小乘以非毁大乘者，今所考见，才得数人。一、慧导疑《大品般若》。二、昙乐非拨《法华》。三、僧渊诽谤《涅槃》。四、竺法度禁一切大乘经典，不听读诵（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末两篇）。僧睿著《喻疑》篇，专为当时疑《涅槃》者而发。中有言曰：“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舋流于秦地。”可知当时西域诸僧在中国者，非无反抗大乘之人，特力不足以张其军耳。其二，则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也，朱士行读《道行般若》，知其未尽，矢志往求（《高僧传》本传）。道安订正旧译诸经，其后罗什重译，适与冥合，初无乖舛（《魏书·释老志》）。凡此之类，具征深智。道生尝叹：“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于是校练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笼罩旧说，剖析佛性，洞入幽微，说阿阐提人（译言多贪）皆得成佛。于时《大涅槃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迕众。旧学僧党，讥忿滋甚，摈而遣之。俄而《大涅槃》至，果言阐提有佛性，与生说若合符契（《出三藏记集》卷十五[1]）。吾读此等记载，发生两种感想。其一，可见我先民富于“研究心”，虽于其所极尊仰之经典，并非一意盲信。其二，可见我先民有创作之能，虽于所未闻之学说，而精思所运，能与符契，后此能蔚然建设“中国的佛教”，盖有由矣。以上为东晋之重要事业。

印度大乘性、相两宗，罗什传来者则性宗也，而相宗则未之闻。梁陈之交，真谛创翻《摄论》、《俱舍》，法泰、智恺最能传其业，于是开大乘之“摄论宗”与小乘之“俱舍宗”。“摄宗”即后此“法相宗”之前驱也。世亲依《华严·十地品》作《十地经论》，元魏时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之。北齐惠光治之最明，于是创“十地宗”，即后此“华严宗”之前驱也。以上为南北朝之重要事业。

自罗什译《中》、《百》、《十二门》三论，后百余年间传习极盛，至隋吉藏（嘉祥大师）大成之，创“三论宗”。此宗入唐转衰，其一部分入“天台宗”，一部分入“禅宗”焉。自《法华》、《涅槃》输入后，研究极盛，六朝时有所谓“法华宗”、“涅槃宗”者。至隋智顗（智者大师）神悟独运，依《法华》创“四教五时”之义，立止观之法，学者以顗居天台，名之曰“天台宗”。其后唐湛然（荆溪）益大弘之，中国人前无所受而自创一宗者，自“天台”始也。此为隋代之重要事业。

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十有七年，归而译书千三百卷，为我学界第一恩人。而其所最服膺者为戒贤显识之论，于是大阐之，立“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其弟子窥基最能传其学，基住持慈恩寺，故此宗或称“慈恩宗”焉。自“十地宗”成立以后，华严研究日盛，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叉难陀重译《华严》，乃大阐扬之，立“华严宗”，亦可谓中国自创之宗也。此后宗密（圭峰）、澄观（清凉）盛弘其业。自慧远提倡念佛，至唐善导大成之，是为“净土宗”。自道安提倡戒律，至唐道宣[2]大成之，是为“律宗”。自唐善无畏、金刚智传授密咒真言，是为“密宗”。此诸宗皆盛于唐，而其传最广而其流最长者，则“禅宗”也。相传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心心相传，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达摩以梁时至中国，更不译经说教，惟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语言文字，号为“禅宗”，亦称“心宗”。其徒南岳让、青原思传之，后为衍为“云门”、“法眼”、“临济”、“沩仰”、“曹洞”之五宗，数百年间，遍天下焉。此宗虽称来自印度，然自六祖以前，既一无传布，则虽谓中国自创之宗焉可耳。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皆极盛于唐，彼三者称“教下三家”，禅宗则称“教外别传”，此为唐代之重要事业。

以上诸宗，实为我国佛学之中坚，吾将于下卷各著专章以论之，此不过举其名而已。通计佛教盛于中国前后将及千年，法海波澜，不无起伏。最初输入小乘，墨守所谓“三法印”，即“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教，以尘世为可厌，以涅槃为可乐。既而闻方等般若之说，谓涅槃真空。既并涅槃而空，则乐涅槃者丧其所据，此慧导、昙乐之徒所为大怖而盛诘也。般若昌明以后，空义既闻而习之矣。及《法华》、《涅槃》传来，又明佛性不空。浅根闻之，疑非佛说，故道生阐提成佛之论，旧学指为邪说，集众而摈之也。诸大经次第都来，群疑亦既涣释。而“相宗”之入，犹滋疑议。所以者何？诸宗所说皆当今世西欧哲学所谓“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相宗所说，则当其所谓“认识论”之一部分也。前此既未之闻，而其所用“因明”又为外道所同用，其论心物之法，又与小乘之《俱舍》相翼辅，重以繁重艰深，不易明习，则厌而蔑焉。故法泰“屡演《摄论》，道俗无受”（《高僧传》[3]本传）。直至奘师归来，乃始大昌，而数十年后已莫能为继也。教下三家，鼎立盛行，诸经义解，发挥略尽，然诵习愈广，渐陷贫子说金之讥，故禅宗出而荡其障。惟密传心印，取信实难，呵佛骂祖，滋疑尤众，故六祖得法黄梅，十年乃布，而荆溪著《金刚錍》以非难之。自比于距杨、墨，新说推行之不易，自古然矣。及夫两榦开基，五花结实，禅宗掩袭天下而诸宗俱废，公案如麻，语录充栋，佛法于兹极盛，而佛法即于是就衰矣。

[1] 原误作“卷十七”，今改正。

[2] 原误作“唐道安”，今改正。

[3] 当作《续高僧传》。

五

唐以后殆无佛学。唐以后何故无佛学耶？其内部之原因，则禅宗盛行，诸派俱绝。踞座棒喝之人，吾辈实无标准以测其深浅。其外部之原因，则儒者方剽窃佛理，自立门户，国中上驷咸趋此途，而僧界益乏才。若在宋代求佛教史上有价值之人，吾惟数一延寿（永明禅师），倡“禅净合一”之教，“净宗”复兴，实受赐焉。戒环（温陵）之理解，抑其次也。元代师礼蕃僧，颇兴密教，其于显说，则未有闻。有明末叶，莲池（袾宏）、交光（真鉴）、妙峰（福登）、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先后崛起，斯道称中兴焉。入清转衰，清诸帝虽皆佞佛，然实政治作用，于宗教无与，于学术益无与也。清僧亦无可特纪者，惟居士中差有人。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

附录

佛教大事表

表例：一、表至唐末而止，以后无大事也。

二、年代用西历，省混杂，便省览，惟诸帝纪元仍附注于下。

三、年代不能确考者，下附疑号（？）。

原误作“太一真君七”，今改正。

原误作“《众经目馀》”，今改正。

原误作“虽陀译”，今改正。

原误作“密谛”，今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