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过这些假装虔诚的骗人外表，靠上了僧侣。他暗中受到自由党的支持，又受到教会的保护，一直保持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他不断与省内的贵族竞争，目的是要搞垮贵族，后来他果然将贵族搞垮。他时时刻刻留心贵族老爷们和政府犯下的错误，靠着资产阶级的帮助，实现了本来贵族、贵族院和内阁准备倡议和领导的各项改革。由于法国掌权人物之间荒唐可笑的相互嫉妒，贵族、贵族院和内阁反倒阻碍了这些改革的实现。在神甫事件中，在修建剧院事件中，在杜·布斯基耶预见到的各种扩大发展问题上，立宪主张总是占上风。杜·布斯基耶要自由派去提出这些倡议，他则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加入进来，以对当地有好处为理由，支持自由派。杜·布斯基耶使全省实现了工业化。出于对居住在布列塔尼大道的那些贵族的仇恨，他加速了外省的繁荣。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准各着对拥有城堡的人，特别是对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进行报复。有一天，他几乎可以将毒汁四溅的匕首刺进这些人的胸膛。他出资扶植起了阿朗松针钩花边的手工作坊；他振兴了布匹贸易，他使城市有了一个纺织厂。杜·布斯基耶这样将自己与大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很得人心。他做的都是君主政体丝毫不干的事情，实际上他一个里亚的风险也不担。反正有他的财产作靠山，他可以等待别人搞出成果来。经手人由于手头拮据，常常不得不把成果放弃，转卖给走运的接手人。杜·布斯基耶则摆出银行家的架势，将这些成果一一买下。这个小号的拉斐特1满有把握地将各种新发明都用定货形式定下来。他自己大发其财，一面还给公众做了好事。他是成立保险公司的主使者；是公共车辆新企业的保护人，他提议写请愿书，要求国家管理部门修建必要的道路和桥梁。这样便将政府置于被告地位，政府认为这简直是对自己权威的冒犯。可是这样的争斗实在很笨拙，因为当地的利益要求省政府必须让步。杜·布斯基耶使外省贵族与宫廷贵族、贵族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总而言之，他为君主立宪派的一大部分人参加《辩论报》和夏多布里昂2先生发起的反对王权的斗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这《辩论报》和夏多布里昂先生，是忘恩负义的以卑劣的个人利害为出发点的反对派，也是导致一八三〇年资产阶级和新闻界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所以杜·布斯基耶和他所代表的人一样，很有福气，亲眼看到了君主政体的柩车走过。

1拉斐特（1767—1844），法国银行家，政治家，自由党议员，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鼓动者和主要受惠者。

2夏多布里昂（1768—1848）从一八二一年起任维莱勒内阁外交部长，一八二四年被国王免职。此后他投入自由党反对派的怀抱，通过《辩论报》掀起反对王权的运动。

在外省，对于君主政体的寿终正寝，人们没有一丝同情。人们对于君主政体已失去好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所罗列的理由还很不全面。杜·布斯基耶这个担当作弥撒角色的老共和党，为了成功地进行报复，一直伪装了十五年。现在，在民众的掌声中，他亲自将市政府的白旗打翻在地。在法兰西，对于一八三〇年八月竖起的新宝座，投以这样陶醉于快乐的复仇之中的目光的，除了他之外，大概没有别人了。对他来说，幼支的登台就是法国革命的胜利1。对他来说，三色旗的胜利就是山岳派的复活。这一次，从行动不象从前那样激烈来说，山岳派将要以比断头台更为可靠的手段打倒贵族。贵族院取消了世袭权2，国民自卫军将街角上的食品杂货商和侯爵安置在同一张行军床上，取消了贵族的长子世袭财产制度3（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律师提出的），天主教会被剥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4，一八三〇年八月各种立法上的新发明，在杜·布斯基耶看来，就是一七九三年那些原则最聪明的实施。自一八三〇年起，这个人就当了税务局长。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他依靠与路易－菲力浦国王的父亲——奥尔良公爵的关系以及与国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前总管福尔蒙先生的关系。他弄到了八万利勿尔的固定收入。

1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王族幼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意味着波旁王朝统治的结束。

2这条法律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过，规定贵族院议员的职务再不得世袭。一个元老死后，由国王根据这项法律规定的某些条件加以挑选，任命新的贵族院议员。

3长子世袭财产制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以前便在几个省份中实行，革命中已经予以取消。拿破仑时代又予以恢复，复辟时期一八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和一八二四年八月十三日国王曾经两次颁布敕令，保留和实行长子世袭财产制。根据议员、前律师那喀索斯的提议，从一八三五年开始，禁止设立新的长子世袭财产，原来已经设立的也限定了期限。

4一八三〇年八月七日，法国议会以二百一十二票赞成、三十三票反对通过决议，取消了以前关于天主教是国教的规定。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法规。

在当地人眼中，杜·布斯基耶先生已经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原则坚定，廉洁正直，乐于助人。多亏了他，阿朗松才加入了工业运动的行列。这工业运动将阿朗松变成了第一个环节，可能有一天，通过这个环节，整个布列塔尼要与人们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东西连接在一起。一八一六年的时候，阿朗松城连两辆干干净净的马车都没有。不到十年的工夫，阿朗松人看见敞篷四轮马车、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双篷四轮马车、有篷的双轮轻便马车和供两人乘坐的轻便双轮马车在街道上奔驰，也不感到惊讶了。资产阶级和产业主，开始时一看见物价上涨就吓得要死，到后来，他们也承认这种涨价对他们的收入有一股金融上的反冲作用了。杜·隆斯雷院长具有预言色彩的那句话：杜·布斯基耶是个很能干的人！已为当地所接受。不幸得很，对于他妻子来说，这句话的意义恰恰相反。

作为丈夫，他与自己扮演的那个出头露面的人、搞政治的人毫无相似之处。这位伟大的公民，在外面那么主张自由，那么和蔼可亲，对当地的事业怀着那样的热情，在家中却专横暴虐，完全缺乏夫妻恩爱。这个如此奸诈、虚伪、狡猾的人，这个瓦诺布勒的克伦威尔，在家里的作法与他对贵族的作法一样：哄骗为的是将其宰杀。象他的朋友贝纳多特一样，他给自己的铁掌戴上丝绒手套。他的妻子没给他生下一男半女，苏珊的话和德·瓦卢瓦骑士的暗示，就这样得到了证实。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乡绅，司法界及《宪政报》所说的教士派，都把错处归在杜·布斯基耶夫人身上。他们说，杜·布斯基耶娶她的时候，她就那么老了嘛！何况不生孩子，对这个可怜的女人又是何等的幸事！到了她那样的年龄，生孩子多危险！在杜·库德赖夫人、杜·隆斯雷夫人面前，杜·布斯基耶夫人哭着透露出她阶段性的失望。每当这时，这些太太们总是对她说：“亲爱的，你疯了！你真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生一个孩子，说不定会要了你的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