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二年，尽管复辟时期给逃亡贵族带来许多好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财产却没有增加。在所有受到革命政府法令打击的贵族中，侯爵受到的打击最大。一七八九年以前，侯爵家族同别的大家族一样，大部分收入来自领地的产权，他们把领地尽可能零卖出去，以便增加他们的领地产权转移税的收入。凡是依靠这种收入的家族，可以说是无可挽回地破产了，路易十八将未拍卖的领地归还给逃亡贵族的法令不能给他们带回来什么；稍后一点，赔偿法案也没有给他们带来赔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被取消的产权已经恢复，被叫做公产，收益归国家所有。侯爵当然属于保王党中绝对不肯同革命党人妥协的一小派，他们管革命党叫做叛党，在议会里则称之为自由党或者立宪派。他们自己被反对党称做极端派，他们的领袖是议会里勇敢的右派演说家，这些演说家如同波利尼亚克1一样，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就设法攻击路易十八钦定的宪章2，认为这个宪章是被环境所迫而颁布的恶法，王室应该加以废除。因此，侯爵远没有同路易十八合作来革新法国的风俗习惯，却袖手旁观，支持纯粹的右派，等待着将他的巨大财富归还给他，甚至不愿意理会维莱勒3内阁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赔偿法；这个赔偿法可以巩固王室的地位，制止不顾法律禁止而继续存在的不幸的产权分割。

1波利尼亚克于一八二九年八月作为极端派领袖担任查理十世的首相，推行极反动的政治纲领。

2宪章于一八一四年由路易十八颁布，规定国家主权由天主赋予国王，但保持了个人信仰和言论自由，因此为极端派所不满。

3维莱勒是极端派的领袖，提出极反动的对流亡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法案。

一八一四年复辟的奇迹，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波旁王室逃亡，接着又第二次复辟的更大奇迹，这个当代历史上传奇似的一页，发生在侯爵六十七岁的时候。到了这种年龄，我们时代性格最高傲的人，如果大革命和拿破仑帝政不使他们垮下来，也已把他们的意志消磨殆尽；他们只能躲在外省的偏僻角落，把他们的行动变成不可动摇的热烈信念，而且他们几乎全体都闭门不出，过着外省无聊的舒适生活。一个政党的主张已经被人称为陈旧保守了，还要由一些老头子来充当其代表，这岂不是最大的不幸吗？再说一八一八年合法的国王似乎已经坐稳了王位的时候，侯爵也曾自问：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到宫廷里去干什么呢？他还能担任什么任务、什么职位呢？因此高贵和傲慢的德·埃斯格里尼翁满足于，而且不能不满足于专制政体和宗教的胜利，同时等待着这个意外胜利带来的后果；这个胜利还在互相争夺之中，目前只能说是停战罢了。于是侯爵继续坐在他客厅的宝座上，他的客厅被叫做古物陈列室是很恰当的。在复辟时期，一七九三年的战败者1变为战胜者的时候，这个原来出于开玩笑所起的绰号，就变得更加富于嘲讽意味了。

1指一七九三年被革命党人击败的旺代党人。

在这座城里，党派的仇恨和竞争，并不比外省别的城市少。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杜·克鲁瓦谢娶了那个起先拒绝过他的有钱的老姑娘，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敌同他竞争；这个情敌是本城贵族的一个宠儿，一位骑士级贵族。按照本城的老习惯，提到这位贵族不必说出他声名显赫的姓氏，只要说出他的贵族头衔便可以了，因此他在本城人人管他叫“骑士”，正如在宫廷里人人管德·阿图瓦伯爵叫“先生”一样。这个婚姻不仅产生了一场外省流行的全副武装的斗争，而且加深了高等贵族和下级贵族之间的分裂和市民阶级同贵族阶级之间的对立；后两个阶级在拿破仑政权的强大压力下曾经暂时联合在一起，现在突然分裂，给我国带来无限危害。

在法国，最明显的国民性就是虚荣。多数人的虚荣心受到损害时就渴望平等；可是最热心的革新者不久就会发觉平等是不可能的。保王党人专门找自由党人心里最敏感的地方去刺痛他们，这种事情在外省尤其多，外省的两个党派经常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指责，可耻地互相诽谤。在政界，人们总是用最卑鄙的手段把公共舆论吸引到自己一边，拼命捞取愚蠢的池座观众的选票，只要你相当乖巧地把武器分派到观众手里，他们就会举起双臂拥护你。这些斗争体现在某几个人身上。这几个人原来为着政见的不同而互相憎恨，不久就变成私人的仇敌。在外省，关于某些问题和个人利害，很难不作短兵相接的斗争，而在首都，这只不过是一般性的理论问题，结果就把首都政治斗争的战士们提高到尊敬他们的对手的水平，例如拉斐特先生或者卡西米·佩里埃1对德·维莱勒先生或者德·佩罗内先生2，还是尊重他们的人格的。拉斐特先生曾经下令向大臣们开枪，可是如果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大臣们到他的公馆去避难，他也会把他们藏在自己的公馆里。邦雅曼·贡斯当送了一本他自己写的关于宗教的书给夏多布里昂子爵，里面附了一封谄媚的信，承认他受过路易十八的这位大臣的好处。在巴黎，人就是政治原则，在外省，政治原则变成了人，而且是一些有恒久热情的人，从来不离开战场，暗中互相窥探，在对方的谈话里找碴儿，象两个决斗的人那样相互观察，拼命造成对方的疏忽，发现对方有丝毫疏忽就把利刃刺进对方的肋骨六英寸深，总之，他们象无情的赌徒那样互相憎恨。讽刺挖苦和诽谤中伤借口是对付党派，实则是对付个人的。

1佩里埃（1777—1832），银行家，自由党议员。

2佩罗内（1778—1854），右派司法大臣，一八三〇年由他签署颁发了违反宪章的四条法令，引起七月革命。

在这场战争里，古物陈列室方面是彬彬有礼而且毫无火气地进行的，而杜·克鲁瓦谢公馆方面则凶狠到使用野蛮人的有毒武器的地步；贵族方面占优势的是巧妙的嘲笑和机智的攻击。要知道，在所有的创伤中，由舌头和眼睛所造成的创伤，由嘲讽和轻蔑所造成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骑士自从放弃了各种人等混杂的交际场所，躲到贵族们的圣殿里以后，就运用他的俏皮话攻击杜·克鲁瓦谢的客厅；他在这场战争的火焰上加了油，而不知道报复的精神会引导杜·克鲁瓦谢的客厅攻击古物陈列室到什么地步。能够进入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的人都是清一色的贵族，他们男子十分忠诚，女子互相了解，都靠得住，因此他们从来不会有不谨慎的言谈。

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高贵的或可笑的，都不会给人拿到把柄，作为笑料。自由党人不得不攻击贵族们的政治行动，借此丑化他们；而中间派的人，就是那些行政官吏和那些向高级权势讨好的人们，却给他们带去自由党人阵营里许多可以作为笑柄的事实和言论。这种明显占下风的感觉，更加助长了杜·克鲁瓦谢的党羽们报仇的欲望。一八二二年，杜·克鲁瓦谢成了本省工业界的领袖，如同德·埃斯格里尼翁是贵族的领袖一样。他们两人各自代表一个党派。不过杜·克鲁瓦谢不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是极左派的领袖，只是大肆张扬地承认他采纳了后来二百二十一议案1的意见。因此他能够把本省司法界、行政界和金融界人士都聚集在他家里。

1见本卷第437页注1。

杜·克鲁瓦谢的客厅至少与古物陈列室旗鼓相当，可是人数更多，更年轻，更活跃，因而能够左右全省；而古物陈列室方面则十分平静，好象是现政权的附属品，它的成员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对现政权有妨碍，因为他们促使现政权犯错误，甚至强迫它犯某些对君主政体有致命危害的错误。在这个不听从自由党支配的省分里，自由党人从来没有一个当选，他们知道，杜·克鲁瓦谢一旦当选，就会坐在中左的席位，尽量靠近极左派。杜·克鲁瓦谢同凯勒兄弟保持业务来往，凯勒兄弟是三个银行家，最年长的一个在左派十九个议员中十分引人注目，这十九个议员是自由党的报纸吹捧得很厉害的政治团体；凯勒兄弟还同德·贡德维尔伯爵有姻亲关系，这位伯爵是根据宪章册封的贵族院议员，在路易十八面前甚为得宠。由于这种种关系，杜·克鲁瓦谢如果能从保王党手里得到相当的票以便构成多数的话，宪政反对派便随时准备在最后关头投杜·克鲁瓦谢的票，而不是投他们表面上拥护的那个候选人的票。每次选举议员，保王党人的头头们以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为首，总是对杜·克鲁瓦谢的一举一动猜测、分析、判断得清清楚楚，最后拒绝投他的票。一再的失败，更增加了他对侯爵个人及其党派的仇恨。使两个党派互相倾轧得尤其厉害的，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圈套的失败。

到了一八二二年，复辟时期头四年十分激烈的斗争，似乎缓和下来了。杜·克鲁瓦谢的客厅和古物陈列室，各自认识了对方的强处和弱点，毫无疑问在等待命运的安排，命运就是党派斗争的神灵。普通人会对这样表面上的平静表示满意，这种平静甚至骗过了政府；可是那些同杜·克鲁瓦谢过从密切的人，就会知道在这个人身上，如同在所有那些专门运用心计的人身上一样，报仇的热情永远不会熄灭，尤其是因为这种热情是建筑在政治野心上的。杜·克鲁瓦谢过去听见德·埃斯格里尼翁或者骑士的名字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提起或听见人家提起古物陈列室就气得直哆嗦，现在呢，他装出野蛮人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对他的敌人笑咪咪的，实际上却越来越憎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他们。他装出下定决心要过安静生活的样子，似乎对胜利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他这种压抑住愤怒来进行暗算的行动，得到他一个党羽的赞助，这个党羽就是法院院长杜·隆斯雷先生，这个人本来是一个乡绅，居然想进入古物陈列室，结果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