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九日下午忽然接到南京热心读者的来信数十封，据说听见纷传中央党部已训令上海市党部勒令《生活》停刊，而所闻的理由则为“该刊带有国家主义派之色彩”。记者执笔时，尚未见市党部有公文来，此事确否，尚未可知，惟蒙许多读者殷勤慰问，热诚极感，敬作数语奉答，藉伸谢意；在本刊只知正义，关于本身的成败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原可不必多赘，惟是非不可不讲，故亦有略加申明的必要。我孤身负全责为本刊奋斗者五年，在我主持中的本刊的一切当然由我负全责；本刊绝对没有什么党派为背景，是我敢负全责声明的，而且也是可从本刊向来的言论上看得出来，不是临时所能凭空文饰的。我个人对于现在所谓国家主义派，愧无深切的研究，不过做刊物编辑的人，对于国内外各党各派的刊物都有浏览的义务，我看所谓国家主义派所出的刊物，常有“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有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标语，这似乎是他们刊物上主要的表现，但翻尽数年来的本刊，请问谁寻得出有过一句这样的话？诚然，本刊未主张立刻就不要国家，尤其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本刊所发表的关于救国的文字更多，但是主张救国，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中亦曾再三郑重言之，如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第一段就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在《民族主义》第三讲劈头就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他在《民族主义》第四讲里更明示我们不得不“救国”的理由，他说：“我们受屈民族，必先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中山先生的这种意思，本刊曾屡有引证与发挥，想读者诸君尚能忆及，如谓有主张救国的言论，便可加上“带有国家主义派之色彩”，这怎么说得通？我个人对于国家的直觉观念，以为所谓国家不过是在世界大同未达到以前，全国的人用来团结图存的一种工具（这当然是指合于大多数民众福利的国家，不是指少数人作为剥削民众工具的国家），只要不做侵略弱小民族的国家，目前先谋救国再进而负起世界主义的责任，并不致趋入帝国主义的狭义国家的歧途上去。这一层理由，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末了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国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发达。”我们须先救中国，俟中国能力充分时才能够负得起救世界的责任。如自己的国先弄得乱七八糟，受人侵略，自救之不暇，何能更救世界？

本刊业务日繁，总务部营业部各方面的同事虽由二三人逐渐增至二三十人，但在社内的编辑撰述方面，至今只有我一个人做独脚戏，此外则全恃社外的投稿，我自己既未加入任何党派，自己至今亦未有任何党派的组织，而本刊又系由我一个人负全责主持，丝毫不受任何机关任何个人的牵掣，所以我敢说本刊是绝对没有任何党派为背景的。不过在投稿者里面，有的是我只见文字而不认识他们本人，他们究竟有无党派，我当然无从知道，但是我只取专家对于专门问题研究的文字，他们从未在本刊上宣传什么党派的主义。

我之言此，并非表示对于任何党派作一概抹煞的轻视，不过本刊确未和任何党派有何关系，是一件事实，我把事实提出来报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