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赞成刘勰对于道家的三品说:
按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太上为宗,寻柱史嘉遁,实为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然而三世弗纪,慧叶靡闻,斯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也。若乃神仙小道,名为五通,福极生天,体尽飞腾,神通而未免有漏,寿远而不能无终,功非饵药,德沿业修,于是愚狡方士,伪托遂滋。张陵米贼,述记升天;葛玄野竖,著传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欤?今祖述李叟,则教失如彼;宪章神仙,则体劣如此;上中为妙,犹不足算,况效陵鲁,醮事章符,设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负山,庸讵胜乎?
——《灭惑论》
不过实际上这三派很不容易分,上品不包括中品、下品是可以的,中品就不能不包括上品,下品就不能不包括上品、中品,倘若历史地看起来,则后来者包括过去者更是自然的事。然而话要说回来了,刘勰的分法是有种批评的、价值的意味的,就批评、价值言,我对于刘勰的分法却便只有赞成了。
考道教之始,只有老庄的无为自然思想和稷下学派的神仙方术思想,联而为一的则是淮南。后来在理论上出了两个大人物,一是后汉作《参同契》的魏伯阳,一是晋朝作《抱朴子》的葛洪,这两个大人物既出,道教的面目才正式成立了。说到萌芽当然很早,老庄本人的思想作了他们理论上的根据不必说,就是在《老子》、《庄子》等著作出现的同时,也就已经有雏形的道教了,在《老子》书中有“致虚守静,长生久视”的话,以及相传广成子告诉黄帝的“毋劳尔形,毋摇尔精,毋使尔星星”便很相似;在《庄子》书中有“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大宗师》);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有“夫圣人鹑居而谷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间,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天地》);长生,真人,神人,仙,也都出来了,所以我说这时已经有雏形的道教了。不过他们还没体系化,又空有设想,还没实际化。我们从演进上看,道教始终是一个能吸收的杂货摊,在汉时已有“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太史公自序》)的办、法,后来便与神仙方士合,与天师道合,与佛教合,甚而与摩尼教合,与基督教合(到了清朝),所以在开始时似乎是冲突者,例如《庄子》上说:“吹咰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彭祖寿考之所好也。”(《刻意篇》)这是为庄子一派人所不满的;又如葛洪说:“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接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释滞篇》)这是不满于老庄的,然而都无碍其终于调和吸收,结果都兼容并包于道家之内。
现在我们谈到李白。因为在他的时代,道教不但到了完成期,而且到了隆盛期,所以他所接受的乃是道教所兼容并包很多的阶段了,就刘勰的三品说,上中下三品,李白可说全都沾染,因为李白有老庄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观,但也有神仙派的炼养服食的实践,同时并服从天师道的符箓。道教的色彩之杂,李白尤其有,先前是有假托太公的阴谋派的了,鬼谷子、苏秦、张仪,都可以说是道家的一支,而李白便也时时以苏、张自况,也常常想贡献奇计。后来道家是搀入佛的成分的了,李白更时常谈禅,并同许多和尚打交道。
我们姑且不从演进上看,也不从不相干的搀杂的成分看,只是就几个根本的概念看,看道教的内容都是什么,以便了解李白的思想基础。
道教的第一个根本概念当然是“道”,“道”是宇宙的一种主宰,是一种超现象界的本体,有时叫“造化”(《淮南子·原道训》:“与造化者俱”),有时叫“太乙”(《吕氏春秋·大乐》篇:“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太一即太乙)。李白也有这种信念,他说:
天地为橐龠,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媾腾精魄。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
——《草创大还赠柳官迪》
“橐龠”这个名词很妙,橐指囊,龠指管,原来是道家的看法,天地生人造物好比一个大洪炉,其中的火焰需要囊管吹动,万物才会被鼓铸起来。这正是形容“道”为宇宙的主宰处。李白又有诗说:
桃李得日开,荣华照当年。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泉。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
——《长歌行》
所谓“大力”,便也是“道”。这种观念,我觉得乃是一种信仰的问题,并不是智识的问题。所以在李白,或者其馀的道教徒,凡是在世事上一方面失望了,或受了压迫了,便以“道”为归宿;因为“道”的力量是超乎现象的、超乎人的、超乎现世的缘故:
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
——《古风》
总枢纽既然操之“大运”,所以小小不然的变动,便毫没有关系的了。
从这种信念出发,遂觉得万物都轻,所以李白有“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金门答苏秀才》),“一身自萧洒,万物何嚣喧”(《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的感觉;同时李白别有一种境界,迥乎不是没有这种信念的人所能够体会的: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山中答俗人》
普通人只知道欣赏这一首诗如何妙出自然,却也感觉到那样无烟火气,然而没想到这有李白的思想基础在,有李白的根本信念在,有李白之由精神教养而陶铸成的整个人格在!
道教的第二个根本概念是这种作为宇宙的主宰的“道”,其性质乃是动的,即所谓“运”是;所以在庄子看古今生死,便认为也不过是大道连续的运行而已,可以不必顾虑,可以不动感情。但是后来的道家对于“道”是动的这概念是接受了,只是对于生死的问题却不一定顺着庄子的结论走。在李白也是这样的。李白的宇宙观即是动的,李白心目中的宇宙是有精神力量在内的,这和陶潜便很不同了,陶潜的宇宙观却是静的,陶潜心目中的宇宙只是物质。不过李白对于生死却并不一定超然。
因为李白的宇宙观是动的,所以他常说“观化”:
贵道皆全真,潜浑卧幽邻(1)。
探玄入窅默,观化游无垠。
——《送岑征君归鸣皋山》
冥机发天光,独朗谢垢氛。
虚舟不系物,观化游江滨(2)。
——《赠僧崖公》
因为李白心目中的宇宙是有精神力量在内的,所以李白对于自然的看法,也便都赋予一种人格化:
肠断枝上猿,泪添山下樽。
白云见我去,亦为我飞翻。
——《题情深树寄象公》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
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夏风与醉客(3),今日乃相宜。
——《待酒不至》
春草如有意,罗生玉堂阴。东风吹愁来,白发坐相侵。独酌劝孤影,闲歌面芳林。长松尔何知?萧瑟为谁吟?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
——《独酌》
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昨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苏台。自古帝王宅,城阙闭黄埃。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
——《对酒》
这样一来,什么白云啦,明月啦,山花啦,流莺啦,东风,春风啦,天地万物,遂无不亲切了。在李白看,白云明月固然像自己一样是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了,但是他自己也何尝不像天地间的一朵白云一样,一轮明月一样?所以他是自己宇宙化,宇宙又自己化了。由前者,我们感到他的旷达,由后者,我们感到他的情深。他说: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独坐敬亭山》
那末,他在人间所得的寂寞的哀感,正是因为有大自然里的亲切的对象给加以补偿了。
宇宙“人化”,人“宇宙化”,这也正是道教的理论使然;原来人和宇宙都是由同一的基础而生的:
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葛洪《至理篇》
又如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五运历年纪》所谓盘古死了以后,呼吸化为风云,声音化为雷霆,左右两眼化为日月,四肢五体化为四极五岳;更有,道教徒所谓自身之肉体,各部分也都有名,并且有神,例如发神叫苍华,字大元,高二寸十分,脑神叫精根,字泥丸,高一寸十分之类……凡此种种说法,高深与粗浅虽然相去很远,但是其把宇宙“人化”,人“宇宙化”却是一致的,李白受了这种思想的洗礼以后,表现在诗里是那样便也毫无足怪了。在道教的范围以内,或者叫我们看了觉得太玄,或者叫我们看了觉得近乎迷信,但是一入于李白的手,表现在文艺中的,我们却只有觉得活泼洒脱,清丽飘逸了。
道教的第三个根本的概念是“自然”。“道”固然是宇宙的主宰了,其性质固然是动的(dynamic)了,但是其具体的表现却就是自然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所以我们明白“自然”,就能多少明白“道”。“自然”是怎么样呢?就是按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大原则而进行的现象而已。李白观察自然,便也是这种看法:
日出东方隅,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日出入行》
“自然”的性质在积极的意义上虽然不容易说,在消极的意义上却是很明白的,这就是不是人为的,不是强制的,所以说“万物兴歇皆自然了”。李白在另一种机会说“一风鼓群有,万籁各自鸣”(《赠僧崖公》),意思也正相似。猛然一看,好像这种思想和道家的第一个、第二个根本概念冲突,因为既然有所谓“道”了,而且是“运行的”了,何以又说万物都是自然了呢?不过仔细一想,这疑团仍然可解,因为他们所谓“道”,根本是非常广泛,非常根本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十三章),就“疏”言,万物都是自然的,好像没有什么拘束着,但就“不失”言,万物这没有什么拘束着的一事都就正是“道”的作用。
从“自然”的概念出发,便又生出几种思想,一是发现了世界之物质的方面,就是人类也不过是物质世界的一种组合,所以李白说:“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二是又由这物质的认识出发,便有一种同归于尽的感觉,不过物质的世界虽然同归于尽,“道”的原理却不跟着消灭,李白所谓“已矣哉!桂华满兮明月辉,扶桑晓兮白日飞,玉颜减兮蝼蚁聚,碧台空兮歌舞飞(4),与天道兮共尽,莫不委骨而同归”(《拟恨赋》),其中的“与”字实在是按照的意思,天道却并不会消灭的;三是由于观察自然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原理,观察自然中春夏秋冬之代谢的消息,推到人事上便是“功成身退”的态度了,《老子》屡言“功成而弗居”(二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九章),李白也时时有这种思想,他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都是这种表现;四是因为主张自然,反对人为,反对强制,于是喜欢真,喜欢淳朴,在《庄子》的《渔父》中有:“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恒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在李白便也同样有致慨于“朴散不尚古,时讹皆失真”(《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的宣言。凡此四端:物质的,同归于尽的,功成而退的,贵真的,都是由“自然”一概念而来的。
道教的第四个根本概念是“贵生爱身”,即宝贵生命,爱惜身体,这是脱胎在很早的道家里的一种思想,他们想种种方法,凡是危害生命,不利身体的事情都要避免,或者除掉,这种思想的骨子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讲得非常实际,所以《老子》上甚而有“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的话,《庄子》上也有“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山木》)的答,并且“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原故在“非所以定身养生”(《让王》),李白承袭了这种思想,所以也常说藏身的道理: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志人贵藏晖。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
——《沐浴子》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拟古》
从“贵生爱身”的立场看,就觉得名很不必要,一则名是身外之物,根本不相干,二则有时名反为生与身之累。在《老子》中已经要提醒人“名与身孰亲”(四十四章)了,后来的道家根本不要名,所以才作隐士。以眼前的酒与身后的名比,李白也是宁要酒不要名的: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行路难》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
——《笑歌行》
对于隐士,李白本身就做过,当然更是赞成之不暇了。
我们于此要注意的是道教之很深的现世的功利的色彩,这种精神却合乎人间味极浓厚的李白。
道教的第五个根本概念便是“神仙”。这是与第四个概念有关连的,从“贵生爱身”,便希望长生,“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吕氏春秋·仲春纪·情欲》),长生的具体化,就是“神仙”了。
在《汉书·艺文志》里,除了道家、房中以外,就还有神仙一项,在其中有这样的话:“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可见当时神仙家的一斑。这里提到“性命”二字,尤其抓到神仙家的根本,这是儒教与道教的大不同处,儒家以为性命是固定的,是没有人力可以作用的馀地的,道家却以为不然,他们认为性命可以改移,所以主张性命双修。到了葛洪,关于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便都完成了,他说:
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万物芸芸,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为无之。
——《论仙篇》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
——《论仙篇》
仙之可学致,如黍稷可播种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
——《勤求篇》
照他的意思是,神仙不能没有,决不能因为自己没见就加以否认,其次是人确能够长生,不过要不劳而获是断断不行的。因此他又讲到实际的方法,实际的方法有三种:
欲求神仙,唯当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
——《释滞篇》
宝精是宝贵人们的精,据道家的意见。人们的精,顺流之可以生儿育女,逆用之便能够返乎婴儿而成仙:
房中之法十馀家……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人欲不可都绝,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
——《释滞篇》
行炁或叫服炁就是呼吸吐纳之法,或服天地阴阳之气,所谓餐霞饮露,服食日丹月黄等是,或服自身之气,其中重要的方法便是胎息:
行炁有数法焉。……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
——《释滞篇》
服一大药,就是金丹:
服药之方,略有千条焉。…一涂之道士,或欲专一交接之术,以规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药,此愚之甚矣。
——《释滞篇》
所谓金丹,又有内外之说,外丹的说法是说用金砂水银,烹炼而成,炼愈久,药力愈大,成仙愈速,其中有太清神丹、九鼎丹、五石散等名色,以太清神丹为最上;内丹之说乃是说用肾水中所含的真阳——铅,心火中所含的真阴——汞,以真气调和此二者而成的,关于后者以《参同契》中所说较详,其要点一在调和精、气、神三宝,又以耳、口、鼻为精、气、神三者之门户,须加以固闭,因为多听邪声就摇“精”,多说话便伤“气”,多看会伤“神”,三者关牢,便应当到僻静地方去,训练没有杂念,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一种精气神调和而得丹的景象;二在颠倒阴阳,在人身中肾是坎,居下,心是离,居上,修炼的方法便在取坎中的真阳,去填补离中的真阴,得到纯阳的乾,丹道便成了。
因为道教是一种宗教,所以不能不有劝善惩恶的意味,所以除了上述方法之外,就还得守一些戒律,做一些好事才行。
话虽如此,求仙学道也不是人人成功的,其中有许多诀窍只能口授,决不公开,因此有志的人还要各处寻访,听高明的指教,用他们的术语,就是需要“访道”。受道的时候,则往往受一些符箓,《隋书·经籍志》有:“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授《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内,文章诡怪,世所不识。”
我们试和李白的行径一对照,他便的确是按着做了的。神仙的有无吧,不用说李白是肯定的,而且时时在羡慕着: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从“贵生”而“长生”,而“神仙”的过程,李白也正是一个好例证: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
——《古风》
在实践上,所谓“吸景驻光彩”就是呼吸吐纳之一了,他说:“相煎成苦老,消燥凝津液”(《草创大还赠柳官迪》),就是说炼丹的火候的,至于他说:“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正是《黄庭内景经》所谓“三叠琴心化胎仙”,这是说血脉和平之极,圣胎结出,便可以夺造化之功而成仙的光景,所谓“内丹”是。李白又讲“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留别广陵诸公》),则是“外丹”。馀如“访道”和“受箓”,李白也都孳孳不倦,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了。
道教的五大根本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身和神仙,都处处支配着李白,所以我说李白是一个忠实的道教徒,大概是没有错的了。
我们试着道教演进的趋势,则可以见出是由抽象的而为具体的,由比喻的而为实事的,由玄学的而为科学的,由天上的而为人间的。道教的精神最合乎国人,《南史·顾欢传》有:“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今以中夏之姓(5),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育妻孥(6),上绝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礼犯顺,曾莫之觉,弱丧忘归,孰识其旧。……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尊,此二法之辨也。”这话就是偏袒道教的。道教的兴起,无疑的是有一种“本位文化”的意味在内,所以它处处和佛对抗。我觉得它之最合乎中国人的口味者,乃在其肯定生活。道教非常现世,非常功利。有浓厚的人间味,有浓厚的原始味。我说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
【注释】
(1)《全集》本“浑”作“辉”。——编者注
(2)《全集》本“滨”作“”。——编者注
(3)《全集》本“夏风”作“春风”。——编者注
(4)《全集》本“飞”作“稀”。——编者注
(5)《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姓”作“性”。——编者注
(6)《南史》“育”作“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