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旅游的人坐在弗雷迪酒馆的酒吧柜前；弗雷迪在侍候他们。其中一个是个子很高、很瘦的阔肩膀男人，穿着短裤，戴着厚镜片眼镜，留着仔细修饰的、细细的浅棕色小胡子。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女人，金黄的鬈发剪得短短的，像男人的发式，肤色不好，脸和体形像个女摔跤手。她也穿着短裤。

“啊，胡吣，”她在跟第三个游客说；他有一张有点浮肿的泛红的脸，留着赭色小胡子，戴着一顶白布帽，帽上有个绿赛璐珞遮阳帽舌；他说起话来，嘴唇有个动得有点儿怪的习惯动作，好像他在美滋滋地吃什么太烫的东西。

“多迷人啊，”那个戴有绿色遮阳帽舌的帽子的男人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把这个表达方式真正应用在交谈中。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陈旧的词儿，人们在印刷品上——呃——在滑稽画报中，才看到它，可是从来没有听人说过。”

“胡吣，胡吣，双料的胡吣，”那位女摔跤手似的太太突然施出更大的魅力说，不惜让他看到她的尽是赤包的脸的侧面。

“多美啊，”那个戴帽子上有绿色遮阳帽舌的男人说。

“你说得真漂亮。这种表达方式最早是从布鲁克林[布鲁克林（brooklyn）：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区。]传出来的吗？”

“你千万别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她是我太太，”那个高个子游客说。“你们两人见过吗？”

“啊，去他的胡吣，双料去他的遇见他，”那个妻子说。“你好！”

“不怎么坏，”那个戴有绿色遮阳帽舌的帽子的男人说。“你好吗？”

“她干得可出色哩，”那个高个子说。“你应该看到她的作为的。”

就在这时候，哈里走进来了；高个子游客的妻子说：“他不是呱呱叫吗？那正是我想要的。把那买给我吧，老公。”

“我可以跟你说话吗？”哈里跟弗雷迪说。

“当然行。尽管讲，你爱说什么都行。”高个子的妻子说。

“闭嘴，你这骚货，”哈里说。“到后面来，弗雷迪。”

蜜蜂嘴在后面，等在桌子旁。

“你好，大亨，”他跟哈里说。

“闭嘴，”哈里说。

“听着，”弗雷迪说。“别拌嘴了。你不能那样用脏话骂我的顾客。你不能在这样一个正派的酒馆里骂一位太太骚货。”

“是个骚货，”哈里说。“听到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得了，不管怎样，别当着她的面这么骂她。”

“好吧。你拿到钱了吗？”

“当然，”蜜蜂嘴说。“我干吗会拿不到钱？我不是说过我会拿到钱的吗？”

“咱们来点点数。”

蜜蜂嘴把钱递过去。哈里数了数，十张一百块的，还有四张二十块的。

“应该是一千二。”

“扣去我的佣金，”蜜蜂嘴说。

“听我说，拿出来。”

“不行。”

“拿吧。”

“别不讲道理。”

“你这个下流的小气鬼。”

“你这大恶霸，”蜜蜂嘴说。“别动坏脑筋，想用强横手段从我手里硬把钱拿走，因为我没有带到这儿来。”

“我明白了，”哈里说。“我原该想到的。听着，弗雷迪。你认识我好久了。我知道船值一千二。这就是说，还缺一百二。收下钱吧，只能为一百二和租金冒冒险了。”

“那是三百二十元呢，”弗雷迪说。要他决定拿这个数字冒险，他好不痛苦，所以他在盘算的时候，直淌汗。

“我家里还有一辆汽车和一个收音机，抵得上这个数目的。”

“我可以为这笔交易写一份凭证，”蜜蜂嘴说。

“我不要什么凭证，”弗雷迪说。他又在淌汗了；他说话的声音犹犹豫豫。接着他说：“好吧。我冒一回险。不过，看在基督分上，小心照看那艘船，行不行，哈里？”

“就像它是我自己的一样。”

“你丢掉了你自己的，”弗雷迪说，仍然在淌汗，他的痛苦这会儿被对那件事情的记忆加强了。

“我会小心照看它的。”

“我会把钱放在银行里我的保险箱内，”弗雷迪说。

哈里望着蜜蜂嘴。

“那是个好地方，”他说，龇牙咧嘴地笑了。

“酒吧间服务员，”有人在前面喊叫。

“是叫你，”哈里说。

“酒吧间服务员，”声音又传来了。

弗雷迪走出房间，到前面去。

“那个人侮辱我，”哈里可以听到那尖嗓子在说话，可是他在跟蜜蜂嘴谈话。

“我会把船停在这条街前面的码头上。离这儿不到半条横马路。”

“行。”

“就这样。”

“好吧，大亨。”

“别管我叫大亨。”

“不过，你还是喜欢。”

“我从四点起就会在那儿。”

“还有别的什么事儿？”

“他们得用强硬手段制服我，懂吗？我对这事儿什么也不知道。我正在摆弄发动机。我在船上没有准备一点儿出门用的东西。我从弗雷迪那儿租船是为了供人钓鱼。他们得拿着手枪逼着我开船；他们还得斫断缆绳。”

“弗雷迪那方面怎么办？你租他的船并不是去钓鱼。”

“我会告诉弗雷迪的。”

“你还是不说的好。”

“我会的。”

“你还是不说的好。”

“听着，自从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就跟弗雷迪一起做买卖。我两次跟他合伙；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纠纷。你知道我为他经手过多少货。在这个小城里，只有他这个狗娘养的我愿意信任。”

“任何人我都不愿信任。”

“你是不愿意。你有了那些经历以后，是不会愿意的。”

“别谈我。”

“好吧，去见你那帮朋友吧。你的借口是什么？”

“他们是古巴人。我在路边餐馆的门前遇见他们的。其中有一个要兑现一张保付支票。这有什么不对头？”

“你没有察觉什么吗？”

“没有。我告诉他们在银行见我。”

“谁给他们开车？”

“坐出租汽车。”

“开车的会认为他们是什么人，小提琴手吗？”

“我们会找一个不想的。在这个小城里，多的是不会想的人。瞧，艾佐兹就是。”

“艾佐兹挺机灵。他只是说话滑稽罢了。”

“我要他们找一个蠢头蠢脑的。”

“找一个没有孩子的。”

“他们都有孩子。什么时候见过一个没有孩子的开出租汽车的？”

“你这该死的坏种。”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蜜蜂嘴跟他说。

“你也永远不会。来吧，让咱们离开这儿。只要跟你待在一起，就叫我恶心。”

“也许是你叫人恶心。”

“你能从谈话中发现他们吗？”

“你不能把你的嘴糊上纸吗？”

“那就糊上你的嘴吧。”

“我要去喝一杯了，”哈里说。

三个游客坐在外间前面的高圆凳上。哈里走到酒吧柜前的时候，那个女人转过脸去不看他，表示厌恶。

“你要什么酒？”弗雷迪问。

“那位太太喝什么？”哈里问。

“自由古巴[自由古巴（cuba liber）：一种用朗姆酒、酸橙汁和可口可乐调制的鸡尾酒。]。”

“那给我来杯纯威士忌。”

那个留着浅棕色小胡子、戴着厚镜片眼镜的高个子游客，把他那张直鼻梁的大脸向哈里伸过去，说：“嗨，你这么跟我太太说话是什么意思？”

哈里把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跟弗雷迪说：“你经营的是哪一种酒馆？”

“它怎么样？”高个子说。

“别发火，”哈里跟他说。

“你跟我玩这一套可不行。”

“听着，”哈里说。“你上这儿来是休养和强身的，对不对？别发火。”接着他走出去了。

“我该揍他的，我想，”那个高个子游客说。“你怎么想，亲爱的？”

“我希望我是个男人，”他妻子说。

“那么壮实的身体，你对付不了的，”那个戴有绿遮阳帽舌的帽子的男人对着他的啤酒说。

“你在说什么？”高个子问。

“我说，你可以查到他的姓名和地址，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你对他的想法。”

“嗨，不管怎么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干什么，拿我开玩笑吗？”

“管我叫麦克沃尔赛教授好了。”

“我叫劳顿，”高个子说。“我是作家。”

“我为见到你感到高兴，”麦克沃尔赛教授说。“你经常写作吗？”

那个高个子四面张望。“咱们离开这儿吧，亲爱的，”他说。“人人不是侮辱人，就是胡说八道。”

“这是个奇怪的地方，”麦克沃尔赛教授说。“确实迷人。人们管它叫美国的直布罗陀；它在埃及的开罗南面三百七十五英里。这地方是它的一部分，可是现在我有时间来看看的只有这一部分。不过，是个好地方。”

“我明白了，你确实是位教授，”那太太说。“你知道，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宝贝儿，”麦克沃尔赛教授说。“不过，现在我得走了。”

他站起身来，走出去找他的自行车。

“这儿的人个个是疯子，”高个子说。“咱们再来一杯怎么样，亲爱的？”

“我喜欢那教授，”那位太太说。“他的风度优美。”

“另一个家伙——”

“啊，他的脸相长得美，”那位太太说。“像个鞑靼人，或者像那种跟鞑靼相近的人。我希望他别老是侮辱人。他的脸看起来有点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gengis khan，1162—1227）：名铁木真，蒙古汗国创建人，元朝建立后，被追尊为元太祖。]。哟嚯，他个儿真大。”

“他只有一条胳膊，”她丈夫说。

“我没有注意，”那位太太说。“咱们再来一杯怎么样？我拿不准下一个是谁来！”

“也许是帖木儿[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帖木儿帝国创建者，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出身，暴卒于东侵中国途中。]，”做丈夫的说。

“哟嚯，你受过教育，”那位太太说。“不过，那位像成吉思汗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干吗那位教授喜欢听我说胡吣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作家劳顿说。“我再怎么也不知道。”

“他看来似乎喜欢我这个人的真面目，”那太太说。“唷，他真棒。”

“你可能会再见到他的。”

“你任何时候上这儿来，都会看到他的，”弗雷迪说。“他住在这儿。他到现在为止已经住了两礼拜了。”

“那另一个说话那么粗鲁的人是谁？”

“他？啊，他是住在这一带的一个家伙。”

“他是干什么的？”

“啊，什么都干一点儿，”弗雷迪跟她说。“他是个捕鱼的。”

“他是怎么丢掉一条胳膊的。”

“我不知道。反正他那条胳膊受了伤。”

“哟嚯，他真美，”那位太太说。

弗雷迪笑了。“我听说过别人对他有许多说法，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说他的。”

“你不以为他的脸相长得美吗？”

“别生气，太太，”弗雷迪跟她说。“他的脸长得好像一块火腿上长着一个断鼻梁的鼻子。”

“唷，男人真蠢，”那位太太说。“他是我梦中的情人。”

“他是恶梦中的情人，”弗雷迪说。

在这段时间里，那位作家坐在那儿，除了他在赞赏地望着他妻子的时候的表情外，脸上总是呈现出一副蠢相。不管是谁，只要娶了个那种模样的老婆，他就不得不做作家，或者联邦应变救济署的人员了，弗雷迪想。上帝啊，她不是糟透了吗？

就在这时候，艾伯特走进来了。

“哈里在哪儿？”

“在码头上。”

“谢谢，”艾伯特说。

他走出去；那位太太和作家继续坐在那儿；弗雷迪呢，站在那儿，担心那艘船，还想着他整天站着，两条腿受到的伤害可着实不小。他在水泥地上放上一个格栅垫，可是看来没有多大用处。他的两条腿一直在痛。不过，他做的是桩好买卖，不比这个城里哪一个的差，而且酒馆的管理费比较低。那个女人确实蠢头蠢脑。是哪一种男人居然会挑中一个这样的女人共同生活的？哪怕你闭上了眼也不至于要啊，弗雷迪想。勾勾搭搭也犯不上嘛。可他们还是在喝混合饮料。价钱贵的饮料。反正这是好事嘛。

“是，先生，”他说。“马上来。”

一个脸晒得黑黢黢、头发浅棕色、体型挺好的男人走进来，他穿着捕鱼人的条子衬衫和卡其短裤，带着一个漂亮的深色皮肤姑娘；她穿着白色的薄羊毛套衫和深蓝色宽松长裤。

“唷，这不是理查德·戈登吗，”劳顿说，站起身来，“还有可爱的海伦小姐。”

“你好，劳顿，”理查德·戈登说。“你看到过一个有点儿像醉鬼的教授在这儿逗留过吗？”

“他刚出去，”弗雷迪说。

“你要来杯苦艾酒[苦艾酒（vermouth）：又名味美思，下文所说的法国苦艾酒，无甜味；意大利苦艾酒，有甜味。两种苦艾酒都大量用于鸡尾酒。]吗，亲爱的？”理查德·戈登问他妻子。

“你也要的话，行，”她说。接着，对劳顿两口子说：“你们好。”“给我的那杯要两份法国苦艾酒兑一份意大利苦艾酒，弗雷迪。”

她坐在高圆凳上，两条腿缩在身子底下，望着外面街上。弗雷迪赞赏地望着她。他认为，她是那年冬天基韦斯特岛上最漂亮的外地人。甚至比大名鼎鼎的美人布拉德利太太更漂亮。布拉德利太太有一点儿发胖了。这姑娘长着可爱的爱尔兰人的脸，深色的鬈发几乎披到肩膀上，皮肤光洁。弗雷迪望着她拿着酒杯的棕色的手。

“写得怎么样？”劳顿问理查德·戈登。

“我工作得挺顺利，”戈登说。“你干得怎么样？”

“詹姆斯不干活儿，”劳顿太太说。“他光是喝酒。”

“嗨，那个麦克沃尔赛教授是干什么的？”劳顿问。

“啊，他算是个经济学教授，我想，在度休假年[美国大学中每隔7年一次的、长达一年的带薪假。]或者这一类假期。他是海伦的朋友。”

“我喜欢他，”海伦·戈登说。

“我也喜欢他，”劳顿太太说。

“我先喜欢他，”海伦·戈登快活地说。

“啊，归你就是，”劳顿太太说。“你们这些漂亮的小姑娘总是得到你们想要的。”

“这就是使我们这么美好的原因，”海伦·戈登说。

“我再要一杯苦艾酒，”理查德·戈登说。“来一杯？”他问劳顿两口子。

“干吗不，”劳顿说。“嗨，明天布拉德利两口子举行的大型舞会你去吗？”

“他当然去喽，”海伦·戈登说。

“你知道，我喜欢她，”理查德·戈登说。“她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社会现象都使我感兴趣。”

“哟嚯，”劳顿太太说。“你能跟那位教授一样，说起话来显出受过教育的派头。”

“别得意扬扬地显示你的缺乏教育，亲爱的，”劳顿说。

“难道人们跟一个社会现象上床睡觉吗？”海伦·戈登问，望着窗外。

“别胡说八道，”理查德·戈登说。

“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作家必要的工作的一部分吗？”海伦问。

“一个作家必须什么都知道，”理查德·戈登说。“他不能把他的经历限制在符合中产阶级的标准内。”

“啊，”海伦·戈登说，“那么做作家的妻子要干些什么呢？”

“多得很，我想，”劳顿太太说。“嗨，你应该看到那个刚到这儿来过、侮辱了我和詹姆斯的人。他棒极了。”

“我应该揍他的，”劳顿说。

“他真的棒极了，”劳顿太太说。

“我要回家了，”海伦·戈登说。“你走吗，迪克[迪克（dick）：理查德的昵称。]？”

“我想，我倒愿意在热闹的地区坐一会儿，”理查德·戈登说。

“是吗？”海伦·戈登说，望着弗雷迪的脑袋后面的镜子。

“是的。”理查德·戈登说。

弗雷迪望着她，猜想她快要哭出来了。他希望这事儿别发生在酒馆里。

“你不要再来一杯吗？”理查德·戈登问她。

“不。”她摇摇头。

“嗨，你怎么啦？”劳顿太太问。“你不是玩得挺愉快吗？”

“愉快极了，”海伦·戈登说。“不过，我想，我还是回家去的好。”

“我很快会回来的，”理查德·戈登说。

“别不放心，”她跟他说。她走出去。她没有哭。她也没有找到约翰·麦克沃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