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管子为大理财家，后世计臣多宗之。虽然，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也。
管子言为政之本，首在富民。书中昌明此义者，屡见不一见，今次而论之。
（《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牧民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权修篇》）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
（《立政篇》）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
（《版法篇》）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八观篇》）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国仓空虚，而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故日：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侈靡篇》）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五辅篇》）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
以上所论，皆以发明治国必先富民之义。而陈其理由，约有三端：一曰民贫则散亡不能禁，二日民贫则教育不能施，三曰民贫则法令不能行。而此三者又递相因果，蝉联而至，故管子用是兢兢也。
管子又推原民所以贫之故，略有数因：一日由生产之不饶，二曰由君上之掊克，三曰由豪强之兼并，四曰由习俗之侈靡，五曰由金融之凝滞，六曰由财货之外流。明此数因，而思所以救治之，则管子之经济政策也。
第一节 国民经济之观念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翁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擅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管子曰：“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按：重用谓不妄用也）；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篇》）又曰：“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篇》）又曰：“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侈靡篇》）又曰：“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甲篇》）全书之中，如此之论，不可蝉举。要之管子之言经济也，以一国为一经济单位，合君民上下皆为此经济单位中之一员，而各应其分戮其力，以助一国经济之发达，而挟之以与他国竞。管子一切政治之妙用，皆基于是。今请条举以证明之。
第二节奖励生产之政策
孔子日：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凡善言经济者，未有不首以生产为务者也。昧于经济学理者，往往以金银与富力为同物，汲汲焉思所以积之而奎其出。欧洲前代诸国，蹈此覆辙者，不知凡几也。管子则异是，其言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八观篇》）故管子之政策，惟藉金银以为操纵百货之具，而不肯牺牲国力以询金银。其最要者，则使全国之民，皆为生产者而已。故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轻重甲篇》）又曰：“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篇》）凡此皆以言夫生产之不可以不力也。
夫人生而有自利之心，有自利之心，则自能龟勉以从事生产，以养其欲而给其求。然则有国家者，似宜听民之自为，而无取諰諰（音shai）然代大匠斫(音zhuo)。此说也，实斯密氏一派所张皇以号于众者也。而管子则不谓尔，其言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篇》）又曰：“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乘马篇》）又曰：“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又曰：“不告之以时，则民不知；不道之以事，则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乘马篇》）又曰：“民欲逸而教之以劳，劳教定而国富。”（《侈靡篇》）盖管子之意，以为国家若不有道焉，以干涉之奖励之，则民或惰而不务生产；或务矣，而不知所以生产之道；或知其道矣，而为天然之不平等所限制，不能举自由竞争之实。是故非以国力行之，不为功也。
然则其奖励生产之道奈何？管子曰：
《小问篇》: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五辅篇》: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
《牧民篇》: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瞻，则民营；文巧不禁，则民乃淫。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
《立政篇》：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日：沟读不遂于隘郭，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日：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日：六畜不育于家，瓜瓤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日：工事竟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又：修火宪，敬山泽林教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读，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扶门反）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晓，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所，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五辅篇》：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墙，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肢沟，决潘堵，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
《八观篇》：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晓。以人狠计其野（狠，众也，以人众之多少计其野之广狭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日：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荐，茂草也）。山泽虽广，草木不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征赋），闭货之门也。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日：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日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无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痔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w子矣。故日：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地泽虽博，鱼鳖虽多，同署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日：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以上所举，实管子奖励生产政策之一斑也。其大旨主于尽地利劝农事，与寻常政家之论旨无以异，但其条理极详密耳。夫农为百业之本，无论何国，皆宜重之。况我国为天然农国者哉？虽然，管子非如极端之重农主义，以农业为国民独一无二之职业，宁牺牲他业以行过度之保护者也。通《管子》全书，其言奖励工业者，不可枚举（《轻重》诸篇，其文极多，避繁不录）。而商业又其所最重也，其言曰：“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诸侯之瞰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问篇》）又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乘马篇》）又日：‘一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侈靡篇》。按：本，谓农也，二有商然后可以劝农也）盖管子未尝轻商也，而其政策在以商业操纵天下，故不欲使私人得专其利。此实管子一种奇异之政策，而与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有极相类者，次节别论之。
管子言“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可谓名言。商业为社会所不可缺，然不能谓之为生产事业。全社会之富量，不以商业之有无盛衰为增减也。此义近儒菲里坡维治最能言之，足正斯密之误。
桓公问管子曰：“无可以为有，贫可以为富乎？”管子日：“举国而一则无货，举国而十则有百。吾将以徐疾御之。”（《轻重丁篇》）此其所以神其用者，则商业也。《五辅篇》云：“发伏利，输滞积。”明乎“发伏利”之义，则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备矣；明乎“输滞积”之义，则商业政策备矣。此所以能以无为有，以贫为富也。
第三节均节消费之政策
有生产必有消费，无消费则生产亦不能以发达，此稍治经济学者所能知也。然消费贵与国民富力相应，宜量费其所赢，而毋耗其母财，此勤俭贮蓄主义所以为可尊也。《管子》书中，多为强本抑末之言，非有恶于末业也，恶其长奢侈之风，而将为国民病也，故于崇俭之旨，三致意焉，其言曰：
《八观篇》：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又：商败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
《权修篇》：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贱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按：食，即食之者；寡之食，经济学上所谓消费也。积者，贮蓄也。积多而食寡者，谓所蓄之财产不能自供消费之用也）积寡而食多者，即所谓奢侈也。）
此管子奖励勤俭贮蓄之说也。畴昔之论者，或以为民俗著则所需之物品多，而生产之业，缘此得以发达。若人人音于用财，则贫者无所资以赡其生，于是有奢非恶德之说起焉。殊不知奢俗一行，则一国之财，宜以为生产之资本者，将挥霍而无所余，资本涸，则产业未有能兴者也。管子尝辩之矣，其说曰：
《事语篇》：桓公日：“秦奢教我日：帷盖不修，衣服不饰，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日：“非数也。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
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艳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
虽然，奢与俭无定形，必比例而始见。夫所人二百金而费及百金焉，则为奢矣；所人万金而仅费百金焉，则不为俭而为吝矣。奢固害母财，而吝亦非所以劝民业也。故管子曰：“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然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有道。”（《乘马篇》）货尽者谓母财匮也，事已者谓生产业中止也。夫两者皆非国民经济之福，明矣！管子用是兢兢也。
第四节 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又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管子》一书，于此尤三致意焉。其言曰：“贫富无度则失。”（《五辅篇》）又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侈靡篇》）又曰：“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轻重甲篇》）。又曰：“岁有凶攘，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按：谓以一取十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按：赓犹续也，谓资本不能回复循环也），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按：谓不能调均之，则贫富之悬隔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之不齐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按：钧同均，羡余也），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按：本谓务农，趣读为促），而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国蓄篇》）
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日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借，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美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育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以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略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
其策奈何？管子曰：
《国蓄篇》：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又：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也。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百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按：谓君何以养本也？本谓资本，谓君从何得此资本）谨也，春赋以敛增帛，夏贷以收秋实（房注云：方春蚕家阙乏．而赋与之，约收其增帛。方忧农人闽乏，亦赋与之，约取其谷），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又：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按：此语似极决于经济学理，然当管子时，自有其特别之理由，下文论之），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房注云：秩，积也按：房说非是，当同迭字耳），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
又：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 然，故观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
又：岁适美，则市粜无予（按：谓谷不值钱，故无所予而获粜也），而狗彘（音zhi）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镪，而道有饿民（谓一釜之粟值十镪。然则岂壤力固（本也）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巢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谓民所兴殖之事业，不能偿其所出资本），物适贵则十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管子之言治财多用扩字，注家不得其解。按《说文》“扩”下云：所以皮器也。李善《文选》注云：櫎者，门窗庑之通名。然则櫎也者，物之所凭借也，又物之所以资以流通也，吾求诸今世之名词则经济学上之术语，所谓金融者，即此物也）
《山国轨篇》：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按：轨，盖数量之意），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谓该地之田所产，足供其地民食。而有余者，置币以剂之也。）山田间田，日终岁其食不足于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山田间田所产少，不终其地之民食，察其所不给者若干，置币以补足之）。岁丰年谷登，谓高田（即有余之田轨）之萌（民也）曰：无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扩若干，请为子十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田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振，谓振济振救），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此处当有讹脱，不能悉解其意盖谓于胶田春田之区，各置币以酌盈剂虚。值丰攘之岁，则以币收谷于胶田之区，而随时市诸痔田之区，使以币偿值也寄币者，谓受人所贷之钱也。长加十者，价涨十倍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扩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国奉，盖合于国家法程之意。女有贡中程之帛者，国家宜偿以币，但己出币以买高田之谷，故当收其帛时先给以券，后乃以谷作为币而偿之也）。环谷而应英，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疑有讹脱）。谓大家委费家日：（富家也）“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古代君主游燕则索贡献于富民，此文殆谓是）谓邻县日：“有实者（谷实也），皆勿左右不瞻，则且为人马假其食。”（告各邻各县之民，使勿贱卖其谷。君所至，则人马须借食也。借食必酬以值）民邻县四面皆扩谷，坐长而十倍；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扩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大意盖谓初时将全国货币收之于上，物价自然低落〔、低落时乃散币而收之，物价自腾。腾则复散之也）
又：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按此盖言每季之某数日也，不知所指者为何日），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皆凛之，无费之家，皆假之器械公衣，己无归功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
《山至数》篇：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即价字）十倍，农夫夜寝蚤起，不侍见使五谷十倍，士半禄而死君（言谷价昂，则士所得者多，虽受半禄而肯为君死也）。彼善为国者，不日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日用之，使不得不用。
又：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日：“始取夫三大夫二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日：“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日：“土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货在上，币费在下（房注云：贵，价也）。国谷十倍，数也。万物财物去十二，荚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房注：矩券，常券也）君实乡州藏焉，日某月某日，苟从责者（房注云：责，读为债），乡决州决，故日就庸一日而决。国英出于谷，轨国之荚，货币乘马者也［房注云：言应合受公家之所给，皆予之币，则谷之价，君上权之，其币在下，故谷倍重其有。皮革之类堪于所用者，所在乡州有其数，若今官曹簿账。人有负公家之债，若未招种粮之类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类者，则与其准纳，｛如要功庸者（按：谓力役），令就役一日，除其债责。此盖君上一切权之也。详轻重之本指，摧抑富豪兼并之家，隘塞利门，则与夺贫富悉由号令，故可易为理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按：轻谓价贱，重谓价贵也）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轻重丁篇》：桓公日：“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巢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日：“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枢二十也（五枢为釜，每釜值百钱，故每枢值二十钱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抠二泉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籍，税也）得以五谷获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于仓廪（言君下令使每人纳税三十钱，但照时价以谷代纳，则齐西之民仅出三斗已盈其数，齐东之民须出三釜乃盈其数，是国库可以得每釜十钱之粟也）。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本，资本也；新陈，指谷言），若此则东西相被，远近之准平矣。”
《轻重乙篇》：桓公日：“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日：“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债，此当是釜字），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桓公日：“重之有道乎？”管子对日：“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
《轻重丁篇》：桓公日：“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之富商蓄贾称贷家，以利吾贫萌农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对日：“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耳！”桓公日：“行事奈何？”管子对日：“请使宾青无驰而南，限朋驰而北，宁戚驰而东，鲍叔驰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请号令谓四子曰： “子皆为我君视四方称贷之间，其受息之氓几何？千家以报吾！”鲍叔驰而西，反报日：“西方之氓者，带济负河，范泽之萌也。渔猎取薪蒸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钟，少者六七百钟。其出之，钟也一钟。其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宾胃无驰而南，反报日：“南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之萌也。上研轮轴，下采抒栗，田猎而为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余家。”宁戚驰而东，反报日：“东方之萌，带山负海，若处上断福，渔猎之萌也。治葛缕而为食。其称贷之家，丁惠高国，多者五千钟，少者三千钟。其出之，中钟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曝朋驰而北，反报日：“北方之萌者，衍处负海，煮沫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其称贷之家，多者千万，少者六七百万。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余家。凡称贷之家，出泉参千万，出粟参数千万钟。受子息民参万家。”四子已报，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桓公日：“为此有道乎？”管子日：“惟反之以号令为可。请以令贺献者，皆以锯枝兰鼓，则必坐长十倍其本矣。君之栈台之职，亦坐长十倍，谓以令召称贷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筋。桓公举衣而问日：“寡人多务，令衡籍吾国。闻子之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终其上令。寡人有锯枝兰鼓，其贾中纯万泉也，愿以为吾贫萌，决其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称贷之家，皆齐首而稽颖日：“君之忧萌至于此，请再拜以献堂下！”桓公日：“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剿耙，夏有以决芸。寡人之德子，无所宠。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于心。”故称贷之家日：“皆再拜受。”所出栈台之职，未能参千纯也。而决四方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四方之萌闻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日：“夫垦由发务，上之所急，可以无庶乎？君之忧我至于此！”此之谓反准。
《七臣七主篇》：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房注云：岁既败，凶，虽有义事，不足以行其礼。按：房说谬也。义字乃羡之讹耳。羡，余也。羡与不足对举，书中屡见。败字，疑亦讹，当为岁有贩凶。tr者丰也。」。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房注云：春谷贵，秋谷贱。按：此训虽不甚谬，然管子之意殆不如是。
《轻重乙篇》云：“岁有四秋，而春夏秋冬各居一焉”秋者，即《书经》乃亦有秋之秋，谓成熟也。成熟之时谓之秋，则力作之时谓之春。时有春秋，不外今世学者所谓金融季节）而上不调淫（房注云：淫，过也按：谓调御其过度也），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房注云：得什泊之赢，以弃其本也按：此训非是，谓田商所赢得十百倍于其资本耳）。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誉（房注云：誉限也），皆用此作。
《轻重乙篇》：桓公问于管子日：“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日： “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日：“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不贰，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桓公日：“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日：“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大春农事且作，请以十伍农夫赋招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扩之所作也，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绩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日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
此即管子所谓轻重之说。其一切分配政策，皆由此起，而调御国民经济之最大作用也〔考其枢纽所在，不外操货币以进退百物，盖货币价格之腾落，与物价之贵贱成反比例。而货币流通额之多寡，又与其价格之腾落成反比例。故货币流通之状态，近世学者取泉流布布之义，名之曰金融，即管子所谓财扩者是也。金融之或宽或紧，同一地也，因时而有差别；同一时也，因地而有差别。其原因皆各有所自来，而其结果则影响于国家财政与全国民生计者，至捷且巨。故今各国大政治家之谋国，未有不致谨于此者也。而中国能明此义者，阙惟管子。管子知货币之为物，凡以供交易媒介之用。其数量不能太少，亦不可太多也，故先斟酌全国所需货币知多少，准其书而铸造之，命之曰公币。
《山国轨篇》所谓“谨置公币者”是也。然则全国所需货币多少，何从测之？管子以为货币之职务，在于为百物之媒介而已，综稽全国民互相交易之物品，共有几何？其总值几何？则其所以媒介之之物应需几何？略可得也。故先察一国之田若干，其所产谷若干，复举一国所有谷类以外之一切器械财物（如《山至数篇》所举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等），而悉簿籍之。准其数以铸币，则币常能与国民之供求相剂，而无羡不足之患矣。《山至数篇》，所谓币乘马者也。此术也，以今世之经济政策衡之，诚觉其局滞而不适。盖国民之生产力消费力，随时伸缩，而其所从起之原因，极复杂谬辐，不能执一端而尽之。故以现在全国民所有财产，泐（音le）为簿籍，而准之以求所需货数之数，为法未免疏略，其缺点一也。同一货币之数，而缘夫流通之迟速，行用度数之多寡，而其资民利用之效力，强弱悬殊。比例于现有财产而固定其量，则货币伸缩之用不显，其缺点二也。经济无国界，故货币与货物，常互相流通于国际之间。虽准本国所有财产以铸币，然币之一出一人，不期然而然。铸币虽多，未必能长葆存于国中。铸币虽少，而外国所有者，常能入而补其缺。今仅以本国财产为标准，其缺点三也。由此言之，则管子所谓币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者也。虽然，凡读史当论其世，以今世经济情状律古代，不可也。古代机器未兴，民业不繁；国民生产力之变迁，不能甚剧；其消费力之变迁，亦缘此不能甚剧；而信用机关交通机关皆未发达，故货币流通迟速之率多寡之度，略有一定；而国际间货币之转移，万不能如今日之便。以此之故，管子比例全国民财产以置公币之策，实能适于其时代之要求；而为经国之一妙用，盖章章矣！夫货币价格之高下，既与百物价格之高下成反比例；而货币数量之增减，由政府操其柄；故货币之价格，政府常能操纵之。此无异一切货物之价格，悉由政府操纵之也。管子所谓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者，此也。
虽然，欲明管子轻重主义之真相，更有最当研究者一物焉，则谷是也。古代金属货币之用未广，人民恒以谷帛为货币，而谷为尤重（孟子所谓以粟易械器，粟即一种之货币也）。故古代之谷所以与今异者，今之谷专为交易之目的物，而古之谷则兼为交易之媒介物也。而谷之所以与金属货币异者，金属货币专为交易之媒介物，而谷则兼为交易之目的物也（所谓交易之目的物者，谓交易之目的期于得此物而止。如吾辈今日以钱买谷，其所欲得者即谷也交易之媒介物者，谓借此为媒介以间接求得其他之目的物，如农夫售谷而得钱。其所欲得者非在钱也，以有钱则可持之以买得他物耳。货币之性质所以与他物异者，全在于此）〔然则谷也者，以一物而兼此两种职务，而其两职务之性质，又互相冲突，是以极谬辐而至难御也。
管子之言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此即币价与物价成反比例之义，通诸东西古今而无二者也。夫既曰万物，则谷亦与居一焉。币价贵则谷与百物之价俱贱，币价贱则谷与百物之价俱贵。此易明之理，而今世各国共通之现象也（若因丰凶而谷价之剧变逸出常轨，此则偶然之事，不足以破此例此不徒谷为然，即百物亦有然矣）。乃管子之言又曰：“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此语也，以今日之经济现象衡之，殆适得其反。吾初读之而不解其所谓，及潜心以探索其理，乃知当时之谷，兼含两种性质：一曰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之性质，二日为货币之性质。当其为普通消费目的物也，其价格固与百物同，为货币之价格所左右；当其为货币也则反是，而其价格常能左右百物之价格。夫金属货币价格之变动，其原因已极复杂，在今世之治经济学者，犹以此为全部学科中最奥衍之理。况夫以一谷而兼此两性，而其物又为人生日用须臾不可缺之品；在一切消费目的物中，效力为最强，而其数量之多寡，又常因自然力而变迁（如年岁之丰凶），非尽由人力所得左右，此实古代人民所最困之一问题也。夫交易之媒介物，太多太少，皆足以病国民生计。今以日用所不可缺之谷兼充此职务，偶值年丰谷多，则民食之外，尚有余粟。其所余则尽以为币材，而一国之币遂供过于求矣。偶值年凶谷少，则以全国之谷尽供民食，犹苦不足，更无余裕以充币材；而一国之币，遂供不逮求矣。、此古代以币权物之政策所以难施也。夫今世之金属货币，专以为交易媒介之用，不以为交易目的之用；而各国政治家所以酌盈剂虚之术，犹且戛戛然共以为难，而况乎管子之轻重主义，不徒以单一性质之货币（即金属货币）为枢机，而更须以复杂性质之货币（即一谷）为枢机焉。故今世之货币政策，则一而已；一者何？以币权物是也。管子之货币政策，其条件有三：以币权物，一也；以谷权物，二也；以币权谷，三也。此管子之轻重主义，所以其术弥神而其理弥奥也。
是故管子之调御国民经济也，既约定全国所需货币大概之数而谨置之，于是将此货币，随时伸缩其流通额，使与国民所需要相应。有时金融太缓慢，事业有萎靡之忧，则将货币收回于中央金库。《山国轨篇》所谓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是也。有时金融紧迫，生计呈恐慌之象，则将货币散布之于市场，所谓币在下万物皆在上是也。而其或收回之或散布之，非以威力相强也。因物价之自然，而弃人人之所取、取人人之所弃云尔。故曰：有余则轻之，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人君散之以重也。
然则其以币御谷之术奈何？谷为百物之一，彼其以币御物之术，其影响不得不波及于谷，固无论矣。虽然，当时之谷，兼充币材，徒以普通御物之术御之不得也。’吾观管子调和金谷之策，窃叹其与今世各国调和实币与纸币之策若合符节也。今世之货币，以金银铜等金属品充之，此实币也。然实币既不便携带，且其获得之与行用之，皆须有所牺牲，滋弗便也，于是乎为纸币以代之。然发行纸币，必须储实币以为兑换之备，故纸币之多寡，恒与所储实币相剂，此不易之理也。管子之所以调和金谷者亦然。前此人民以谷为币，而其不适于媒介之用者既甚多，管子乃广铸金币以代之（吾考中国用金属为货币，实始于管子·前此虽或有之，而其势力盖甚微弱），故谷则犹今日之实币也；金属货币，则犹今日之纸币也。今各国中央银行所以能握全国金融之枢机者，皆由实币与纸币调剂得宜。既能以币御物，又能以纸币御实币。管子之政策，亦犹是也。时而使谷在匕币在一f，时而使币在卜谷在下。此犹各国实币，有一时贮之于中央银行，有时散之于市场，凡以剂其平、广其用而已矣。
一国金融之紧缓，各地不同。敛之于缓之地，而散之于紧之地，此政策之妙用也。《轻重丁篇》所言调齐东齐西之谷价者，操此术也。
一年金融之紧缓，各时不同，泰西学者谓之金融季节。敛之于缓之时，而散之于紧之时，此又政策之一妙用也。《山国轨篇》所谓泰春泰夏泰秋泰冬为百物高下之时，《轻重乙篇》所谓岁有四秋、分有四时，物之轻重相十相百者，盖指此也。
然则管子所谓轻重之术可知矣。其枢纽不外以币与谷权百物，而复以币与谷互相权；而其所以能权之者，则当币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币；当币轻物重之时，敛币而散物；当谷重物轻之时，敛物而散谷；当谷轻物重之时，敛谷而散物；当币重谷轻之时，敛谷而散币；当币轻谷重之时，敛币而散谷。质而言之，则以政府为全国最大之商业家。而国中百物交易之价格，皆为政府所左右也。遵是道也，则全国商业之自由，极受束缚。以今世之经济原则衡之，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然在古代信用机关、交通机关两未发达之时，商业上之自由，不甚有效。虽无政府以束缚之，民未必遂蒙其利也。而徒使人民之生产者，或供多而不遇求；使人民之消费者，或求多而不遇供；故毋宁以政府立乎其间，其力足以尽求全国之所供，其力足以尽供全国之所求。苟奖励干涉得其宜，而于助长全国民经济之发达，盖甚有效也。
然管子之政策，其效犹不止此。夫金融有缓紧，而物价有贵贱；在力薄之小民，固受其支配而莫可如何也。然而豪强素封之家，则其力足以乘多数贫民之急而垄断其利。管子谓物有高下之时，即人民相兼并之时，诚笃论也。而彼豪强者，非徒因物之高下，以弋取殊利而已；且常能左右物价使之随己意为高下。夫物价自然之高下，本由全社会公共经济之现象所造成。专其利于少数之人，固已非当，况复以人力而矫揉之，使随己意为高下，而因以制多数人之死命而自周其利者哉？此虽命之曰盗贼之行可也！管子之意，以为物价之有高下，而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术，常能博奇利。此经济现象之所必至，无能遏止者也。而此种奇利，则当归诸国家，而不当归诸少数之私人。归诸国家，国家还用以奖励民业，则其利均诸全国人民；归诸少数之私人，则一国财力所在，遂成偏枯。一方有余，而一方不足，所谓病肿而苦跌熬也。管子所以必以国家操此权者，盖为是也。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今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il）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吁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于是乎有所谓社会主义一派之学说，欲尽禁商业之自由而举社会之交易机关，悉由国家掌之。此其说虽非可遂行于今日，然欲为根本救治，舍此盖无术也。而此主义当二千年前有实行之者焉，吾中国之管子是也。
古代之政治家所以抑制豪强兼并之术，往往有禁民之贷金取息者，亦有以法律限息率不许过高者。吾国汉唐以来相沿行之，而息率之限，今大清律例尚存其文。泰西则希腊罗马以来皆有此制，中世各国，限制尤严，直至十九世纪，始渐废之，然犹未能绝也。夫富民贷而取重息，诚为胺削贫民之一显弊。有国牧民者，固不容坐视。虽然，贫民之黄焉者，必有其大不得已者存。禁贷而绝货，以是为保护贫民，而不知益以困绝之也。若夫以法规定息率，视彼禁绝贷黄者，为道固稍进，然贫民之忍重息而举债也，必亦有其大不得已者存。黄者多而贷者寡，求过于供，息率势不得不昂。强以法律限制之，则贷者于普通息率之外，更须索犯法之保险费，然后肯出贷，是欲轻之而反以重之也。故善谋国者不为此下愚之策，惟设法以立完备之金融机关，使一国现有之资本，流通捷而效力增；而蒋来之资本，缘而增殖，则息率之日下，不期而自致焉，各国现行之政策是也。而管子则深明此义者也。故民之贷金取息者．非惟不禁，且奖励之。而取息多寡，亦未尝一为干涉。惟将金融之枢纽，握诸政府，使民之欲贷者，不必仰鼻息于豪强，而政府随时以济其困，即此今世银行所尽之职务也。夫银行应由政府办理与否，其利害固当别论；然以二千年前之人，而知银行为匡济生民制要具，其识见之度越寻常，岂可思议耶？
第五节 财政策
财政与国民经济关系极密切，苟财政办理失当，则国民经济必缘此而萎悴。而国民经济既已萎悴，欲求财政之丰，决不可得。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是也。吾今请语管子之财政策。
聚敛之臣之治财政也，惟求国库之充实而已。而管子则异是，其言曰：
《权修篇》：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此管子理财之根本观念。一方面与其法治主义之精神相应，一方面与其国民经济政策之精神相应者也。管子又言曰：
《轻重甲篇》：事再其本〔（按）谓人民生产事业所获之赢，能倍于其资本也。下仿此。〕，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按）籍谓租税儿事五其本，则远近通。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奸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按）谓仅得三升之食，则有盗也。下仿此〕；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操不反之事〔（按）谓事业不能偿有资本，资本一掷而无从回复，故曰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按）谓谷价四十倍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履，农夫巢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按）谓将其所有贱而售之，仅得价十分之三创，是君朝令一怒（字疑讹。），布帛流越而之天下〔（按）之，往也，谓流往外国也〕。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疑有讹夺），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此极启财政失当之弊，充其量可以亡国也。近世言财政学者，谓国家之取于民，当量其力所能负担，故其收所得税也。取其生计必需之最少额免除之，凡以使民不病也。不特此也，各种租税，皆察人民岁人之羡余可以充日常消费之用者，然后取之。其方为母财，资以殖子息者，则不之取也。此何以故？盖欲求租税之丰，必先涵养税源。何谓税源？国民之资本是也。必使一国资本，悉投诸生产事业，常能孽殖子息，然后国民生计，日有余裕。而租税之源，可以泊泪继续而无竭。而不然者，渗蹄之水，一汲而尽矣！夫租税过重，则必至税及资本。资本不能回复，则全国生产力，遂日耗月蚀而无复存，国之亡可立而待也！管子所谓不反之事者此也。
管子之财政策，以不收租税为原则，以收租税为例外。此实一种最奇之财政计划也，吾名之曰无税主义。今举其说。
《国蓄篇》：以室庑（音wu）籍（按：籍者税也），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仁房注云：正数之人若丁壮也。（按）此即后世之丁税」。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房注云：赢谓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籍，则至浮浪为大贾蓄家之所役属，增其利耳）。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按）当作偏］行而不尽也。
又:今君籍求于民日：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按）同价」十去一；令日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十去二；令日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十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十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
又：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借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房注云：虑计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此管子无税主义之大概也。考其所以持此主义之理由，其一则以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则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国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财政学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虽然，国家舍租税而欲得岁人，其道何从，则请毕管子之说。
《海王篇》：桓公问于管子日：“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日：“此毁成也。”“吾欲借于树木？”管子对日：“此伐生也。”“吾欲借于六畜？”管子对日：“此杀生也”。“吾欲借于人何如？”管子对日：“此隐情也。”桓公日：“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日：“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日：“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日：“海王之国，谨正盐荚。”桓公日：“何谓正盐英荚’？’管子对日：“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房注云：吾子谓小男小女），此其大历也（房注云：历数也）。盐百升而釜仁（按）谓以百升为一釜」，令盐之重井加分强，釜五十也（房注云：分半也。今使盐官税，其盐之重，每一升加半合，而取之则一釜得五十合）；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釜为钟。），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英之商，日二百万红房注云：禺读为偶，偶，对也。商，计也。（按）此谓一国有千万人者其盐税平均计之，每日可得二百万钱」，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月人三十钱之借仁（按）十字疑衍。为钱三千万］，今一吾非借之诸君吾子（房注云：诸君，谓大男大女也），而有二国之藉者六千万仁（按）谓若抽丁税每月仅得三千万，今不抽丁税而所得能倍之也。房注所解非是，今不采之」。使君施令日：吾将号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英，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按）谓若君施今日将抽丁税，则民必鼓噪令专卖盐而收其赢，民虽欲脱税而不可得也」。今铁官之数日：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房注云：若犹然后）；耕者必有一未一招一姚，若其事立；行服连（房注云：当作辈）招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借也（房注云：针之重每十分加一分为强，而取之则一女之借得三十针也矣）。刀之重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借也。招之重加七，三招铁，一人之借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借者〔（按）谓凡成丁者，无不纳税也〕。桓公日：“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日：“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仇盐于吾国〔（按）伏即售字，言彼国有盐而售诸吾国也〕，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接）谓彼国盐价每釜值十五钱，官悉买之而转售于吾民，则每釜取百钱〕，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此管子财政策之中坚也。以今语释之，则曰：盐与铁皆归政府专卖而已。铁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音，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敝。若盐，则自秦汉以迄今日，皆以为国家最大之税源。虽屡更其法，卒莫能废。即今世所谓文明国，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然废者不过二三国。岂非以每人所课者极微，而政府所得者极丰乎？秦西各国之国税，前此皆以直接税为中坚。今则殆皆以间接税为中坚。盖负担之普及，收税费之节省，人民之不感苦痛，皆间接税之特长。若盐又间接税中最良之税品也，而首发明此策者，则管子也。
后世盐法屡变，至今日而政府专卖之下，复有专卖商之一阶级，故正供益细而民病益甚。管子之法，则纯粹之政府专卖法，而与今世东西各国之制，大致相合者也。
产盐之国，固可以行盐专卖；即不产盐之国，亦能行之。今欧洲各国多此类也。管子所谓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也。汉武帝之铁政，置官以行鼓铸。其令曰：“敢私铸铁器者钦左趾。”管子之法则不然，试举其说：
《轻重乙篇》：桓公日：“衡谓寡人日：请以令鼓山铁，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对日：“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然则桑、孔之铁税，征之于其成器（即《轻重乙篇》所述衡之说）；管子之铁税，征之于其原料。夫征之于成器，则民之得器也益难，而见厄于政府也益甚。故管子之术，优于桑、孔也。管子又立矿产国有之政策，其言曰：
《地数篇》：山上有猪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此山之见荣者也。苟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
管子又立森林国有之政策，其言曰：
《轻重甲篇》）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范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范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
《山国轨篇》：宫室器械，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日：“握以下者为柴碴，把以上者为室奉[(按）宫室之奉也］，三围以上为棺撑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撑之租若干。”
然则管子之财政策，以盐铁为主，而以矿产森林辅之，即财政学所谓官业收人者是也。前此东西各国之财政，大率以租税收人为中坚。其租税又以直接税为中坚。近今则非徒租税中之间接税代直接税而兴也，而官业收人，且骚骚乎夺租税收人之席。德国及澳洲联邦导其先路，俄罗斯日本等国步其后尘．若国有铁路、国有森林、盐专卖、烟专卖、酒专卖等，其条目也此类之收人日增，则各种租税可以渐减，管子所谓无籍而国用足者，庶几见之矣。德国硕儒华克拿氏之论财政，极赞叹官业收人之善，谓胜于以租税为财源。其说虽未免偏畸，然大势所趋，固不可遏矣。而我国之管子，则于二千年前，已实行此政策，使华克拿见之，其感叹又当何如？
管子于前此所举数种官业之外，更有一业焉为国家莫大之财源者，则商业是矣。其言曰：
《国蓄篇》：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中岁之谷，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来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音而户籍也。［房注云：音，敛也。（按）音即墙字〕彼人君守其本委谨（房注云：委谓所委积之物也。谨严也），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凛食，十人得余；十人凛食，百人得余；百人凛食，千人得余。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按：此亦一种之间接税，而变其形以为官业者也。其法盖当丰攘之岁，谷价极贱，粒米狼决，委积而无所得值。政府则以币予民，而易其粟以敛之。及至中岁粟每石值十钱，凶岁每石值二十钱，政府则照时价而果粟与民。是民当丰岁，不至以余粟为苦；而当中岁凶岁，亦不虑无所得食。于民甚便，而政府每石得十钱或二十钱之利。不必直接收税，而与收税无异也。且此术不徒施之于谷而已，凡百物之为民用者，莫不权乎其轻重之间而敛散之。质而言之，则全国最大之商业，掌于政府而取其赢，以代租税也。管子之财政，以不收租税为原则。虽然，亦有例外焉。时或收租税，则借之以为均剂分配之一手段也。《轻重丁篇》云：“请以令籍人三十泉，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全又见前节）此因各地方之丰凶不同，而借此以均之也。又《山国轨》篇云：
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如国民之贫富，加之以绳。以按）原文云：去其田赋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以租其山巨，家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小租文义全不可解。盖古书传写，讹夺百出，而后人读书之所以准也。今以鄙意颠倒校正之如右，未尝增减一字。虽不敢谓即合于古本然，失之当不远矣。试更以今语释其意义，盖谓免田赋而不征，惟征之于山林巨家厚葬及美宫室者，皆使纳重租。而小家则反之。其课税之目的物则构宫室制棺掉之材木也。租之轻重以国民之贫富为衡，如以绳正之也）」
财政学家论租税之原则，谓必当测国民之纳税力，便各各适应之以均其负担。盖富者负担宜加重，贫者负担宜递轻。故其于直接税也，则行累进税法，而生计必要之最小额，概予豁除。其于间接税也，则重课奢侈品，而日用必需品则免之。凡所以使贫民不病，而富民得应于其力以荷国费之大部分也。管子所谓 “如国民之贫富，加之以绳。”即此义也。
华克拿曰：“昔之租税，专以充国库之收人为目的，今则于此目的之外，更有其他之一重要目的焉。即借之以均社会之贫富是也。”管子之租税政策，则与华氏不谋而合者也。
管子之财政策，此外尚有一妙用焉，则将国费之负担转嫁于外国人民是也。此当于次节别论之。
第六节 国际经济政策
管子曰：“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霸言篇》）我国自秦汉以后，为大一统之国者千余年，环列皆小蛮夷。其文物势力，不足与我相竞，故谋国者于对外政略，莫或厝意焉。即有交涉，亦不过攻掠战争之事。若夫经济力之一消一长，能影响于一国之兴亡，此则秦汉以后之政治家外交家所未尝梦见也。欧洲则不然，彼自千年以来，皆列国并立，势均力敌，境壤相接，交通夙开，故其人之奋于商战也，视兵战为尤力。而其政治家所以指导之者，尤一刻不敢懈。昔者英之克林威尔，法之哥巴，近者德之俾斯麦，英之张伯伦，皆竭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此者也。是故自由贸易、保护贸易之论辨喧于野，关税同盟、关税报复之政策哄于朝。岂不以一国之存，其原因发自邻国者至伙且巨，而所以对待之者不可不慎乎哉？若我管子则深明此意者也。
管子尝论国势与经济之关系曰：
《国蓄篇》：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大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以［按：古向字］；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按：古阵字。谓分地以赏，列阵者之功也〕；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按：臧，古藏字，谓税币悉为抚恤军人遗族之用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闲，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按：朝夕者，盈虚之义），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植，械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山至数篇》：有山处之国，有汜下水多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按：谓山谷与平原各半也〕，有水溢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溢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按：言当奖励工业，与外国以工艺品而易取其谷也）。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此泛论国势与经济之关系，言各国所处地位不同，其经济政策，亦当随之而异。然苟得术以御之，则虽得天较薄之国，犹足以图存而致强也。此其说征诸世界现势而可信也。彼荷兰比利时，皆以蕞尔国当列强之冲，而其天然之恩惠又极薄；而顾以富闻于天下者，经济政策得宜故也。即如彼英国，其国内之农产物，曾不足以资其国三月之民食，而不以为病者，彼能以其工艺下天下之五谷也。
夫管子所用之齐，其国势非得天独厚者也。管子问于桓公曰：“齐方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海庄、龙夏，其与齐国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滞。齐地者，五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然则吾非托食之主耶？”（《轻重丁篇》）然则以齐之国势，宜其永为诸侯弱，而管子乃能用之以致富强、匡天下者何也？则所以善用对外经济政策者得其道也。今请言管子之对外经济政策：
《轻重丁篇》）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
《揆度篇》）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赢。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已即于我矣。
《地数篇》）桓公问于管子日：“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按）税于天下者，谓国财为外国所攘，如纳税于人也］，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日：“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曰：“其行事奈何？”管子曰：“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房注云：最，聚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十倍，巨桥之粟亦二十倍［（按）谓谷价涨二十倍i。武王以巨桥之粟二十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十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桓公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日： “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日：“何谓籍于时？”管子日：“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缮家墓、治宫室、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则盐之价必四十倍。君以四十倍之价，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赴宋卫取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大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轻重甲篇》）管子曰：“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桓公日：“若此言可得闻乎？”管子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能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请君煮水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家墓、理宫室、立台榭、起墙垣，北海之众，毋得煮盐（房注云：本意禁人煮盐，托以农事，虑有妨夺、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机。斯为权术）。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曰：“请以令粜之于梁赵宋卫濮阳。”桓公日：“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桓公召管子而问日：“安用金而可？”管子曰： “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按）正，征也。籍，税也］，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故用若挹于河海。此阴王之业”。
此管子对外经济政策之第一著也。其要点在奖励本国特长之产物，以人力造成独占价格，而吸其赢于外国。夫无论何国，皆缘其气候壤质民业之异，而各有其特长之产物。如英国之煤铁，中国之丝茶，印度之绵花鸦片，美国之菽麦等类是也。凡此等产物，不能善用之，则其利渐为人所攘夺。苟能善用之，则持此可以称霸于天下。而春秋时代之齐国，则以盐为其特长之产物者也，故管子首利用之。其利用之之策如何？凡所谓一国特长之产物者，必其物为他国所无有。或虽有之而其质与量皆不及我，或其生产费之廉不能如我者也。夫如是故可以造成独占价格。独占价格者，其价格之高下，惟吾所欲、惟吾所命也。凡物之能造成独占价格者，其要件有三：一曰其物之全部或大部分为我所独有，二曰其物为人生日用所必需，三曰其物之生产总额能以人力限制之。故有竞争而生产太多，则独占价格不成立。欲造独占价格，必先杜绝竞争，限制生产。及夫独占之势既成，则全世界之欲得此物者，不得不俯伏以丐诸我。我虽十倍其值，而人莫能靳矣！此术也，泰西诸国近十余年来大行之。现在遍美国之托辣斯，其代表也。其法先兼并同业者，使之就我范围；次乃察全国，或全世界消费此物之总额约共几何，如其数以制造之，使求常过于供，而价自不得不腾，而利遂常归于己。美国产业，所以以雷霆万钧之力，震压欧洲，使欧洲诸先进国，恐慑而困于防御者，皆以此也。夫此等手段，以道德之原则律之，其为不正，固无待言；然在列国并立之世，“国际无道德”一语，已深中于人心，弱肉强食，何国蔑然？苟有可以利吾国者，遑恤其病及人国？此实现今列国商战之惨状，我国人所蘧然未尝觉者也。而岂知发明此术，实行之而灼著成效者，乃在管子。管子之治盐也，知其物为齐所独有，又知其为梁赵宋卫濮阳所必需，乃限制其生产额而昂其价，坐收十倍之利。此即今世托辣斯所用之手段，所至辟易而莫能御者也。特托辣斯之利，私人占之，管子则由国家行之耳。夫以现今欧洲各国之产业家，犹不能敌美国一私人之托辣斯；况当管子之时，各国之政府人民无一解经济上之原理者哉？以之与管子遇，直如卵之见压于泰山而已。此管子之所以奏全胜也
抑独占价格者，又非必吾所自产之物而始能行之也。即吾所本无之物亦能行之。盖有资本则能尽笼百货使归于己，令天下之欲得货者，不能舍我而他求，则价之高下，又惟我所命矣！此谓买卖独占是也。管子既以独占盐利之故，一举而撄他国之金万余斤，资本之豪，既举世莫敌。于是复相时变察物情，以敛轻散重之术行诸他物，而其第二次所独占者即金也。天下所有金本不多，其产额之增加，更不能骤。当时之金，盖天然具有能独占之性质者也。金之大部分，已在齐政府；齐政府钥之不使出，金价固已腾贵矣。而彼复令民之贺献出征籍者必用金，则齐国境内之金价愈腾，而各国民之有金者，竞输之于齐以求利。若水就下，此必然之势也。此又征诸现今之实例而可知也。今英国之英伦银行，若因纸币准备金缺乏之故而欲吸收正金，则抬高其利率，使出他国之上，则德法美俄各国之金，滔滔而注人英国，若水就壑。其于金也，欲抬之来则来，欲麾之去则去，惟英伦银行所欲，无不如意也。不解经济学理者，骤闻之鲜不以为奇，不知此乃一定之原则，如一加一之必为二也。管子惟深明此理，故能以术尽笼天下之金，使归于齐。夫至天下之金既归于齐，则各国皆以乏金之故，其金价之昂，必与齐等，或视齐更甚焉。然金价之涨落，恒与物价之涨落成反比例。各国之金价大腾，则各国之物价，大贱必矣！于是管子又得施其轻重之术。
管子第三次所独占者则谷也。谷为人生日用必需之品，其为力固已至伟，而当时兼用之为货币，故其影响于国民经济，视今为尤重。天下之金，既聚于齐国政府，则无论在齐国在外国，而百物之价，皆不得不贱，谷亦其一也。然谷以兼为货币之故，则虽对于金而见为贱者，对于他物而犹见为贵。于斯时也，管子则利用其金以谋独占天下之谷，先出政府之金，以购境内之谷，使齐国境内之谷价，高于邻国，则邻国民之趋利者，自相率辈其谷而输诸齐。故其言曰：“滕鲁之粟釜百（百每釜值百钱），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于我，若下深谷。”（《轻重乙篇》）又曰：“彼诸侯之谷十（言其价为十也），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于吾国矣。”（《山至数篇》）夫齐政府既尽笼天下之金，即出其一部分以市谷，其金固未散尽，其优势固犹足以制天下也。而一转圆间，天下大部分之谷，又为齐所独占。故以泻卤之齐（《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地泻卤），其地不产谷者四之一，而常能以多谷雄于天下。齐政府既握金谷之二大权，时其盈虚以操纵天下百物，天下百物之价，遂成为齐政府之独占价格，高下悉惟其所命矣！
然此种政策，非一度用之，而遂可以永保优势也。必须赓续常用，而周或失其机宜。管子又言曰：
《地数篇》：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税于天下义见前。）；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轻重乙篇》：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轻重甲篇》：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
《山权数篇》：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以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
《轻重甲篇》）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
《地数篇》）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按）谓非我之所有者，而我能用之。非我之人民，而我能使之也」。
要而沦之，管子之经济政策，不外以金谷御百物，而复以金与谷互相御。此政策一面用以对内，一面用以对外。其用之对内也，凡以为对外之地也。以管子之识、管子之才，既自造此优势而复自乘之，因以控制天下。天下各国人民养生送死之具，其柄无不操自管子。予之夺之，贫之富之，皆惟管子所命。然则各国欲不为齐役也得乎？“桓公问管子曰：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五战而至于兵。”（《轻重甲篇》）然则管子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岂有他哉？本对外经济政策之成功而已！今请举其成功之迹。
《轻重戊篇》：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蜂鳌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十至而金三千金，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使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曳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应声之正，谓急速之赋。正首征）。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谷斗千钱），齐粜十钱（谷斗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日：“莱莒与柴田相并，为之奈何？”管子对日：“莱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为币。”重莱之柴贾。莱君闻之，告左右日：“金币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国之奇出也，以吾国之奇出，尽齐之重宝，而齐可并也。”莱即释其耕农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农。二年，桓公止柴。莱莒之籴三百七十，齐粜十钱，莱莒之民降齐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日：“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为之奈何？”管子对日：“即以战斗之道与之矣。”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日：“公贵买其鹿。”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管子即令桓公与民通经重，藏谷十之六。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禽兽者群害，明王之所以弃逐也。今齐以其重宝贵买吾群害，则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齐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尽齐之宝”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十至而金千斤也。则是楚不赋于民而财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钱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楚钱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谷。钱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诺。”因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谷。谷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籴四百，齐因令人载粟处芊之南，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管子曰：“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公贵买之，代人忘其难得，喜其贵买，必相率而求之。则是齐金钱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离枝侵其北，代必归于齐。公因令齐载金钱而往。”桓公曰：“诺。”即令中大夫王师北将人徒载金钱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寡人将以来离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处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离枝闻之，则侵其北。代王闻之大恐，则将其士卒葆于代谷之上。离枝遂侵其北，王即将其士卒愿以下齐。齐未亡一钱币，修使三年而代服。
又：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器械而卖之，燕代必从公而买之。秦赵闻之，必与公争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贾。天下争之，衡山械器必十倍以上。”公日：“诺。”因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不敢辩其贵贾。齐修械器于衡山十月。燕代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国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卖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日：“天下争吾械器，令其贾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功。齐即令隰朋漕粟于赵，赵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齐修械器十七月，修粜五月，即闭关不与衡山通使。燕代秦赵即引其使而归，衡山械器尽。鲁削衡山之南，齐削衡山之北，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
此管子以商战灭人国之成效也。由今观之，其道虽若近于滑稽，然实有至理存焉。近世之言国民经济学者，皆谓一国之中，必须各种产业同时发达，万不可有所偏废。就中如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尤当自产之而不可仰给于外人。即如现在英国，惟务工商，农业日废，虽已富甲天下，而国中有识者犹忧之。当英国废止谷物条例时（事在西历千八百四十六年），其反对党昌言曰： “今国之民食，仰诸邻封。一旦有事，敌国闭关不与我通，我势不得不乞降。是明毁政治之独立，而使我民为人虏也。”云云。
幸而英国谷食非专仰给于一国，其海军力又常能优制海权耳。不然，则此一事固足以病英矣！（前年海运调查官苏伯里氏犹以此问题质诸当局）而当拿破仑盛时，联欧洲大陆以行保护贸易，合纵摈英，英且几蹶。此亦前事之师矣！夫以甲国所生产之物，而专仰消费于乙国，苟乙国一旦停止其需要，则甲国必蹶。以乙国所消费之物，而专仰生产于甲国，苟甲国一旦停止其供给，则乙国必蹶，此自然之理也。在今日各国发达，交通盛开，且各国人民互市之自由，以条约规定之，不能以政府之力任意闭关。且一国所生产之物，非必仰需要于一国，而常有多数国与之竞争。一国所消费之物，又非必仰给供于一国，而亦常有多数国与之竞争，则夫欲以经济政策弱亡人国者，其手段不能如管子之简易，此无待言。然使我国突然禁鸦片人口，则其影响于印度者何如？使暹罗缅甸突然禁米出口，我国突然禁豆出口，则其影响于日本者何如？是知一国之产业，苟有所偏畸，则敌人既得乘我所丰者以困我，又得乘我所乏者以困我。此保护贸易政策，所以为今世诸国所同趋也。明乎此理，则知当时管子之能行此政策以弱四邻，必非夸而诞矣！（后人多有疑《轻重》诸篇为伪书者，孔冲远、黄东发皆极力指摘之一，由此诸篇讹夺特多，几不能读。一由其所言经济学理极为奥衍，我国此学向不发达，故读者不能索解，即如此段所列诸条后，人谓为必无是理，岂知其为事所必至，理所固然者哉！）
管子虽用金币以操纵天下，然其筹国民经济也，以金币为手段，而不以之为目的。盖以金币与财富，截然不同物也。此义也，欧洲学者，直至十七世纪以后，始能知之。而管子则审之至熟者也！又货币价格之与物价必成反比例也，货币数量之与物价必成正比例也。此义直至亚丹?斯密始发明之，而管子则义审之至熟者也！夫以当时并世之人，无一人能解此理，无一人能操此术，而惟管子以宏达之识，密察之才，其于百物之情状，视之洞若观火而躬筦其机以开阖之，安得不举天下而为之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