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自代宗以来，立君多由宦寺，而武宗之立，尤不以正。初，敬宗五子：长曰晋王普，次第二子梁王休复，次第三子襄王执中，次第四子纪王言扬，次第五子陈王成美。晋王，《旧书》云：文宗欲建为储贰，《庄恪太子传》。而以太和二年（828年）薨。年五岁。册赠悼怀太子。盖文宗之位，受之于兄，故欲还诸兄之子也。此在当日，自为大公。然文宗又不能无牵于内宠。六年十月，册长子鲁王永为太子。永母曰王昭仪。开成二年八月，与昭容杨氏同受册。昭仪为德妃，昭容为贤妃。见《旧书·本纪》。明年九月，开延英殿，议废太子。宰臣及众官皆不同，御史中丞狄兼谟言之尤切。翼日，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又进表陈论，事乃不果。是夜，太子归少阳院，杀其宫人左右数十人。十月，太子薨。谥庄恪。《旧书》本传云：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语本《实录》。见《通鉴考异》。时传云：德妃晚年宠衰，贤妃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能自辩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839年），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上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时已立成美。更欲踵前事邪？”立命杀之。则太子之非良死可知矣。然文宗自甘露变后，久同傀儡，能否自杀其子，尚有可疑。《郑肃传》云：会昌初，武宗思永之无罪，尽诛陷永之党，则陷永者漏网甚众可知。刘楚材、张十十等，特其小焉者耳。太子虽非良死，未必文宗杀之也。陈王成美以四年十月立为太子。文宗二子，次曰蒋王宗俭，开成二年（837年）始王，亡薨年，疑是时已薨，见下。梁、襄、纪三王，疑亦已殂谢，故及成美。五年正月二日，己卯。文宗暴卒，《旧书·武宗纪》。王鸣盛曰：卒当作疾。但据《旧纪》，文宗于四年十二月即不康，五年正月戊寅是朔日，而帝以辛巳崩，似未可以言暴。案卒盖仓卒之义？去年十二月即不康，至此疾骤甚耳。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瀍于十六宅，立为皇太弟。成美复封陈王。四日，文

宗崩。瀍立，是为武宗。末年寝疾，更名炎。成美及穆宗第八子安王溶皆死。穆宗五子：长敬宗，次第二子文宗，次第五子武宗，次第六子怀懿太子凑，次即安王也。至是而穆宗之子尽矣。《旧书·武宗纪》云：初，杨贤妃有宠于文宗，而庄恪太子母王妃失宠怨望，为杨妃所谮，王妃死，太子废。及开成末年，帝多疾，无嗣。观此语，则蒋王是时亦已殂谢。贤妃请以安王溶嗣。帝谋于宰相李珏，珏非之，乃立陈王。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归功于己，乃发安王旧事，故二王与贤妃皆死。《通鉴》云：文宗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瀍为太弟。盖宦官兵权在手，宰相无如之何也。二月，封仇士良为楚国公，鱼弘志为韩国公。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刘弘逸、薛季棱率禁军护灵驾至陵所，欲倒戈诛士良、弘志。卤簿使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棱当作崔郸。觉其谋，先谕卤簿诸军。是日，弘逸、季棱伏诛。贬杨嗣复为潭州刺史，潭州见第四章第二节。李珏为桂州刺史，桂州见第二章第二节。御史中丞裴夷直为杭州刺史。杭州见第六章第三节。皆坐弘逸、季棱党也。会昌元年三月，再贬嗣复湖州司马，湖州见第二章第七节。珏瑞州司马，瑞州见第四章第四节。夷直欢州司户。欢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旧书·王起传》云：弘逸、季棱欲因山陵兵士谋废立。起与山陵使知其谋，密奏皆伏诛。《通鉴考异》引贾纬《唐年补遗录》亦云：五年八月，季棱、弘逸聚禁兵，欲议废立。赖山陵使崔郸、卤簿使王起拒而获济。遂擒弘逸、季棱杀之。《旧书·杨嗣复传》云：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执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辅政。九月，出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明年，诛薛季棱、刘弘逸。中人言二人顷附嗣复、李珏，不利于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杀嗣复与珏。宰相崔郸、崔珙等亟请开延英。因极言国朝故事，大臣非恶逆显著，未有诛戮者，愿陛下复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

“朕缵嗣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棱，志在扶册陈王，嗣复、弘逸，志在树立安王。立陈王犹是文宗遗旨，嗣复欲立安王，全是希杨妃意旨。嗣复尝与妃书云：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珙等曰：“此事暖昧，真虚难辨。”帝曰：“杨妃曾卧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内侍疾月余。此时通道意旨。朕细问内人，情状皎然。我不欲宣出于外。向使安王得志，我岂有今日？然为卿等恕之。”乃追潭、桂二中使，再贬嗣复潮州刺史。潮州见第二章第二节。《通鉴》则嗣复罢而崔珙相，在开成五年五月。李珏之罢，在是年八月。夷直之出为杭州，在是年十一月。而嗣复及李珏之出，则但于会昌元年三月追书之。云：弘逸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除之。三月乙未，赐弘逸、季棱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考异》云：若去年八月已诛弘逸、季棱，不当至此月始再贬嗣复等。《旧纪·王起传》与《嗣复传》自相违，今从《实录》。案因山陵而谋变，其事不易子虚。《武宗实录》纂辑草率，不足据。《考异》引《实录》，又有时有再以其事动帝意者，帝赫然欲杀之之语。明嗣复及珏已先贬。嗣复罢相，在开成五年五月，夷直之出，在其年十一月，《通鉴》应不致误。盖又《旧纪》记事不审，嗣复之罢，至八月乃追书；夷直之出，则又逆探其事而终言之也。《旧书·李珏传》。开成五年九月，与杨嗣复俱罢，出为桂州。《新书·珏传》，则其罢相，乃以为山陵使，梓宫至安上门陷于泞，而贬江西在其后。嗣复、珏所以获全，盖由崔郸、崔珙之谏？《通鉴》叙此事兼采《献替记》，一似全由李德裕者，恐亦不足信也。裴夷直，《新书》附《张孝忠传》，云：武宗立，视册牒不肯署，乃出为杭州刺史，斥欢州司户参军。《通鉴》从《实录》，云：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谏议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为杭州刺史，其说亦同。《鉴》又记文宗之崩，敕大行以十四日殡，成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远，不听；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夷直复上书言之；可知其见斥之由，循常法无可立之君，则人人得申其意，古大询之法如是。后世庶人无繇议政，朝臣固当周谘。武宗乃举不援己者而悉逐之，褊矣。抑文宗之立陈王，犹是其欲树晋王之意。以自周以来久习之继嗣之法言之，亦较立弟为正，武宗乃弑而代之，流毒且及于安王，尤悖矣。

武宗之用李德裕，非知其材而用之也，亦以文宗末年，僧孺、宗闵之党在朝，恶其不援己，乃反其道而行之耳。适直是时，回纥衰乱，得以戡定朔方，此乃时会使然，初非德裕之力。至于削平昭义，则其事本不足称，读史者亦从而张之，则为往史之曲笔所欺矣。德裕既相，所引用者皆其党人。崔珙与德裕，相善者也。会昌元年三月，相陈夷行，乃专与杨嗣复立异者。二年（842年），李绅自淮南入相，尤德裕死党。陈夷行罢，李让夷继之，亦杨嗣复、李珏所恶也。三年（843年），崔珙罢，崔铉相，史云李让夷引之。铉与珙不协，发其领使时事，并谓其尝保护刘从谏，珙遭贬斥。四年（844年），杜悰自淮南入相，李绅出为淮南。明年有吴湘之狱，为后来德裕所由败，见下。是岁，杜悰、崔铉罢，李回相，德裕用兵昭义时，以御史中丞奉使河朔者也，事见下节。崔元式相，以为德裕所疾罢。牛僧孺、李宗闵，皆为所挤排以死。僧孺在淮南六年。开成二年（837年），为东都留守。三年（838年），征为左仆射。四年（839年），复出为山南东道。会昌二年（842年），秋，汉水溢，坏城郭，坐不谨防，下迁太子少保，进少师。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东都。刘稹诛，石雄军吏得从谏与僧孺、宗闵交结状，又河南少尹吕述言：僧孺闻稹诛，恨叹之。武宗怒，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累贬循州长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还为太子少师。卒。宗闵，开成三年（838年），杨嗣复辅政，欲拔用之，为郑覃、陈夷行所沮，与杭州刺史。四年（839年），冬，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覃、夷行罢，嗣复方再拔用，而文宗崩。会昌三年（843年），德裕以宗闵素与刘从谏厚，上党近东都，分司非便，乃拜湖州刺史。稹败，得交通状，贬漳州长史，流封州。宣宗即位，徙柳州司马，卒。循州见第二章第七节。衡州，今湖南衡阳县。汝州见第二章第六节。漳州见上节。封州见第五章第二节。柳州见第四章第二节。然德裕引白敏中，敏中，居易从父弟。武宗夙闻居易名，欲用之，德裕以其衰病，荐敏中。会昌二年（842年），为翰林学士。而敏中反挤排之。至宣宗立，朝局变，而德裕亦遭窜逐而死焉。其事与德裕在武宗朝所为者，如出一辙。出尔反尔，其机可谓甚巧，特蹈之者不悟耳。

武宗之立也，赐仇士良以纪功碑。会昌元年十月，见《旧书·本纪》。会昌二年四月，群臣请加尊号。有纤人告士良：“宰相作赦书，欲减削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怒曰：“必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此据《旧书·本纪》。《新书·宦者传》曰：士良宣言：“宰相作赦书，减禁军缣粮刍菽。”语两军曰：“审有是，楼前可争。”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请开延英诉其事。帝曰：“奸人之辞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皇恐谢。明年，士良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以疾辞。罢为内侍监，知省事。固请老。诏可。寻卒。《旧书·本纪》在六月。死之明年，有发其家藏兵数千物。诏削官爵，籍其家。《新书·宦者传》。《旧纪》在四年六月。云：中人于其家得兵仗数千件，兼发士良宿罪。会昌三年（843年），崔铉相。《通鉴》云：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与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论者颇以是称武宗能御宦官。然武宗所倚者，一李德裕耳。德裕之入相也，《通鉴》云：初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见第二章第二节。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然则所谓不与事者何谓也？世岂有贪乐权位，绝无公天下之心，而能屏抑近习者邪？

武宗亦好道术。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邓元起等，饵其药得疾。会昌六年三月，大渐。宦官立宪宗第十三子光王怡为皇太叔，权句当军国事。武宗崩，怡立，更名忱，是为宣宗。时年三十七。《旧书·本纪》云：帝外晦而内明。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僚，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盖时置君如弈棋，诸王露头角者或遭忌疾，故帝以韬晦自全也。《新书·后妃传》：武宗贤妃王氏，邯郸人。邯郸见第二章第六节。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颍王。性机悟。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欲立为后。李德裕曰：“才人无子，且家不素显，恐诒天下讥。”乃止。及大渐，才人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葬端陵之柏城。《通鉴考异》曰：《唐阙史》曰：武宗王夫人，燕赵倡女也。武宗为颍王，获爱幸。文宗于十六宅西别建安王溶、颍王瀍院。上数幸其中，纵酒如家人礼。及文宗晏驾，后宫无子，此亦见蒋王早殁。所立敬宗男陈王，年幼且病，未任军国事，中贵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亲弟，既贤且长，遂起左右神策军及飞龙、羽林骁骑数千众，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贵遥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数四。意以安王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语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颍孰为大？”王夫人窃闻之，拥髻褰裙走出，矫言曰：“大者颍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颀长，皆呼为大王。且与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误，必赤族矣。”时安王心云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惧未敢出。颍王神气抑扬，隐于屏间，夫人自后耸出之。众惑其语，遂扶上马。戈甲霜拥，前至少阳院。诸中贵知已误，无敢出言者。遂罗拜马前，连呼万岁。寻下诏立为皇太弟，权句当军国事。《新书·后妃传》，盖亦取于《阙史》？立嗣大事，岂容缪误？今不取。案《阙史》之言，诚为东野人所难信，然武宗别有争位之计，而贤妃为之助画，则安能断其必无？谓《新书》浑括之辞必也取诸《阙史》，则太早计矣。《考异》又引《献替记》，谓王妃之死，在五年十月。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至是，以娇妒忤旨，一夕而陨。其说与诸书皆不同。王妃以殉死为名，附葬陵墓，其死期，似不容移至数月之前。岂武宗危笃之际，王妃亦与于立嗣之谋，为拥立宣宗者所败，以至不得其死，乃移其死期，以塞人疑欤？此说诚近億度。然文宗事懿安后甚谨，宣宗顾贼杀之。谓追讨宪宗之陨欤？则腐心于此者乃文宗，非宣宗也。而其所为相反若此，何哉？岂文宗以懿安与于立己而感之，宣宗则以宫闱之中，别有异图而怨之欤？《新书·宦者·严遵美传》：父季实，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此事也，隐见当日宫闱之内，亦有兴废之谋。懿安即不欲与其事，而身历五朝母天下，安知不有欲假藉之者？况于才人有专房之宠，危立为后，或主内政者欤？要之上下交争，不夺不餍，宫禁之中，即陷阱所在也。得国恒于斯，陨命亦于斯，人亦何乐而生帝王家欤？《新书·马植传》：会昌中，为李德裕所抑。宣宗嗣位，白敏中当国，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迁户部。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中书侍郎。初左军中尉马元贽，最为帝宠信，赐通天犀带，而植素与元贽善，至通昭穆，元贽以赐带遗之。他日，对便殿。帝识其带，以诘植。植震恐，具言状。于是罢为天平军节度使。既行，诏捕亲吏下御史狱。尽得交私状，贬常州刺史。见第四章第二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事在大中四年（850年）。

《通鉴》云：上之立也，元贽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诸宦者。《新书·武宗纪》，则迳书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当时拥戴宣宗者，徒党未知几何？然元贽实为之魁，则无疑也。

宣宗之立，李德裕盖未与其谋？而德裕在武宗时，得君颇专，易为同列所忌。《旧书·本纪》：会昌五年十二月，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合相府兼领。宰相奏论之曰：管子曰：令行于上，而下论可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系于人也。自太和已来，其风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此弊不除，无以理国。《传》曰：下轻其上，贱人图柄，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弘质受人教导，辄献封章，是则贱人图柄矣。萧望之汉朝名儒重德，为御史大夫，奏云：今首岁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轻丞相，乃下侍中御史诘问。贞观中，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云：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兼总数职。太宗曰：此人妄有毁谤，欲离间我君臣。师合流于岭外。古者朝廷之上，各守其官，思不出位。弘质贱人，岂得以非所宜言，上渎明主？此是轻宰相，挠时政也。昔东汉处士横议，遂有党锢事起。此事深要惩绝。伏望陛下，详其奸诈，去其朋徒。弘质坐贬官。又奏曰：天宝已前，中书除机密、迁授之外，其他政事，皆与中书舍人同商量。自艰难已来，务从权便。政颇去于台阁，事多系于军期。决遣万机，不暇博议。臣等商量：今后除机密公事外，诸侯表疏，百寮奏事，钱谷、刑狱等事，望令中书舍人六人，依故事先密详可否，臣等议而奏闻。从之。李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为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铉、杜悰罢相后，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上意不悦，而白敏中之徒教弘质论之，故有此奏。德裕结怨之深，由此言也。德裕之为人，诚不足取，然其论事权当集于中书及朋党之当去则是也，而卒以此败，可见朋党根抵蟠结之深。宣宗本猜忌之主，自不能容。故即位未几，即罢为荆南节度使，而白敏中相。九月，德裕又解平章事，为东都留守。大中元年二月，以太子少保分司。至九月而吴湘之狱起，《新书·李绅传》：始澧人吴汝纳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赃贬潘州司户参军死，汝纳家被逐，久不调。时李吉甫任宰相，汝纳怨之，后遂附宗闵党中。会昌时，为永宁尉。弟湘为江都尉。部人讼湘受赃狼籍，身娶民颜悦女。绅时节度淮南，使观察判官魏铏鞫湘罪明白，论报杀之。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德裕恶元藻持两端，奏贬崖州司户参军。宣宗立，德裕去位，绅已卒，崔铉等久不得志，导汝纳使为湘讼。言湘素直，为人诬蔑。大校重牢，五木被体。吏至以娶妻资媵结赃。且言颜悦故士族，湘罪皆不当死，绅枉杀之。又言湘死绅令即瘗，不得归葬。按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已，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德裕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寘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十七史商榷》云：新旧《书》皆言湘之坐赃，乃群小欲倾绅以及李德裕，而孙光宪《北梦琐言》第六卷，则谓绅镇淮南，湘为江都尉。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绅欲纳之。湘强委禽焉。绅大怒。因其婚娶聘财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皆以为赃，奏而杀之。绅本狂暴，此说恐当得情。程粮钱，《通鉴注》云：《新书·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东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蕃使还者，给度碛程粮，至于官吏以公事有远行，则须计程以给粮，而粮重不可远致，则以钱准估，故有程粮钱。澧州见第六章第三节。韶州见第四章第五节。潘州见第五章第一节。永宁，今河南洛宁县。武功见第三章第二节。德裕贬为潮州司马。二年正月，李回左迁湖南观察使。三年（849年），《旧传》误为二年（848年），据《李

卫公集》当作三年（849年），见《十七史商榷》。九月，德裕又以湘狱及改《元和实录》，再贬崖州司户。李回亦贬贺州。见第七章第三节。四年（850年），《旧传》亦误为三年（849年）。十二月，德裕卒于贬所。德裕为人，狠愎阴贼，贬谪而死，固其宜也。宣宗时，宰相见信任者：始为白敏中，后为令狐绹。敏中，宣宗即位时相，至大中三年三月罢，绹以其明年十月相，终宣宗之世。魏征五世孙谟，以敢言称，文宗时累加拔擢，亦相宣宗五年余。大中五年十月至十一年二月。史云：终以刚直，为令狐绹所忌，故罢。谟初为李固言、李珏、杨嗣复所引，故武宗时外出。宣宗时，白敏中引之。他相则充位而已。

旧史亟称宣宗之美，此乃阿私所好之言。《旧书·本纪》赞：史臣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献文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人间疾苦。自宝历已来，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扰穷民。洎大中临御，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詟气。由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上宫中衣浣濯之衣，常膳不过数器。非母后侑膳，辄不举乐。岁或小饥，忧形于色。虽左右近习，未尝见怠惰之容。与群臣言，俨然煦接，如待宾僚。或有所陈闻，虚襟听纳。旧时人主所行，黄门先以龙脑、郁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宫人有疾，医视之。既瘳，即袖金赐之，诫曰：“勿令敕使知，谓予私于侍者。”其恭俭好善如此。帝道皇猷，始终无缺，虽汉文、景，不足过也。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嗛然。《新书》谓其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亦《本纪》赞语。则颇近于实耳。《旧纪》谓帝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亦近小察。《通鉴》云：上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覆入，上怒，推按擅改者，罚谪之。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自写而上之，虽子弟不知也。号曰《处分语》。他日，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出谓澳曰：“上处分本州事惊人。”澳询之，皆《处分语》中事也。大中九年（855年）。又云：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绹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绹。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绹汗透重裘。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绹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十二年（858年）。虽善参验擿发，然不能推诚相与，得人之欢心，将谁与共济艰难乎？《通鉴》又云：上以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等无罪，诏皆雪其冤。此视武宗，似差强人意。然又云：上召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注》：唐自上元已后，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绿，九品深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内侍是长官，阶四品，其职但在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至玄宗，宦者至三品将军，门施棨戟，得衣紫矣。上又尝与令狐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八年（854年）。蔓草非寻烈火，宁可徐图？当时宦官窃

大权者，罪久不容于死矣，尚何待？此辈有阙，能勿补乎？绹之此言，盖以卸责，亦以避祸也。帝之所行，盖即此策？故《旧书·宦者传》谓其诛太甚者，而阍寺仍握兵权之重，则其效可睹矣。然不能推赤心置人腹中，亦安得如王叔文、王伾、李训、郑注之臣而用之哉？而顺宗与文宗远矣。

然宣宗时庶政确颇修饰，此可于财政见之。王播死太和四年（830年），王涯代之。后亦常任元臣，以集其务，《旧书·食货志》语。然成效殊鲜。至宣宗乃用裴休。《旧书·传》曰：自太和已来，重臣领使者，岁漕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蠢，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洎休领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所过地里，悉令县令兼董漕事，能者奖之。自江津达渭口，以四十万之佣，岁计缗钱二十八万贯，悉使归诸漕吏，巡院无得侵牟。举新法凡十条，又立税茶法二十条，奏行之。物议是之。初休典使三岁，漕米至渭河仓者一百二十万斛，更无沉舟之弊。《食货志》略同。《新书·南蛮传》：高骈说僖宗，言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860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故宰相敏中领西川，库钱至三百万缗，诸道亦然。此决非幸致。帝之才，盖不减汉宣帝？唐人之亟称之，亦有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