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说韩愈（退之）以文为诗，原不始于陈师道，释惠洪《冷斋夜话》二云：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泽，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瞻，然终不是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
“以文为诗”一语似乎比“押韵之文”一语更清楚些，所以这里先引了《后山诗话》。这个诗文分界的问题，是宋人提出的，也是宋人讨论的最详尽。刘克庄、严羽的意见可为代表。刘说：
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后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六，《韩隐君诗序》）
又说：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同上九十四，《竹溪诗序》）
严也说：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为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沧浪诗话·诗辨》）
他们都是以风诗为正宗的。
到了明代的李梦阳，他更进一步，主张五言古诗以汉、魏、六朝为宗，七言古诗以乐府及盛唐为宗，近体全以盛唐为宗。他给诗立了定格，建了正统。他的诗的影响不过一时，但他的诗格论的影响不是一时的；后来虽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却并没有能够摇动他的基础。它的基础是在“吟咏情性”（《诗大序》）“温柔敦厚”（《礼记·经解》）那些话和“选体”的五言诗上头。
为什么到了宋代才有诗文分界的问题呢？这有很长的历史。原来古代只有诗和史的分别（见闻一多先生《歌与诗》），古代所谓“文”，包括这两者而言。此外有“辞”、“言”、“语”。“辞”如春秋的辞令，战国的说辞。“语”如《论语》《国语》。“言”呢，诸子大都是记言之作。但这些都没有明划的分界。诗与史相混，从《雅》《颂》可见。诗、史、辞和言、语相混，从《老子》《庄子》等书内不时夹杂着韵语可见。至于汉代称为《楚辞》的屈、宋诸作，不用说更近于诗了。
汉代是个赋的时代；那时所谓“文”或“文章”便指赋而言。汉代又是个乐府时代；假如赋可以说是霸主，乐府便是附庸了。乐府是诗，赋也可以说是诗，班固《两都赋序》第一句便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刘歆《七略》也将诗赋合为一目。赋出于《楚辞》和《荀子》的《赋篇》，性质多近于诗的《雅》《颂》；以颂美朝廷，描写事物为主。抒情的不多。晋以后的发展，才渐渐专向抒情一路，到六朝为极盛。按现在说，汉赋里可以说是散文比诗多。所谓骈体实在是赋的支与流裔，而骈体按我们说，也是散文的一部分。这可见出赋的散文性是多么大。赋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那么，汉人所谓“文”或“文章”，也是诗与散文的混合物了。
乐府以叙事为主，但其中不缺少抒情的成分。它发展到汉末，萌芽了抒情的五言诗。可是纯粹的抒情的五言诗，是成立在魏、晋间的阮籍的手里；他的意境却几乎全是《楚辞》的影响。魏、晋、六朝是骈体文和五言诗的时代；但这时代还只有“文”“笔”的分别，没有“诗”“文”的分别。“有韵者文”，“无韵者笔”，是当时的“常言”（《文心雕龙·总术篇》）。赋和诗都是“文”，和汉人意见其实一样。另一义却便不同：有对偶、谐声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是“笔”（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这个说法还得将诗和赋都包括在“文”里，不过加上骈体的一部分罢了。这时代也将“诗”“笔”对称，所谓“笔”还只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一部分抒情的骈体不在内，和后来“诗”“文”的分别是不同的。
唐代的诗有了划时代的发展，所以当时人特别强调“诗”“笔”的分别；杜甫有“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的句子，杜牧有“杜诗韩笔愁来读”（读《杜韩诗集》）的句子，可见唐一代都只注意这一个分别。杜牧称韩愈的散体为“笔”，似乎只看作著述，不以“文”论。韩愈和他的弟子们却称那种散体为“古文”；韩创作那种散体古文，想取骈体而代之，也是划时代。他的努力是将散体从“笔”升格到“文”里去，所以称为“古文”；他所谓“文”，似乎将诗、赋、骈体、散体，都包括在内，一面却有意扬弃了“笔”的名称。唐人连韩愈和他的追随者在内，都还没有想到诗文的对立上去。
宋代古文大盛，散体成了正宗。骈体不论是抒情的应用的，也都附在散体里，统于“文”这一个名称之下。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评应用文（骈体居大多数）的，所以别出。王虽分评，却都称为“文”；这个“文”的涵义，正是韩愈的理想的实现。这样，“笔”既并入“文”里，“文笔”“诗笔”的分别，自然不切用了，于是诗文的分别便应运代兴。诗文的分别看来似乎容易，似乎只消说“有韵者诗，无韵者文”就成了。可是不然。宋人便将赋放在文里，《困学纪闻》“评文”前卷里有评辞赋的话，王应麟却不收在那“评诗”一卷里。宋人将诗从文里分出，却留着辞赋，似乎自己找麻烦，但一看当时“文体”的赋（如苏轼《赤壁赋》等）的发展，便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成立了诗文对立的局势，而二者的分别又不在韵脚的有无上，所以有许多争议；篇首所引，是代表的例子。
争议虽多，共同的倾向却很显明，那就是风诗正宗。苏轼和朱熹都致慨于唐诗的变古，以为古人的“高风”“远韵”从唐代已经衰歇不存（苏《书黄子思诗集后》，朱《答巩仲至书》第四、第五）。这正是风诗正宗的意思。苏轼自己便是个变古的人，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主张不是少数人或一时代的私见，它是有来历的。《诗大序》说诗是“吟咏情性”的，《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是“诗教”。这里面虽含着政教的意味，史的意味，但《三百篇》中风诗及准风诗的《小雅》既占了大多数，宋代又是经学解放的时代，当时人不管注疏里史的解释，只将自己读风诗的印象去印证那两句话，而以含蓄蕴藉的抒情诗为正宗，也是自然的。再说还有选体诗作他们有力的例子。选体诗的意境是继承《楚辞》的抒情的传统的。东晋时老、庄的哲学虽然一度侵入诗里，但因为只是抄袭陈言，别无新义，不久就“告退”了（《文心雕龙·明诗》）。抒情诗的传统这样建立起来，足为“吟咏情性”和“温柔敦厚”两句话张目。
不过选体诗变为唐诗，到了宋代，一个新传统又建立起来了。这里发展了一类“沉着痛快”之作，或抒情，或描写，或叙事，或议论，不尽合于那两句古话，可是事实上是有许多人爱作有许多人爱读的诗。旧传统压不倒新传统，只能和它并存着。好古的人至多只能说旧的是“正”，新的是“变”，像苏轼便是的；或者说新的比旧的次些，像朱熹便是的，但不能不承认那些“沉着痛快”之作也是诗。再说苏轼虽然向慕那“高风”“远韵”，他自己却还在开辟着“变”的路；这大约是所谓“穷则变”，也是不得不然。刘克庄也还是走的“变”的路。严羽是走“正”路了，但是不成家数。他说“近代诸公”的诗不是诗，却将“沉着痛快”的诗和“优游不迫”（即“温柔敦厚”）的诗并列为诗的两大类，可见也不能完全脱离时代的影响。
沈括（存中）说韩愈的诗只是“押韵之文”，不是诗；陈师道说韩“以文为诗”，不是诗的本色。陈的意思和后来的朱熹大约差不多，沈说却比较激切，所以引起全然相反的意见。刘克庄说和沈说一样。原来宋以前诗文的界划本不分明，也不求分明，沈、陈、刘，以当时的观念去评量前代，是不公道的。况且韩愈的诗，本于《雅》《颂》和乐府，也不是凭空而来；按宋代说，固可以算他“以文为诗”，按唐代说，他的诗之为诗，原是不成问题的。
宋人的风诗正宗论却大大的影响了元、明两代，一面也是这两代散体古文的发展使诗文的分界更见稳定的缘故。李梦阳的各体诗定格说正是时势使然。但姑不论他的剽窃的作风，他的定格里上有汉乐府，下有唐诗，其实也已经不纯是抒情的传统，与那两句古话不尽合了。到了清代中晚期，提倡所谓宋诗，那新传统复活了而且变本加厉，以金石考订入诗；《清诗汇》自序且诩为“诗道之尊”。章炳麟《辨诗》以为这种考订金石之作“比于马医歌括”，胡适之在《什么是文学》中也以为这种诗不是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皈依那抒情的传统的。
但是诗文的界划，宋以前既不分明，宋以来理论上虽然分明，事实上也不全然分明，坚持到底，怕也难成定论。所以韩愈“以文为诗”似乎并不碍其为诗。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云：“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这是极明通的议论。可是“以文为诗”在我们的诗文评里成了一个热闹的问题，“以诗为文”却似乎不大成问题的样子，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宋以前“诗”一直包在“文”里，宋人在理论上将诗文分开了，事实上却分不开，无论对于古人的作品或当时人的作品都如此。这种理论和事实的不一致，便引起许多热烈的讨论。至于文，自来兼有叙事、议论、描写、抒情等作用，本无确定的界限，不管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宋人还将辞赋放在文里，可见他们是不以文的抒情的作用为嫌的。
《扪虱新话》引的“杜以诗为文”的话，是仅有的例外。那只是说杜甫作文，用字造句往往像作诗一般，所以显得别别扭扭的。“韩以文为诗”是成功了，“杜以诗为文”却失败了。杜的文没有人爱学，也很少人爱读。这也是“以诗为文”引不起热闹的讨论的一个原因。但类似的讨论却不是没有，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论“近古”史书，词多繁复，事喜藻饰。那些时候作史多用骈体，骈体含着很多抒情的成分，繁复和藻饰，正是抒情的主要手法，用来叙事，却是不相宜的。这繁复与藻饰，按宋人的标准说，也正是诗的精彩。刘知几时代，诗文还未分家，更无所谓骈散之辨，但他所指出的问题，若用宋人的术语，却正是“以诗为文”那句话。
到了清代，骈散的争辩热闹起来了，古文家论骈体的短处，也从这里着眼。如曾国潘的话：
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湖南文征序》）
“习于情韵”就是“抒情”，和那“排比之句”，“婀娜之声”，都是。这里所讨论的，其实也还是“以诗为文”那句话。不过这种讨论，我们的诗文评都放在“骈散”一目下，不从诗文分界的立场看。“以诗为文”的问题，宋人既未全貌的提出，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正面的“骈散”的讨论，又不挂在它的账上，所以就似乎不大成问题的样子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输入了西洋的种种诗文观念。宋人的诗文分界说，特别是诗的观念，即使不和输入的诗文观念相合，也是相近的。单就诗说，初期的自由诗有人讥为分行的散文，还带着宋以来诗的传统的影响。第一个提倡新诗的胡适之还提倡以诗说理呢。但是后来的格律诗和象征诗便走上新的纯粹抒情的路。这该是宋人理想的实现。
可是诗的路却似乎越走越窄，作者和读者也似乎越来越少。这里也许用得着j. m. murry 《风格问题》一书中的看法。他说，“在某种文化的水准上，加上种种经济的社会的情形（这些值得详加研究），某种艺术的或文学的体式是会逼着人接受的。”（四八面）宋以来怕可以说是我们的散文时代，散文的体式逼着一般作家接受；诗不得不散文化，散文化的诗才有爱学爱读的人。现代诗走回诗的“正”路，但是理睬的人便少了。只看现代散文（包括小说）的发展是如何压倒了诗的发展，就知此中消息。诗暂时怕只是少数人的爱好（这些人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它的繁荣怕要在另一个时代。murry还说：“批评只消研讨基本的成分，比较着看；它所着眼的是创造想象，除非要研讨文字的细节，是不必顾到诗文的分别的。”（五二、五三面）照这个看法，“以文为诗”也该是不成问题的。
（《学文周刊》，济南《大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