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科举社会之特征

唐代并非纯粹的农业社会，唐代社会的重点与特征亦不在商业。中国过去最出名的学者，都是有关地质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因中国有广大的材料，也可有新的发现。

英国学者威尔斯著《世界史纲》一书，主张唐代时之世界史应以中国为中心。他曾采取傅斯年之意见，但并不精彩。

德国曾有一学者，专门研究我国黄河的溃决，但在中国反而没有研究黄河的机构，实在使国人汗颜。又有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在日本“九·一八”侵华时来中国做研究。西洋人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黄河，只注重地形，但中国人知道，黄河并非天生有害。因古代中国崛起于黄河，论黄河为中国人之害只是近代之事。

地是会变的，如香港已今非昔比，又如今日荒凉的陇海路，自徐州至开封一段，过去兴盛时出了庄周、张良等人。故研究黄河应知道黄河在历史上的变迁，研究历史学还得配上其他的学问。

唐代社会可称“门第社会”，但并非有大地主，亦非有世袭贵族，此皆为唐代所无。我们可称唐代以前为“门第社会”，唐代以后为“科举社会”。

社会兴盛时有教堂、贵族和城市，城市得势后有中产阶级。东周自迁移后，诸侯各管天下。西洋人经商是冒险的，是合伙用船，中国人的习惯则是不会合在一起做，社会必须有一中心领导力量。中国社会是由政府管控，故称“郎吏社会”，科举是中国社会之特征。

二、宋代近代社会之特征

自宋代起至近代可说是近代社会，唐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

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也很发达。中国特别不同之处，便是有城市，且是均匀散布的。这些城市一面是商业中心，另一面是政治中心。

中国自秦以后，县城成为中国的政治单位，多数城市自秦代始已有了。城市的物资分发到农村，每一城市的四周是农村，是货物的集散中心。城乡互相依托，两者打成一片，城市是兼为政治与商业中心的。

近代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外国的商业发达，制成机器调换了我们的原料，故穷了，几乎要破产。

中国社会是政治（指智识分子）控制经济。古代农村的士，三冬通一经书，“一冬”指一年冬天的3个月，三个农闲的冬季便可读通一经。中国少年15岁前学识字，《尚书》二十八篇、《诗经》三百首、《易经》六十四卦、《礼经》及《春秋》等，即15年可通“五经”，到时这青年尚只有30岁，即可应考做郎吏，甚至可以做宰相。可见中国社会非封建，其实这道理今天还用得着。

做了宰相，年入2000石，但一个家庭一年用不完100石。由于宗法关系，做官的一家就会有独占性了。由于有独占性，所以有了郡望，此即唐代的门第社会，即是由农村出了郎吏。

有的门第有传至一千年以上者，如山西闻喜裴家，尽管到宋代时已非门第社会。顾亭林先生曾去山西裴村，裴氏家族已有数千人，所以顾亭林说，封建势力可利用来造反。

三、宋后中国农村新体貌

宋以后的中国农村比起从前已有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是封建制度，农村隶属于封建贵族。到封建制度崩溃，贵族消灭后，即变为士农工商的新社会，农民不再隶属于贵族，变成了自由农民。

农民一家通常是五口至八口，所能耕之田最多百亩，其收入是有限的。因此农民的经济永远是不宽裕的，遇到疾病、死亡或灾荒就糟透了，只好出卖田地，因此就有兼并和剥削产生。政府原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租，但买田者要他二分之一的田租，其中三十分之一缴给政府，则田主不劳而获即可得三十分之十四（即十五分之七）的田租。

汉代的郎吏政府，智识分子获得政权，做到2000石俸的高官，用来买田地，敬宗恤族，建立了“家族社会主义”。凡同姓中有穷困的，均予以周济及教育之，因此此家族中就可不断有人进政府做官。此家族愈来愈富，这种新兴的士族阶级即称“门第”。

从上述自由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地主，不能称“封建”。门第成为有郡望的，大门第普遍存在于各乡村，即是新的门第社会，旧的贵族社会亦有大贵族在农村。

提拔人材可有下列多种方法：一是教育，二是服务，三是选举，四是考试，五是任用，六是升黜。中国当时只有一间太学，起初只有数十人，后来东汉时有3万人了，进太学读书已是一件麻烦事。读完书出来要经过地方政府选举，但因为门第间互有关系，因此政权便永远操在几个大门第的手中。这便进一步助长门第，因此门第常可获得进学及被选做官的优先权，而没有平流竞进的形势。唐代一确定科举制度，可以自由考试，门第就垮台了。

四、唐宋明之考试制度

按照中国历史来说，应该是从封建社会经郎吏社会、门第社会再进而到科举社会。科举制度历经唐、宋、元、明、清数代，参加科举考试即可进入仕途，亦即可参加政治。

考试是自由报名，公开竞选（商人除外）。唐代的考试如考一首诗，但出的题目很偏僻，要读书多，由考试的成绩即可察出该考生之志趣、聪明与见识如何。

唐代有位青年叫王播，因家穷而住身寺中，逢寺院打钟便知是吃饭时间到了，便去吃饭。后来和尚为避免王播去吃，便改变了打钟方法，不让他去吃，王播作了一首《饭后钟》的诗讥笑之。后来王播中了进士，做了宰相，该寺僧便把王诗用丝绢罩住，加以保护。此即所谓十年寒窗，一举成名。

宋代范仲淹幼时家亦穷困，父早亡，母改嫁，后父姓朱，他进入寺院求学，“断齑划粥”。后来苦学成名，做了副宰相，恢复范姓，有二子，同穿一长袍在寺中读书，后来亦做大官。后仲淹首创建立“义庄”，凡本族穷人子弟均可得到供养。直至民国初年，到处仍有义庄，称为“范朱遗风”。

到了清代，设立各级考试制度，有县试、府试、省试和殿试。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有变动而无阶级，亦无大贫大富，此为其优点，但亦有其科举社会之缺点。

唐代之科举制度分“明经”与“进士”两种，“明经”是考经学，“进士”是考文学（即诗赋）。应考者要三代身家清白，做生意的并不包括在内。考试及格叫“进士及第”，考试由礼部主持办理（礼部即如今日之教育部）。进士及第后尚须由吏部（即今之内政部）再复考一次，要考试公文，并兼考其健康与品貌等。宋代则仅考“进士”一科。

明代以后有县考、府考，因参加考试者太多了。县试通过者叫“秀才”，省考考取者叫“举人”，然后再由各省推举若干人，有特定的限额，乃是看各省的文化程度高低、赋税摊派多寡来决定名额多少。中了进士的要在中央再读三年书，殿试的首三名，首名为状元，次名探花，三名榜眼，当然成为翰林，最差的进士则可做知县。考中进士的可上进士题名碑，此碑放置在北京国子监。当时邻邦中的安南、朝鲜等国最为佩服中国，常仿效中国文化，如安南也有国子监，也有进士题名碑。

中央设有翰林院，其中有编修、检讨等职位。考中进士的入馆三年，由翰林教导之，三年散馆后再考，考试成绩好的可进翰林院做翰林。各省的主考官是由中央的翰林院派翰林去监考的，有进场、朱卷、誊卷等名堂。翰林是清望之官，薪俸并不多。翰林做过几次主考官后，就可做侍郎（相当于今日的部里次长）、巡抚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