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导读
前一章“体别”根据人才的性格，把偏才分为十二型，本章亦把人才分为十二类，不过焦点不在性格，而在能力与干练程度。从不同角度把人才分类是十分合理，且符合常识的。所谓人才选拔，首重其能力与专长，恰如其分的掌握了，就可将他们调任至适当岗位。但刘劭认为，所谓能力或多或少是由其性格所决定的，或者至少可说，一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够发挥出来，总受到他的性格所左右。因此，在本章之前，刘劭必先提出他的人格理论学说（详见前章“体别”），然后才在本章讨论人才、能力、岗位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其思路的进程及相关问题实有其内在逻辑，同时亦向观人者或管理人告诫，在考察人才时，此次第不宜逆转。
“流业”的“流”字，诚如北魏时的刘昺，亦即《人物志》成书早期最重要的注释家所言， 本章所分十二类型人才，首三类（清节、法、术）为核心型，紧接的五型为由此三类所衍生出的类型（其余四型为杂类，亦为非政务系统岗位），依此，前三型与后五型便有“一源一流”的关系，于是，“流”就有由源头而衍生出来的意思。至于“业”，郭模认为是特指“政教之业”， 即政府机构的官职，其他学者多认为是泛指事业，如shryock之“vocation”， 不过，两者意思可以兼容。“流业”二字合起来，就有以“清节、法、术”三型为核心所衍生的诸型到底适合哪个职位的意思。
如上所言，十二类型人才有核心三型、衍生五型及杂类四型，其中衍生五型实质还可细分两类，一类是三才具备，另一类是只具一才，三才具备当然仍可再分，无论如何，刘劭把一组织内的不同岗位，作秩序化的分类，实是一场非线性思考的示范。十二类型以下依次以表列之，读者即能体会其层次之分明：
除为偏才分类外，本章在后半部分展示另一要旨，指出上述十二型俱为人臣之能而非国君之才，后者取胜不在专才，而在于两点：一者为平淡，另一者为任贤。平淡是全书一以贯之的宗旨，一言以蔽，就是貌似无才而能役使众才，此乃圣人亦是人君的重要标志。而任贤可以说即是观人、选拔、任免、协调等工作的缩写。观人者，不必被观，故无需专才之相；选拔者，不被选拔，故不需特殊之能；任免者与协调者亦复如是。但无专才之相或特殊之能，不等于无才无能，而是所有才与能俱全然大备。事实上，若人君在某方面的才能过分突出，只会将国家导向相关方面发展，其他需要势必被忽略。例如，若国君为军事天才，势必穷兵黩武，国家版图或会因而扩阔，但民生与经济发展，恐将大大滞后而致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拿破仑的故事大家当耳熟能详。
刘劭所论，虽然在于安邦定国之务，但对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一样极具参考价值。其实，所谓“偏才”之间的分别，说到底就是个体间的差异现象，但单说“差异”是只见平面不见立体的下乘之见。用人而能真正恰如其分，必须先抓住最根本、最核心的才能特质，然后再谈其他，四书中《大学》的名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与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刘劭看来，人格品德（德）、制度建设（法）与大局视野（术）三者，是人才之大者。这对管理人有什么启示呢？一所企业能否成功，当然有赖众多因素的配合，如资本投资、营运成本、经营策略、市场气氛等等先天后天、外因内因、长期或者突发的因素，不胜枚举，但其中占轴心的就是人才无疑。上述诸种因素要能物尽其用，常识告诉我们，其先决条件就是人尽其才。但我认为“人尽其才”四字，仍未道尽其要，原因无他，各人之才即使得尽，但未能互相配合，就好比一队集齐全世界足坛上的射手国脚，往往因太多的“个人表演”而败给二三流但能有效各司其职的队伍，类此赛果国际上常见焉。我的意思，不在要有团队精神，而在要建立团队精神，首要条件是要认识队员的“个体差异”。本章“流业”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刘劭以三材为核心能力，再衍生紧接五材，最后辅以四种非政务职位，由此所支架起的分析框架，是向所有政府领导人及企业管理者，示范怎样把一整块管理领域，有序地切割成不同层次的立体板块，令每一板块都被照顾得“体有完肤”，最终给整合成各司其职但又有如交响乐团般和谐的队伍，其间诀窍当在对个体差异的掌握。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1]：有清节家[2]，有法家[3]，有术家[4]，有国体[5]，有器能[6]，有臧否[7]，有伎俩[8]，有智意[9]，有文章[10]，有儒学[11]，有口辩[12]，有雄杰[13]。
[1] 业：志业，由志向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刘昺在注释这句话时说：“性既不同，染习又异，枝流条别，各有志业。”
[2] 清节家：品德节操行为堪为世人楷模之人。
[3] 法家：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君主专制，运用术势，严刑峻法；思想上主张禁断百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
[4] 术家：善于运用奇谋妙策之人。刘昺在解释“术家”时说：“智虑无方。”即不按一定常规灵活地运用智谋。
[5] 国体：兼备清节家、法家、术家三者素质才能的国家栋梁之才。
[6] 器能：在德、法、术三方面略次于国体的人才。
[7] 臧否：褒贬，评论。此指具备清节家的品德，但心胸不宽，喜欢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
[8] 伎俩：指虽然不能为国家制定长远的政策和策略，但有执行政策和策略技巧的人。
[9] 智意：指善于权变、深谙谋略、机智灵活的人。
[10] 文章：指文笔灿烂，能写文章的人。
[11] 儒学：传授儒家学说的人。
[12] 口辩：能言善辩之人。
[13] 雄杰：有胆有勇，谋略过人之人。
译文
人们由能力所决定的事业或功业有十二种：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赏析与点评
首节划定全章讨论范围，表面是提出共有十二种事业以供研究，但究其实，是示范小至机构、中至企业或大至国家，都必须把工作分成不同部分。这区分当然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
试看首三项，是关系到长远大局的谋划，中五项是为之协助、巩固以及落实的辅翼，末四项亦以不同方式与之攸关，三组岗位互相配合，由策划、协助到执行，共同辐辏出一个庞大的运作机器，或将国家、或将企业、或将小型组织，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正是管理人在人事安排上应遵循的原则。
若夫德行高妙[1]，容止可法[2]，是谓清节之家，延陵、晏婴是也[3]。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4]。思通道化[5]，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6]。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其德足以厉风俗[7]，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8]，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9]。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国[10]，其法足以正乡邑[11]，其术足以权事宜，是谓器能，子产、西门豹是也[12]。兼有三材之别，各有一流，清节之流，不能弘恕[13]，好尚讥诃[14]，分别是非，是谓臧否，子夏之徒是也[15]。法家之流，不能创思远图，而能受一官之任，错意施巧[16]，是谓伎俩，张敞、赵广汉是也[17]。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18]，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19]。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20]。能属文著述[21]，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22]。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23]，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24]。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25]，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26]。胆力绝众[27]，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28]。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预焉[29]。
[1] 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
[2] 容止：仪容举止。法：效法。
[3] 延陵：即春秋时吴国人季札，吴王寿梦少子，亦称公子札，因被封于延陵，又称延陵季子。因其有贤德，其兄诸樊、余祭、夷昧都曾让君位给他，但季札均不接受。曾出使鲁国，在观赏周朝诗歌和乐舞时，借分析诗歌乐舞评论诸侯盛衰，很有影响。晏婴：春秋时夷潍（今山东高密）人，字平仲，齐国大夫，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厉行节俭，善于劝谏，谈锋机智，主张诛不避贵，赏不遗贱，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多次出使楚、晋、鲁等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颇有影响。在《左传》、《史记·管晏列传》、《晏子春秋》中对其事迹多有记载。
[4] 管仲：春秋初颍上（今安徽颍水畔）人，名夷吾，一称敬仲。初与鲍叔牙经商，齐襄公时与公子纠投奔鲁国，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相，在齐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主张按土地肥瘠征赋，开发鱼盐之利，铸货币平物价，重视选拔人才。在他的辅佐下，齐国国力大增，成为春秋时的霸主。商鞅：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公孙鞅、商君鞅、商君。喜好刑名之学，初为魏相公孙痤家臣，公孙痤死后入秦，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深被信任，任左庶长，先后实行两次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后迁任大良造，率军攻魏，俘获魏公子卬。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州东南），号商君。孝公死后，遭到反对派的诬害，举兵反抗，兵败被俘，被车裂而死。
[5] 思通道化：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道化，指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发展变化。
[6] 范蠡：春秋末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与宛令文种为友，后一起进入越国，为越王勾践谋臣。越国被吴国打败后，随越王勾践入吴为质，三年后随勾践返越，帮助越王奋发图强，待机复仇。越国强大后，灭掉吴国，范蠡却离开越国到了齐国，称鸱夷子皮。后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称陶朱公，通过经商成为巨富。其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在《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史籍中有记载。张良：秦朝末年人，字子房，出身韩国贵族，祖父与父亲相继为韩国卿相。秦灭韩后，图谋复国，倾家财寻求刺客，对秦始皇进行刺杀未遂，因而逃亡，在下邳隐名避祸，随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秦末参加陈胜、吴广起义，后归附刘邦，成为其手下重要谋士。刘邦进入关中后，曾劝其不要贪恋宫室，又在项羽的鸿门宴中为刘邦解危。楚汉战争中，主张争取英布、彭越、韩信，连兵破楚，反对郦食其分封六国之后的主张。刘邦建国后，被封为留侯，在劝刘邦定都关中、册立太子等问题上均起重要作用。
[7] 厉风俗：勉励好的社会风气习俗。
[8] 谋庙胜：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尉缭子·战威》：“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
[9] 伊尹：商初重要谋臣，名尹，一说名挚，尹是官名。初在有莘国为奴，成汤娶有莘氏女，伊尹作为陪嫁入商。成汤发现其才，提拔重用，后委之以国政。先后帮助成汤灭掉葛、昆吾等小国，后打败夏桀，建立商朝。吕望：又称太公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西周开国大臣，姜姓，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阳，以之为师。文王死后，继续辅佐武王，在灭商建周中功绩卓著，故西周建立后被封于营丘，为齐国的开国之君。
[10] 率一国：为一国的表率。
[11] 正乡邑：纠正基层社会中的不良风气习俗。乡邑，上古时指乡里，秦汉以后多指县以下的小镇。此泛指基层社会。
[12] 子产：春秋时郑国人，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因此又称公孙侨，也称国侨。因其居于东里，也称东里子产。任郑国卿、少正等职，执掌国政期间，锐意改革，作丘赋，铸刑书，举贤用能，保护乡校，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死后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爱”。西门豹：战国时魏国大臣，姓西门，名豹。魏文侯时任邺县县令，到任后废除当地为河伯娶媳妇的陋习，移风易俗。主张藏粮于民，寓兵于农，示民以信。在任期间，开凿十二渠，引漳河灌溉农田。他为官清廉，不取个人秋毫之私利。据说他为人性急，常佩韦以自缓。
[13] 弘恕：宽容，宽大。
[14] 讥诃：讥笑责备非难。
[15] 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列于孔门文学之科。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要求国君研读《春秋》，以史为训。提出尊贤轻色，事亲竭力，事君尽忠，交友守信。因主张大德不可越轨，小德可有出入，被孔子批评为守礼不严。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魏文侯师事之。李悝、吴起、商鞅都是他的学生。
[16] 错意施巧：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错意，在意，着意。错，通“措”。巧，指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
[17] 张敞：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子高。汉昭帝时任太仆丞，因切谏昌邑王而出名。历任豫州刺史、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山阳太守、胶东相、守京兆尹、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等职。整顿京师治安颇有成效。赵广汉：西汉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字子都。历任州从事、平准令、阳翟令、京辅都尉、守京兆尹、颍川太守等职。在颍川太守任上，惩治郡中豪强，郡中震栗。在京兆尹任上精于吏治，为汉兴以来治理京兆最有成绩者。霍光死后，摧辱霍氏及贵戚大臣，无所回避。后因上书告发丞相魏相，被司直萧望之弹劾，死于腰斩之刑。
[18] 垂则：垂示法则。《汉书·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垂则列妾，使有法焉。”颜师古注：“言垂法于后宫，使皆遵行也。”
[19] 陈平：秦末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出身贫寒，喜黄老之术。秦末天下大乱，先后事魏王咎、项羽，随项羽入关破秦。后归顺刘邦，为刘邦重要谋士。屡向刘邦进献奇策，如离间项羽君臣、解平城之围、计擒韩信等等。历任都尉、亚将、护军中尉等，先后被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惠帝时又历任郎中令、左、右丞相。诸吕专权时，以不理政事纵情酒色伪装自己。吕后死，与太尉周勃合谋诛灭诸吕，迎立文帝。韩安国：西汉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字长孺。初在梁王手下任中大夫，平定吴楚七国乱有功，任梁内史。汉武帝时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护军将军等职。性贪财嗜利，但不嫉贤妒能，举荐人才，因此被士人所称。丞相田蚡死后，一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后因病免职。后历任中尉将军、卫尉将军、材官将军等职，因将屯失亡多，被武帝所责，忧郁而死。
[20] 轻事：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
[21] 属文：撰写文章。《文选·文赋》：“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李善注：“属，缀也。”缀即组织文字以成篇章之意。
[22] 司马迁：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少年随父读书，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春秋》、《尚书》。十二岁出游，足迹遍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后任郎中，随汉武帝巡游到过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又奉命出使四川、云南等地，积累了丰厚的阅历。父亲死后，继承父亲遗志，继续著史。汉武帝元封三年（前一〇八）任太史令，阅读皇室藏书，搜集史料。天汉三年（前九七），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下狱中，遭受腐刑。出狱后忍辱发奋，继续撰述，写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史记》。班固：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坚，班彪之子。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归乡里，潜心撰述史书。后被人诬告私改国史，入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乃被释出狱，任兰台令史，撰述东汉开国以来的史事。先与陈宗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迁为典校秘书后，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树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受明帝之命，撰成起自高祖刘邦终于王莽的《汉书》。章帝时官迁玄武司马，撰成《白虎通义》。和帝时随窦宪出击匈奴，窦宪失事自杀，班固受牵连入狱而死。
[23] 干事：参与军政国事。
[24] 毛公：相传为西汉鲁（治今山东曲阜）人，一说为赵（今河北邯郸西南）人，名亨，河间献王博士，时人称为大毛公，以别于传承其学的小毛公毛苌。作《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开创一派《诗经》古文学。贯公：即贯长卿。西汉学者，赵人，古文学派毛诗派的传人，《汉书·儒林传》中有载。
[25] 资给：天资聪敏，伶俐善辩。
[26] 乐毅：战国时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的后代。燕昭王时入燕，任亚卿。以上将军之任率燕、赵、魏、韩、秦五国军队伐齐，大败齐军。又率燕军独进，攻破齐国城邑七十多座，一直打到齐国首都临淄，因功被封为昌国君。燕昭王死后，继位的燕惠王中田单的反间计，罢黜乐毅，乐毅遂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号望诸君。后燕惠王有悔意，派人召之，乐毅不肯应召，在赵国终老。曹丘生：秦末辩士，楚人，依附贵人，利用贵人权势向人请托金钱。与贵人赵同、窦长君关系好。曹丘生想结识将军季布，请窦长君给季布写信介绍自己。窦长君说：“季将军不喜欢你，你不要去见他。”曹丘生坚持要见，窦长君只好写信先给季布送去。季布见信果然大怒，等待曹丘生的到来。曹丘生到后，对季布说：“我是楚人，您也是楚人。楚地有一句谚语‘得黄金百，不如季布一个许诺’。您为什么在楚地会有这样的名声呢？是因我的游走宣扬的结果，难道您不念及这些吗？怎么对我这样深加拒绝呢？”季布听后，非常高兴，便把他留下，奉为上宾。
[27] 绝：超过。南朝宋鲍照《代朗月行》：“鬓夺卫女迅，体绝飞燕光。”
[28] 白起：战国时眉（今陕西眉县东）人，一称公孙起，著名军事家。秦昭王时任左庶长、左更、大良造。率军打破韩魏联军于伊阙，进攻魏国攻陷六十一城，进攻楚国东进至竟陵，南进至洞庭湖一带，以功封武安君。秦昭王四十七年（前二六〇），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后与相国范雎有矛盾，被免为士伍，在阴密被迫自杀。韩信：秦汉著名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南）人，早年家贫，秦末参加项梁、项羽的反秦武装，因不被重用，后离开项羽投奔刘邦。开始不被刘邦重用，由于萧何保举，拜大将军。楚汉战争中先后定魏，击代、赵，降燕，破齐，垓下决战，打败项羽，战功卓著。先被封为齐王，后被徙为楚王，又因为被人诬告谋反，贬为淮阴侯。陈豨反叛后，韩信与之暗通消息，其舍人又告发他准备发兵袭击吕后及太子，被吕后与萧何设计杀害。
[29] 主德：指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
译文
至于德行高尚美好，仪容举止可以被众人效法的，这种人可称之为清节家，吴国延陵季子、齐国晏婴就是这样的人物。建立法律和制度，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这种人可称之为法家，齐国管仲、秦国商鞅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与客观规律的变化相通，所谋划计策奇诡绝妙，这种人可称之为术家，越国范蠡、汉朝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三种才能又比较完备的，其品德足以勉励好的社会风气和习俗的建立，其法律足以匡正天下歪风邪气，其谋术足以谋划朝廷预先制定的克敌制胜的谋略，这种人可称之为国体，殷商的伊尹、西周的吕望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德、法、术三种才干，而三种才干却都稍差前者，其品德足以为一国的表率，其法律足以匡正基层社会，其谋术足以应变各种事物，这种人可称之为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样的人物。兼有三种才干的某两项，并且各自有自己的流派，在清节家流派中，不能宽宏大量，喜欢对人讥笑责备非难，分辨谁是谁非，这种人可称之为臧否，子夏之流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法家流派中，不能创新思虑建立长远规划，但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着意施展实现自己意图的技巧，这种人可称之为伎俩，汉朝张敞、赵广汉就是这样的人物。术家的流派中，不能创建制度垂示法则，但能在情况变化的时候想出具体的应变策略，权变智谋有余，公平端正不足，这种人可称之为智意，汉朝陈平、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物。凡此八类人才，都是以德、法、术三种才能作为根本。所以虽然这些人的流派不同，但都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职责分内的事情的人才。能撰写文章著书立说，这种人可称之为文章，汉朝司马迁、班固就是这样的人物。能传承圣人的事业，而不能参与国事实施政事，这种人可称之为儒学，汉朝毛公、贯公就是这样的人物。辩论的方法和语言不合正道但却语言丰富应对自如，这种人可称之为口辩，燕国乐毅、汉代曹丘生就是这样的人物。胆量勇力超过众人，才能谋略高于众人，这种人可称之为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物。上述十二种人才，都是在臣子的位置上，善于使用各种人才的君主不包括其内。
赏析与点评
此节在全章中篇幅最长，亦是全书分析人才中最精彩的一段。刘劭将人才放在一个极有层次的分析框架中，第一层把十二型分为两大类：“政务系统”与“非政务系统”，前者其数为八，后者为四；第二层则将政务系统分为“核心型”与“衍生型”，其数分别为三与五；在第三层中，进一步细分为“三才俱备型”与“单具一才型”，其数分别为二与三。
三种“核心型”人才分别为“清节家”（又称“德家”）、“法家”与“术”家。“清节家”人物高风亮节，是德行上的楷模，乃众人所效法的对象，其存在令整个组织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至关紧要，所以刘劭将它放在首位，顺道一提，这亦反映了他立根在儒家的意识形态。
“法家”为典章制度的制定者，此类人才之所以重要，不单是因为他们是技术型人物，更重要的是制度（不管是国家、企业、或组织的）乃主导甚至是支配众人行为的力量，而众人的行为最终又反过来决定了国家、企业、组织的生长枯荣。史学巨擘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唐代的“府兵制”，如何在初唐令它成为当日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又及后“府兵制”的有名无实令它出现结构性的弊病，致最终“病入膏肓”。宋代的募兵制如是，明代的军户制度亦复如是，篇幅关系，于此不赘，但相信已足以在历史上印证刘劭的洞见。
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要能长远地行之有效，势必需要前瞻力强且具策略性眼光的人才，而这就是“术家”所长。所谓“策略”，用现代语言来讲，其实是一种动态博弈（dynamic game），其中所牵涉的是在长期、中期、短期，对资源的掌握、部署，对成本、成果的预期等等。亦关系到如何精确调动、调适资源，以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能为此道的人，关键在一“通”字，难怪刘劭盛赞此类人为“思通道化，策谋奇妙”。
上述三种核心型人才，固然能独当一面，将他们以不同方式加以组合，则又有另一番风景。
如上所述，刘劭的分析中，兼有三材的可分两种，一者为周密完备型，有大国领导者气象，称为“国体”。另一者则气势薄弱很多，因此只宜担当小邦小国，或地方政府小领导的角色，称为“器能”。不过，无论哪一类型，兼有三材是万中无一难能可贵的，因其德可移风易俗，其法足以规范人心，而其术则可使安邦定国。
此外，三种核心型人才亦有三类只具一型但略输一筹的，明显是前者的衍生。清节家之流称为“臧否”，此类人自身德行高尚，能正己，但亦好正人，常站在道德高地责难别人，此为欠缺同理心之病。
法家之流之所以称为“伎俩”，原因在于他们是技术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的通病往往是未能高瞻远瞩，只在自成一角的小天地中把工作做好。
术家之流，虽有原本术家的智慧，所以得称为“智意”，亦即具“通达”之才，表现出来，有精于权变的能力，但可惜的是其智慧不足，未能从大局着眼，有谋略而非远虑，是故非为真身，实属影子之流。
以上八型人才，刘劭推许为能为国家“轻事”，亦即可替国君分忧，减轻负担，因此无疑是“治”国栋梁。不过，一个国家单有领导人，而无人从事具体的操作事务，就好比一队军队空有将领而无士兵，肯定一仗难赢。因此，刘劭亦讨论了最后四类专才。四类中首三类为文职人才，第四类是武将，就好比一家企业，在文书工作人员以外，亦需前线推广人员，以为公司“冲锋陷阵”。
若以现代语言解释，此四类人才分别是长于文字工作的“文章”型，优于整理机构故事以承传公司文化传统的“儒学”型，能言善道、传达公司指令政策的“口辩”型，以及胆识卓绝、能为公司效益“攻城略地”的“骁雄”型。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1]，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2]。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3]。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4]。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5]。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6]。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7]。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8]。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9]。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10]。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11]，而太平用成[12]。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13]，则一材处权[14]，而众材失任矣。
[1] 总达：统领提拔。
[2] 师氏：官名。西周时设置，官位尊显，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中大夫。”郑玄注：“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孔颖达疏：“以其教国子有道艺，故使中大夫尊官为之也。”
[3] 司寇：官名。夏朝始置，商、周、春秋战国沿置。国君重要辅佐大臣之一。春秋鲁、宋等国设大司寇、少司寇，郑国有野司寇，战国时有的称邦司寇。主管刑狱缉盗，督造兵器。
[4] 三孤：官名。即三少。《尚书·周官》记载：“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辅助太师、太傅、太保辅弼君王，地位比公低比卿高。
[5] 三公：官名。周朝为最高辅政大臣的合称，或指太师、太傅、太保，或指司徒、司马、司空。西汉成帝元和年间，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同为宰相，合称“三公”。东汉改名为太尉、司徒、司空，亦称“三司”。位高禄厚，权力极大。
[6] 冢宰：相传为殷、周辅政大臣，位居百官之首。《尚书·伊训》说：“百官总己以听冢宰。”《礼记·檀弓下》说：“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春秋战国时泛指执掌国政的大臣。
[7] 佐：指次一等，处于陪同地位者。《史记·孝武本纪》：“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
[8] 司空：官名。相传为殷商辅政大臣之一。西周时为“三公”之一。西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光武帝初改为司空，均为“三公”之一。以后各朝多有变化。
[9] 国史：负责撰写国史的官员。
[10] 行人：官名。《周礼·秋官》属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迎送接待宾客。春秋战国各国多设行人，掌朝觐聘问。秦、西汉初有行人令，为大行令属官，负责接待少数民族宾客。两汉以后常设，担任出使聘问之事。
[11] 官不易方：官不改变为官之道。方，道理，常规。《周易·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12] 太平用成：太平盛世因此建成。用，因此。
[13] 与一材同用好：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譬大匠善规，惟规之用。”意思是偏好某种才能。
[14] 处权：当权。
译文
主德，就是聪明平淡，统领提拔众多人才，而不是亲自担当起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所以主德之道确立，那么上述十二种人才就能各自按照才能得到任用。具备清节家品德的人，被放到官位尊显的师氏位置上。具备法家才能的人，被放到主管刑狱的司寇的位置上。具备谋划才能的人，被放到三孤的位置上。德、法、术三才具备的人，被放到三公的位置上。三才具备但比前者稍差的，被放到冢宰的位置上。褒贬人物评论是非的人，其地位比师氏要低一等。善权变智谋的人，其地位比冢宰要低一等。能在具体官位上胜任的人，被放在司空的位置上。具有传播圣人之业才能的人，被放到安抚百姓的位置上。具有撰写文章才能的人，被放到国史的位置上。具有论辩才能的人，被放到行人的位置上。骁勇雄悍的人，被放到将帅的位置上。这就叫作主德之道确立为臣之道井然有序，当官的不改变为官之道，太平盛世因此就建立了。如果主德之道不是平静中庸而是偏好某种才能，那么就会使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得势，而其他众多的人才就不会被任用了。
赏析与点评
最后一节为全章主旨所在，就是为不同“偏才”量体裁衣，决定哪种专才最适合提拔至哪个岗位，使大家各就其位，共同成就大业。要能如此，则有两点须加注意：
一、最高领导，没有具体司事，因为他的角色是当统领，“统”者，统整也，亦即将不同专才整合到一个互相配合互相补足的统一体中；“领”者，领导所有人才将之导向至适合并且只适合他们的岗位中。要能如此，最高领导必定是个“平淡”的人，这是刘劭不厌其烦反复重申的观点。
二、刘劭对人才与岗位的配对中，是用了专才对专位的原则，此原则虽是常识，但在职场上才位错配的现象真是屡见不鲜，原因不外三个：（1）最高领导欠缺观人能力与胸襟。（2） 最高领导本身并非“平淡”之人，于是由观人到用人，往往有极强的倾向性，由倾向而将职位资源朝某一方面倾斜，结果常常出现“彼得定律”，亦即把有特殊表现的人，不断擢升，直至到不能胜任的地步，结果适得其反，资产变成负资产。（3） 就是既有（1）又有（2）。令人扼腕兴叹的是，这是最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