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一九九○年代重读笔记，于陶诗一册之前有题词：“顾先生讲书有时只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隔此数十年重读笔记，体会更深。”
余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所讲只是陶诗给余之印象。譬如人所知之粉笔，未必即为其本体，而只为吾人自视觉所得之印象。对人之认识亦然。往古来今所谓文学批评者，盖皆如此，皆是印象，而非本体。
余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陶则不然。
一、陶公之“调和”
陶公懂人生，爱谈老子，明白主客（反客为主）。
陶公调和。什么是调和？我们觉得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我们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坏。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后，生活一番挣扎之后，才得到调和。陶公的调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协。鹅卵石之光圆，非天生，是在水中被水冲激又与石互相摩擦而成。现在世上之老世故、机灵鬼，皆如此，他没有个性思想了，这是可怕的，这并不是调和。老杜也曾挣扎、矛盾，而始终没得到调和，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所以在老杜诗中所表现的挣扎、奋斗精神比陶公还要鲜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并不充实，并不集中。
陶渊明与老杜不同。
佛教反对“昏散”。“昏散”这两字实在可怕。“昏”，一点灵明之气也没有了；“散”，一点集中也没有了。身体劳动可治精神昏散。老杜身体也许比陶渊明还健康，但他力量绝不如陶渊明集中。如打拳之人，力量并不大，但他能集中。我们精神、力量也许不太大，但要能集中便大了。老杜即便不“昏”，也是“散”了。
“去昏散病，绝断常坑”——佛教话头。佛教所谓“话头”便是“格言”，惟句法与我们常用的不同。
去“昏”方有聪明，去“散”方能集中。
与“断”相对的是“常”，此与句中“断常”之“常”不同，乃长久之意，“断常”之“常”乃“俗”之意。世俗的情感是传统的，传统的便不是真的，自己没有真知灼见，只是人云亦云，故须“断”。自己运用自己思想，便是“非常”。故学道之人要“去昏散病，绝断常坑”。
道心、诗心、文心是一个，都不能“断”，一“断”便完了。《论语》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造次（造次便是仓促）、颠沛必于是，岂非“常”、“长久”、“恒”，那便“非断”。
陶渊明对这八个字算做到了。[1]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作祖，而陶公之如此并非要成佛作祖，是想做人。其实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不含糊的人，便须如此。
现代人有健康的吗？余自以为是病态。人若常和疯人在一起便疯了，所以精神病院的看护要常换。在现在的世界、国家、社会，我们身心都有点不正常。
某人说：“没事别骂街，有什么用呢？”这话倒对。青年之慷慨激昂、标新立异是没用的，而且伤脑筋，不卫生，结果除非自杀。想找新鲜事，绝不会新鲜——晚上出太阳，不也就成白天了？太奇了，还怎么和别人一起生活？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尽其在我去努力。与外界摩擦渐少，心中矛盾也渐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向理想发展。时常与外界起冲突，那就减少自己努力的力量。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这两句讲得很多，今借以为前说之证。
世界是大的，事情是多的，我们又不是大天才，只要找点小工作尽力去做，便也对得起这世界了。担粪的人不挑水，挑水的人不担粪，专心自己工作，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挑水的便好好挑水，担粪的便好好担粪，不但视为职业，而且视为天职。一件事便要做到理想地步，决不贪多再做别的。吃饭尚要一口口吃，何况别的！
中国诗一说便是病态的，写爱情简直把爱情糟蹋了。外国人写爱情写得很神圣，或很严肃，或很平常。陶公诗可以把它讲神圣了，讲严肃了，但绝非平常。余所讲，是余头脑中之印象。
陶渊明把别的都搁下了，都算了，但这正是不搁下，不算了。陶诗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别人都不正常：标新立异，感慨牢骚。陶公不如此。无论从纵的历史还是从横的社会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骚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杀，便是夭亡，或是疯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还能做什么？陶渊明不为此无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时间不多，要腾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是俗话，也是真话。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陶公实际积极进取，惟在享受上只“容膝”而已。
儒家说“天”，真好。佛家所谓“三十三天”是帝释，太平常，不及儒家所谓“天”。《孟子·万章上》云：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天（天理），或用为名词，或用为形容词，其意一也，一方面包含科学家所谓自然，一方面包含宗教所谓上帝。
中国说“乐天知命”（《易传·系辞》），这是好的，这便是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现在国家破碎，该做的太多了，但能都做吗？最好抓住一样，这就行了，便是所谓不含糊的人。陶渊明想做县官就做，不想做就去，这便是陶公之伟大处，便是他不含糊之处。
陶公，乐天知命。乐天知命固是消极，然能如此必须健康，无论心理、生理。若有一点不健康，便不能乐天知命。乐天知命不但要一点儿功夫，且要一点儿力量。
what、why、how（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诗人只有前两个w，故诗人多是懦弱无能的。后一个w，如何办，是哲人的责任。第三个w，非说理不可，此最是破坏诗之美。如：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陈简斋《晚晴》）
此在宋诗可为代表，而已不似诗矣，此近于哲人之说理。现在我们所要的不是what、why，而是how，不必说食为民天，要的是食。
我们读《离骚》，不要只看其伤感，要看其烦懑。此即因没有办法，找不到出路——how，故强者感到烦懑，而弱者则感到颓丧。于此不得不说老杜伟大，其表现有在中国传统诗人以外的东西（某种民族差精神。诗人乃自然，不可全归罪于诗人）：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此与“枯木无枝不受寒”（陈简斋《十月》）不同。曹操有诗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老杜盖曾最受孟德影响，无论有意无意。“老骥伏枥”不过壮心未已而已，至“哀鸣思战斗”简直待不住了，真是发皇。而古人诗多含蓄。诗人不能想办法，诗人之不行，其命定如此，诗人是又不能、又不行。老杜“思战斗”、“哀鸣”也只是“迥立向苍苍”而已，曹孟德是有办法，如其诗中所表现的：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曹操临死还给人想办法；诸葛亮，死人替活人想办法。做领袖不难，难于得人；得人不难，难于知人；知人不难，难于任人。王敦虽奸臣，意志甚强，不论事迹，精神可佩服。特殊人有特殊办法，非吾辈凡夫所可取法。
陶渊明是有办法的。渊明是平凡的伟大，其《闲情赋》所写是陶之烦懑。其文表面似颓丧，实非颓丧，连表面也不颓丧。“采菊东篱下”（《饮酒二十首》其五），是陶之功行圆满，好而不敢举，不敢说真懂。“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学做人便当是此办法，有一分心，专一分心；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为全人类做事是对，而从何做起？先要自己的事尽力去做，就是替全世界做事了。此是渊明积极精神，且有确实办法。故：
曹，英雄中的诗人；
杜，诗人中的英雄；
陶，诗人中的哲人。
英雄的办法是特殊的，不可学。哲人不然，哲人所想办法，皆人人可行的办法，其中无特殊，谁都会，而不易办到。
将办法写入诗而还成为诗，即如“种豆南山下”。此因渊明天才过人，学力亦不可及。老杜学不甚深，精神可佩服，有力。陈简斋学问有，而近于佛，非儒家精神。
自《闲情赋》可看出陶用功、蜕化痕迹。
诗人夸大之妄语，乃学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语戒”。诗人觉得不如此说不美，不鲜明。此为自来诗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时未能免此，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陶公没有这个，他之饮酒实不得已，未见爱之深也。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说，说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说了不做，陶渊明是言顾行、行顾言。陶公并非有心言行相顾，而是自然相顾。一般人是一上来先有心去做，后来便成为自然。
要好的人便时常感到自己说的办不到，因此而痛苦。
老杜其实并不倔，只是因别人太圆滑了，因此老杜成为“非常”。他感情真，感觉真，他也有他的痛苦，便是说了不能做。从他的诗中常看到他人格的分裂，不像渊明之统一。
杜诗：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绝句漫兴九首》其四）
此二句，普通看这太平常了，但我看这太不平常了。现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么都做不出来了。“莫思身外无穷事”是说“人必有所不为”，“且尽生前有限杯”是说“而后可以有为”。老杜这两句有力。但如太白：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便只是直着脖子嚷。诗人老离不开酒，尤其李白，老说酒，说得有点厌气了；陶渊明饮酒实不得已。
一个人无论怎样调和，即使是圣、是佛，也有其烦恼。佛是烦恼，耶稣是苦痛。他不烦恼、苦痛，便不慈悲了。
一个大思想家、宗教家之伟大，都有其苦痛，而与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来打破。或问赵州和尚：“佛有烦恼么？”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么？”这真厉害。
平常人总想免。
人对烦恼苦痛，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不去苦痛，不免烦恼，“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维摩诘经》）。烦恼是人的境界，菩提是佛的境界，惟佛能之。烦恼、苦痛在这种人身上，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力量、动机。释迦、基督、孔子皆然。孔子说“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吾衰也久矣”（《论语·述而》），其实他不“已”、不“衰”，他不认输，临死还干呢！而孔子身上还有个“凡”与我们接近，释迦、基督太伟大，令人可怕。孔子还说“已”、说“衰”，而释迦、基督便不说。
第二等人，能借外来事物减少或免除苦痛烦恼。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有一篇散文诗《你醉吧》，不只是酒，或景致，或道德，或诗，不论什么，总之是醉。中国说“醉心”于什么，这便是波特莱尔所谓“醉”。
第三等人，终天生活于痛苦烦恼中，整个人被这种洪流所淹没。佛说“苦海”，真是苦海；说“奈何”，真是奈何。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种人真是“无明”。
诗人不是宗教家，很难不断烦恼入菩提；而又非凡人，苦恼实不可免。于是要解除，所以多逃之于酒。杜诗若按实际讲，便是他把现在所有精力一并集中。基督说，这杯虽是苦酒，但也喝下去了。
诗人、哲人是郑重生活的人，他们追求的是美，而得到的也许是丑；所追求的是完整，而得到的也许是破碎；所求是调和，所得也许是矛盾。人既非佛，如何能“二六时中杂念不生”！陶诗亦然。
余劝同学如在实际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调和，则须注意“变化”。人要对付实际生活，所说“变化”，就是要“转”它而不为所“转”，如赵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或问曰：“我尝闻人言赵州桥，但来此只见略彴。”赵州曰：“你只认得赵州桥，不认得略彴。”问之，曰：“赵州桥度驴度马，略彴度人。”赵州和尚不但能说、能想，而且能行，此人言语犀利，见道甚明，自谓“老僧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
我辈生活是“被十二时辰使”，心为物使，不能使物。心杀境则圣，境杀心则凡。一个诗人该是不“被十二时辰使”，而要“使得十二时”。譬如“变化”，我们就活在“变化”中，但我们要“使”它，不可为它所“使”，不要成为“变化”的奴隶。但这只有造时势之英雄或能如此。而吾辈为庸人（常人），圣贤仙佛，非常人也。仙佛不说，要做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但世上有几个这样的人？这次大战[2]也只是几个人支持着。真是可怕，世界只掌握在圣贤、仙佛、造时势的英雄此三类人手中，吾辈既非此等人，如何能不为“变化”所使？而诗人能之。
诗人观察变化、描写变化。生活变化摧残了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仍要看你怎样把它压倒，怎样把它摧残。孔子周游列国归而作《春秋》，亦此本领。当你能看它、能写它时，就是你心作得它主时；若不能作它的主，便不能看、不能写了。故要正眼看得它，作得它主。人写兴奋感情只能写概念，便因没正眼去看，故不能描写。
吾人不能“二六时中不生杂念”，故亦不能得到调和，而且若一人先得到调和，恐怕倒可怕了。老杜也没有调和，他是变化。陶亦然。
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孟郊《烈女操》）
“井水”只能是“古井”，若为河，水流，自力起波；风来，外力起波。井水，无自力、外力，但若有人打水呢？古井，没人打。“二六时中不生杂念”，这是个什么人？处的是什么境界？柳子厚游记有一篇写某小潭山川泉林之美，而结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这种境界真是可怕，你待得住吗？（韩、柳无论诗文皆可抗衡，韩以奇伟胜，而精微处不及柳，韩之修养不够。柳也躁，但他倒霉，躁不起来了。）我们在事业上不是英雄，我们在社会上不能做圣贤，在某种境界不能做仙佛。我们凡人也是悲哀。
余自以为讲得不明白，但提出问题使人自己去想更好。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言有真知。”
[2]这次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情见与知解
情见、知解，情见就是情，知解就是知。
诗人有两种：一为情见，二为知解。中国诗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见的路。然任何一伟大诗人即使作抒情诗时亦仍有其知解。陶公之诗与众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中国人讲究吉祥，而吉祥文字难作。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
“春常在”、“庆有馀”，真好。若能如此，真是理想家庭；国家亦然，若能如此，真是大同。孟子说：“兽相食，且人恶之。”（《孟子·梁惠王上》）现在人相杀，现在所谓最伟大的人是杀人最多的人。“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馀”，这之中有哲理而不是诗，便因其知解太多。“向阳门第”这两句还好，至于：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更不是诗，虽然道理也没法推翻。英国某大诗人诗，句句是格言。然而格言不是诗。
宗教对情见与知解二者，盖兼而有之。
宗教家之写诗，如但丁（dante）之《神曲》。这样的作品是宗教的诗，而且这么伟大，只有西洋会有。他本身是虔诚教徒，而又是一个有情见、知解的诗人。
一般中国人对宗教只有情见，不是知解，故绝不能有但丁那样虔诚情绪，那样坚强意志。中国人缺少虔诚的宗教精神。虽然中国诗人常好用禅宗语，然此仅为“随喜”现象。
中国没有宗教，有，就是“道家”，还不是老庄之道，是秦汉方士之道。古诗“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可见当时服药求神仙已成风气，其风自上养成。一个生活困难的人便不想求长生了。《西游记》第四十四回中孙悟空对车迟国求死不能的五百僧众道：“你却造化，天赐汝等长寿哩！”众僧道：“老爷呀，你少了一个字儿，是长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的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锦衣玉食的人才求长生。（“玉食”二字，真吉祥。）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国学术最发达时期。汉之尊崇儒术，其罪不下于秦之焚书坑儒，于是方士之说起。其后也有文化发达时期，那是受了外来文化侵入。耶教讲“永生”（灵魂不死），与长生不同。这点高，永生是精神的提高，长生是肉体的保生。释迦是无生。人都比中国高——而秦汉以前中国并不讲长生。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生活是艰难的，这是我们的悲哀，而且成为打不破的悲哀。我们怎样利用此短促生命解决此艰难生活？这是最实在的工作，也是最高的理想。宗教家也是如此。
人生有职业、事业之分，仍该以事业为重。想成事业，必须有坚固意志。票友既不以唱戏为事业，也不想以之为职业，而有时想“来”一下。恐怕这只是兴趣问题，不是意志。
固然意志不是知解，而坚强的意志必由清楚的知解而来。譬如押宝下注，认准它是红，掀盆是黑，也认了。兴趣不是情见，但兴趣与情见有关，兴趣之于情见，便如意志之于知解。
先不论情见、知解，人若真能虔诚信宗教，一头倒在佛怀里，是幸福。净土三经，写得美得很，真是诗。死后去净土否？不用管，反正现在我相信将来上净土。
中国人天生宗教情绪不浓厚，命定论。
小泉八云（l.hearn）常说某诗人是异教情绪——凡见到奇情壮彩，他便说是异教情绪。小泉是英国人，虽非虔诚教徒，然英人之与耶教便如中国人之与孔教，无论顺受、逆受，总之是得受。便是胡博士这所谓“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也熟读《论语》，他说：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尝试集·孔丘》）
宋初宰相赵普说：
得半部《论语》可安天下。
这是顺受，胡氏是逆受。在西洋，诗人、文人对《圣经》都下过功夫，故西洋人对《圣经》便如中国文人、诗人都要读《论语》一样。尼采（nietzsche）反宗教，但余敢保尼采对《圣经》一定读得很熟。中国无宗教，故对小泉八云所谓异教情绪看得很平常。但丁顺受，尼采逆受，中国对宗教是无受。无宗教信仰，只凭自己，故须有所寄托，抒情诗人尤其离不开自然与酒。
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都看出生命短促、生活艰难，都想利用短促生命解决艰难生活。中国诗人不能把自己交给佛，交给上帝，只有相信自己。而自己最薄弱，最渺小，以此解决艰难生活非易事，所以更感到自己之薄弱、渺小。中国诗人为何喜欢酒、喜欢自然，便因无信仰，欲求寄托于自然与酒。自然与人还远，酒与人最近，与人体发生密切关系；而自然原原本本，不用“买山钱”。
人不能常在大自然中，以其无生。若自然中有生了，那便不纯是大自然了。酒中也无生。
余之讲书絮聒，因治学不能武断，不能盲从。武断、盲从是不科学的、不哲学的，也是不文学的。
陶诗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认识。他不是一个狂妄、夸大、糊涂的人，所以清清楚楚认识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点知解也没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好像人一捧就好。若果是青萍、结绿，何必薛、卞？渊明这点比他们高。对相信自己这一点，除去老曹恐怕无人可比。至于老杜，对陶公虽不能比肩，至少可追踪。
尼采反宗教，鼓吹强者道德，主张人当做超人，自己是自己上帝，这是一种疯狂说话。现在不说尼采，只借其“强者道德”一名词。
中国不信宗教，所以君子便成为标准人物，不仅是优秀。中国也成“强者道德”，何以说是“道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这是“强者道德”，然既非尼采之疯狂，也非宗教，而是中庸。天的人格是“健”，所以人要“自强不息”。这是“强者道德”——没有宗教，就瞧你自己的了。然而自我力量薄弱、渺小；所以陶也仍不免梦想、恐怖。如人掉在水中无所依靠，“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尚书·五子之歌》），千钧一发，落水人抓住一根草茨、一根树枝，都不放手，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恐怖。悲哀还好，还可发祥出一种力量，虽不能长，也是力量；而恐怖是对自己的一种怀疑，从怀疑得到绝望。若能平心静气等老虎吃，这人不是极端麻木便是极大修养，非吾辈常人可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人到恐怖中是前有挂碍、后有梦想（昏散），便坏了。
余旧有诗句：“醉乡依旧是他乡。”醒来还不是悲哀恐怖吗？但既不能（不是不肯）倒在佛怀里，又不能跪在上帝脚下，自己渺小，掉在水里，只能抓住树枝。
陶渊明《咏贫士》共七首，《文选》只选第一首，我们所注意也是这一首：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文选》所录不尽合余意，盖昭明选文亦未能免俗，未免落传统窠臼，就是用一般人作风去看。而《咏贫士》只选一首，有眼光，虽未必合作者之意。
“贫士诗”首句“万族各有托”，“族”，即类，万类都有依靠；次句“孤云独无依”，这句这么严肃，这么悲哀。首句宾，二句主，借宾现主。“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二句写主，“暧暧空中灭”，写得悲哀，写得好；“何时见馀晖”，完了。人生在世，岂非如此？由生而哀而死。“暧暧空中灭”，死后“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二句为宾，“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二句为主。末二句言“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因自己孤单薄弱，故希望有朋友、同志、知己。朋友、同志、知己虽未见得能解决我们困难，但至少可减少我们恐怖。人生如行黑夜崎岖山路，要旅伴。不为对我们帮忙，但可破除寂寞，减少恐怖，还可增加我们兴趣。交朋友不在求帮忙，如人赛跑喊“加油”，你不必去帮他跑。所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这不是普通朋友，是知己。人越爱谁越愿叫他陪着流泪、痛苦。因为告诉最爱的人他才不趁愿，不幸灾乐祸。
靠自己——薄弱，靠知音——稀少，何能所依？陶渊明抓住什么——古人（《咏贫士》自第二首，每首咏一古代贤士），这真是陶渊明的聪明，也是陶渊明的修养。有古人为伴，如见亲人。“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离骚》），陶之“咏贫士”亦有是意。
三、陶诗之真
西方有个故事，说一人在白天中打灯笼，在雅典市上乱转。或问之，说：找一找还有个像人的没有。中国诗人都不大像人，不用说是幽灵，便是神佛也不成。而余以为神佛还有他人的一面。
中国诗人一大毛病便是不能跳入生活里去，所以一读其诗便觉得离生活远了。曹、陶、杜其相同点便是都从生活里磨炼出来，如一块铁，经过锤炼始能成钢。别的诗人都有点逃脱，纵使是好铁，不经锤炼也不是全钢，所以总是有点“幽灵似的”。曹、陶、杜三人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磨炼了一番才写诗。
但一块好铁才经得起炉火锤炼，若是木头或坏铁，纵不成灰，也不能成钢。中国诗人不肯跳进去，固然是胆小，也正是他的聪明。这样的诗人我常怀疑他若跳进生活之火炉，若他还能吟风弄月，还算好汉，大概怕也不能了吧！
为诗人之困苦是不能跳进生活火炉不成，而跳进去毁了也不成。连老杜晚年诗都有点枯窘，身无片瓦，不如陶尚有馀裕。
别人写真，一点也不觉他真，陶写真，真真。
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
陶渊明过田园生活，极平凡，其平凡之伟大与曹公不平凡之伟大同。法之莫泊桑（maupassant）、俄之契柯夫（chekhov），人谓为平凡之伟大。此种伟大比非常及怪奇之伟大更伟大。法国波特莱尔乃怪奇之人（作有《恶之花》），中国李贺亦以奇胜，此易引人注意。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极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能把诗的境界表现在生活里。
人最难得是个性极强而又了解人情。个性强者多不了解人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己不能打破小我。如老杜即不通人情。杜与严武（西川节度使）甚好，有互相赠答诗，且老杜入蜀后甚得严武之助，而一次二人吵架，杜曰：“严挺之（严武之父）乃有此儿！”（《旧唐书·杜甫传》）致使严武欲杀之。六朝以来最重避讳，至宋尚然，故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事。而陶渊明绝不如此，他的《与子俨等疏》真是诗。此所谓平凡之伟大，越平凡越不易做到。有人问道于某高僧，高僧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人曰：“此三岁小儿语。”僧曰：“此八十老翁不能做到。”曹公亦非常了解人情。陶了解后是顺行，曹了解后逆行。（鲁迅颇似曹，故再三替曹辩护，说魏文帝不行，我若为文帝，必杀曹植。）曹操：“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而临死“分香卖履”（《遗令》），处处表现其人情味。
陶诗平凡而伟大，简单而神秘。吾辈不能做到。
从何说陶诗？——贯通。
《论语·里仁》篇有云：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如何便如此放心大胆相信？此盖纯自然而然，一点勉强没有。（文章应做到如此。）学文、学道皆从勉强来，圣门用功皆从勉强得之。学道从勉强来，而得道、悟道要一点勉强也没有，入“勉强”，出“自然”。“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即“一以贯之”。一切法皆佛法，必到“一以贯之”，然后哲理与诗情合二为一。否则，说理只是说理，不成为诗。诗可以说理，惟不可有一分勉强，否则是散文——其实，若勉强连散文也写不成。真正得道圣贤所说理皆是诗，大诗人成功即是哲人。
陶渊明写诗是如此，是“一以贯之”，凡是人生皆可入诗：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十二首》其四）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
人有此情而不肯如此写。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诗》其一）
此好处便在平凡。老杜《羌村三首》（其二）：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此人之常情，常情也就是至情，但老杜表现得不好，字句不圆[1]。“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读了以后，可不是吗？但谁这样写了？老杜便不成，老杜勉强。他深入了没有浅出，尤其“畏我复却去”一句。
一个大诗人使用语言最自由，也最美满，能创造。既写后人之认可，亦写前人之不敢，一切大诗人、艺术家盖皆如此。
中国诗传统精神不说丑恶之事（丑，形；恶，神、心），陶诗不然。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说“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说“饥”；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赶快活完了事”。（清人黄仲则组诗《绮怀十六首》末首“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亦此意。）
诗是人生的反映，我们从前人诗中虽不能见到现在生活，至少可见到古人生活。美与善是人生色彩，丑与恶也是人生色彩。
世上生活一般事常是你认为好的，他不来；等来了，又跑了；等你以为好时，他早跑了。先不用说人世间一切事物一切境界，你觉得不好，他老跟你不走；你觉得好的，他老不来；或等你觉得好，就该保不住了。
我们看世上一般人，在世上有所成就的都是他有所“获得”。即以升官发财而论，亦是获得，而你不知他的获得是以最大牺牲换来的——为钱六亲不认。先不论其结果，他牺牲了，而他也知足，没人格也不要紧。向上、向前的人，在物质上也知足；知足、知止，然后有精神工作。凡有所成就的都在某个条件上有知足、知止，不是完全知足、知止，完全知足、知止，那不死了吗？余之《和陶公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九）有“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之句。而陶渊明可怜，是连最低的温饱都没得到：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拟古诗九首》其五）
人皆以为陶知足、知止，其实陶不是无所为（平声）、无所为（去声）的人。老子亦然。老子主柔，柔能克刚，主退还是所以进，如《孝经·诸侯章》云：
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有人说老子是阴谋家，但我们不取其机谋而取其智慧，则老子也未始不是圣人。孔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龙，变化莫测）”（《史记·老子伯夷列传》），亦盖有所见而云。然老子的确有其经验、思想。有人只有经验，而无思想，所以也不称其为智慧。而机谋常常是损人利己；至于智慧，利己了，可也不见得不利人。
当然，若按耶稣教义，则老子是阴谋家；但若按世谛来看，便是智慧。释迦、基督是损己利人；老子不是无我，“我”的观念很强。老子讲慈，而与佛、耶之慈爱不同，佛之慈悲、基督之博爱是无所为而为；而老子有所为，他的慈是理智的。佛、耶之不爱不可，是心里觉得不可；老子是觉得不忍不可，可能是从理智出发，以为世上人与人关系必如此不可。佛、耶是心，老子是“势”。生在现在科学发明时代，老子学说该研究一下。
陶渊明亦有其悲哀，他被他的生活范围缩到极小，然而即此极小限度亦不能使其得到满足。站到柔的地位未能克刚，站在退的地位也没能进取，机会、能力不够，二者盖兼而有之。“满而不溢”，只剩下“不溢”；“高而不危”，只剩下“不危”。然即此“不溢”、“不危”一点，亦不常能得到，不常能守住，这是他的痛苦、悲哀。悲哀尚使人能忍受，悲哀久了成为痛苦，便为常人所不能忍受。
有人能压倒痛苦，如拼命工作。能这样的人在世谛上是了不起的，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依赖宗教还是第二义。真正的信仰者并非求上帝保佑、教主提拔，而是把自己交给上帝、教主，如此便可得到安心。而中国人从古宗教情绪便不浓厚，一般人信佛是迷信，不是信仰。如此看来，中国人也许不是没有宗教情绪，而是有却没得到正当发展。第三条路是麻醉，其一是酒；其次是自然（与鹿豕游，与木石伍），这是非人生活。一个人要安身在人群里，脚跟要立在地上，不能跑到酒里去立脚。虽然觉得自己很风雅，其实非人生活。
陶渊明没有宗教信仰（谢灵运是虔诚佛教徒，知识很多），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无力，陶身体不好。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八首》其八）
别的田园诗人是站在旁观地位，而陶是自己干。陶渊明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也还是象征多而写实少，那么他是骗人么？不是，不是，他做事向来认真。就算这是象征，他也确过此种生活，否则他写向前、向上，何必多用“耕”、“田”字眼？不但陶诗，任何人诗皆可用此去分析，他好用某种字眼，必是于此种生活熟悉。
或谓陶乃田园诗人、躬耕诗人。
中国第一个写田园的诗人当推陶渊明。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复古（“三百篇”中有写田园之诗）。余以田园诗人之称归之陶，尚不因此，另有两点原因：
其一是身经。自己下手，不是旁观，与唐之储光羲、王维、韦应物等人不同，彼等虽亦写田园，而不承认其为田园诗人。许多文人只是旁观者，而旁观亦有多种：一种旁观是冷酷的裁判，判断力甚强。中国无此种诗人，鲁迅先生似之，而他有时热得厉害。一种是热烈的欣赏。前者是要发现人类的罪恶，后者是要证明人类的美德；前者对黑暗，后者对光明。又一种是如实的记录。此与近代写实派相似。这三种文学家都是好的。陶渊明不属于前三种，而是写自己本身经验，不只是技能上的、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故非旁观者。王、韦等人写田园，则是不切实，油滑。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园诗是本之心灵经验写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种豆南山下”一首（《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明明说草、说锄、说月，都是物，而其写物，是所以明心。
所谓“心物一如”，心——内，精神；物——外，物质。平常心与物总是不合，所谓不满意，皆由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大诗人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在这种情形下出来的是真正的力。外国诗人好写此种“力”，中国诗人好写“心物一如”之作，不是力，是趣。一是生之力，一是生之趣，然此生之力、生之趣与生之色彩非三个，乃一个。生之力与生之趣亦二而一，无力便无趣，惟在“心物一如”时多生“趣”，心、物矛盾时则生“力”。
“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是矛盾，是力，也是趣。由苦而得是力，由乐而得是趣，然在苦中用力最大，所得趣也最深。坐致、坐享，都不好，真正的乐是由苦奋斗而得。
陶渊明躬耕，别的田园诗人都是写田园之美，陶渊明写田园是说农桑之事。西洋田园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也只是欣赏田园之美。
田园诗实亦不可包括陶渊明诗，田园诗人、田园诗，不足以尽其人、其诗。
陶之躬耕是出于本心呢，还是出于“势”呢？这一点我还不敢确定，倘若说是出于本心，但他的作品、传记中看不出来，而其“势”非躬耕不可。陶渊明躬耕就算十分认真努力，他的身体也不许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
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陶渊明年寿若干，史无明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云年六十三；或曰以诗考之，当年七十六，总之年岁不太小。他辞官时年四十一，假定他躬耕从四十一起，那么当时他躬耕不过十馀年便已自言不利：“渐就衰损”。（“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二句造句和“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一样好。）工作不成，故不得不逃之于自然与酒。而陶究竟与其他诗人不同，故拉出“前修”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
“古诗十九首”有云：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天，先天；始，无始。
人的一生往往是事情未来前，胡思乱想；既来了，乱七八糟；已过了，悠悠忽忽。人生活最好不想。不想，一种是醉生梦死，行尸走肉，此为吾所不取；一种是拼命工作，而忘掉生活。
哲学家是生活中的艺术家，哲人最爱而且最喜欢解决生死问题。佛说吾辈凡人沉沦在生死海中。所谓解决生死、了生死（了，有二解：一是明白，一是解决），宗教是解决生死，吾辈不能，只有沉沦其中。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诗人中的哲人。哲人观察人生的结果——“忽如远行客”。西洋某人说，在我活时没有死，在我死时没有活，不用怕。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未死之前，是“如远行客”；走不动躺下了，完了。但没有到家呀！宗教讲的是到家，吾辈凡人不讲到家，只有走。如山中结伴旅客，遇瘴气，越走伴越少，但你不能管，只有走。人生没有完成，没有成熟，活到百岁若不死还有长进。到死为止，可并不是到死会成熟。
初以为中国人太不文学；后以为不哲学，也不然；今又以为不科学。对了，中国人不严肃，不科学。一个人吃东西、读书、做事，都不要弄得疲乏伤力，这不但妨碍人身体健康，而且也减少兴趣。
“忽如远行客”，理想是家，虽到不了，然而永远在追求，无论在全人类或个人都是如此。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陈简斋《晚晴》）
此四句用客观说明，而思想偏于消极，为什么说“如归云”不说“出山云”？没有“古诗十九首”有力。人生只有走，没有到家。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说明，是批评；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如化学之分析，还有是非喜怒之可言吗？[2]所以，有时哲人也和科学家一样，破坏完整而割裂分析之，只是表现说明一个“真”。水是h2o，这与你赞成不赞成、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它就是这样。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即不圆润。”
[2]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数句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仍有感情。”
四、陶诗与酒
天地间一切事物有创作，没有照抄；有重生（复活），没有重现。新灵魂、旧躯壳，或旧灵魂、新躯壳，乃重生，而再现一切都是旧的。狗拿耗子固然多管闲事，但必由于猫不管事。
“春草生兮萋萋”，“王孙游兮不归”，楚辞《招隐士》中句；“终朝采菉，不盈一匊”，“三百篇”《小雅·采菉》中句。“采菉何曾盈一掬，王孙归去已无家”，此为现代诗人覃寿堃（字孝方）之诗句，覃之诗用典盖讽“五四”。
作诗文用典，有正用，有反用。有的用典只成为一种符号，一为炫学，一为文陋（掩饰自己的浅陋），炫学不免文陋。人不读书是可怜；读书太多书作怪，也可怕。
余作诗偶用一特殊字句便害怕，以为古人没这样用过。余近作绝句：
从古有生多草率，当春无日不风沙。
东陵自是真奇士，种得青门五色瓜。
“东陵”即秦东陵侯邵平，“青门”乃汉长安城东门。秦亡后，邵平为布衣，种瓜于长安城东。（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一有：“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余以前用典好反用。近来余之用典正用而用出新的意思来了，——即使种瓜也好，但不草率，也不怕风沙，虽由侯爷降为平民也不怕。
余又近作绝句：
几日先生未出门，芳草萋萋没旧痕。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1]
“芳草萋萋”亦用楚辞《招隐士》之典，“夕阳”、“黄昏”则用李商隐《登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典。夕阳之美时间虽然短，不是还好吗？难道因近黄昏就不好了么？
不但近世人人生支离破碎，因循苟且，自古而然。偷生苟活，十个有九个如此。然生命是宝贵的，而又这样短促，偷生苟活是敷衍。人最不可敷衍自己，敷衍人还可以，老敷衍自己就要完。不偷生苟且，先从不敷衍自己入手。有几个人不草率，无论胸襟、作为都光明磊落？不草率，光明磊落，这样人世才不荒凉寂寞。
人对失败所取态度应如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而在中国能如此者甚少。还有一种就是失败了否定外物，吃不着葡萄说酸。再有一种就是自我否定，否定外物亦不易，于是自己打自己，如阿q。否定外物，外物现在，越得不到越觉好，又加一层失败。否定自己根本抹杀，倒也是清源正本之法，但活着不是死嘛！又不是麻木，所以否定自我也得不到成功。于是再假借外物，《赤壁赋》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但这还不成，你住在江上吗？你住在山间吗？打鱼的住在江上了，而未必能欣赏清风；砍柴的住在山里了，而未必能欣赏明月。要欣赏还要有那种欣赏心情。这也不易做到，于是需要麻醉。富贵寿考、吉祥如意，此盖皆为理想，不能得到。理想不能成为事实，这是失败，于是需要麻醉，即使不能无我，至少可忘我。所以古今中外诗人都爱酒。
法国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有散文诗——《你醉吧》：
永远地陶醉吧，
这就是一切，
永远而惟一的一切。
为了不去感到时间那可怕的沉重
——它折断了您的肩膀
并把您向地下弯曲。
您应该没有幻想地去陶醉。
醉于何物？
——美酒、诗歌，
还是德性，
随您便，但是——
快陶醉吧！
如果有时在宫殿的石阶下，
在沟壑的草丛中，
在您房间呆滞的孤独里，
醉意减弱或消失了，
——您醒了过来……
那么请您去问问，
问风、问浪；
问星、问鸟、问钟表；
问所有在逃遁、呻吟的；
问所有在滚动、歌唱的；
问所有在高谈、鸣叫的：
——“什么时辰了？”
那么，风、浪、星、鸟、钟
便回答您说：
“是陶醉的时间了！”
“为了不做时间的
愚昧糊涂的奴隶，
快陶醉吧！
永远地陶醉吧！
“醉于美酒？醉于诗歌？还是醉于道德？
随您便，
但是请您快陶醉吧。”
忘掉世间一切，甚至忘了自己本身，这就是醉。醉的方法有很多，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事业，但这也非人人可能，其简而易举、雅俗共赏者惟有酒，连野蛮民族都有酒。
诗人多好饮酒。何也？其意多不在酒。
陶诗篇篇说酒，然其意岂在酒？凡抱有寂寞心的人皆好酒。世上无可恋念，皆不合心，不能上眼，故逃之于酒。
陶诗《饮酒二十首》第一首：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这就是有寂寞心的人对酒的一点欢喜。这样看，陶渊明虽为儒家，然亦不免此。如此，更可明其“寄酒为迹”之意。寄酒为迹，迹在外，内——真，外——迹。
“一艺成名”，若是为了生活，这没有什么了不得。
庄子言：技也，近乎道矣。[2]
如王羲之写字，一肚子牢骚不平之气、失败的悲哀，都集中在写字上了；八大山人的画亦然。在别的方面都失败了，然而在这方面得到极大成功。假如分析其心理，这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在哲学、伦理学上讲，报复不见得好；但若善于利用，则不但可“一艺成名”，甚且“近乎道矣”。
天下最厉害之事莫过于报复。“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怨”可矣，而曰“怨毒”。对人世取报复态度可造成多种人：一种是混世魔王，如希特勒（hitler），幼年受苦甚多；张献忠在四川杀人也是报复，幼年曾在此受辱；然而也可能造就王右军、八大山人、太史公。
右军一生苦痛得很，他思想、见解都好，作有《誓墓文》，辞官不作时誓祖墓曰：若真为官，祖宗不以为子孙。他事业失败了，而写字成功了。世上一切给人掣肘、破坏，而这方面你们无从掣肘、无从破坏。不用说学右军学不好，你没有他那种愤慨。
太史公《史记》也是个“迹”。一肚子愤恨，不但苦痛悲哀，简直是仇恨。如写汉高祖，真是草头皇帝，几如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好文章其实也没什么了不得，只是说出点真格的来。以《史记》之失“真”，而在艺术上得到极大成功。
曹孟德若事业失败，其诗一定更成功。[3]
陶渊明诗中之酒，亦“迹”也。而此与寻常怨毒者、报复者不同，即在某一时候得到调和，冲淡了，然而偶然也仍不免圭角锋芒也。
或曰陶诗和平，犹不足信。
陶渊明心中有许多不平事，所差的是自己不愿把自己气死。人不生气除是橡皮人、木头人，而诗人是有血有肉而且感觉最锐敏的人，与一般俗人往来何能不生气？而又不甘于为俗人气死，所以喝酒、赋诗。其和平之作不是和平，而是悲哀；至于慷慨之作，则根本非和平，如其《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朱子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所以有人说，心气不平和时读陶诗，更不平和。
《饮酒二十首》小序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陶渊明之散文为魏文帝后第一人。魏晋散文好，如《水经注》《颜氏家训》《世说新语》。陶渊明文品高，不是甜，而有神韵。甜则易俗，甜俗，易为世人所喜。陶渊明文章好，而切忌滑口读过，是玩味的；柳子厚也是玩味的，不宜朗诵。陶公相传作《续搜神记》，其中《桃花源记》一篇，文笔真写得好。此盖珠混鱼目之法。余以为《续搜神记》非陶公作，陶盖不肯作此。零碎见到陶公之散文及诗前小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一点便为人所不及。
“余闲居寡欢”，一上来便不调和。陶绝非脾气平和之人，又加“兼比夜已长”，这样活不了，只有两条路：不为屈子之沉江，只有逃之于酒。陶之“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有酒为仙、无酒学佛不同，“为仙”、“学佛”那是无主张，与陶毫厘相差，天地悬隔，如曹操之于伊尹。
对亡者纪念，提起来是光华灿烂，想起来是伤感凄凉。人都说陶渊明冲淡，自余观之，他亦有其伤感、悲哀、愤慨。抒情诗中不有伤感气氛几不可能，如吃河豚须去毒，但去毒太净就不香了。抒情诗中之伤感盖即如烟、酒、河豚之毒，去之则不美。陶公《饮酒二十首》，除一点哲理外，仍不外伤感、悲哀、愤慨。
“闲居寡欢”，“比夜已长”，人最怕的是无聊寂寞，此盖一事之两面：工作若为其兴趣所在，如此亦不感到寂寞无聊。陶既不能为生活而奔波，又找不到有兴趣所在之工作；若能有朋友说说还好，但一个人思想愈深、感觉愈敏、情感愈真，愈不易得到一知心之友，这样高人不易得。有某人求余赠言，余问：“说假的说真格的？”答：“当然说真的。”余曰：“你出若不能做一个宋江，就做一个喽啰。”而苦的是一般有思想、有感觉、有性情的人，他既不能跟人跑，也找不到人跟他跑。
从前以为陶必有与常人不同处，但今觉其似与老杜一鼻孔出气。他心中时而是乌鸦的狂噪，时而是小鸟的歌唱；时而松弛，时而紧张。但以之评其诗则不可，他诗还没有这么大差异，只是时而严肃，时而随便；时而高兴，时而颓唐；时而松弛，时而紧张。
对别人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而对渊明，没人说不好。他的诗中能说某几篇最好，不能说某篇不好。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
自我抱兹独，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此陶公《连雨独饮》，敢情陶在饮酒时有此种趣味，盖真得酒中趣者。这就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和宗教家不同处。
我们的苦恼皆从尘俗中来，而饮酒可摆脱——“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哉”，或本作“幾”，此不好解。老杜写高了兴，有时来一句，什么也不是，可是是老杜。陶似不应有此种句。陶举重若轻；老杜倒能举重，而不能若轻；白乐天不能举重，脸红脖粗真泄气。（白乐天写诗讨懒，老杜便不然。）若老杜写“饮得仙”，则“字向纸上皆轩昂”（韩愈《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
余虽说为人生而艺术，但当创作、欣赏到极得意处，便忘了人生，只想它是文艺不是？是美不是？中国人说文人“玩物丧志”（《尚书·旅獒》），而西洋说文人“不道德”。有人说不对，是“无道德”。无道德是零“0”，不道德是负“—”，二者不同。这纵不是强辩，也是诡辩，如此岂非说文学与道德不相干？（但尚不敢如此说。）酒不见得好，但要喝就喝出个味儿；人生不见得都是好的，但既生活就要观察、就要尝出个滋味来。此与宗教家、科学家之要消灭世界上某种事物不同。
客观去看，文学不但允许一部分罪恶存在，而且还要去观察、欣赏、享受它。“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比那无聊文人饮酒看花还不道德，它之存在，便因其得到其中意、味、趣。“月黑杀人地”、“饮中仙”，宗教不承认，而文学承认。
笑可以解纷。笑是松懈，不严肃，不紧张。严肃纵不完全紧张，也是一部分紧张。
注释
[1]此诗草稿曾寄给周汝昌，为一组绝句之一，但首句为“溪流活活出新源”，当为修改稿。此课堂所讲是草稿。
[2]“技近乎道”，庄子无是说，疑为依据《庄子》有关技、道言论提炼而得。《庄子·养生主》有言：“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天地》有言：“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3]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我也如此想。”
五、陶诗之平淡
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对陶则不然。
陶诗比之杜诗总显得平淡了，如泉水与浓酒。浓酒刺激虽大，而一会儿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陶诗若比之曹诗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陶诗“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四十二章经》），之所以“中边皆甜”，即因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又神秘。一切韵味皆从平淡中来。曹、杜诗其中有句，纵不致摇头亦不能点头，漠然而已。
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又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盖做到此地步了。
激昂慷慨，深刻了，好吧？激昂慷慨恐怕还是“客气”（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盖“主气”），如啤酒、汽水之冒沫。人日日在空气中，而从不感觉其存在，它“冒沫”吗？不。鱼生于水，而人游泳纵好亦是“客气”，客气不能持久。
热烈，深刻了，不得了吧？而这也不可靠，至少是反常。常、非常、反常，三者中后二者往往相近为一。无论多么非常、反常的，总有个“常”在；而且非常、反常不可为法。热烈是非常，到某种时间、某种场合，对某事物热烈。
热烈是一种消耗，这种情感平常禁不起，盖亦不能持久。至于深刻，我们顶爱讥笑人浮浅、不深刻，其实自己想一想，这种深刻也是不正常的。在困苦、艰难、变乱、压迫甚至摧残之下，这人才能深刻。就如同平地之树木与山间之松柏，人谓山间畸形之松曰“奇古”，曰“偃盖”，其实因平地之树木得地利，根直下故枝亦直上；山中树木根不得直下，故枝亦不能正常发育，且因山风劲烈之摧折，故形成此非常之形。知此为不自然，即知文人之深刻亦为不自然也，是受了摧残压迫。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实造时势是英雄，英雄亦还为时势所造。一切热烈、深刻之人亦皆为时势所造。曹公太伟大了，杜工部亦然。李义山诗美，黄山谷诗苦。在我们读山谷诗时，总觉与之不相近。
陶公没受过摧残压迫吗？受过。而读起来总觉得不如曹、杜之热烈、深刻。此为先天抑人力修养？盖二者兼而有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
千古名句，也是千古的谜。究为何意，无人懂。悠然的是什么？若作见鸡说鸡、见狗说狗，岂非小儿？更非渊明。可以说是把小我没入大自然之内了。人或以为此句乃抬头而见南山就写出来，其实绝不然，绝非偶然兴到、机缘凑泊之作。人与南山平时已物我两忘，精神融洽，有平时酝酿的功夫，适于此时一发之耳。素日已得其神理，偶然一发，此盖其酝酿之功也。
人着急是没用的，着急对事实盖没有多大帮助。我们把事情看得平淡一点，这并不是残忍。要说残忍，还有比天地更残忍的吗？而人以为是平常。什么是平常？看惯了就平常。如刽子手杀人亦然。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云马肿背。把事情该看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一切不得不然之事亦皆自然而然，在环境条件下也就自然而然如此了。
我们伤感悲哀，是因我们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自然而然。知其为不得不然，但并非麻木懈怠，不严肃，而是我们的感情经过理智的整理了。陶盖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1]
古今哲人会批评生活，了解生活，认识生活，但这种人在世上对生活是一个旁观者，不能深入生活核心，是一个最不会生活的人。这一点文学家、艺术家亦然。这样说对之并非轻视。一个哲学家往往是诗人，此等人无论在何种社会状况下总归是有闲阶级。而真正活在生活的核心的人是无闲的。
人世一切学问皆从看、见得来，尤其是见（见解、真知灼见）。禅宗好问“你见了什么”，“看”是第一步，“见”是观察的结果、观察的所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哲学家也许看到生活核心，然绝未生活到生活的核心。一个哲人、诗人，至少在他创作时是旁观者，也许当他未创作前是一个活在生活核心者，但到他写时，便已撤出到人生阵线之外了。
观察人生、批评人生（“批评”不如改为“说明”），批评是有是非善恶之见。而中国诗没有，不但无善恶，且无喜乐，这是顶好的修养，也许是中国的中庸吧。所以中国士大夫阶级都会这一手（涵养，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不过涵养结果成橡皮国民了，如阿q然。但那是流弊。应该不是无是非、无善恶之见，是不生是非善恶之见；不是无喜怒哀乐之情，是不发喜怒哀乐之情。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一章）喜怒哀乐发就完了吗？不，那不是艺术。鲁迅先生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那是近代思想。他不是不懂中庸，懂得很深而反说，他有他的意思。人做到“和”已不易，而中国人所谓“道”、所谓“圣”是“未发谓之中”，既能“中”，那么“发”之自然“和”。鲁迅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可没说乱说、乱笑、乱哭、乱怒、乱骂、乱打呀！
诗人情感要热烈，感觉要锐敏，此乃余前数年思想，因情不热、感不敏则成常人矣。近日则觉得除此之外，诗人尚应有“诗心”。“诗心”二字含义甚宽，如科学家之谓宇宙，佛家之谓道。有诗心亦有二条件，一要恬静（恬静与热烈非二事，尽管热烈，同时也尽管恬静），一要宽裕。这样写出作品才能活泼泼的。感觉锐敏固能使诗心活泼泼的，而又必须恬静宽裕才能“心”转“物”成诗。
老杜诗好而有的躁，即因感觉太锐敏（不让蚊子踢一脚）。陶渊明则不然。二人皆写贫病，杜写得热烈锐敏，陶则恬静中热烈，如其《拟古诗九首》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固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欢喜与凄凉并成一个，在此心境中写出的诗。陶写诗总不失其平衡，恬静中极热烈。末二句“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与燕子谈心，凄凉已极而不失其恬静者，即因音节关系。音节与诗之情绪甚相关。陶诗音节和平中正，老杜绝不成。至如“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倦夜》）二句，乃杜诗中最好的，不多见，虽不能说老杜诗之神品，而亦为极精致者。若心躁不但不能“神”，连“精”都做不到。
或谓陶渊明乃隐逸诗人。此不足以尽括渊明。余所见渊明是积极的、进取的，如其《咏荆轲》之“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枝节固非全体，而不能说枝节不属全体。
或曰陶渊明诗冲淡、恬淡（冲：和；恬：安静），恬淡偏于消极，而陶是积极的。如其《荣木》末章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其《荣木·自序》又云：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故陶诗之冲淡，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
中国真是一个神秘的民族，神秘到自己不知其神秘了。说中国人爱和平，而中国的内战最多。神秘。
中国文学是简单而又神秘，然所谓简单非浅薄，所谓神秘非艰深。中国文学对“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而又非“习矣而不察焉”（《孟子·尽心上》），“习矣而不察焉”是根本不明白。吾人所追求者为刀之刃、锥之颖，略差即非。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语亦极为深入有得。”
六、《饮酒二十首》
陶公《饮酒二十首》，第一首“衰荣无定在”，为二十首之总起，述饮酒之故：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其意若叹：世事多变化，不若酒中之有真味也。人世无常（此“常”与前所云之“常”［平常］不同，此“常”是永恒），除哲学、文学、艺术外，在人世中最易得到的是酒，虽不见得从中能得到永恒，而至少可忘掉无常。
诗必使空想与实际合二为一，否则不会亲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与经验合二为一。经验若能成为智慧则益佳。陶诗耐看耐读，即能将经验变为智慧。
老杜诗嗡嗡地响，陶则不然。陶诗如铁炼钢，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颠扑不破。陶集中不好者少，如其“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好！
英唯美派诗人沃尔特·佩特（w.pater）说喜欢碧玉般燃烧着的火焰，虽燃烧而是沉静的。老杜是大块的煤，而尚嫌句法有点作态、拿捏，山东人叫作“作势”。西洋总使点劲，中国似自然而然。陶渊明更自然，陶诗尚朴，更自然，毫无作态。“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理，是散文，而写成诗了。深刻、严肃，而表现得自在。
陶渊明真好，而其好处尚不在乎此。
《饮酒二十首》第一首言“衰荣”，第二首言“善恶”：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积善云有报”、“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易传》有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文言》）《书经》有云：“满招损，谦受益。”（《大禹谟》）为世人立法，不得不有“报”，儒、佛皆然，耶教天堂、地狱亦然。无论哲学、宗教皆讲“报”，而在世法，有时证明“报”是不可靠的，因善有时恶报，恶有时善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可能，不可靠，就不可信。但难道因此就不做好人吗？还要做。无所为（去声）而为（平声），这是最高的境界，但也就是最苦的境界。人吃苦希望甜来，但甜不一定来，而且还一定不来；但还要吃苦，这便是热烈、深刻。但陶写来还是平淡。无论多饿，无论遇见多爱吃的东西，也还要一口口慢慢吃；人说话、作文也还要一句句慢慢说，不必激昂慷慨说，不也可以说出来吗？
伯夷、叔齐，该说夷、齐，而陶诗说“夷叔”，“夷叔在西山”，没关系。“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固”即“素贫贱”之“素”，就是为吃苦而吃苦。
“道”，用此字者甚多，往平实说，实即生活下去之态度与方式，此即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商人之道。）
《饮酒二十首》之第三首：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首句首字“道”紧接前首之“固穷节”，此“固穷节”盖即其“道”。“向千载”，向，近也。“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惜其情”，旧注：“惜情以为别用，不用之于道也。”余以为此注不甚佳，但另外又无更佳之讲法。“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道，在我；名，在人。而古今人多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衣求舒适，而人穿衣求别人看。“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指“不饮酒”。而“顾名”，即不求其在我而求其在人。现在唱戏老求别人叫好，所以演不好。西洋某剧家说自己演戏不要管观众那些傻子。凡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无一可靠。
《饮酒二十首》之第四首：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去来何依依”之“何依依”，一作“何所依”，亦通。
一个人理想太高或生活不得意，总觉得自己是孤独寂寞，得不到帮助同情。帮助同情盖亦人之所为万物之灵，碰也许碰着，但不可去找，可遇而不可求；自己来则可，去找别人则不可。其实天地间成功、失败、帮助、同情，可把它看淡一点，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理想最高的人，没人跟他抱同一理想，他走的路须人伴他一同走。如走高山，越来伴儿越少，回头看看，没人，孤单。孤单是当然，爬一个山看看人就少一点，最后也许只剩一个人了。陶比之于“失群鸟”，盖亦有此感。要高要远，当然要认真努力，自然不肯休息，也不想休息，但人心得有所寄托。人最可怕是无聊，但什么是无聊？即精神得不到寄托时。某人说，世界上有一人爱我，我就能活下去；反之若能爱人亦可。如既无人爱又不爱人，便失去生活勇气。（如寡妇守其独子，失去便不能生存。）我们信仰宗教，也是找寄托；求吃饱饭也是寄托；张献忠杀人也是寄托。中国人好打牌，有一个人很有希望，但后来什么都不干，只打牌，便因其失去寄托。
陶诗中说此“失群鸟”，“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松在中国是清高象征[1]，故“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荫”，不是枝叶，但因叶而有。“荫不衰”，松不为环境所屈服。鸟象征人，松是其寄托。“衰荣”不可靠，“善恶”没有报，所寄托者“固穷”。（若真正“固穷”，该连酒也不要。）西洋人说要想打破无聊，只有努力去工作。这比“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数句更可靠一点，真实性更大。工作，有几人在真正努力工作？工作，想起来真可怕，什么时候算完？——“死而后已”。那么，人生是罚下吃苦力来了？但圣贤通人情，陶亦然。“日暮犹独飞”，“因值孤生松”、“托身已得所”，很平常，而可爱、可敬亦因此故。好逸而恶劳，人之情也，但破除无聊还只有工作，所以工作和休息有连带关系。
余自谓如盲人引路，可别人不知瞎子苦痛，还要向瞎子问路。而瞎子虽不识路，但还要走下去。余日常读书写字，也无从说起，真没的可说。人工作，努力到要疲劳为止，或疲劳为止，无论练字读书皆然。一天写两千字，练得筋疲力尽，三天就停止，完了，还不如一天只写二十字，还没尽兴，明儿再说吧。人工作不要把自己弄得厌烦了，疲倦了。勉强，值得恭敬，而且有时也该勉强；但勉强不是正常，是反常。虽然有时也要抻一抻自己的劲。
陶之“固穷”是勉强。[2]知命，安命，不是消极，是积极的，而此积极是艺术的、科学的，心不别落。这话不是没出息。
好逸恶劳，我们要在其中斟酌出一个劳逸相当的路子来，这是哲学，也是科学。陶渊明讲“固穷”，讲“躬耕”，这是劳；但要休息，什么是休息？——酒。人也并不反对休息。
《饮酒二十首》之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二十首》之第六首：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
“雷同共誉毁”，言一誉之则众誉之，一毁之则众毁之，以耳为目，是非无定也。“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黄绮”，黄石公、绮里季，古隐士。
《饮酒二十首》之第七首：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掇”，采也；“泛此忘忧物”，“泛”，浮也；“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得”，失之反，丧之反；“得此生”，保生。
《饮酒二十首》之第八首：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凝霜殄异类”，“殄”，灭。“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绁”，通“絏”，系也。
《饮酒二十首》之第九首：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写田父来访。“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乃设为田父相劝之辞。“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乃陶公答词。“禀气”，犹言禀性。“谐”，和、同。余以为同学吸收力强而思索力弱。对上下四旁都要想到。陶公“禀气寡所谐”，我们也这样成吗？不成。“纡辔诚可学”之“纡辔”，犹孟子所谓“诡遇”（《孟子·滕文公下》），屈己以从人之意。舍己为人是牺牲，屈己从人是世俗，二者不同。世间多为后者，而前者少。“违己讵非迷”之“迷”，惑也。
陶有的诗其“崛”不下于老杜，如其“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然此仍为平凡之伟大，念来有劲。常人多仅了解“悠然见南山”，非真了解。
《论语》“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杨恽《报孙会宗书》：“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杨恽与孔子“从吾所好”不同，孔子有吃苦忍辱，杨恽只是放纵。而陶渊明真是儒家精神，比韩愈、杜甫通。陶渊明圆通冲淡，而所说仍不及孔子缓和。陶究竟是诗人，孔子“从吾所好”是伟大哲人之诗人态度。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首：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
此为譬说。譬说深入（思想）浅出（表现），经济。陶曾为刘宋之参军。“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之“倾身”，犹言尽力。[3]“恐此非名计”，“名计”之“名”，即“名言”之“名”。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一首：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颜生称为仁”，“称”，去声。“客养千金躯”，谓不以其道，客者，非主之意。陶诗真沉痛，真严肃，真好。“人当解意表”，“表”，外。人读书、听讲皆当“人当解意表”。俗说要找一年麻烦是盖房，找一天麻烦是请客。讲书如解剖，如化学分析。譬如一鸟，看其飞，听其叫，岂不甚好？而一解剖之便无活鸟矣。人听讲要把死鸟再听活了。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二首：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
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
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
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
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
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
汉张挚，字“长公”；后汉杨伦，字“仲理”。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馀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前者成人，后者成己。成己然后始能成人，不能成人，便当成己。成己，近于佛之“自利”；成人，近于佛之“利他”。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佛是因果的，先后的；儒家则也是因果，但也是相互的。佛必要利他、牺牲，儒则不能成人则成己。陶此诗所表现是儒家精神，而不是宗教精神，不是牺牲。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三首：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此二句“似诗的散文”（西洋有散文的诗）。平常说写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醒醉还相笑”，世间皆然；“发言各不领”，“领”，悟、会、了解。这是人生最大悲哀。“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规规”，清醒；“兀傲”，醉；“差”，比较之辞；“颖”，特出。以陶渊明之严肃（如诗曰“吾驾不可回”），而有时要做糊涂，应把两者参成一个——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天下没有一个人本身没有矛盾的。
平常写诗都是伤感、悲哀、牢骚，若有人能去此伤感、悲哀、牢骚而仍能写成好诗真不容易，如烟中之毒素，提出之后味也便减少了；若仍能成为诗，那是最高的境界。文艺将来要发展成为没有伤感、悲哀、牢骚而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四首：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班荆坐松下”，“班荆”，布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迷所留”，“留”，佛所说“住”，俗谓之停顿。人之身体、精神必有所“住”。喝酒之后还有所停顿，但仍是“迷所留”，的确在天地间而忘掉在天地之间了。这是佛家涅槃、法喜、禅悦境界。做人、治事、治学，若不达此境界不会成功。反正要“悠悠迷所留”，此中有“有深味”才行。不是无所留，不是没味，是有所留，有深味，而不自知。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五首“贫居”：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荒”字真用得好。使用文字大家有同样的方便，而我们看不出是修养不到。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悠”，（一）久，时间；（二）远，空间。此处为“久”意，表示时间。“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委”，弃。若不能将“穷达”二字抛开，这样活着“真可惜”。陶公真是多情人，说尽众生烦恼，佛之烦恼。陶能“委穷达”，而曰“深可惜”，为一般人可惜。[4]称士、君子、士大夫、读书人，陶渊明才真当得起。他伤感、悲哀、牢骚，我们允许，因为他是为众生如此，哀众生之痛苦。读陶渊明诗不能只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面。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六首：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游”，即《论语》“游于艺”（《述而》）之“游”，“游”不是习，而与习有关；习是有心，游是自然的，“游于水中”而忘掉自己在水中。“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无成”，一方面是思想，一方面是事业。“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翳”，蒙蔽之意，说连孟公这样的友人也没有，内心之情最终无法表达。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七首：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
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
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道”，人各有道，如人各有其生活方法。“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二句，说尽人生。你不要气。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你也气么？冬天的公园就很少人去，你何必生气？世上事根本就如此，理智一点好了，伤感牢骚何必？
第三句真好，“脱”字轻妙。若用“突”，突然至，糊涂得很。可惜“见别萧艾中”一句也是说明了。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八首：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
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饮酒二十首》之第十九首：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耒”，农器。“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将”，亦养也。“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三十而立，“志意多所耻”，真沉痛。人到无耻就成了□□[5]，就完了。
诗之好坏不以难懂易懂而分优劣。“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余近作《和陶公饮酒诗》第十九首中句。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德经》四十四章），余之意为因“知足”而更向前，因“知止”才能不止，即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之意。
《饮酒二十首》之第二十首：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陶公《饮酒二十首》越写越有力、越响。
人皆谓杜甫为诗圣。若在开合变化、粗细兼收上说，固然矣；若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上说，则不如称陶渊明为诗圣。
以写而论，老杜可谓诗圣；若以态度论之，当推陶渊明。老杜是写，是能品而几于神，陶渊明则根本是神品。
《人间词话》引昭明太子评陶诗语：“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引王无功称薛收赋：“嵯峨萧瑟，真不可言”。文学要有此两种气象。老杜有时是嵯峨萧瑟，李白是抑扬爽朗；白乐天若是抑扬爽朗，韩退之就是嵯峨萧瑟；李贺当然并非抑扬爽朗，嵯峨萧瑟近之矣；苏东坡若是抑扬爽朗，黄山谷就是嵯峨萧瑟。他们不过有时如此。真够得上抑扬爽朗的只有陶渊明。
读陶公《饮酒》诗，与其说陶公是诗人，不如说是散文家；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是思想家；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
注释
[1]叶嘉莹此处有按语：“不只清高且劲直。”
[2]叶嘉莹此处有按语：“此语得加解释。”
[3]叶嘉莹此处有按语：“倾身比尽力更有过之。‘力’，人所有之一部分而已；‘身’，则人之全体。”
[4]叶嘉莹此处有按语：“亦是先生自己一番体验。”
[5]原笔记“了”字下缺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