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两章中，我描述了可以称之为“批量思想操纵法”的种种手段。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商人、最厉害的煽动家都在使用。但是，单单用“批量思想操纵法”，也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猎枪有其功效，但皮下注射器也不能少。在其后的章节中，我将描述一些很是有效的技术，这些技术不是用来操纵人群或整个公众，而是操纵孤立的个人。

在进行条件反射这一划时代的实验过程中，巴甫洛夫发现，长时间身处生理或心理的压力之下，被实验的动物们会表现出精神崩溃的所有症状。面对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它们拒绝配合，其大脑开始罢工，就是说大脑完全不工作（有些狗失去了意识），或者反应迟钝乃至破坏大脑功能（有些狗行为怪异如在梦中，或者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生理症状——用人类的术语来说）。有些动物较别的动物抗压能力更强。巴甫洛夫称之为“强烈兴奋型”的狗，与他称之为“一般活泼”（不易发怒、焦虑）的狗相比，前者更快地崩溃了。与此类似，“自我控制力较弱”的狗，与“清醒冷静”的狗相比，前者会更快地蹿到绳子的终点。但是，再冷静无所谓的狗，也不能无限制地忍受折磨。倘若它承受的压力足够大，时间足够长，它最终也会崩溃，就跟它同类中的最脆弱者一样，可怜而彻底地崩溃。

巴甫洛夫的发现在二战中得到了验证，那是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以最痛苦的方式做出的验证。在士兵中，或者因为单一的创伤经历，或者被连续的恐怖（受惊程度较小但是不停重复）惊吓，他们便会呈现出各种心理无能的症状，比如，暂时的昏迷、狂躁、嗜睡、功能性失明或瘫痪、完全不真实的应激反应、固化的行为模式忽然逆转，等等。所有这些症状巴甫洛夫都在实验的狗身上看到过，后来在世界大战的士兵身上重现——一战时这些症状被称为“炮弹休克”，二战时则称为“战斗疲劳”。

同狗一样，每个人都有其忍受压力的限度。在现代战争的环境之下，面对或多或少但持续不断的压力，大约三十天之后，大部分人就达到了忍耐的极限；比常人更为坚韧的战士们能够抵抗四十五天甚至五十天。不管忍耐力是强大还是弱小，总之到了最后，他们所有人都会崩溃。注意，我们说的是，所有那些原本正常的人，因为足够讽刺的是，在现代战争中能无限抗压的仅有少数人，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精神病。疯狂的个体对集体疯狂的后果乃是免疫的。

每个人都有其忍耐的极限，这一事实已被广泛认可。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就在利用这一点，虽然采用的是较为粗野、不那么科学的方式。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对同类凶残、毫无人道，其实源于此人对残忍本身的爱好，他认为残忍是可怕的、迷人的。然而，更多时候，这种纯粹的虐待狂，倒是被功利主义、神学或国家主义催逼出来的。法官们为了让顽抗的证人松口会折磨其身体，或施加其他的压力；牧师们为了惩罚异端，引诱他们改变信仰，也会这么做；同样，面对被怀疑为反政府的人士，秘密警察也以此手段逼使他们坦白。

在希特勒治下，折磨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灭绝，皆施加于那些他认为的生物学上的异端——犹太人。身为一个年轻的纳粹，需在死亡集中营中当班，照希姆莱[1]的说法，这是“最好的教化，使其明白低劣生命和次等人究竟是何物”。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年轻的希特勒重拾反犹主义的信条，且终身不曾放弃，因此，原本是宗教裁判所用来对付异端与巫女的种种手段，后来统统死灰复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可是根据巴甫洛夫的发现，和精神病医师在治疗战争神经症中所获的知识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似乎显出了可怕的、怪诞的时代错乱。

其实，无需身体的折磨，只要用上野蛮且无人性的一些手段，就能够产生充分的压力，足够令人的大脑彻底崩溃。

不管早年发生过什么，至少目前很可以确定，不发达国家的警察并未广泛使用折磨这一手段。他们不是从宗教审判官或党卫军那里，而是从生理学家和系统性的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动物身上激发了灵感。对于独裁者和他手下的警察们来说，巴甫洛夫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因为如果一条狗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崩溃，那么政治犯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样可以崩溃，他们需要做的，仅仅只是给政治犯们施加足够的压力，持续足够的时间。承受此等压力之后，犯人们会变得神经衰弱或歇斯底里，他们随时准备向其抓捕者坦白，泄露一切。

可是坦白是不够的。一个无可救药的神经患者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聪慧的、务实的独裁者可不需要把一个病人纳入组织里，而是需要为神圣事业服务的变节者。独裁者再一次转向巴甫洛夫，他了解到，在即将崩溃之际，狗比任何时候都易受影响，如此一来，新的行为模式轻易就建立起来，而这些新的行为模式，看起来是不可根除的。动物一旦被植入新的行为模式，其条件反射便不能消除。在压力之下学会的东西，将在它的性格中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有很多种制造心理压力的方式。当刺激极其强烈时，狗会变得卧立难安；过度延长刺激与常规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狗就会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与先前建立的条件完全相反，狗在受到刺激时脑子会一片混乱；如果刺激超过了这条狗已经建立的条件坐标系，它会茫然不知所措。此外，研究还发现，故意施加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到狗身上，会明显提高它对暗示的敏感性，但倘若这些情绪长时间维持在高强度，狗的大脑就开始“罢工”了，“罢工”一旦开始，人就能极其容易地在狗的大脑里建立全新的行为模式。

能提高狗对暗示的敏感性的躯体应激力包括了疲惫、受伤和各种疾病。

对于未来的独裁者来说，这些发现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比如，它们证明了希特勒是完全正确的——他曾坚持认为在晚上举行群众集会要比在白天举行效果好得多。“身处白天，”希特勒写道，“人们的意志力强度极高，若有人试图将某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强加给他们，他们必极力反抗；但是在夜晚，面对一个更强大意志的主宰力，他们会更容易匍匐在地。”

巴甫洛夫很可能会同意希特勒的观点，因为疲惫会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这也是为什么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准备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是要选择晚间来播放节目的原因所在。

疾病与疲惫相比较，会更有效地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过去，病房里上演了不计其数的改宗好戏。未来的独裁者将接受科学培训，他们将把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医院都布满电线，在每个病床枕头下都配备扬声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录音训话。而更重要的一些病人，则会由政府专门派遣灵魂拯救者、思想改造者来进行说服工作，就像在过去神父、修女、虔诚的教徒会走到病人的床前一样。

其实，早在巴甫洛夫之前，就有人观察到，强烈的消极情绪易于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有助于改变人的思想，这一发现立刻就得到了使用。威廉·萨金特[2]曾在他那本很有启迪性的书《为心灵而战》里指出，约翰·卫斯理[3]作为牧师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成功的基础在于他凭直觉知道中枢神经系统的存在。通常，他布道的开场白都是对痛苦进行大段大段穷形尽相的描述，除非立刻转到信仰的正途，否则所有听众毫无疑问将被打入地狱，永无翻身机会。于是，当听众们充满恐惧、痛苦、罪恶感，达到一定的极限，有时甚至超越极限程度，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崩溃了，然后，他声调一变，向信仰者和忏悔者许诺得救的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布道，卫斯理让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小孩改宗。

在此例中，高强度的、持续的恐惧令听众崩溃，并使听众对暗示的敏感性达到极高的程度，身处此种状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了牧师的神学宣言。其后，牧师又以温馨的言语安慰他们，使其摆脱痛苦，重建一个新的、通常更好的行为模式，它会深深扎根在听众的思想和中枢神经系统。

政治和宗教宣传的效果，取决于采用的宣传方式，而非所宣传的具体教条。这些教条或对或错，或好或坏，区别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区别。只要在人神经疲惫之时，施以恰当方法，所有的灌输必定成功。事实上，只要条件充分，任何人几乎都可以被驯化改变。

我们已经掌握了翔实的证据，可以知道某些不发达国家的警察们是如何对付政治犯的。政治犯一被拘捕，就被施以系统性的、形式多样的压力，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吃得很差，住得极不舒服，每晚睡觉时间不到几个小时，以此迫使他始终处于一种焦虑、不安、极端恐惧的状态。因为巴甫洛夫的这些警察信徒们深知疲惫的价值——增强人对暗示的敏感性，于是，他们就一日复一日、一夜复一夜地讯问政治犯，一口气都不停能长达数小时。同时，讯问者无所不用其极，使政治犯恐惧、困惑、完全不知所措。只要这般来上个几周或几个月，政治犯的大脑就罢工了，他会向当局交代一切。然后，如果不想枪毙这个政治犯，还想转化他，则会给予他安慰与希望，如果他诚心信仰党国的唯一真理，他甚至都能被拯救呢，当然不是在来世（因为官方当然不承认还有来世），而是在今生。

在这种驯化体系中，个体就像是原材料，被运送到特殊的营地，在那里，受训者与他们的朋友、家人以及整个外界彻底隔离，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残酷训练，直至筋疲力尽；他们不被允许一个人行事，永远都是和一个团体内的所有人在一起；他们被鼓励相互监督；他们被要求写检查；他们时刻恐惧，生怕因为自己坦白了什么，或者因为告密者说了他们的什么坏话，最后大祸临头。

六个月之后，这样长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压力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巴甫洛夫实验的人自然会想到：一个接一个，甚至整个团体的受训者们都崩溃了，出现种种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的状况，其中一些受训者甚至自杀，其他人（据说多达20％的受训者）则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而经历残酷的思想改造存活下来的人，其行为模式焕然一新、牢不可破。但与过去有关的所有联系——朋友、家人、传统礼仪、孝顺——已经烟消云散。他们是新人了，崇拜着新的偶像，并完全听命于他。

在这个世界上，从成百上千个这样的“训练营”里，每年产出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受过驯化，富有奉献精神。耶稣会曾经为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所做的一切，这些用更科学、更残酷的方式驯化出来的产品也正在做着，毫无疑问，他们还会持续做下去。

在政治上，巴甫洛夫或许是一个老式的自由主义者，但讽刺的是，命运总是离奇巧合，他的研究和理论衍生出一支狂热之徒组成的大军，他们奉献心智与灵魂，以及自身的条件反射和神经系统，为的却是摧毁老式的自由主义——不管它在哪里出现。

这就是洗脑术，它是一种混合技术，其功效一部分取决于系统性地使用暴力，一部分取决于对心理操纵术的娴熟应用。它既代表了《一九八四》设想的独裁传统，也在朝《美丽新世界》设想的独裁传统发展。

在一个长期存在的、运转良好的独裁体制下，目前流行的由一般暴力组成的控制术看来无疑是荒谬而粗暴的。倘从幼儿即开始驯化（或者也可以先行用生物技术设定好），一般说来，中级和低级种姓的个体对唯一真理是信奉至死的，无需害怕他们转变思想，甚至无需让他们复习。而高级种姓的人们则务必使其明了面对新情况时需有新思想，自然，对这部分人，其驯化不必那么苛刻；而对中级和低级种姓，既然他们无需思考事情的原因，而仅仅只需要去做事情，并且死亡之时要求其安之若素，那么对他们的驯化必然要严苛许多。因此，这些高级种姓的个人，乃是野性较多的；而他们的驯化员和管理员对其本身也只是略微做一些驯化，使其完全成为家养动物一般的人种。此辈因其野性尚存，他们有可能变成异端或公然犯上，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他们或者被清除，或者接受洗脑，重新成为循规蹈矩之徒，或者（像《美丽新世界》描述的）被流放到某个荒岛，在那里，他们什么麻烦也制造不起来——当然，他们互相之间倒是可以窝里乱的。

不过，幼儿驯化和其他操纵控制术仍然遥远，要等几代人之后才能看到。于是，在通往“美丽新世界”的路上，统治者们也就只有依赖过渡性质的、临时的洗脑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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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德国秘密警察首脑，将党卫队发展为控制着整个纳粹帝国的庞大组织。他属下的集中营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2]威廉·萨金特（william sargant，1907—1988），英国心理学家，是二战后英国心理学界的重要人物，但因其治疗的偏激方式备受争议。他的学术著作《为心灵而战》（battle for the mind）探讨了如何影响他人心灵。

[3]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基督教牧师、神学家，他领导了英国宗教复兴，也是卫斯理宗和卫理公会的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