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曾如此写道：“欧洲人深信，若无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管束人的身体与道德，则方方面面的组织中的人们将不会受秩序与正义的束缚。……而我们（新兴的美利坚民主的创建者）则坚信，人是理性的动物，有天赋的权利与内在的正义感，良好的政府需告知民众可自行选择人生，同时以民众的意志为准忠于职守，如此方能为民众扬善避恶。”

在弗洛伊德的信奉者们看来，这等言语固然动人，却未免天真古怪。但情况没有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想的那般美妙，因为人类早没那么多理性，也没有那么多内在的正义感了。另一方面，情况也不是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者们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令人绝望，人类道德并没有到彻底善恶不分的地步，也并非非理性到无可救药。尽管弗洛伊德发现了本我和无意识对人巨大的影响，尽管地方性的神经官能症较为流行，尽管人群中低智商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绝大部分男男女女或许仍然足够正派、明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之路。

民主制度能润滑公共秩序、个人自由和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并使一个国家暂时的掌权者永远效忠于民众——归根到底，权力还是民众的。在西欧和美国，大体上来看，这一制度运行良好。这一事实足够证明，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并非全错。如果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可以管理得更好，虽然也许不会有机器般的高效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才会像机器一般高效呢。

我强调一遍，是“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公平是先决条件。原本在一个独裁者统治之下做顺民，忽然一变，政治民主了，个人自由了，纯然是一个陌生的政治氛围。这种转变，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公平的机会”，也难以立刻实践民主制度。同样，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下，也没有人能有“公平的机会”民主地管理自身事务。

自由之花盛开于社会繁荣的土壤之中。社会衰退，自由亦消减。只因当社会衰退时，政府才会觉得有必要频繁而彻底地插手民众的事务。

正如前文所论，人口过剩与组织膨胀这两种情形将会夺去社会“公平的机会”，使民主制度不能顺畅运转。由此可见，总有某些历史的、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科技的因素，使杰斐逊所言的理性的动物——他们具有天赋不可让与的权利，并具有内在的正义感——即使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里也无法行使其理性，伸张其权利，展现其正义行动。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应感到极其幸运，我们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可以最大化地实现自我管理。但不幸的是，因近来形势有变，看上去，这无限宝贵的“公平的机会”正一点一点被蚕食，从我们手边被夺去。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敌人还不仅仅是这两种盲目而冷酷的势力。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抽象的力量是追逐权力之辈乐于利用的。这些人的目标是部分或全部地控制其同胞。五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当时形势看上去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就是说，旧时的坏日子终于过去，折磨、屠杀、奴役、异端迫害，凡此种种，都化为陈年往事。对于当时那些头戴高礼帽、乘坐火车旅行、每日早晨都要沐浴的人们来说，那种种旧日的恐惧完全不可能再现，他们心想，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了呀。可是，数年过后，就是这些每日早晨沐浴、戴着高礼帽去教堂的人们，就是他们，双手却沾满鲜血，其暴行规模之大，即使无知的非洲人也不曾梦见过。

照近年情况来看，指望这类现象不会再次发生，怕是痴人说梦。它可能发生，而且毋庸置疑，一定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九八四》描述的那种惩罚性的统治术不会发生，真正发生的，会是《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统治术。

有两种意识形态宣传办法。一种是理性的宣传，无论对宣传者本身，还是对被宣传者，这种宣传都符合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且有利于实际的运作；另一种是非理性的宣传，完全不顾任何人的切身利益，且是命令式的，它吁求的乃是激情。

人们的所作所为必有其动机，其动机比合理的利益诉求可能更高尚；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在集体行动的所有有效动机中，合理的利益诉求可能排在首要位置。如果政治家及其幕僚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提升他们个人或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个世界将变成人间天堂；因为实际上，此辈经常背离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最微不足道的激情，结果，世界化为人间地狱。

理性宣传有利于实际运作，符合合理的利益诉求，它所依赖的证据是充分可信的，因而也是最好的，若以此做出符合逻辑的论断，便能吁求大众的理性。仅凭冲动发出命令式的宣传，不顾切身利益，其提交的证据必定是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漏洞百出的，因此其避免做逻辑的论断，而是靠不停重复某些套话，或通过谴责本国内外的替罪羊，或狡猾地将最低级的冲动披上最高尚的理想外衣来加以掩饰。如此一来，他们便可借着上帝的名义蹂躏世人，而明明最是尖酸刻薄的权力政治却戴上了一副宗教教义或爱国责任之类的面具。

约翰·杜威[1]曾有言道：“普通人人性深处信仰的复苏，通常而言将产生巨大的潜在能量，特别当其与理性、真理相呼应时将产生巨大的力量，于是，我们收获了对抗极权政治的坚固堡垒。相比较而言，物质上的巨大满足，或者对特别的法律条文以及政治形式盲目崇拜，却不能有同样的效果。”呼应理性与真理的能力人人皆有。不幸的是，响应非理性与谬论的倾向也同样存在每个人身上，特别是当谬误居然可以唤起令人愉悦的情感时，或者吁求非理性的时候，我们生命深处那原始的、兽性的部分，居然与之一拍即合。

在某些领域，人们已经在始终如一地响应理性与真理。博学的作者们写论文时，可不会吁求同行的这些科学家、技术专家们的激情，而是倾尽其所有的知识，就某个特定的实际情况陈述事实，他们以理性来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为支撑自身观点而抛出的论断，同样要吁求别人的理性判断。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这一现象实在是稀松平常。

不过一旦牵涉到政治、宗教和伦理的领域，情况就困难多了。首先，相关的事实经常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其次，这些事实的意义，必然要依赖于特定的观念系统来解释。对于追求真理的理性者来说，这些还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难题。需知，在公共场合或私人生活中，人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搜集相关证据，或权衡证据的轻重。于是，我们被迫采取行动，不但所依赖的证据不足，而且所凭据的逻辑也不是那么站得住脚跟。

我们不吝以最高的善意赞美自己，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总能完全诚实，或者真的始终如一都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条件允许之时，尽量保持诚实、理性的态度，并响应别人提出的那些有限的真理和不那么完美的推理——人家这么做其实倒是在体谅我们呢。

杰斐逊有言在先：“假使一个国家期望民众既自由却又无知无识，这岂非南辕北辙？……无知无识的民众，是不可能安享一生的。只有当出版界自由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能阅读的时候，一切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还有一人狂热地信仰理性，他同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甚至所用的语言都与杰斐逊差不多，此人即约翰·密尔[2]。下面我引用他评论其父——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密尔[3]——时的一段话：“他是如此彻底地依赖理性对人思想的影响，以至一旦民众都能亲近理性，他就觉得似乎一切都能成就；似乎所有民众都能阅读；似乎无论言说或写作，所有的思想都允许传播给民众；似乎一旦拥有了投票权，民众将自行任命一个立法机构，将他们所认同的意见立刻付诸实施。”“一切皆能有安全的保障”，“一切都能成就”！此处，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十八世纪乐观主义者们那熟悉的声调。

杰斐逊确实是一个实干家，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以自身惨痛的经历体悟到，自由出版的权利会受到何等的凌辱。他宣称，“现如今，报纸上的字母一个都不能相信。”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支持他呀），“在真理的范围之内，新闻机构实属高贵，是科学与公民自由的益友。”

一言以蔽之，大众传媒非好非坏，它仅仅是一股势力，就像别的势力一样，既能发挥积极影响，也能制造消极后果。从好的方面来说，新闻界、广播界、电影界对民主的继续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从坏的方面来说，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它们又是最生猛的一种。

在大众传媒领域，就像在其他实业领域里一样，技术的进步伤害了小人物们，却扶持了大人物们。近至五十年前，每一个民主国家都炫耀其数量众多的小杂志和地方报纸，地方上成千上万个编辑发表着成千上万种独立的见解，在任一地方，任一个人可以获得任何印刷的东西。但是到了今日，法律上报刊是自由出版的，但是小型的报纸已然销声匿迹。纸浆、印刷机器和新闻稿的成本如此昂贵，小人物们是负担不起的。

关于宣传，早期支持扫盲和出版自由的人们仅仅想到了两个可能性：宣传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尤其在盛行资本主义民主的西方国家，居然发展出体量庞大的大众传媒行业，基本上它并不关心对错，而是关心些虚构的、几乎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简而言之，前辈们未能周全考虑到人对消遣的爱好乃是无穷无尽的。

在过去，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彻彻底底地满足这一爱好。他们或许渴望消遣，可是哪有地方提供消遣？圣诞节不过一年一度；盛宴则是“庄重而稀罕”；没有几个读者，也没几本书可读；最近的“街区电影院”可不就是堂区教堂嘛，里面倒是频繁表演，可惜难免陈腔滥调。

我们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遥远些，那就必须回到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当时的民众享受着免费的、频繁的、丰富多彩的消遣活动，他们的心情可是相当愉悦。当时的消遣包括：诗剧、击剑、背诵维吉尔的诗、搏命的拳击、音乐会、阅兵、行刑示众，等等。但是，即使罗马也比不上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所提供的昼夜不停的消遣那么诱人。在《美丽新世界》中，这些永不停歇的消遣之物是极度诱人的，包括了感官电影、“咬兮炮兮”吟诵会、“离心球”等，它们作为政策的工具被普遍使用，以避免民众过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实境况。

宗教的世界与娱乐的世界自然有所区别，却也存在共通之处：两者都明显“不是真实的世界”。它们其实都是一种消遣，使民众分神，倘若人们不断地乐在其中，那么按马克思所说，这两者就会变成“毒害民众的鸦片”，也就威胁到自由的存在。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才能确保他们的自由；也只有那些持续而明智地选择生活在当下的人，才有望通过民主程序有效地管理自己。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部分民众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并没有生活于当下，生活于此时此刻，生活于规划妥当的未来；而是生活于他处，流连于运动、肥皂剧、神学、玄妙的幻想组成的不疼不痒的世界，那么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对他们的侵犯。

今天的独裁者在他们的宣传中多半倚赖重复、压制、合理化等手段。重复是反复说一些套话，独裁者们希望人们视这些套话为真理；压制是贬抑某些事实，独裁者们希望它们被人遗忘；合理化是指通过唤醒民众激情，赋予激情以合理性，来达到维护党派或国家利益的目的。既然艺术化的、科学的操纵术其奥秘越来越被暴露，未来的独裁者们必然将学会把这些操纵手段与永不停歇的消遣活动结合在一起。而在当下的西方世界，这些消遣活动之庞大，好比不温不火的大海，威胁着要将理性的宣传溺死，而理性的宣传，对保证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存续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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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极富声望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五四”运动前后他曾来中国讲学，促进了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3]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1773—1836），英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