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黄种人迁入黄河流域，分先后几起，走在先头的一起是三苗。迁徙时总是游牧带头，他们只贪写意，只顾往前走，却把农业掉了队，又把商业与手工业的离群活动加强了。他们一走是到黄河下游海边，见贝便用，得铁便铸，而铜则是早已晓得用的。但他们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的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因其商业及手工业多只是和游牧的关系，不靠在土地私占上，土地私占要有农业的相当基础，三苗的农业基础还不够。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只是部落。

而掉在后面的及新来的队伍，则是传说里伏羲氏神农氏这一支，他们到得黄河中下游，被前头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为停下来多做畜牧与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进步纺织及炼钢冶铁术来结新的网罟，制新的耒耜。这一来，他们产业的配合倒远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国的这最古都市与埃及巴比伦的不同，并非商业资本的据点，而是在农业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时游牧与渔猎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约制，而单为畜牧与耕稼用的地面则有的是，如此游牧与耕稼的发展乃渐成平衡，且连游牧亦多变成畜牧，又因不发生土地霸占，农牧及手工业商业皆一体不分，这里就已出现了后世井田的雏型。

伏羲都陈，在今河南，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他们长期与三苗相处倒也相安。三苗的游行经济与伏羲神农这边的定居经济有个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业与商业，好像蝴蝶的可以飞来这边的经济园地上停停又飞去，又具游牧在大平原里仍可游行无碍，而若是要找有人烟的去处，亦随处可以就近找到汉族的田宅男女。

但这两边的经济相配，应是可以作成一体的，所以三苗要来统一这边了，这就是“蚩尤作乱”，而汉族这边的炎帝亦要“侵凌诸侯”。彼时汉族是要对内统一诸侯，对外统一三苗，但这是后来由黄帝才做到。

黄帝这一支汉人是最后迁来的，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来，国于有熊，再向河北发展，而邑涿鹿。他们亦和伏羲氏神农氏一样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众产业来看齐了，可是比伏羲氏神农氏更有阔大的游牧，因为此地距离黄河北岸很远，为三苗他们所忽略，黄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够的农地，且有足够的游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广大的众业相配合。

凡产业各有它的德性，农业使人平实，工业使人聪明，商业使人活泼，渔猎使人强健，而游牧则有爽朗壮阔。但从来游牧与别的产业结合容易，而能与农业亦结合得这样好，则世界史上只有中国，不是波斯或后来的大西域所能及。黄帝以步兵与车战打败蚩尤，步兵是农业的，车战则是游牧的马与手工业的车的综合，而同生在农业的地面上。前此神农氏拿蚩尤无法，即因缺少游牧来配合，不能发挥行动的大力。

彼时黄帝这边若讲财富，是还不及神农氏或三苗那边的，可是比他们健康，所以能胜利。黄帝与炎帝战，“三战始得志”，可见也不是容易，其后与蚩尤战更是打个得天崩地裂。经过这场打，神农氏一支人就与黄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分返到江淮，与三苗间杂，成为后来的东夷。而三苗则继续退，返到南方去了。

黄帝之世是当公元前二千六百年，迟埃及的出现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迟巴比仑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却比他们的都大，比他们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国文明有运动的魄力，黄帝巡行天下，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管卫，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里。那好，是好在中国文明的平等和谐，黄帝之时华夏地面上的产业起了如海水的波涛，以山西一带发祥地为王畿，而正式开始井田，连那神农氏与三苗遗下的产业亦皆有了安顿着落，出现天子之朝廷与诸侯万邦。

是在这样壮阔活泼的风景里，四面八方新得来的知识与技巧才皆有了可施展，筑城起宫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规模的造舟车，医药亦有了新发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车，又讲究弓箭，遂晓得养蚕，然后作咸池之乐，“咸池备矣”，奏起来舞起来看看，真真的热闹非凡，并且规模都齐备了。

从此一直到周朝，皆是这井田的演绎，生产力继续提高与经济地域继续扩大，而引起田亩单位的改变与邦国关系的移动。这生产力的提高分三次，黄帝时一次，夏时一次，周时一次，而中国古代亦自黄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历史上一丰碑，故孟子时时称述夏禹，过于称述商汤。

这三次生产力的提高，皆以农业为界碑，因井田的农业是与别的产业丝丝入扣，那众业的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即是个春天，风吹吹随处会生出新的生产力的波浪，都要汇流到稻田里，才综合而为划时代的新开始。这新的生产力需要相当时间才普遍到众产业的角角落落，而为全面的提高，并且随着产业圈的伸展，而引致经济地域如波痕浪纹一圈圈一层层的扩大。要等众产业的生产力都看齐了，经济地域的扩大亦到头了，有新的人世风景的熠熠，然后才又来一次生产力的再提高。这种生产力的如风吹花开及其全面的如波浪推进完全是中国的，与西洋资本经济偏颇凸出的发展不同。

唐虞之世是集黄帝以来的大成，从产业的齐全里还有了人事的齐全，“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真像是竹枝词里的“山上层层桃李花”。并且为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有工官农官，这才像个朝廷，不比西洋古国的惟有法典祭司战神及税吏。西洋是到了现代国家，才有农业部这些政府机关，但亦只是产业的组织，生不出人事的文彩，而唐虞之世，则是产业皆生在文明里。

井田从敦睦九族推广到平章百姓，又推广到协和万邦，如此便作成“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天下世界。唐虞之世，是连早先三苗之地亦建起了产业的新秩序，与汉人的结合，铸成一个华夏经济，出现了堂堂中原，而其中井田的本部所在地则是王畿。王畿在继续推广，外面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亦跟着一圈圈展开去，《尧典》里分命羲和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昧谷，和叔宅朔方，即是华夏的向四面八方推进。及至虞舜，更南巡到了苍梧之野，比黄帝的南至于江更远而又远了。

而即在这产业与政治的图案里生出了人世的礼，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柴望巡狩之礼，朝觐会同之礼。而这人世风景的熠熠乃亦是乐。彼时真真的是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迢迢千余年后，吴季札见了舞《韶》《箾》，犹觉浩浩阴阳移，只是个大明终始。《史记》里描写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舜则有《卿云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及八伯的和歌：

明明上天，星辰是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是有这样的大自然界与人间为一的浩浩荡荡的光阴，而人乃是天人。

于是来了夏禹治洪水。那次洪水世界上各地皆有，却惟中国人能治。巴比仑埃及人则《旧约》里记载着，他们除了坐船逃难，等洪水自己退落，并无别法，当时他们真不知毁了多少财产，死了多少人畜。在希伯来人的传说里是大地上只剩诺亚一家，在北欧人的记忆里是惟剩一男一女，后来靠神指示，掷石变人，才又繁殖起来的。照时期推算，亦许那次洪水与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巴比仑吾珥王朝的覆亡有关。但中国这边则尧舜之世并不因洪水而倾动，且举出禹来治平了它，从泛滥开始到治平，头尾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与西洋那次在大自然界面前，即显出了高低，中国是有井田经济及政治，所以发动得伟大的人工，并且井田即是文明，治洪水是要大自然界亦即人间，而人亦如日月山川，才能不受水火无情的威吓的。

后世吴季札见舞《大夏》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夏禹是个极上心做事的人，《诗经》及《孟子》皆以禹为天人，《史记》亦说禹“身为度，声为律”，天人是不与天斗争，西洋人若做得这样的大事，乃是征服自然界，而禹之治水却是疏导，连自然界亦皆是人的德性与力量，和它有理可说的，故能行于所无事，而使天地清安。

夏禹治好水，疆理九州岛作《禹贡》，且鐻九州岛之金而作九鼎。《周礼》的井田与王制追记到夏时，即因夏时是个新出发，九州岛各以其出产综合成一个更高的生产力，便来改动授田的单位，“夏后氏五十而助”，正是生产力增进了，才可以集约到五十亩。授田的单位这样缩小了，经济活动却比早先更活泼，早先从四井为邑到四邑为都，现在则又从小都发展为大都，而政治的单位扩大到从子男之邦五十里，再小只能算附庸，不得列于天子之朝了。

《王制》：“天子之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二。”孙诒让注：“夏时如此。”前此诸侯的单位还要小，数目还要多，经黄帝时一次调整，才是大国渐增，小国渐减了，而夏时则又是一次大调整。这其间亦有经过战争，但大体是自然的形成新秩序，单看它有这样整齐，即非武力兼并所作成，又且朝觐会同是宾主之礼，若武力征服，亦不能有这平等。

又若是武力兼并，则一定激烈，不能至夏时乃至春秋时还有许多小国。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小而多的领主单位保持得相当久，那是因为无力统一，其商业资本对地域经济的支配体系正陷于割裂之故，中国却早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发动天下的财力征蚩尤治洪水，但不用来兼并集权。中国史上政治平等，是因没有商业资本为祟，看来像是被兼并了的许多小国其实仍旧存在，不过不合于大国之会，不列于天子之朝罢了，他们并不丧失政治的自由，亦不影响井田。王制，王畿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等等，乃是由小到大的展开层次，不是吃尽了小的只剩下大的。

凡有这样的事，即亦有这样的理，有商业资本，故有希腊罗马的公民政治与平民会议，有井田，故有中国的平人之礼。唐虞与夏，有帝王及诸侯而非贵族，有方伯而非兼并，有四岳而非寡头政治，乃至传贤传子或传弟，中国的事皆只能就中国的理来说，不能拿西洋的来比附，恰如不能拿蛮族的选举部落酋长来比附希猎罗马公民的选举执政官一样。禹甸九州岛，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规模，是后世里巷儿女唱的“月亮弯弯照九州”的起头，在历史上，禹的开物成务正可与黄帝相比。

但夏朝事故太多，与西戎北狄东夷的纠纷没有断过，这是因为彼时华夏向四面八方推进的波浪搅翻了淹没了他们。还有是因“夏尚质”，新的农业要有新的游牧与工商业来相配，而彼时农业的新规模还未能遍于其他产业，所以夏朝的东西见得欠漂亮，亦不够威力。禹之治水，对天下之人及财有那样大的动员力，那还是从唐虞时井田的根底发出来的，疆理九州之后，则要从井田的新规模里才出来得平定戎狄蛮夷的大力，但夏时游牧在众业中的比重太小，凡事遂缺少飞扬了。

那戎狄，是早在黄帝之世，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仑东西两边皆已兴旺起来，虽彼此尚少交往，但如日月相望，吸动了中间地带的蛮族，他们日益活跃，以致黄帝要北逐荤鬻。及至唐虞时，埃及与巴比仑已有国际贸易公司的组织，巴比仑的陆路商队前哨且到达了印度北填，而印度与中国这边亦正在益益炽盛，故越发刺激了中间地带及边境蛮族的往来游行劫掠，乃至印度达罗毗荼人的那瓦拉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皆被他们所倾覆，不倾覆的只是中国。

可是夏朝的外患甚重。彼时西戎北狄飘忽往来，其前哨则与汉人间错杂处，渐成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即是有扈与有穷。启继禹位，有扈为乱，启率六师与之大战于甘，作《甘誓》。有扈在扶风，有穷则在河北。太康南游，畋于有洛之表，有穷后羿距之于河，遂不得返，但有穷这个混合民族不能成事，随即夏又中兴了。传说当初天有十日，羿射落其九，羿妻嫦娥窃灵药飞入月中，有穷之族的即是这样一个荒昧世界，虽有大力，可是从汉人讨得来的一点文明，即那灵药，却连妻子一道都不见了，真是苍凉凄惋。

还有东夷，这要从三苗说起。三苗当初从蚩尤战败后退出中原，往西往南往东落荒而走，其中往西的一支不久混在西戎中不见了，往南的一支尧时还在江淮及荆州一带作乱，舜把他们又赶开去，他们才又向洞庭湖方面退却，但仍留下一支在淮河流域，与伏羲氏神农氏的遗民同化，成为淮夷。这淮夷的经济自成一个体系，有强大的游牧与明亮的手工业商业，只差农业欠好。他们便在此地站住，其后千余年中，汉人总打不了他们，淮夷而且有华夏文明的一偏，徐偃王亦行仁义。其实夏朝的新农业是与淮夷的游牧及手工业商业正好来相配，而生在一个井田文明里的，不过夏朝不能作成，要到殷朝才作成。

殷人是彼时华夏向江淮推进，交界之地汉人与淮夷杂居，渐渐形成的一个混合民族。夏朝真是个大变动的时代，除了殷人还有楚人，楚人是荆淮一带交界地方汉人与三苗杂居，而渐渐形成汉人与三苗的混合民族，此外尚有西北方面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亦正在形成中。这些混合民族后来都做出了大事，他们投入华夏的井田，如湿薪投入大火里，一阵阵冒烟飞灰，中国文明反是越烧越旺，其中殷人先起来代夏后氏而有天下。

殷人的产业一半是淮夷的，一半是华夏的。淮夷的产业其时已发生巫魇，淮夷的人亦好为长夜之饮，其还能明亮，是靠华夏井田的波浪泼溅所及。而殷人则比淮夷还更与汉人亲，首先与华夏井田推进的波澜相遇，就跳入做了弄潮儿了。殷人的手工业比夏人强，而且有游牧，故从汤伐桀而有天下之后，殷人历代征鬼方徐方，征荆蛮，到纣时为止，一直轰轰烈烈。

中国文明看来静，而亦是最有大力能运动的。黄帝开了一个大力运动的时代，殷朝又开了一个，一样的能飞扬跋扈，而殷朝的还更有份量，因其游牧及手工业与夏朝的新农业结合，比黄帝时更基础雄厚。从黄帝征蚩尤，到舜的南巡，禹的治水，殷的伐夷伐蛮伐狄，已见中国文明的行动大力，而其后周朝的礼乐亦这样大气魄，还有秦汉，还有大唐大明大清，一直到中华民国的能八年抗战，亦皆是这传统。

却说殷朝的东西而且漂亮，孔子亦说：“殷辂车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青铜器很精致，常说殷人崇巫鬼，但从器皿上很少见有这样的痕迹。事实是，殷时的人与殷族的人是要分开来说，犹如元朝人与蒙古人，清朝人与满族的人有分别，而殷时造那些器皿的手工业者则多是汉人。

当年殷汤带了他那一族人进入中原，与华夏井田的庄严一对面，不觉暗暗叫声惭愧，只是他自己亦说不清这种感情，却当是伐了天子之故，而后世吴季札见舞《韶》《箾》，亦觉了这个，说“圣人之宏也，而犹有惭德”，这在华夏面前的惭愧不只是汤个人的感情，而亦是当时殷族全体的感情。是故仲虺之诰，仍是“缵禹旧服，祇率厥典”。

殷的京都从南亳迁西亳，又迁河北，即因华夏井田仍自有它的核心，亦即王畿，非殷人所能移夺，倒是殷人只能来迁就它，而他们带来的游牧及新的手工业商业乃如朝晨鲜洁的露水，皆落在井田里被吸收滋养了。但殷族自身仍是情意飘忽无分定，不能渗入，亦不能损伤华夏文明，虽是客人而不喧宾夺主，所以他们才能存在好几百年。而在这六七百年里，是民间产业在静静的生长，合夏与殷而出现了新的，于是出来周朝。

周人的产业，在《诗经》里写得极明白，一是稼穑有了新的出发，二是游牧大量转为畜牧，三是建筑大发达，这三项便是集夏殷产业的大成。

《禹贡》已明记用铁，周时更发达到了农具普遍用铁制，所谓良金以铸兵器，恶金以制耕犁，良金即是铜，恶金即是铁，铁的供应量比铜大，周时遂家家户户皆有新农具了。同时又且发明了许多新种，《诗经》“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麋维糜”，加上荏菽禾役，麻麦瓜瓞，比从前多得多了。《诗经》多记虫鱼鸟兽草木之名，正是当时的新热闹。

草木是农作物，虫鱼鸟兽则是畜牧与渔猎的东西。《诗经》里讲牛羊“三百维群，九十维犉”，但已非游牧而是畜牧，故牧人之梦是“室家凑凑”，渔猎亦“叔于田（田即畋），巷无居人”，这有室有巷，正是畋与牧的皆与农业并生在井田里。

井田之制，夏时五十亩，殷时七十亩，周时则因铁犁普遍，牛马才可大量用来耕田，一家人种得一百亩了。周时又因种植纺织畜牧营造的种类增多，规模增大，禾麦的收获的比重小了下去，乃至在全生产中整个农作物的地位亦与畜牧纺织制造的地位扯平了，所以对公家的办法也起了改变，夏后氏五十而助，殷人七十而彻，周人百亩而贡，贡比助比彻都出的东西多，即因生产力多方面提高，不专靠土地了。这众业相扶亦使井田经济更健康，即便农作歉收亦不至成灾。

因铁犁普遍而牛马被普遍应用于耕田，此事又使周武王能以兵车打败殷人的戎辂。周人是农村都出得起兵车，会御车的人也多，“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他们个个熟习车性马性，而且乘卒与武兵皆是农民，步战与车战的配合亦胜过殷人。先前黄帝的巡行天下与殷人的“如霆如雷”，还觉得是多靠游牧的气魄，周人的才是从井田的更平稳里出来的大力，故“如山如河”，“临冲闲阀”，也能冲击，也能严阵，与西洋的力是狂飙完全两样。

周人作什么皆是全民总动员，大造房子大筑城，只不作西洋那种堡垒，因为没有地主就少抢劫。而井田的沟洫则比以前更开得密密排排，连耕种亦呈“终三十里，十千维耦”，畋上男男女女千人万人一起耕种。而这亦就是还有在资本社会或共产社会以外的生产组织，且除了组织还有天籁，如风动则万窍齐鸣，春至而桃李竞妍，并不要靠约束。这个理还可应用在人事的其他方面，故周武王誓师孟津，诸侯不期而来会者八百，没有预先约好亦可来会。

周器比殷器更有平人的明朗亲切，连王侯用的钟鼎盘匜亦如此。中国的平人之礼比西洋的平民精神更好，而周器的这明朗亲切则亦是生在井田的整齐里。

周器且能不因分工而阻隔，造车造轮造辀虽各有专门，但如和歌偶舞亦是各人只做一部分，而可不觉得是分工，只觉得是相配。广西民歌：

天上七星对七星，地下狮子对麒麟。还有好男对好女，那里桃花配芙蓉。

男女的存在不是分工生殖，而是成对成配，制造业的分工亦可以如此的。而在西洋则分工只是零件，凑起了亦仍是零件的综合，零件相加仍是零件，如0加0等于0，西洋东西都是附属品，附属于资本的灵魂，所以不具足，亦不亲切。

而且分工亦要看得大方，许多东西是可分工可不分工的。周朝的矿亦是王田，和农田牧田一样，原料业与制造业之间没有隔着一个商业资本，炼铜铸铁并不另设专场，凡是较重要的制造业得了铜铁，要用时都自己来现炼现铸，铸剑如此，造车用的铁与作钟鼎盘匜用的铜亦此。这不分工似乎不合于进步，其实铸炼正因其是这样普遍的散在于民间众业，才更广大活泼，而周朝炼铜铸铁的精绝乃为同代西方所不及。

周朝是集夏殷的大成而新出发，故吴季札观舞《大武》，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而孔子亦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是至周朝而礼乐始备，有“维王建国”，有天子之明堂。明堂不只是天子的，中国民间亦家家有堂前，而西洋则只有客厅，明堂亦不像西洋的神庙，而是人的宫殿。中国建筑而且有飞檐，飞檐的背景是可喜乐的阳光世界，在那世界里的人则好比：

梧桐生兮，于彼朝阳。凤凰鸣兮，于彼高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