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么回事。可能是那天，要不就是另一天发生了这个奇迹。你从不知道，他想。发生了这么大的奇迹，而他根本不是有意促成它的。你这个狗崽子，他想，也没有反对它。

天气比先前冷了，裂开的冰又重新冻结在一起，那只引诱鸭不再瞧着天上。它放弃了出卖同类的勾当，因为它急于为自己找个安稳保命的地方。

你这婊子，上校想。虽然这么说不公正。这是你的职业。可为什么母鸭就是比公鸭有诱惑力呢？你应该明白，他想。不过即使这事也不真实。什么该死的才是真实的？公鸭实际上更有引诱力。

现在别去想她了。别再想雷娜塔，因为这对你不利，小伙子。甚至可能伤害你。况且你已经说过再见。那声再见是什么。是跟死囚车连在一起的意思。她本来也要和你一起爬进这该死的囚车。只要它是辆真的囚车。多么恼人的职业，他想。相爱和分离。人们为此而遭受痛苦。

谁给了你权利去认识那样一个姑娘？

没人，他回答说。是安德烈亚介绍我认识的。

可她怎么会爱上你这样一个可怜的狗崽子？

我不知道，他真诚地想了想。我真的不知道。

就跟不知道别的一些事一样，他不知道这个姑娘之所以爱他，是因为他这一生中从没有哪天早上醒来时为自己而哀伤，无论是发病时还是不发病时都如此。他经历过苦恼和悲痛。可他从不在早上感到哀伤。

几乎没有人像他这样，这个姑娘虽然还年轻，却一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这样的。

她这会儿正在自己家里，在睡觉，上校想。那是她该待的地方，她不该站在这种该死的打鸭子的木桶里，瞧着那些跟冰冻在一起的囮子。

不过，我他妈的真希望她在这儿，如果这是个双人木桶。她可以注视着西面，留心是否有一队野鸭从那儿飞来。要是她在这儿不觉得冷就好了。或许我能从什么人那儿换一件真正的羽绒服来，这儿没人卖这种衣服。有一回他们错把羽绒服发给了空军。

我可以看看这衣服是怎么做的，就在这儿用鸭绒做一件，他想。找个好裁缝剪裁一下，做成双排纽扣的样式，右边不装兜，再镶上一块麂皮，免得被枪托蹭破。

就这么做，他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件，或者从哪个家伙那儿弄一件来，为她改制一下。我还得给她弄一支上好的“帕迪-12”，分量不能太轻，要不就弄支“博斯”，是双管立式的。她该有跟她相配的好枪，我想还是弄两支“帕迪”好，他想。

就在这时，他听见空中传过一阵翅膀迅速拍击的轻微响声，便抬头望去。但是它们飞得太高了。他只能抬起头来望着。它们飞得虽高，却能看见木桶和站在里面的他，以及冻在冰上的囮子和那只沮丧的母鸭，它也看见了它们，嘎嘎嘎地大声叫唤起来，忠诚地履行着背叛的职责。而那些针尾鸭却继续向着大海那边飞翔。

我从没送过她东西，正像她指出的那样。只给过她一个小摩尔人头像。可这算不上送礼物，是她自己挑了我才买下的。赠送礼物完全不是这样。

我想给她安全感，可如今已不复存在；我想把全部的爱献给她，可它毫不足道；我想送给她所有的财产，可实际上我一无所有，只有两支好猎枪、几套军服、一些勋章和嘉奖状，还有几本书，以及一笔上校退休金。

我要把自己在世间的一切都赠送给你，他想。

她把她的爱情、翡翠和画像都送给了我，当然，我把翡翠还给了她。我还要把画像也永远归还给她。我本来可以把我那枚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指环送给她，他想，可我他妈的把它丢哪儿去了？

她不会要一枚附带小金属徽章的十字勋章，或是两枚银星奖章和其他一些破玩意儿，也不会要她自己国家颁发的奖章，还有法国颁发的、比利时颁发的奖章，以及那些廉价的鬼东西。要了这些东西才不正常呢。

我最好就送给她我的爱，但是你他妈的怎么送呢？你又有什么办法让它永葆清新活力呢？又不能用干冰把它冷冻起来。

或许能够。我要去打听一下。可是怎么才能给那老头儿弄一台报废的吉普车发动机呢？

想想办法吧，他想。你的职业就是想办法。当他们向你开火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他补充道。

我希望那个搅乱了这次打猎的狗崽子有支来复枪，我也有一支。这样很快就能发现我和他之间谁更会想办法。即使是在这片你无法施展本领的沼泽地里，在这个肮脏的木桶里。他想赢我，就得先过来。

别再想了，他对自己说。想想你的姑娘吧。你不想再杀人了，永远都不。

你在哄谁呢，他对自己说。你要做基督徒吗？你不妨做真诚的努力，那样她会更爱你。她会吗？我不知道，他坦率地说。我对基督保证，我真不知道。

说不准我在咽气前会成为基督徒。是的，他说，说不准你会。谁想为这打个赌？

“你想为这打个赌吗？”他问那只引诱鸭。它在他的身后望着天上，又开始发出嘎嘎的低声叫唤。

它们飞得太高，不打回旋。它们只往下看了一眼就朝没有封冻的大海飞去了。

它们肯定会成群地飞到那儿停在水面上，上校想。眼下兴许就有个拿枪的人在船上想偷偷摸摸地对它们下手。它们会飞得离背风处非常近，那时肯定就有人准备悄悄开枪。好吧，枪响的时候，会有一些野鸭往这儿飞回来。可是湖面全都封冻了，我想我还是撤退吧，不能像个傻瓜似地在这儿死等。

我已经打得够多了，战果和平时一样好，甚至更好些。的确更好，他想。除了阿尔瓦里托，这里没人比你打得更好；他还是个小伙子，所以打枪灵敏。不过，你并没打下几只鸭子，比许多差劲的和普通的射手打得还少。

是的，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原因何在。我们不要再以数目多少来判断得失，我们也抛掉了书本，还记得吗？

他记起来，在战争中有一次，由于奇迹般的机缘，他竟然和一位好友在阿登[阿登是法国东北部省份，与比利时交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均有战役在此发生。]战役中相遇，当时他们在追击敌人。

那时正值初秋时节，他们在一块高地上，四周有几条砂石路和脚踩出来的小径，还有低矮的橡树和松树丛。敌人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在潮湿的沙地上留下了清晰的印痕。

前一天下过雨，但这时已万里无云，能见度很好，可以看清远处地势很高、起伏不平的原野，他和他的朋友举着望远镜仔细察看，好像在搜寻打猎的目标。

上校那时是将军，任副师长职务，他看清了他们追击的敌人留下的每一种军车痕迹。他也清楚敌人已于何时用完了地雷，同时大致推算出他们所剩炮弹的数目。他先前还估计出敌人在抵达齐格菲防线[30年代沿德国西部边界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网，1944年从法国退却的德军，发现这条防线能有效地挡住美军的追击，使他们得以喘息。这条防线到1945年才被突破。]之前会在何处进行阻击。现在他断定敌人在预计的两个地方都不会进行战斗，而是迅疾地朝后撤退。

“对于我们这种高军衔的指挥员来说，乔治，我们走得太远了，”他对他的好友说。

“走过了头，将军。”

“很好，”将军说。“现在我们扔开书本上的教条，继续不停地追击。”

“我不能完全同意，将军。因为是我写了那本书，”他的好友说。“他们难道不会在这儿布雷设防吗？”

他指出了一个按道理应该设防的地方。

“他们没有在这儿留下任何东西，”上校说。“他们连对付一场微不足道交火的本钱都没有了。”

“人人在犯错之前都很正确，”他的好友说，接着又补充道，“将军。”

“我是对的，”上校说。他确实是对的，尽管在对局势作出确切判断的同时，没有完全遵循日内瓦公约的精神，而日内瓦公约精神据称是作战的主导精神。

“就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追击吧，”他的好友说。

“没有什么能阻碍我们，我保证他们不会在这两个地方停留。这并非从什么德国佬那儿打听来的。是我的脑子告诉我的。”

他再一次察看了四下的原野，听到风吹树林的声音，闻到脚下石楠的气息，又看看潮湿沙地上的印痕，故事到此便结束了。

不知道她是否喜欢听这故事？他想。不。这样太自吹自擂了。不过，我愿意由别人来告诉她，那样抬高自己比较可靠。乔治不会对她讲。他是唯一能告诉她的人；但他不会讲。他肯定他妈的不会。

在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下我都是正确的，即使在打仗这样简单的事情上，也能保证这个平均成功率。可那错误的百分之五当然也不能小瞧。

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女儿。这只是我心中的一种幕后音。我这讨厌而怯懦的心脏。这杂种心脏已经不能保持稳健的步伐了。

或许它还能，他想，取出两片药，就着杜松子酒咽了下去，然后看了看发灰的冰层。

现在我该把那个阴郁的家伙叫过来，收拾一下，到他妈的那间农舍，或者狩猎小屋去，我猜想是这么叫的。打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