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礼的总的原则是，取法天地，效法四时，顺乎阴阳，体乎人情，本着这样的原则去制定才叫做礼。那些低毁礼的人，压根儿就不知道礼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礼有吉礼、凶礼，二者的做法大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就是取法于阴阳。丧服有四条原则，因时制宜地采取其中某条原则，就是取法于四时。在四条原则中，或属于感情上的，或属于理智上的，或属于原则性，或属于灵活性，就是取法于人情。属于感情上的东西，是仁的表现；属于理智上的东西，是义的表现；属于原则性的东西，是礼的表现；属于灵活性的东西，是智的表现。仁义礼智都有了，做人的道德也就齐备了。

如果感情深，丧服就重，所以父亲死了要服斩衰，守丧三年，这就是以感情原则为依据的。为有血缘关系的人服丧，感情重于理智；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服丧，理智重于感情。以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君，把对二者的敬爱拉平。家臣尊敬卿大夫，臣民尊敬天子、诸侯，这是义中的头等大事。所以，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了，作为他的臣民或家臣也要服斩衰，守丧三年。这是以理智原则为依据的。

父母之丧，三天以后就可以喝粥，三个月以后就可以洗头，周年以后就可以改戴练冠，虽然极其悲伤，身体非常赢弱，但也不至于危及性命，这体现了不因死者而伤害生者的道理。丧期最长也不超过三年，斩衰丧服破了也不再补，坟头不再添土，到了大祥就可以弹奏素琴。凡此种种，是要告诉人们哀伤是有限度的，这是以原则性的精神为依据的。以侍奉父亲的态度来侍奉母亲，对二者的亲爱程度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天无二曰，地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主，都只能由一个人来作最高领导，所以父亲健在时母亲去世，那就只能降服齐衰，丧期一年，以体现家无二主的道理。

服丧者为什么要拄着丧杖呢？因为服丧者是有爵位的人。天子去世，第三天授给太子丧杖，第五天授给大夫丧杖，第七天授给士丧杖。有的人没有爵位为什么也拄着丧杖呢？据说是因为他是嫡子，担任丧主，须要主持丧礼。有的人不是嫡子为什么也拄着丧杖呢？据说是，他们虽然不是嫡子，但为父母之丧哀痛太甚，因而致病，须要用杖来扶持病体。女孩子、男孩子不用拄杖，因为他们年龄还小，哀痛不深，不会生病。办丧事所需要的各色人等一应齐备，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也应有尽有，丧主不用发话就把事情办了，这样的丧主可以哀痛得厉害些，哀痛到别人搀扶才能站起。其次一等，事事都要等待丧主发话才能办理，这样的丧主哀痛就要减轻些，哀痛到自己拄着丧杖站起。再次一等，事事都要丧主亲自动手才能办理，这样的丧主哀痛就要更轻些，只要蓬头垢面就够意思了。居丧时，秃头的妇女不需露出发髻，驼背的人不需袒衣露体，瘸子在哭泣时不需顿足跳起，年老和有病的人不需停止喝酒吃肉。以上八件事，都是根据灵活性的原则制定的。

亲人刚死，头三天哭泣不止，不吃不喝，头三个月仍时时哭奠，周年之内则哀容满面，三年之内则怀忧在心。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丧亲的哀痛也跟着递减。圣人就根据这哀痛的逐渐递减来制定礼，这就是为什么丧期一定要规定成三年，再孝顺的子女也不得超过，再不孝顺的子女也不得达不到。这是丧礼中的折衷之处，历代君王也都是照此实行的。《尚书》上说：“殷高宗居庐守丧，三年不谈国事。”这是在夸奖他啊。凡是君王，莫不照此规矩办事，为什么要单独夸奖殷高宗呢？回答是：殷高宗就是武丁，武丁是殷代的贤王，即位以后，专心致志地居庐守丧。在他即位期间，殷代由衰败而转向复兴，礼由废弃而又被重视，所以夸奖他。因为夸奖他，所以特地在《尚书》中记载此事并加以赞扬，所以称他作“高宗《尚书》上说的”。三年之丧，天子、“殷高宗居庐守丧，诸侯不用发话就把事情办了，三年不谈国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孝经》却说“孝子在居丧期间，说话不讲究修辞”，似乎和《尚书》讲的有点矛盾，须知《孝经》讲的是臣下呀。

按照礼的规定，居丧的人在和他人交往时，如果是斩衰之丧，那就只发出“唯唯”的声音而不回答别人的问话；如果是齐衰之丧，那就可以回答别人的问话，但不可主动问人；如果是大功之丧，那就可以主动问人，但不可以发表议论；如果是绍麻、小功之丧，那就可以发表议论，但还不可谈笑风生。为父母服丧，要身穿孝服，头戴孝帽，帽带用麻绳编成，脚穿草鞋，三天以后才开始喝点稀粥，三个月以后才开始洗头，十三个月满一周年才开始换上练冠，第三年过了大祥之祭以后才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到了这三个阶段都完成以后，孝子如果是仁者，就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爱心，是智者就可以看出他的理性，是强者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志。用礼来治理丧事，用义来匡正丧事，是不是真正的孝子，是不是真正的敬兄爱弟，是不是真正的贞妇，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