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術者致治之術，即身之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後，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表微》初拟立《君道》、《相业》诸篇，今特删併于《治術》，亦不多尚空言之意耳。
周显王三十五年，屈宜臼谓韩昭侯曰：“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
注曰：徐广曰：“时衰耗而作奢侈。”言国家多难而势诎，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赢馀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时诎举赢”，盖古语也。（卷二）
此盖为宋徽宗言之。《泊宅编》言：“崇、观以来，天下珍异，悉归禁中，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锡赉称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造巨舰，载太湖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役夫各赐银碗并官，其四僕皆承节郎及金带，遂为威远军节度使，而封石为槃固侯。”是时辽夏交侵，金人亦乘机思动，国家多难而势诎，政府渺不恤民，而举事反若有赢馀也。
周赧王四十四年，赵田部吏赵奢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使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注曰：观此，则赵奢岂特善兵哉，可使治国也。（卷五）
国法贵平等，任何人不应享有特权。《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三月条，言：“江淮豪家，多行贿权贵，遇有差赋，唯及贫民。”天下所以不平也。今赵奢能执法，平原君亦能服善，此其所以为浊世佳公子欤！
汉高帝元年，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
注曰：樊哙起于狗屠，识见如此。余谓哙之功，当以谏留秦宫为上，鸿门诮让项羽次之。（卷九）
王深宁曰：“淮阴侯羞与哙伍，然哙亦未易轻，谏留居秦官，鸿门谯项羽，排闼入见，一狗屠能之，汉廷诸公不及也。”语见《困学纪闻》十二，意与身之同。
汉高帝三年，广武君对韩信曰：“今将军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
注曰：褕音瑜，靡也。此言当时之人，畏信之威声，不能自保其生业，皆辍耕释耒，褕靡其衣，甘毳其食，以苟生于旦夕，不复为久远计。（卷一〇）
铁蹄蹂躏之下，地方或反觉繁荣，皆此等心理为之也。
汉哀帝建平三年，王嘉谏数变易二千石，及劝上畜养大夫。
注曰：按嘉此疏，诚中当时之病。然为相者在于朝夕纳诲，随事矫正，天下不能窥其际，而自臻于治平，不在著见于奏疏，以滕口说也。自宣帝之後，为相者始加详于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业固不在乎此也。（卷三四）
此有慨于宋人奏疏之冗也。上书动辄万言，阅之岂易终卷，酿为风气，贤者不免。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身之不喜滕口说，屡见于《注》，亦可见其性格之一斑。
汉章帝建初八年，温公论曰：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注曰：温公此论，用齐桓公、管仲论郭公所以亡国之意。为窦宪擅权张本。（卷四六）
说见《新序》卷四《杂事篇》。宋理宗亦郭公之流，故权臣相继执政也。
晋成帝咸康五年，南昌文成公郗鉴疾笃，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
注曰：谓中原之人，有恋土不肯南渡者，以兵威逼迁之也。（卷九六）
安土重迁，人之恒情。然太王去邠，从之者如归市；刘玄德江陵之行，荆楚从之者十馀万人，固不必以兵威逼迁之也，视其平日能否得民耳！
晋穆帝永和二年，石虎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
注曰：石虎之法，虽周厉王之监谤，秦始皇之禁耦语，不如是之甚也。（卷九七）
秦桧之持和议，忠臣良将，诛锄殆尽。又兴文字之狱，许人告讦，凡私论朝政，皆贬窜之，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少涉讥议即捕治，以塞士夫之口。桧之法，石虎之法也。
晋简文帝咸安二年，秦王坚诏：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
注曰：苻坚之政如此，而犹不能终，况不及苻坚者乎！（一〇三）
此有感于元初之贱儒，而知其不能久也。果也身之卒後六十六年而元亡。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由是士民嗟怨，始有离心。
注曰：斯事行之未必非也，但慕容宝即位之初，国师新败，又遭大丧，下之怀反侧者多，未可遽行耳！《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一〇八）
事有可行而行之非其时者。《钱塘遗事》六，载：“御史陈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场弊倖百出，有发解过省，而笔迹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举者。乃议今後凡应举及免举人，各于所属州县给历一道，亲书历首，将来赴举过省，参对笔迹异同，以防伪滥，时人谓之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时人有诗曰：‘戎马掀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言非危亡之急务也。《癸辛杂识》别集下亦载之。
齐武帝永明八年，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改易将吏，不今法乘知。
注曰：史言徒读书而无政事者，不足以当方任。（一三七）
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必尽人而从政也。用违其材，则有三害：害其人，害其民，害其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即此意也。然身之此条，则殆为当时之学究言之。《癸辛杂识》续集下，载：“吴兴老儒沈仲固言：‘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考其所行，则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甚矣之叹。至淳祐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必愦愦冬烘，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贾似道当国，独握大权，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名为尊崇道学，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仲固之言，不幸而中”云。此道学末流之弊也。
永明十一年，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
注曰：此亦可谓“惠而不知为政”矣。见者则给衣食，目所不见者，岂能遍给其衣食哉！古之为政者，孤独废疾皆有养，岂必待身亲见而後养之也。（一三八）
《老学庵笔记》二，言：“崇宁间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亦讥其不知为政也。
梁武帝天监十一年，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
注曰：所谓宽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绳权贵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乱也。（一四七）
元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大都路总管沙的，坐赃当罢，帝以故臣子，特减其罪，俾仍旧职。明胡粹中评之曰：“法者人主所与天下共者也，以故臣子特减其罪，则废法矣，法废而欲治天下得乎？其後江浙平章教化、的里不花、南臺中丞张闾，互相告劾，两释不问。元之政纲，凌迟堕废，不待至正之末而後见也。”语见《元史续编》五。教化与的里不花、张闾，互劾赃污事，见《成宗纪》大德三年三月条，皆身之所亲闻者也。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东魏丞相欢，复谋迁都，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拥诸州和籴粟，悉运入邺城。
注曰：和籴以充军食，盖始于此。历唐至宋，而民始不胜其病矣。（一五六）
和籴之害，嘉定间陈耆卿曾疏言之，曰：“和籴将以利民也，而民或以为害，其故何哉？盖由民与民为市，此其所乐也；民与官为市，此其所畏也。市之价增，官之价减，一害也。市无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概量，无他费焉；而官之监临者多，诛求无厌，三害也。市先得钱，而官先概粟，有候伺之苦，有钱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有其利，而丰年已罹其扰，名虽为和，实则强也。今诚宜播告有司，每遇收籴，必增其价，而先予之钱，蠲其斛面，而俾自操其概量，吏有骚动取赢者，必寘之于罚。如是，则虽一曰万斛，彼将乐趋之不暇，裕民实边，二责併塞矣。”疏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卅一，库本《筼窗集》未收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
注曰：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释氏，而穷兵广地，适以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等事，特毛举细故而论得失耳。（一五七）
江子四封事史不传，然由大同十一年贺琛陈四事，帝诘责主名观之，知江子四所言，必无关痛痒之事也。故司马温公尝论之。《潜研堂文集》二，亦有《梁武帝论》，谓“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即以贺琛之事为证。贺琛之谏，非甚激切，而帝口授主书诮让，凡千七百馀言，必使之谢过，不敢复有指斥而後已。则帝乃一饰非怙过之人，其之声音颜色，实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也。
大同十一年，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二，以为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靡，诚宜严为禁制，道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为之。
注曰：《易》曰：“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琛引用之，以发己意，此论诚切中人情。（一五九）
人在社会，不能孤立。事有非所愿为，而风气如此，志意稍弱，则不敢不随流俗，所谓“勉强为之”也。负转移风气之责者，当有以扶植之。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初，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制征税法颇重。
注曰：后周太祖作相，置司赋，掌功赋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疋，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徵焉。若艰荒凶札，则不徵其赋。又有市门之税。自今观之，亦不为重矣，而苏绰犹望后之人弛之，可谓有志于民矣。（一七五）
“今”指元初，叹当时聚敛之臣之不恤民也。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用事，以锱铢掊克为功，董文用折之曰：“牧羊者岁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而献之，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然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耶！民财有限，取之以时，犹惧伤之，今刻剥无遗，犹有民乎？”世荣不能对。语见《道园学古录》二十《董公行状》，《元史·文用传》采之。则当时征税之重可知矣。
又，突厥入寇，长孙晟上书隋主曰：“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
注曰：此二语明指出当时利病。今人多上书言时事，滕口说耳。（一七五）
身之不喜人上书言时事，滕口说，又见于此。
陈长城公至德元年，隋柳彧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灯游戏，奏请禁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赀破产，竞此一时，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成，盗贼由斯而起。”
注曰：观此，则上元游戏之弊，其来久矣。後之当路者，能不惑于世俗，奋然革之，亦所谓豪杰之士也。（一七五）
岁时游戏之俗，各有其历史，苟无大害于民，原不必遽然禁止。但上元游戏之弊，至宋而极，今存《宋会要》辑本及《梦华》《梦粱》诸录，均可考见。《春明退朝录》中言：“本朝上元游戏之盛，冠于前代。”《容斋三笔》一亦言：“唐人上元观灯，前后各一日，本朝增为五夜。”然未闻有如柳彧请禁止之者，独《司马温公集》廿一，有《论上元游幸劄子》，及《论上元妇人相撲状》云：“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进技，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撲，亦被赏赉。臣愚窃以为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温公之言如此，亦欲帝减游观之乐，禁妇人裸戏于众前耳，非请废止上元游戏之俗也。而身之独欲奋然革之者何哉？岂非愤当时之时诎举赢，商女不知亡国恨乎！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此法。
注曰：自古以来，闾里姦豪持吏短长者则有之矣，未闻持其上至此者，宜隋季之多盗也。天下之富，一钱之积，是以古之为政，欲其平易近民。（一七八）
《元史》一四八《董文忠传》载：“世祖时多盗，诏犯者皆杀无赦，在处囚满狱。文忠言：‘杀人取货，与窃一钱者均死，惨黩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一八〇《耶律希亮传》亦言：“大都囹圄多囚，世祖问故，希亮奏：‘近奉旨，汉人盗钞六文者杀，以是囚多。’”事与隋季同，皆滥用混一之力，以为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严刑以逞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注曰：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一九二）
“守成”云云，为元成宗言之也。《鉴注》成後十七年，身之始卒，故能备见成宗初政。元本以武力得天下，贱视儒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平宋以来，虽稍引进东南儒生，然有志节者皆避之若浼，惟藉口保持门户者乃忍耻就之，故终未能收儒之效也。
又，初，萧瑀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瑀为左僕射，德彝为右僕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亲德彝。
注曰：太宗初政之时，以房、杜之贤，萧瑀之直，而不相亲，乃亲封德彝者，盖以瑀之疎直，难与共事于危疑之时，而封德彝之狡数，不与之亲密，则不能得其情也。后之为相者，其心无所权量，但曰亲君子，远小人，未有能济者也。（一九二）
亲君子，远小人，平时修身之道也，变时用人则不然。才智艺能之人，未必尽君子；德行志节之士，未必尽才能。善为国者每兼收而并蓄之，使各尽其能，各适其用。譬之医药，但问其用之是否得宜，配製是否得法，不问其有毒无毒也。如必以为君子而后用之，则所视为小人者，必不甘于寂寞，而别谋所以生存之路，国家于是多事矣。《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身之云云，盖深有感于君子小人之争，互相起伏，终宋世而无补于亡也。
唐太宗贞观六年，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注曰：观此，则天下已定之後，可不为官择人乎！（一九四）
“天下已定”，为元初吏治言之也。今《元史》本纪，悉本于官修实录，事多隐饰。然贪贿之事，犹史不绝书，如《成宗纪》大德七年条，言“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时身之卒後一年也，则成宗初年之吏治可知矣。《元史》一七六《王寿传》，载：“寿大德中为侍御史，论事剀切，尝言：‘世祖初置中书省，安童等为丞相，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左右之，当时称治。迨至阿合马、郝祯、耿仁、卢世荣、桑哥、忻都等坏法黩货，流毒亿兆。近者阿忽台、伯颜、八都、马辛、阿里等专政、煽惑中禁，几摇神器。君子小人，已试之验如此。臣今邪正互陈，成败对举，庶几惩其既往，知所进退’”云。所谓近者，即指成宗初政。然其实世祖时吏治已坏，廉希宪、许衡之徒，混一後不久即逝。所相与图治者，如卢世荣、桑哥等，皆蠹国病民之尤，而用之于天下既定之後，故身之为之喟然。
武后长寿元年，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注曰：后禁屠捕，而杀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二〇五）
此与齐主高洋同其矛盾者也。《北齐书·文宣纪》称：“帝昏邪残暴，近世未有。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酷滥不可胜纪。”然天保八年四月，曾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九年二月，又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抑何其仇视人类，而爱惜物类如此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陆贽奏：“况其馀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
注曰：史炤曰：“《书》云：‘胁从罔治。’孔颖达《疏》云：‘谓被胁从而距王命者。’”余谓胁从者，为威力所迫胁，不得已而从逆，非同心为逆者也。（二二八）
当地方沦陷之秋，人民或死或亡，或隐或仕，不出斯四者。奋勇杀贼，上也；褰裳去之，次也；杜门用晦，亦其次也；靦颜事敌，是谓从逆，从逆则视其为威力所迫胁，抑同心为逆，而定之罪，可矣。
唐宪宗元和元年，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以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後，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注曰：然则李巽胜刘晏乎？曰不如也。晏犹有遗利在民，巽则尽取之也。（二三七）
盖亦为卢世荣辈言之。世荣既以聚敛，骤陞执政。时陈天祥为监察御史，疏言：“世荣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于其任专务贪饕，所犯赃私以万计。今竟不悔前非，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也。夫财者天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能用之不乏。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语见《元史》一六八《天祥传》。此又李巽之不如者也。
元和三年，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坦到官，值旱饥，穀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穀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
注曰：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卢坦发之也。（二三七）
穀贱伤农，古有明训。利之所在，人自趋之。不患穀价之增，而患购买之无力也。
唐穆宗长庆元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庄默自尊。所辟判官韦雍辈，多年少轻薄之士，裁刻军士粮赐，数以“反虏”诟责吏卒。又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注曰：抚柔荒犷，宣流德化，适其俗修其政者易为功。骇之以其所未尝见，惧之以其所未尝闻，鲜不速祸。（二四一）
河北虽尝叛乱，然首逆自是安、史，吏卒何罪！雍辈轻肆，乃数以“反虏”诟之，宜其怨怒也。且幽州之人，尝谓禄山、思明为二圣矣，语见《新书·张弘靖传》。弘靖之政，不优于安、史，雍等复骄纵自恣，而欲以法绳人，安得不速祸乎！
又，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曳下，欲于街中杖之。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
注曰：韦雍欲以柳公绰治京兆之体治幽燕，然公绰行之，则可肃清辇毂；韦雍行之，则召祸兴戎，所居之地不同也。（二四二）
事有可行，而行之非其人，或行之非其地者，此类是也。史言“韦雍辈嗜酒，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皆燕人所不习”云。盖是时河朔初平，故新统治者豪纵至此。
长庆四年，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霑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注曰：李逢吉为相，时人之所恶也。一事之善，则时人善之，非是非之公欤！（二四三）
《钱塘遗事》四言：“理宗之季，官以贿成，宦官外戚用事。贾似道为相年馀，逐巨珰董宋臣、李宗辅，勒戚畹归，不得任监司郡守。百官守法，门客子弟敛迹，不敢干政，人颇称其能。”《癸辛杂识》後集，亦有“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条，所谓是非之公也。《陔馀丛考》四一，乃疑此为周密尝受似道盻睐所致，不知此等事《宋史·似道传》并载之，岂修《宋史》者亦党于似道耶！专制之极，使人不敢称其恶，今乃不许称人善，亦岂是非之公耶！
唐僖宗乾符元年，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
注曰：是後王仙芝、黄巢，遂为大盗，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盗之由。（二五二）
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从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至于智识分子背朝廷而附之，则朝政之不浃人心更可知矣。身之盖有感于方腊、范汝为之事也。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泊宅编》载其事，尚多忌讳。《青溪寇轨》引《容斋逸史》，记其号召之词，有足令人兴奋者，曰：“时吴中困于朱花石纲之扰，比屋致怨。方腊乃椎牛酾酒，召恶少百馀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于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馀，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安乎？’皆曰：‘安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宰相以此为安边之长策，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惟命。’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遂部署其众千馀人，以诛朱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遂连陷郡县数十。”《宋史》四六八，称其“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以偿怨心”。然未闻有士人从之也。绍兴二年，建州范汝为之乱则不然。《朱子语类》百三十三言：“汝为本无技能，为众拥戴，势乃猖獗。建之士如欧阳颖士、施逵、吴琮者，善文章，多材艺，或已登科，皆望风往从之。置伪官，日以萧、曹、房、杜，自相标置，以汉祖、唐宗，颂其功德。汝为愚人，偃然当之。朝廷遣官军平贼，大败，贼乘胜据建州。建人陆棠、谢尚，有乡曲之誉。陆乃杨龟山婿，人极端重，颇似有德器者。贼声言使二人来招，我则降矣。朝廷遣之，既而为贼拘，欧阳辈又说之日益切，因循遂为贼用。贼败，欧阳颖士、吴琮先诛死，陆、谢、施逵，以槛车送行在。”施脱逃入北，改名宜生，仕至翰林侍讲学士，《金史》七九有传，见《边事篇》。谢尚《宋史》三六四《韩世忠传》作谢嚮，称为范之谋主。陆棠，胡明仲为作长传，千七百馀言，见《斐然集》三十，言“士大夫为所笼惑者，比迹而是”。则当时朝政必有贻人口实者，不然，佳人何至作“贼”哉！
乾符六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大破之。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
注曰：唐末之政，诚如刘巨容之言。（二五三）
此即兽尽狗烹之说也，人于是唯恐天下不乱矣。
唐昭宗天復二年，李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存勖以为言，克用曰：“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
注曰：此高欢告杜弼之说也。异时庄宗既得天下，儿郎寒冷，遮马邀求，以养成骄军之祸，得非此语误之邪！（二六三）
高欢告杜弼语，见《夷夏篇》。庄宗即存勖。军兴之後，民受军人之侵暴，势所必至，家天下者尤甚。彼以国为君之国，非吾国，吾曾为君出死力，君应有以偿之，偿之不厌所欲，则必取足诸民，而民不堪其虐矣。公天下者其祸稍轻，然仍不能免。盖恃功而骄，常情也，故君子慎战。
後梁太祖开平二年，淮南先是张颢用事，刑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徐温谓严可求曰：“大事已定，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乃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军民安之。
注曰：古人有言，“盗亦有道”。然盗货者小盗也，盗国者大盗也。观徐温之盗国，斯言岂欺我哉！（二六六）
徐温淮南盐贩，为杨行密所与起事三十六英雄之一。辅杨氏四世，多智得民心。至养子徐知诰即李昪，遂移吴祚为南唐，不可谓非乱世英雄也，故曰“盗亦有道”。
後梁均王贞明元年，帝踈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狱，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注曰：史言梁有自亡之由，非晋能亡之也。（二六九）
赵岩见《劝戒篇》。德妃兄弟谓张汉傑、汉伦，《新、旧史》均附其父《归霸传》。此嘅宋宗室之不振，理宗任史弥远及贾妃弟似道，以至于亡，非元能亡之也。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汉主刘闻帝灭梁而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贡，且觇中国强弱。及还，言“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汉主大悦，自是不复通中国。
注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汉主既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二七三）
人相习于善，则世风日上；相习于恶，则世风日下。五季之世，相习于恶者也。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敕卢臺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
注曰：自帝即位以来，汴州张谏之乱，滑州于可洪之乱，以至卢臺之乱，凡乱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盻盻然疾视其上者相环也。此无他，以乱止乱故尔。（二七五）
民有离心，虽用重典，无济于事。故重典非万不得已不可用，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可一不可再，安有屡用之而能止乱者乎！
後唐明宗长兴三年，吴越武肃王钱谬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注曰：时中国率数年一易姓。钱镠之意，盖谓偏据一隅，知以小事大而已。苟中国有主，则臣事之，其自兴自仆，吾不问也。（二七七）
吴越之所以能立国八十馀年者，亦幸是时中原数年一易姓耳。苟国家有强有力之政府，则割据一隅者，必不能以自存，是以宋兴而吴越即取销独立也。
又，大理少卿康澄上书曰：“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
注曰：康澄所谓不足惧，非果不足惧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于所惧者。然其词气之间，抑扬太过，将使人君忽于变异灾伤，而不知警省，非笃论也。（二七八）
康澄史无传，疏见《旧史·明宗纪》。古者君主尊严无上，惟天变足以儆之。若以是为不足惧，则更无可以致人主修省之術矣。《元史·成宗纪》：大德三年正月，中书省臣言：“天变屡见，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身之所云，盖有感乎此。
後晋齐王开运二年，唐主克建州，以百胜节度使王崇文为永安节度使。崇文治以宽简，建人遂安。
注曰：抚宁荒馀，其政当尔。自盖公授此法于曹参，参以相齐，又以相汉，后人知此法者鲜矣。（二八五）
荒乱之馀，最宜予民以宁息。人有本能，不骚扰之，则自趋于安集。盖公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即此意。由是推之，身之为政，亦尚宽简而不尚矜张者也。
後周世宗显德二年，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注曰：世宗志识宏远，不顾人言，然仁人不忍为也。（二九二）
世宗之志，犹子产之志也。《左·襄三十年传》，言：“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可谓怨毒之极矣！“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又何其爱戴之深耶！盖必有利民之心，而无好大喜功之意，乃可以任劳任怨。身之以为非仁人所忍为者，身之言治術，与周世宗不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