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馀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时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旧传温公《修书前例》一卷，公曾孙伋曾梓行之，然脱落已甚，不皆可据。兹篇所录，则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亦隶焉，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注曰：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三家者世为晋大夫，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奖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卷一）

又，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至豫让为智伯报仇。

注曰：自智宣子立瑶，至豫让报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发之。温公之意，盖以天下莫大于名分，观命三大夫为诸侯之事，则知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于宗社，观智、赵立後之事，则知君臣之义，当守节伏死而已；观豫让之事，则知策名委质者，必有而无贰。其为后世之鉴，岂不昭昭也哉！（卷一）

文、谢、陆三公之殉国，所谓“守节伏死，有无贰”者也，故身之以此自励。或疑身之《鉴注序》撰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叠山被逼入燕而死，在至元二十六年己丑，身之何能预知？曰：身之卒于大德六年壬寅，书成后经十六七年而后卒，此十六七年中，自必续加修订。《光绪宁海志》载身之子幼文所撰墓志，言身之“旧注《通鉴》，中经散逸，购求他本为注，手自抄录，虽祁寒暑雨不废，诸子以年高不宜为言，则曰：‘吾成此书，死而无憾。’一日晨兴，言笑自若，忽曰：‘吾其止此乎！’寝至三日而殁，年七十有三”。若乙酉自序之年，仅五十六耳，未足为年高也。

周安王五年，日有食之。

注曰：朱元晦曰：“此则系乎人事之感，盖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所感如是，则阴盛阳微，而日为之食矣。是以圣人于《春秋》每食必书，而诗人亦以为丑也。”今此书年而不书月与晦朔，史失之也。（卷一）

此引朱子《诗集传·十月之交注》。日食本有一定之躔度，而先儒必以当时之政治勘合之，以为有关于君相之措置，此古代政治家之妙用，读史者深知其意焉可矣。

周显王三十三年，孟子曰：“君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国。”

注曰：《通鉴》于此段前後书“王”，因《孟子》之文也。中间叙孟子答魏王之言，独改“王”曰“君”，不与魏之称王也。（卷二）

此亦谨名分之意，身之因其与《孟子》异文而推论之如此。

周慎靓王元年，卫更贬号曰君。

注曰：显王二十三年，卫已贬号曰侯。介于秦魏之间，国日以削弱，因更贬其号曰君。（卷三）

显王四十六年，赵武灵王不肯称王，令国人谓己曰君，至是又有卫贬号曰君之事。知温公之改称梁惠王曰君，不为无意也。

汉宣帝神爵元年，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怨怒，无所信乡。

注曰：师古曰：“恐中国泛怒，不信其心而纳嚮之。”仲冯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变，而汉吏无故诛杀其人，故杨玉等谓汉无所信乡，于是与他族皆叛也。”余谓恐怒，仲冯说是。无所信嚮，不信汉，不嚮汉也。作“怨怒”者，《通鉴》略改《班书》之文，成一家言。（卷二六）

《史》作“恐怒”，《鉴》作“怨怒”，故身之释之如此。凡引书声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国注》是也。未声明引古人而用其语者，可括成一家言，范蔚宗之《後汉书》是也。温公之《通鉴》，盖《范书》之类，亦即《班书》用《史记》之类。

汉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

注曰：元始元年，莽号安汉公，至是始书以冠事，表其所从来者渐矣。《通鉴》凡书权臣例始此。（卷三六）

王莽居摄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于南郊，又行迎春大射养老之礼。

注曰：上无天子，《通鉴》不得不以王莽系年。不书假皇帝，而直书王莽者，不与其摄也。及其既篡也书莽，不与其篡也。吕后、武后书太后，其义亦然。（卷三六）

王莽始建国元年，春正月朔。

注曰：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为岁首。《通鉴》不书，不与其改正朔也。（卷三七）

《通鉴》不书莽改正朔，身之因其阙文，而推论之如此。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卷四四）

汉桓帝延熹四年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

注曰：岱山在博县西北。贤曰：“徂来山，一名尤来山。博，今博城县。”余据二山并在博县界，而先书岱山，以尤来山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来山则容有不知其在博县界者，故书法如此。（卷五四）

此史文之构造，亦谓之书法，固与褒贬无关，身之所释甚精。

魏文帝黄初二年，温公《正闰论》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非所敢知，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注曰：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卷六九）

因有此论，而知前此之不书莽改正朔，亦未必有意阙之。温公谦不敢法《春秋》，可于此论见之也。

黄初七年，帝殂。

注曰：《通鉴》书法，天子奄有四海者书“崩”，分治者书“殂”，惟东晋诸帝，以先尝混一，书“崩”。（卷七〇）

然则续《通鉴》者，于南宋诸帝，亦可以先尝混一书“崩”。身之盖思及本朝，而心痛国力之不振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蒋济谏帝宠任刘放、孙资。

注曰：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鉴》因放、资患失之心，以误帝托孤之事，遂书之于此以先事。（卷七四）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

注曰：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贵乡公方改元正元。《通鉴》以是年之高贵乡公，因书正元元年。（卷七六）

古时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诸正月之上，当时已有议之者，说详《日知录》“史书一年两号”条。余撰《二十史朔闰表》，凡在年中改元者，不书其元年，而书其二年，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而前元之末年，不致被抹也。

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浑王辟奚入贡于秦。

注曰：辟奚之死，视连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鉴》因辟奚入贡于秦，遂连而书之，以见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异类视之也。（一〇三）

天性仁孝，何族蔑有，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也。

晋安帝元兴元年，春正月，庚午朔。

注曰：是年三月，元显败，复隆安年号。桓玄寻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元兴之元，改于是年正月。《通鉴》自是年迄义熙初元，皆不改元兴之元，不与桓玄之篡，“拨乱世返之正”也。（一一二）

此亦身之推论之如此。然乱臣贼子可以笔削惧；敌国外患不可以议论弭。两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敌国也！悲夫！

宋文帝元嘉元年，裴子野《营阳王论》。

注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国之祸，《通鉴》载之于此，欲使有国有家谨于其初也。（一二〇）

元嘉三十年，沈庆之即命内外勒兵，旬日之间，内外整办，人以为神兵。

注曰：《宋·帝纪》曰：“三月乙未，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悉旧仪，有一翁班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悉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余谓沈庆之甚练军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间，安有不悉旧仪之理，或者举义之时，托武帝神灵以昭神人之助顺，启诸方赴义之心也。《通鉴》不语怪，故不书。（一二七）

《通鉴》不书，而身之书之，所以解释“神兵”二字耳。

宋明顺帝泰始元年，先是帝游华林园，使宫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

注曰：《通鉴》不语怪，而独书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杀，而天聪明为不可欺也。（一三〇）

《通鉴》何尝不语怪，特以不语怪为原则，故载者较少。

宋顺帝昇明元年，裴子野论袁粲曰：“受付讬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权不足以处变，盖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矣。”

注曰：裴子野之论，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故《通鉴》取之。（一三四）

以袁粲为“蹈匹夫之节”，则必以褚渊为识时之俊杰矣。子野之论，抑扬过当，故身之以责备贤者缘饰之。

梁武帝天监三年，魏主幸伊阙。

注曰：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鉴》皆曰“如”，自此以后，率书“幸”，未晓义例所由变，盖一时失于刊正也。（一四五）

曰“如”曰“幸”，无关宏旨，盖据旧史书之。所谓《通鉴》书法不若《春秋》之严者，此其一端也。然诚如身之言，则续《通鉴》者于建炎以后，警跸所至，书“如”乎？书“幸”乎？身之固以为可援东晋诸帝先尝混一书“崩”之例书“幸”也。

梁武帝大同四年，东魏高欢朝于邺。

注曰：既解丞相，遂不书官而书姓。《通鉴》纪实，非如《春秋》之有所褒贬也。（一五八）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东魏丞相欢如邺。

注曰：自晋阳朝于邺，而书“如邺”，言其威权陵上，若列国然。（一五九）

此所谓因文见义也。高欢前以沙苑之败，请解丞相，不久复旧。至是又书“如邺”，而不书“朝”，略无人臣礼，亦纪实也。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九月，岳阳王詧还襄阳。

注曰：自朝魏而还也。前已书詧梁王矣，今复书詧旧爵，以义例言之，合改正。（一六三）

梁诸王骨肉相残，各向外求援。去年十一月，岳阳王詧求援于魏。本年六月，魏册詧为梁王。七月，梁王詧朝于魏。九月，邵陵王纶请和于齐，齐亦以纶为梁王，同月詧还襄阳，是时有两梁王。《通鉴》之复书詧旧爵殆为此乎！

梁元帝承圣二年，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詧闻之，益重其贡献。

注曰：梁王詧欲倚魏以报河东王誉之雠。《通鉴》至此，复书梁王詧。（一六五）

大宝二年二月，魏围汝南，执邵陵王纶杀之，投尸江岸，岳阳王詧取而葬之，是梁王葬梁王也。梁之事亦丑矣！君子违不适雠国，梁诸王乃以内争之故，屈膝雠国，图报私恨，开石敬瑭之先例，此中国罪人也。齐梁王死，魏梁王至此复书梁王。

隋恭帝义宁元年，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至是卫文昇已卒，执阴世师、骨仪等，数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俱斩之。

注曰：按《隋书》称“阴世师少有节概，性忠厚，多武艺”；“骨仪性刚鲠，有不可夺之志。于时朝政浸乱，浊货公行，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仪独厉志守常，介然独立”，如此，则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发坟墓，毁家庙，拒守不下而诛之，数以贪婪苛酷，非其罪也。观《通鉴》所书，可谓微而显矣。（一八四）

以私恨斩前代忠良，唐开国典型如此，宜其季年，有张文蔚、苏循等六臣，北面稽首奉册宝于梁王而不敢拒也，盖唐公有以诏之矣。

唐高宗龙朔三年，李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注曰：此姑述时人快义府之得罪而有是，《通鉴》因采而之，以为世鉴。学者为文，类有所祖。汉高帝为太上皇营新丰，后人其事，其辞云：“混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此语所祖，有自来矣。（二〇一）

唐玄宗开元八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

注曰：按《通鉴》例，惟公辅书“薨”，偏王者公辅书“卒”。今书褚无量“卒”，以整比群书未竟，改命元行冲，故书以始事。（二一二）

开元九年，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

注曰：刘子玄卒，重史臣也，例犹褚无量。上名隆基，知幾犯嫌名。（二一二）

刘子玄为唐代第一流史学者，至宋而其书不显。《容斋五笔》六，历举以“通”为名之书，谓“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黄氏日钞》四九，谓：“刘知幾、吴兢，号唐史巨擘，然后世无述。”人爱其同类，故温公、身之，均注意其卒焉。

开元十二年，命南宫说测南北日晷极星。

注曰：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二一二）

《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

唐玄宗天宝四载，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

注曰：《通鉴》不语怪，而书安禄山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二一五）

刘豫亦有门产瑞禾、渔者得鳣之异，见于史传。自古叛贼之兴，多话于符瑞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卢杞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

注曰：为卢杞以奸邪致乱张本。然杞为建中厉阶，人皆知之，其引裴延龄以树党，其祸蔓延，迄于贞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鉴》著言之。（二二六）

唐宪宗元和十年，柳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又作《种树郭橐驰传》。

注曰：《梓人传》以谕相，《种树传》以谕守令，故温公取之，以其有资于治道也。（二三九）

唐文宗太和八年，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温公论之曰：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

注曰：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二四五）

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昔孔子居卫，卫君据国拒父，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不问卫事而问夷、齐，贤夷、齐兄弟让国，即知其不为卫君父子争国，此史学方法也。

唐宣宗大中元年，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注曰：观《通鉴》所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二四八）

大中五年，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考异》曰：《唐年补录》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

注曰：余按《唐年补录》，乃末学肤受者之为耳。今不欲复言地理，姑以《通鉴》义例言之，《考异》者，考群书之同异，而审其是，训释其义，付之后学。南山之说，既无同异之可考，今引之，疑非《考异》本指也。（二四九）

《通鉴考异》三十卷，为温公创作，凡史料之去取，均于《考异》说明之。今《胡注》几将《考异》全部收入，惟陈仁锡评本不知《考异》为温公撰，颇属异事。陈仁锡能将全《鉴》并《胡注》评点一遍；其精力远过王胜之。然于一八九卷《考异》不信《革命记》所载李世勣事，评云“注为世勣护败”，又于二七七卷《考异》不信《五代史阙文》所载安重诲事，评云“注妙”，似均误认《考异》为《胡注》。夫《考异》既已散入注中，认为《胡注》，未尝不可。惟于十二卷《考异》不信四皓能制汉祖使不敢废太子事，评曰：“胡公有史学，亦有史识。”是果以《考异》为身之撰也。今因《注》论《考异》，特附正于此。

大中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馀缗，内五百五十万馀缗租税，八十二万馀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馀缗盐利。”《考异》曰：《续皇王宝运录》，具载是岁度支支收之数，舛错不可晓，今特存其可晓者。

注曰：温公拳拳于史之阙文，盖其所重者制国用也。（二四九）

唐僖宗乾符五年，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

注曰：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书威死，以为握兵玩寇不能报国之戒。（二五三）

书死者多矣，身之推论之如此，所谓“以意逆志”也。赵绍祖《通鉴注商》以为《胡注》多事，是使读史者不能自由运用其心思也。

唐昭宗乾宁二年，王建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将兵赴难，军于绵州。

注曰：《春秋》之法，书救而书次者，以次为贬。贬者以其顿兵观望不进，无救难解急之意也。王建遣兵赴难，而军于绵州，何日至长安邪！（二六〇）

此有慨于宋末襄阳之围，援兵迟迟不进也。

乾宁四年，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臣虽微贱，窃伤陛下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也。”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诏罪状道古，宣示谏官。道古，青州人也。

注曰：昭宗处艰危之中，犹罪言者，其亡宜矣。张道古见于《通鉴》者惟此事，著其州里，盖伤之。（二六一）

著州里者众矣，“伤之”云云，亦身之推论之也。

後梁太祖开平元年，阿保机背盟，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

注曰：《通鉴》于《唐纪》书“李克用”，君臣之分也；于《梁纪》书“晋王”，敌国之体也。吴、蜀义例同。（二六六）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注曰：后唐自以为承唐後，终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后汉自以为纂汉绪，而长陵、原陵，终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书之以见讥。（二七三）

宋亡，西僧杨琏真加发南宋会稽诸陵，遗民王修竹、唐玉潜、林霁山、郑樸朴翁等，收拾遗骨，造六石函葬兰亭山后，种冬青树为识，义声播闾里，谢皋羽所为撰《冬青树引》也。身之注《鉴》至此，觉同光、乾祐君臣，尚不如有宋诸遗民耳。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慰抚之，各令还营。

注曰：以《通鉴》书法言之，“明宗”二字，当书“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遗而不之改耳。（二七五）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孔妃尚在宫中，潞王使人谓之曰：“重吉何在。”

注曰：以《通鉴》书法言之，潞王于此当书“帝”。盖承前史，偶失于修改也。（二七九）

凡史之驳文，多由杂采诸书，未及改归一律。

後晋高祖天福三年，立左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郑王，充开封尹。

注曰：《通鉴》封子侄为王，多书“封”，亦或书“立”，盖因当时史官成文书之，无义例也。（二八一）

後晋齐王开运元年，或谓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

注曰：请罢冯道，请用桑维翰，盖出一人之口。前史谓维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鉴》皆曰“或”者，疑其辞。（二八四）

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太子宾客李涛之弟澣，在契丹为勤政殿学士，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真善，澣说海真内附，因定州谍者田重霸赍绢表以闻。且与涛书，言：“契丹主童，专事宴游，无远志，非前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与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会中国多事，不果从。

注曰：北不得燕云，西不得河鄯灵夏，宋人以为千古之恨。观温公书此事，则元祐初弃米脂等四寨，知中国之力不足也。（二九〇）

契丹侵略燕雲，西夏盘据灵鄯，国力不足，不可轻挑衅端。温公书此事，所以伸其主张，是也。然何由而後得国力足乎？十年二十年，应有计画，乃终宋之世，积弱如故，当时君相不能辞其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