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明治时期以来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怂恿下，继续对中国实行扩张和侵略已不可避免。他们打算强占东南亚和东亚的全部领土。虽然孙中山的追随者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府，但在军事实力上与日本的陆、海军相比还差得很远，因此无法与日本大规模交战。当然南京政府的决策人还是决定抵抗日本侵略，并采用了小规模的持久战的战术。
八年抗战现在已被公认为现代史学家起码不完全陌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的开始阶段。这一章我将对在安阳十五次田野发掘所得的重要考古材料的命运作一概述。许多人认为，这些材料代表了由南京政府扶持的突出的科学成就之一。
国民党的元老们在拟定建立一个国家研究院时，首先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上。因此，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和气象研究所是在南京和上海最先建立的五个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后来建立的，主要是创建者傅斯年努力的结果，这在第四章已谈过了。
南京政府成立不到十年，日本侵略中国实际上就开始了，接着是谈判屡遭失败。南京政府宣布的长期抗战政策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
尽管战时情况混乱，但实行科学教育这个政策仍坚持进行，当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和曲折，使科研活动不能全面开展。虽有不少困难，但政府仍充分重视个人和集体在这方面的成果。
首先，政府一方面从事军事动员，另一方面也设法动用一定的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品和科学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地公路运往中国内地，主要运往西部和西南的四川、云南、广西等省，也有运往西北的。
由于几位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努力，安阳发掘品的主要部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藏书的绝大部分，顺利地运到了指定的几个地点：重庆、昆明和最后的四川西部长江南岸的小镇李庄。移居李庄前，研究所先到昆明（云南省的省会），在这里和郊区住了一年多（1938—1940）。不用说，在搬运这些包括科学记录和设备的国家珍品的过程中，要克服重重困难。尽管组织者和竭力完成所分配任务的个人的努力，但由于战时的混乱条件，珍品仍遭到不可避免的损失。所有这些困难和损失都通过各种方式，用个人的或官方的文件记录下来了。
我无法回避不谈的一个重大损失是，经过七八年田野训练的一批很有才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的离散。1937年11月的一天，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几乎全体聚集在长沙路旁的一个小客店里，每人都说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打算。尔后一些人离开研究所参加了抗战工作，一些人到别处去看看，但多数人，包括所有高年资的成员，决定无论转移到哪里，他们都不离开研究所。
战争初期，研究所定居昆明时，恢复了一些研究工作。在昆明的后期，研究所所址从城里移到近郊一个叫龙泉镇的地方。在那儿，大部分考古收集物和图书都已上架。三位资深的考古学者领导着对安阳发现物的研究：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我对安阳陶器的形制和纹饰进行详细研究，并在吴金鼎博士的全力协助下，对全部典型标本进行了审查。吴博士这时刚从伦敦回国加入我们的研究工作，而后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专门委员（在抗战时我仍是该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把人骨材料交给研究所人类学组负责人吴定良博士。吴是经过很好训练的生物统计学家，被公认是极胜任研究安阳发掘收集的珍贵人骨资料的熟练专家。这些材料的大部分也带到云南作进一步研究。
从1938年9月至1940年6月，对小屯和侯家庄的考古收集物的研究继续了约一年半，研究所又要迁移了。这一时期花费了大量人力集中于整理安阳收集的资料，为正式出版这些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学术成就虽与实际战争无直接关系，但这是在民族危机之时受过训练的个人所能取得的某种科学成就的标志。所以我想扼要地谈谈研究所在龙泉镇时我们从事的各项研究工作。
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研究甲骨文。同事们在董的指导下墨拓了h127出土的有字龟甲，尽管因供应缺乏时而中断，特别是墨拓需要的宣纸，但战时这样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这些困难最终都被克服了。所以在墨拓工作中，中断的时间不长。胡厚宣还负责对这些出土的甲骨继续登记并按照专门设计的格式进行编目。董作宾埋头于更艰巨的工作，即着手根据甲骨文记载整理复原殷商历法制度的深奥问题。过去说过，使董产生这种特殊研究兴趣的原因，是“大连坑”中四版近于完整的刻字龟甲的发现。在他细心研究这些甲骨片的过程中，他萌生了把这项研究扩展到包含整个殷商历法这个问题的想法。
战争头两年研究所在昆明时，梁思永的健康正常。此时他完成了1934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发掘报告的初稿。1940年，当他将要完成这一巨大任务时，研究所接到了又要搬迁到四川省西部李庄的通知。初稿由许多章组成，主要部分是作者亲手写的，存放在考古组。此后，高去寻教授在梁的手稿的基础上，编辑、注释并用许多图版和插图辑补关于hpkm1001、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217各墓的报告，这些都在台湾以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侯家庄》的巨册系列陆续出版——这已是在梁思永于1954年4月2日病逝很久以后了。(1)
保存在考古组的梁的手稿由下列重要项目组成（见表9）。这位天才考古学家关于侯家庄王陵的报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组的珍品之一。若无这些不仅提供了基本资料、而且为中文的科学报告树立了样板的手稿，高去寻教授就不可能完成编辑侯家庄西北岗王陵报告的艰巨任务。
表 9
梁的手稿还包括一个初步拟定的分章目录：
第一章 西北岗墓地之地理情况、位置和一般环境
第二章 发现记事
第三章 发掘
第四章 侯家庄西北岗的文化层和殷墓在地层堆积中的位置
第五章 大墓：总述
第六章 大墓分述（1）—（10）：hpkm1001、hpkm1002、hpkm1003、hpkm1004、hpkm1129、hpkm1217、hpkm1400、hpkm1500、hpkm1443、hpkm1550
第七章 小墓：总述
第八章 小墓分述
第九章 遗物：分类叙述（未写）
1．青铜和其他金属
2．石与玉等
3．骨、象牙和龟壳
4．蚌、贝类
5．陶器
6．礼器的探索（无手稿）
第十章 装饰陶器的分析（无手稿）
第十一章 人骨（无手稿）
第十二章 动物骨头（包括鸟骨，无手稿）
第十三章 晚期墓（无手稿）
第十四章 小墓分析（无手稿）
第十五章 殷墓在地层中的位置列表分析（8页）
第十六章 出土物登记表（无手稿）
这样，高去寻教授就能根据梁手稿中第六章以下的分类完成辑补工作。
梁原计划的后几章的研究不幸中断。他到李庄之初就立即着手写第九章，并研究王陵出土的青铜器和石刻。不料，他在李庄得了肺结核病，一次突发的肺炎损害了他的健康，而病情逐渐严重，因此他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很自然，他不能按原拟定的进度写任何材料。
我指导下的对陶器的研究是根据具体分析的原则进行的，即按问题逐一研究审核整体的不同方面。在昆明，由于吴金鼎熟练的帮助，我首先对携带来的各种标本的样品进行全面考察，并仔细研究它们的质地、外观和纹饰构图。参照梅尔兹（aloys john maerz）的《颜色辞书》(2)，对全部单个标本的不同外观重新分类，并对按色度表分类的典型标本，如灰、红、黑、白、硬陶和釉陶的不同吸水力进行试验。
吸水试验是只靠一个可精确测出二千分之一克重量的天平进行的。我用天平称重量，用蒸馏水测了22块黑陶片、22块灰陶片、20块白陶片和20块硬陶片（其中包括一些釉陶片）的吸水率。各种试验的结果表明，灰陶、黑陶和白陶之间的差别是可见的，但上述三种陶和硬陶之间的吸水率总数的变化显然是有极大差异的。所有硬陶标本中，几乎每片都表明其吸水率不到1％，而其他三种陶的吸水率一般在15.5％与20.5％之间。
但需要指出，在各种试验中不能量出精确的比重，只能量出外显的比重并用于测算。不过这些临时的数据也为我进一步研究陶器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基础。
我也试图进行较多的化学分析，在南京就曾与地质研究所合作着手搞这项工作。地质研究所有一个做化学分析的很好的实验室。但处于战时的昆明，由于某些化学药品的缺乏，地质研究所不能给我们以任何帮助，就连这一项目的小规模的帮助也不能。因此，只好放弃借助于化学分析来研究安阳陶器的陶土成分的计划。
对我们研究所的全体成员来说，昆明实在是一个新环境。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云南人，这里的一般生活习惯和华北及长江流域几乎完全不同，而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来自这两个地区。这为我们当中那些在人类学和考古学领域里观察和研究多年的人提供了开辟途径和训练的新机会。考古学者首先被一种发现吸引，那就是，在我们临时所址所在地龙泉镇上有一所房子正在营建，人们仍用土坯砌墙和夯土垫地基。夯筑的方法好像比那时华北仍在普遍使用的方法简单，但用土坯砌墙使我们当中那些来自黄河、长江流域的人惊奇，在那里用窑烧砖的方法早就代替太阳晒干法。石璋如认识到，通过对昆明仍流行的本地手工技术的观察，是加深对考古现象理解的好机会。他考察了本地的陶器、农田灌溉系统和青铜业，所有这些都是民族学应探讨的课题。但因我们的共同兴趣集中在安阳的材料上，这种观察也是由于要进一步理解在安阳发掘中收集的考古资料而促成的。我举一例说明。昆明市附近灌溉系统很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灌渠两边用木桩加固。这立刻使考古学者回忆起与其作法相似的安阳小屯发现的地下沟的遗迹：这些地下沟也是作网状形联结，并用木桩加固两壁。
在龙泉镇时，我们当中一些人在村里盖了临时住所。我们以惊异的好奇和历史兴趣观察了土建筑师非常注意的传统仪式。当破土奠基和立第一根柱子时，要祭献一只牺牲。最隆重的仪式似是在上房顶的主梁和整个建筑落成那天进行，往往以杀一只公鸡或一只羊表示庆祝。在整个建筑竣工之日，要用酒肉招待所有参加建房的劳动者。
这些观察到的资料和其他许多资料，一般说来是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所熟悉的，但对在华北搞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学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在华北，古代某些老方法早已被新技术所取代，但这些老方法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仍存在于中国的西南部。所以在战争初期旅居云南的两年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这些古代遗留的资料，以提高我们对安阳发现的认识。
1940年迁到四川李庄，我们又处于另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我们来说，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条件这里都不像在云南那样完全陌生了。用半年的时间，研究所才完成从云南到长江上游李庄的搬迁任务；当时交通工具缺乏，汽油就像珠宝那样珍贵。1940年底，研究所人员才在李庄定居下来。次年初，研究所的工作再度转向正规。
研究所新的所址设在一个山区，那里住着一户古老而又占有大片农田的张姓家族。张家上几代建了不少大房子和一个戏楼。战争初期，这个家族已破落并分了家。研究所与这家管房产的老者们商妥，占用他们的空房，付给微薄的房租。这些房子在小山上形成一个独立的村庄。山脚下，长江从宜宾向下流向泸州，在那里一条小河汇入这条大江。每天都有小汽轮航行于宜宾与泸州之间。两地皆为四川西部有名的繁华城市。当时，李庄归南溪县管辖，县政府设在距李庄不远的长江北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年多的时间里，李庄曾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上海同济大学、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也都在此找到了避难所。中外闻名的学者，像英国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和逻辑学教授金岳霖，都到李庄访问过。有些学者经常到这里来。尽管战火烧遍了中国大地，但李庄是中国学者可以相聚磋商学术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例如李约瑟就曾在李庄作过讲演，谈论科学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在欧洲发展那么快的历史原因。
对那些探讨某种高深问题的专家来说，这里的总体环境至少是相宜的。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后期，确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专业人员聚集于李庄。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这期间考古组成员从事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对安阳殷商收集物研究的贡献，值得着重介绍一下。
最知名而又突出的成就是董作宾《殷历谱》的脱稿与出版。这部巨著于1945年在李庄以手写本石印问世。
傅斯年所长为这部里程碑式的战时出版物写了序言（1945年2月15日），指出董作宾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1）董作宾的综合能力是这部著作的丰硕成果的主要泉源。许多杰出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但只有四个成绩卓越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位作出独特贡献的著名专家，由他率领学者们在前进的征途上迈进一步。实际上这些专家的著作都是综合性的。这四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董作宾的《殷历谱》。(3)四部巨著中，董是其中两部的作者。他的贡献与其他著作的主要区别是，他掌握的新考古资料为他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
（2）用傅斯年的话说，董作宾是第一个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检验它的中国学者。无疑这种检验有助于他更好地应用甲骨文中发现的有关资料。
（3）最后，傅斯年特别称赞董作宾澄清商朝统治时期的继位顺序这个难题的能力。由于有一些不同的传说和不一致的看法，使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混沌之中。傅相信董作宾在这本新著中已把这个历史的和技术的难题理出了头绪，因而也就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傅斯年那赞美性的序言把《殷历谱》在学术著作中提到了异常的高度。最后他又说：“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
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傅斯年三十年前的预言，在后来的岁月中已被证明几乎每句话都是可靠的。自从日本投降后，学术界几乎完全忽略了这部巨著。可是我认为，这种忽略主要归因于当今一代在这方面兴趣的改变，而不是缺乏有才能的继承人。《殷历谱》出版后，确实有人提出不少意见，也有些评论，立即引起了热烈讨论。但即使在那时，总的来看，评论和讨论都未触动《殷历谱》的基本内容，正如傅在他的序言中预料的那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决定商和殷商的实际统治年数，尤其是周灭商的确切年代。这高水平的重要历史专题的确引起了一些人的热烈讨论和激烈争论，可是这些讨论和争论没有明确的结论就中止了。在我们进一步评述董的巨大贡献之前，先简单谈谈《殷历谱》中的要点。下面几点主要根据董在书中的某些论述。
第一，董在自己写的前言中说，此书于1934年开始动笔，1943年完成，几乎用了十年时间，主要是在战时的昆明和李庄。又花两年时间将初稿修改整理成手抄稿以便石印出版。
第二，追溯作者对殷历法的研究兴趣，其实比此书的计划早得多。他说，早在1930年，就对“甲骨记录中的历法资料”作了笔记。1934年他写了关于《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一文(4)。这时他已被这些明显具有年代意义的重要文字资料所吸引。他说：“此时，我对于任何老历法计算的一般认识所需的天文学基础知识知道得很少。1935年，当我根据自己的分期标准编集第五期卜辞时，发现了在帝乙、帝辛时代给先公先王的牺牲祭礼的五种基本形式的年代顺序。”在这些记录中，举行祭祀的年、月、日有时记在一起。举行祭祀的那天，常交替使用同古巴比伦制度相似的六十干支表中两个字中的一个。用六十个名字的双合符号，在中国众所周知是源于天干地支，天干由十个字组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由十二个字组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排列组合产生了六十个双合符号，被古代中国人用来记日，其时间至迟在甲骨文时期乃至更早。大家知道，几乎每一完整的甲骨卜辞包含有六十个干支符号之一；如“甲子”，就表示所记录的那件事举行或发生的那一天的名字。当甲骨文字通过古文字学家考释的积累而变得比较容易理解时，上述记录一般占卜事件的方法也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继续研究新发现的甲骨文的过程中，董发现，某些刻辞应归入一定时期且列于某一王的名下。另外，可把同时发生事件的日的名字归入某个月，有时归入某个年，并用一定的数字表示。董说这些发现大大提高了他研究殷历法的热情，并激励他专心致力于这一大有前途的学术研究计划。于是，他开始用写信的方式向许多天文学家请教关于过去历法计算所依赖的天文学和占星学的基本知识。研究中国历法发展的著名学者高平子教授很快成了董的亲密朋友。这两位学者合作研究在甲骨文中发现的丰富的历法资料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
一旦决定深入研究殷历法这个难题的各个细节，董先生就以使其朋友们感到惊奇的坚强意志，从事这项工作达十年之久。在昆明的日子里他开始这项工作，并请高去寻先生协助进行这困难而复杂的计算。他采纳了天文学家的建议，使用约瑟法斯·加斯特斯·斯卡利格的以公元前4713年1月1日为零日开始计算的日程表，并遵循它，通过连续的数字计算相互衔接的日子。人家知道，斯卡利格的计算是以格里高利历法为依据的，因而，董作宾用朱文鑫教授的术语，将计算日子的数字系命名为“儒略周日”(5)。这些数字成为董的各种计算的基础：董通过对甲骨记录中的六十干支的日序的检验，最后编成发表在《殷历谱》中的35个历法表。
据董的最初计划，这35个表分十部分：
因为新发现的甲骨资料繁多，所以许多部分中又分为若干组。如作者把第二部分积累的材料分为：（1）祖甲；（2）帝乙；（3）帝辛三项。所有这些都由原墨拓的手抄本加以充分说明。
在《殷历谱》的第一版中，董说，他认为书中的35个历法表，其中3-4，3-6，4-2，6-1和9-3最重要。依这五组的数据，可以为商王朝统治时期和各王在位年代的计算确立牢固的基础。
在董的早期文章中(6)，他把甲骨分为五期：
一期：（a）盘庚到小乙
（b）武丁
二期：祖庚、祖甲
三期：廪辛、康丁
四期：武乙、文武丁（太丁）
五期：帝乙、帝辛
《殷历谱》中记载从盘庚起各王的在位时间如下：
1包含迁都于殷之前他已即位的14年。
从总年数287年中减去盘庚在原来都城统治的14年（盘庚在位第十四年决定迁都于殷，实际完成于在位的第十五年）。所以，据董作宾的计算，殷商统治为273年。
董作宾所作的就是把甲骨文中六十干支的天数与斯卡利格的“儒略历法周日”的日数相对照，并将它确定下来。例如，董通过一系列复杂计算推定盘庚在位的第十五年的1月1日，与儒略历法的公元前1384年1月14日相一致，相当于斯卡利格的计算中儒略日数的1215931(7)。董还验证这天是六十干支中的甲申。这两个参照点为其他表的计算奠定了基础。董的目的是试图用科学方法把数量惊人的甲骨材料和现代日期联系起来，为此他下了很大功夫，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活动现代化重要成就的代表。
董在《殷历谱》中运用的甲骨文分类资料，除了确立年表这一基本贡献外，还为其他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例如，历法表第二部分收集并分类的各种在特定日期给祖先和其他神灵供奉牺牲的记录，不仅给读者一个对根深蒂固的迷信（正如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指出的“信鬼”那样）的鸟瞰图，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祭祀仪式与行为的实质。《殷历谱》中指出，祭祀祖先有五种最重要的仪式，即彡、翌、祭、、。
董关于殷商时期上述各种仪式活动的研究是项艰巨工作。在《殷历谱》中，他推论初期的牺牲祭祀是多种多样的。祖甲时进行了改革，使祭祀减少到一个不可缺的最小量。在年代表的顺序中仅保留了五种必要的仪式。董还计算出完成各种祭祀的周期约一年。因而他推论说，这就是在最后两个国王（帝乙、帝辛）在位时“年”又被记作“祀”的原因。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就在祖甲改革后，对祖先的各种祭祀甚至要花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大家知道，商代每个王的名字含有天干中的一个字。如上所述，在殷历法的记日中，每天用干支命名，也含天干中一个字。传统的每年进行的一件宫廷大事是给那些名字与记日的天干相符的祖先祭祀。如在甲子这天，所有名字中含有“甲”字的那些先公先王，像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阳甲、祖甲，都要受在位王的供奉。十分清楚，祖先名册上的每个死去的王要接受某种祭祀，至少每十天一次。另外，还要进行几次众所周知的在甲骨文中称为“合祭”的仪式。“合祭”中所有祖先共享供奉。举行这种仪式显然是个隆重的节日，它的性质还有待于探讨。
《殷历谱》汇集的材料源于原始的写本，因此，尽管董的分类很重要，但仅能被少数专家所理解。关于两次著名征伐的资料，即武丁在西北方的征战和帝辛讨伐东夷的战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过去的记载中，对此只简单提几笔；期望将来有更多有能力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当然此书还有值得特别注意的其他分类资料，但我觉得对这位古文字学家在战争期间的研究工作已叙述得不少了。
与此同时，我对安阳收集的陶器进行了研究。与梁思永一样，在昆明和李庄我也遭受了一些个人的不幸，但一有时间我就坚持研究。我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另有行政工作要办理：作为考古组的领导人，还有五六名有训练的考古人员需要我关心，而且我还是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主任。处在这种地位，我组织并派遣了几个小型考察队到大理、成都，有一个考察队甚至远至西北敦煌。有时我也参加考古队的一些发掘。所有这一切当然要花费时间。我不如董作宾那样幸运，能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事安阳收集品的研究。
我对安阳收集品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但我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给同事们研究他们特别感兴趣的田野资料创造优先的机会。从过去的经验中，我发现这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人需奉行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使工作顺利地完成。我还体会到，无论队里有多少参加者，总得有人去处理某些问题和整理资料。
到李庄后，我又一次专心研究安阳大量陶器的重要典型标本和整套田野记录。在这个新所址里，我决定完成一本陶器收集品的汇集。
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决不是偶然的。早在1924年，我读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他的关于华北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村的发掘报告；他强调的在仰韶村发现的鬲和鼎的重要性深深印入我的心中。我也熟悉法兰克复关于近东远古陶器的研究(8)。在李庄，身边有全部的田野记录和准备好供详细审核的标本样品。我决定先研究陶器的器形，因当时进行其他技术研究几乎不可能，学术研究也是如此。
在研究所图书馆和我自己有限的书籍中，仅能找到彼特里（w. m. flinders petries）的一本《史前埃及》作为参考资料。我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研究我们发掘出土的小屯和侯家庄陶器的完整著作。对我来说，彼特里的书自然是重要的。但当我发现彼特里的分类标准与我的目的很不相适时，我便与考古组的同事商讨在全书体例安排方面应坚持什么原则。这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与董作宾的甲骨文一起成为当时在李庄进行专业谈话的主要内容之一。
这时，我决定在潘悫和李连春的专门帮助下，用统一的比例将所有标本绘图，并为完整的标本拍照。这件工作用了几年的时间。潘和李二人用原件的四分之一的比例完成全部标本的绘图，每件标本图的一侧为剖面，一侧为外形。拍照工作也用了几年时间才得以完成。
对各种标本样品外形的比较研究，又导致我研究陶器的制作方法，探讨制陶黏土的特性，以及对陶器的表面纹饰作认真考察。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本身虽然重要，我的主要注意点却仍集中在对具有完整器形的（无论是原来的或是修复的）各类典型标本演进的研究。
相关的形制可分几组，其中三足器首先使我感兴趣，这有其历史原因。我回想起在第一个史前黑陶遗址城子崖的发掘中，出土了多种类型的三足器，这与安特生在仰韶村发现的仅限于鬲和鼎两种类型的三足器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安阳陶器中，田野队长期遇到各式各样的鬲型三足器。它们是如此之多，十五次发掘出土的大小和形状不同的鬲的碎片，总数达几万片，这是分类中最多的。
通过这些比较研究，最后使我确立了关于全部陶器图录安排上的两个基本思想。
第一，我决定把在小屯和侯家庄发掘的所有殷商及前殷商的陶器都计算在内。这决定是重要的，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详细研究田野记录及审查所有地下窖穴、坑中堆积的包含物和历史，很快发现史前时期的小屯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人居住。因此使我清楚了除殷商以后的埋葬，实际上我们发掘时出土的全部陶片和完整的容器，只可能是以下三个时期中某一时期制造的：（1）史前时期；（2）早商期；（3）殷商。当然，最后一个时期是最重要的；它代表了我们研究的时期。同时，我清楚地知道，把这些时期分割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连续发展的，在地层上是无法细分的，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全部收集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
第二，我决心放弃参考埃及古物学者关于文集编写架构的基本思想；其简单过程是把最敞口的（和浅口的）放在前面，一直推展到把最小口的放在最后。我设计出了安排陶器器形的新方法，并发现这方法不仅可操作，而且适合于手中1000多件已复原的安阳陶器的完整标本。这方法或原则如下：a．分陶器为十类，其中一类是器盖；b．以每件容器底部的形状特征为分类标准，即（1）圜底；（2）平底；（3）圈足；（4）三足；（5）四足；（6—9）为新类型保留的型号；（10）器盖。在每类中，我仍按彼特里的安排法把口最大和浅的放在前边，而把身高口小的放到最后。
这样的陶器分类一经绘成16张图纸印出后，就清楚地显示出自然顺序，使考古组的全体成员感到惊异。在李庄患病卧床的梁思永首先祝贺我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和我一样高兴。
这部图谱于1956年发表在我的《殷墟器物·陶器》一书中。(9)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我还抽时间以安阳资料为依据写了几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先殷文化的堆积，投给《学术汇刊》，这是中央研究院在战时四川出版发行的一个学术刊物。这篇文章为所有殷墟地下文化顺序的地层学讨论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10)。这篇文章于1944年发表，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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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出版物的目录，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中梁思永著述条目。
(2) 梅尔兹（aloys john maerz）和鲍尔（m. real paul）：《颜色辞书》，纽约（1930年）。
(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学术丛编》（1917年）；又见《观堂集林》卷九。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郭沫若：《卜辞通纂》，东京，文求堂（1933年）。董作宾：《殷历谱》，史语所（1945年）。
(4) 董作宾：《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载《史语所集刊》，第四本（1934年），第331—354页。
(5) 参看朱文鑫：《天文考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6)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此处所有取自天干的名字都印成黑体，以示与王的生日或祭日的联系。
(7) 董作宾：《殷历谱》卷二。
(8) 法兰克复：《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以及它们在远古的相互关系》。
(9) 参看第六章有关论说。
(10) 李济：《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学术汇刊》第一卷第二期（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