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在这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这一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又接连不断地发动了很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像19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等等。这些侵略者在用战争打败中国之后，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许多领土，取得了很多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特权，任意在中国驻扎军队，开办工厂、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对外贸易、通商口岸，随便传教、办报纸、办学校以及进行其他文化侵略，等等。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者还和中国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就这样，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一部中国近代史，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要地位。那时，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商品经济是不发达的。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受到了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地破产，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在封建经济受到破坏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里除了原先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社会了。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地，而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们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极力压迫和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时在中国社会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保存着，封建生产关系仍旧占着显著的优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始终得不到发展和进步，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一天天更加贫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政治上没有丝毫的权利。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是这样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且一天天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从外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的时候起，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也就同时开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封建势力的斗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辉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所以，中国近代史，又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光辉历史。
（汝丰）
鸦片战争
在19世纪初期，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产阶级不但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而且通过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剥削和压迫经济落后的国家的人民。他们占有很多殖民地，是殖民主义侵略强盗。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越快，它国内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就越贫困。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经济上就出现了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从1825年开始，几乎每隔八年到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这对英国资产阶级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地需要在国外扩大商品推销市场，掠夺新的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就成为英国侵略者眼中一块鲜美的肥肉。
早在清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就曾经派了一个名叫马戛尔尼的特使到中国来，他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割让岛屿、减低关税等无理要求，企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这种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要求遭到了拒绝。此后，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了一个名叫阿美士德的人来到中国，重弹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老调，也同样被拒绝了。
英国侵略者耍“文”的花招没有行通，又使出了“武”的手段。早在1808年，英国政府就曾经把它的十三艘兵舰开到我国广东海面，劫掠澳门，闯入虎门，后来被中国水师击退。阿美士德到中国来的时候，护送他的英国舰队也曾经在广东海面轰击中国炮台和船只。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在中国刺探情报的传教士郭士立，甚至狂妄地扬言“全中国的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气焰十分嚣张。到了1833年，英国派出的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他为了执行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意志，竟指挥兵舰侵入虎门要塞，发炮攻击，只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才狼狈退出。这些例子都表明了英国侵略者处心积虑地企图用一切手段打开中国门户的野心。
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试过了，但中国的门户还没有被打开。怎么办呢？英国资产阶级最后竟然利用鸦片来作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把鸦片运到中国大量推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4570箱，到了1838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已经激增到40200箱了。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得到了惊人的暴利，而中国人民则严重地受到了鸦片带来的祸害。
鸦片是一种毒品，俗名大烟，它含有大量吗啡和尼古丁，毒性很强，会使吸食者受到严重的摧残。吸食鸦片的人，中了毒以后，慢慢就变得身体虚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而且吸了就会上瘾，一旦不吸，就浑身瘫软，涕泪横流，像生了重病一样。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量推销鸦片，是非常卑鄙恶毒的，它利用这种毒品一方面残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勾引吸食者上瘾，不断增大销售量，来攫取暴利。结果，不但使得中国人民日益衰弱和贫困，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而且使中国的货币（白银）大量地外流，国家的财政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人民对鸦片贸易的激烈反对，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利益，才被迫进行了反对鸦片的斗争。
1838年底，清朝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禁烟十分坚决，他在人民的支持下，查缴和烧毁了运到中国的鸦片，并且要外国侵略者保证永远不再贩卖鸦片。禁烟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又是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国严禁鸦片，沉重地打击了他们。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在千方百计地破坏禁烟失败后，就不顾一切地使用武力来实行侵略了。1840年6月，大批英国军队开到了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为了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林则徐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中英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这次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因为战争的爆发是由鸦片问题直接引起的，所以叫作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正义战争，英国侵略者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当时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极端腐朽，他们被外国侵略者的洋枪大炮吓破了胆，最后向外国侵略者投降求和，中国因此失败了。清朝政府还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出卖了国家民族的主权和利益。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灾难更加深重了。
（汝丰）
林则徐 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是鸦片战争时期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为官清廉，办事公正认真，深得老百姓的爱戴。
1837年至1838年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总督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最高长官。湖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两省），正是英国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鸦片贸易不但遍及沿海各省，就是在湖北、湖南这样的内地省份也非常猖獗。烟毒泛滥的祸害使人触目惊心。当时广大人民强烈地要求严禁鸦片，清朝政府中的一部分爱国官员，也纷纷提出禁烟的主张，林则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他所管辖的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大大地打击了吸毒者和贩毒者，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但是，禁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反侵略斗争。它不仅受到英国侵略者的抗拒和破坏，而且还受到许多当权的大官僚的反对和阻挠。林则徐和许多主张禁烟的官员一起，与反对禁烟的反动官僚集团进行了斗争。他大声疾呼：“如果不把鸦片严加禁绝，将来国家不但无人可以当兵，而且也将无钱维持财政开支。”林则徐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而说这些话的；但禁烟的正义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符合民族的利益，因而深得人心。清朝皇帝也不能不考虑，如果不禁鸦片，那么皇帝的宝座也将被鸦片冲垮，最后，不得不接受林则徐的主张，并且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深知在满朝贪污腐败的一片黑暗之中，禁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使命。他向自己的师友们表示：“祸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定要尽一切努力，为国家除掉鸦片这一毒患。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以禁烟为中心的反侵略斗争，从此进入了更加尖锐的新阶段。
广州是外国侵略者进行贩毒活动的中心，人民群众反对鸦片的斗争也最强烈。1838年底，广州当局曾经处决了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当时英美烟贩竟纠众阻拦，从事破坏，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一万多人举行了示威，并且用石块把这些气焰嚣张的侵略分子赶走了。人民群众高昂的反抗精神，对林则徐是巨大的鼓舞。他到了广州后，庄严地向外国侵略者宣布了自己坚定不移的禁烟决心。他说：“鸦片一天不禁绝，我就一天不回去，一定要全始全终，决不半途而废。”
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做了很仔细的调查和准备工作。到广州以前，他对广东鸦片走私的地点及鸦片贩子的姓名，都已大致调查清楚。到广州后，他一面加紧整顿防务，一面严办烟犯。他向外国烟贩宣布，必须在三天内把鸦片全部交出，并且要写下永远不再贩烟的书面保证，否则，查出来了，不但鸦片全部没收，贩毒者也要依法处死。这种严正不苟的态度，使外国侵略者十分害怕，但这些老奸巨猾的家伙仍然想尽种种办法，企图狡赖顽抗。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还特别赶到广州，亲自策划破坏。林则徐看穿了他们的阴谋，采取了断然措施。他一方面立即把企图潜逃的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截回，另一方面又派兵把外国毒贩的大本营——商馆封锁，把商馆与海上的交通也截断，还派水师在海面巡逻，严密监视外国船只的行动。同时，他又严峻地宣布外国侵略者违抗了禁烟命令，再一次通知他们把鸦片全部交出，否则就立即依法惩办。
在林则徐的坚决斗争下，外国侵略者的反抗和破坏被粉碎了！他们被迫交出了两万余箱鸦片，一共重2376254斤。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把这些鸦片集中在虎门海滩销毁，一连烧了二十多天，才把所有的鸦片全部烧毁。这就是震惊世界，使外国侵略者胆寒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它不仅是禁烟斗争的一个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第一个大胜利。它长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灭了敌人的侵略威风。猖狂一时的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受这样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得不暂时低下头来。
但是，贪得无厌的英国强盗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进行了种种破坏和挑衅失败后，就不顾一切地采取武装侵略的手段了。
1840年6月，英国派出的舰队到达广州海面，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鸦片战争爆发了。
在洋枪洋炮面前，林则徐承受着严峻的考验。他并没有被侵略者的武力吓倒。在战争爆发前，他一直认真备战，严密防守。这时，他又在各个要塞增添兵力，加强守卫，并且坐镇虎门，亲自指挥。他看到广大人民反侵略的意志十分坚定，相信“民心可用”，因此，他不但把沿海村庄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加以训练，而且公开宣布，在外国侵略者进犯时，“准许人人持刀痛杀”，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奋起抗战的革命热情，也使他自己得到了最广泛、最有力的支持。
正是这样，进犯广东的英国侵略军在爱国军民的铜墙铁壁面前，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处碰得头破血流。特别是沿海渔民组成的突击队，常常趁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地乘着小船，用火箭、火罐、喷筒等火攻，使英国强盗吃尽了苦头。他们只好每天东漂西泊，不定行踪，夜里也不敢停下来，恐怕被火船突然袭击。最后，他们看到在广东占不到便宜，只好放弃进攻广东，而去侵犯福建、浙江。
可是，腐朽的清朝统治阶级，不但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就对林则徐这样的爱国者，也不加以信任和支持。当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一直打到天津海口后，他们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原来反对禁烟、主张妥协投降的那些反动大官僚又重新嚣张起来，硬说英国侵略者的进攻，是林则徐禁烟闯下的大祸，说什么只有惩办林则徐，才能避免战祸，等等。这时，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也吓坏了，他竟不分青红皂白，把林则徐的官职革掉，而把主张投降妥协最卖力气的直隶（今河北省）总督琦善，派去代替林则徐。鸦片战争终于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妥协而失败了！
（汝丰）
关天培 陈化成
关天培和陈化成都是当兵出身的清军名将，在鸦片战争中，他们都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壮烈牺牲，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关天培是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调任广东水师提督（统辖全省海军的长官）。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广东的挑衅活动日渐频繁，中国已经面临着日渐严重的武装威胁。关天培知道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临行前，他先把妻子母亲都送回故乡，自己只身赴任，决心应付任何事变。
到达广州后，他便积极地整顿海防，加修工事，勤练士兵，从不松懈，广东的防务大大加强了。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侵略者屡次进行武装挑衅，都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归于失败。
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关天培总是身先士卒，英勇奋战。特别是在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洋自卫反击战”中，英国军舰集中火力向他的坐船轰击，一时硝烟弥漫，水浪如柱，但关天培毫不畏惧，仍然挺立桅前，挥刀督战。甚至敌人的炮弹打坏了船桅，他被桅木的破片所伤，还是奋不顾身地指挥部下发炮还击。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打得敌人纷纷落水，装有大炮二十尊的英舰“海阿新”号，也受了重伤，最后只好狼狈逃走。
鸦片战争开始时，林则徐、关天培等坚决抵抗，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的进攻并未得逞。但是后来浙江定海失陷，英舰北驶，清朝统治者害怕起来，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林则徐被革掉了职务，投降派的琦善反而得到了重用。自此以后，局势就发生了变化。
琦善是彻彻底底的保守派，他以新任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了广州以后，一意主和。为了求和，他竟在军事上实行撤防，把兵船裁减了三分之二，又把海口内的木排铁链等防御设备大部分拆除，至于招募来的渔民丁勇，他干脆全部解散了。像虎门这样的咽喉要地，则只留下了几百人驻守。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的形势已是危如累卵，而琦善却还以为只要答应割地赔款，就可以换来“太平统治”。
就在琦善做着“太平”梦的时候，英国的军舰在1841年1月7日，突然进攻沙角、大角两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率领士兵英勇死战，但琦善不发援兵，最后陈连升壮烈牺牲，炮台也落入了敌手。从此，虎门要塞洞开，英军长驱直入。
1841年2月25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这时，虎门只有少数兵力分守各个炮台，防守力量不足。关天培一面坚守，一面派人到广州向琦善痛哭求援，很多官员也都全力恳求，但琦善仍然无动于衷，完全不理。关天培在求援落空的情况下，自知寡不敌众，于是，抱着必死决心，率领仅有的微弱兵力，顽强奋战。第二天，英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他们集中了猛烈的炮火，疯狂地向关天培坐镇的靖远炮台轰击，战斗异常激烈。当天下午，琦善仍然不发援兵，关天培的部下大半都已经英勇牺牲了，他自己负伤十几处，鲜血淋漓，连衣甲都已湿透，但他仍然激励士兵，奋力苦战，自己还亲自发炮还击。这时，英军已经攻下另外两座炮台，绕道由背面攻上来，他毫不退缩，拔出战刀与敌人白刃相接，浴血死战。最后，敌人的一枚炮弹打来，这位六十二岁的老英雄，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壮烈牺牲了。
陈化成也是清军中英勇善战的爱国老将，他是福建同安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年近七十，从福建调任江南提督，驻防在上海附近的吴淞。他治军很严，但对士兵非常爱护。他的作战经验很丰富，每战必奋勇当先，对敌人毫不容情，所以敌人都很害怕他，把他看作“陈老虎”。
1842年5月，英军攻陷浙江省的海防重镇乍浦，吴淞受到严重威胁。陈化成召集部下宣布抗敌决心，他说：“我自从参军入伍，已近五十年，出生入死，难以数计。人人都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亦何妨？只要我们没有怕死的心，那么敌人就不能不被消灭。”他又说：“敌人依恃的不过是炮而已，但我们同样可以用炮来制服他。西台发炮，东台响应，敌人顾此失彼，胜利必属于我们。”将士们在他的激励之下，一个个斗志昂扬，决心誓死痛击胆敢来犯的侵略强盗。
1842年6月上旬，英国大批军舰集结吴淞口，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时，清朝另一个投降派两江总督牛鉴非常害怕，竟亲自去见陈化成，说英国军队锐不可当，不如准备财礼迎接犒赏，妥协了事。陈化成听到这种无耻的投降论调，非常愤慨，他表示绝不放弃战斗。
6月16日，英国军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化成亲自驻守吴淞西炮台指挥战斗。战斗中，全体官兵英勇杀敌，击毁了敌舰两艘，狠狠地惩罚了侵略者。
就在这时，原来畏敌如虎的牛鉴知道打了胜仗，又耀武扬威地摆起全副仪仗出城观战，英军发现目标，就用大炮猛轰，牛鉴一听炮响，吓得一溜烟儿地逃跑了。后来英军打到南京，也正是他首先出面接洽投降，接着由耆（qí）英和伊里布接受了侵略者的全部条件，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牛鉴的逃跑，严重地影响了军心，驻守吴淞东炮台的指挥官也跟着逃跑了，阵地最终被敌人占领。陈化成失去了呼应，而敌人的炮火这时更加猛烈。但是，陈化成仍然坚守阵地，寸步不移。他手持红旗，镇静如常地指挥守军作战，连续击伤几只敌舰。英军见久攻不下，改由侧面攻击，这时陈化成已经身受重伤，仍忍痛亲自发炮轰击敌人。等到侧攻的英军登上炮台，陈化成虽然中弹倒地，仍然奋起拔刀肉搏。但是，由于受伤太重，无力再战，终于光荣地牺牲了。临死之前，他还用微弱的气力低声叫着：“不要怕！发炮！”
（汝丰）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众民合力强敌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州附近以三元里为中心的一百零三乡人民，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上面的诗，就是当时诗人张维屏对这次斗争的描写和颂赞。
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军逼近广州城，驻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异常恐慌，派人出城向英军接洽投降，英军勒索了六百万元赎城费，还逼迫清军退出广州六十里，才肯撤兵。奕山答应了侵略者的条件，订立了投降条约。群众对清朝官僚的无耻投降非常不满，而英军又在广州城外恣意横行，无恶不作，这就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5月29日，英军闯到三元里，抢掠耕牛，奸淫妇女。群众奋起抗击，消灭了十几名侵略军。次日，斗争进入高潮，三元里和附近各乡群众大约五六千人，拿着长矛大刀和农具，举起三元古庙的三星旗，浩浩荡荡地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攻。这些侵略强盗完全没有料到会受到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的攻击，当他们被震天动地的怒吼惊醒，看到漫山遍野都是手持刀矛锄耙的人群，才知道大事不好，吓得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派出大队人马下山反扑。他们以为自己有洋枪大炮，只要冲了下来，就能把群众吓跑。但机智勇敢的三元里人民打了一阵以后，就边战边走，把英国侵略军引到三元里的牛栏岗一带团团围住。英军看形势不利，拔脚想跑。但是，鼓角齐鸣，杀声震天，四面八方都是愤怒的中国人民，他们已经插翅难逃了。这时，闻声赶来的群众越聚越多，成千上万人，难以计数，连妇女儿童也都出来参战助威。中午，恰好雷雨大作，敌人的火药完全淋湿，洋枪失去作用。这些强盗狼狈极了，他们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外边有群众的包围，地下又满是泥水，又饿又冷，进退不得。有的伏在瓜棚架下面，浑身发抖，有的丢下洋枪，叩头流血求饶，“乞命之声震山谷”。相反，三元里乡民的斗志更加激昂，情绪更加高涨，他们精神抖擞，越战越勇。直到当天下午黄昏时分，雨越下越大，天也黑了，英国强盗才连爬带滚，摸着黑逃了回去。这一天，三元里人民依靠原始的武器，打死了英国官兵二百多名，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牛栏岗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人们的斗志。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两万多人高举着三星旗奔向四方炮台，把敌人密密麻麻地包围起来。英国强盗知道突围是没有用的，只好向腐朽的清朝政府求救。果然，一求就灵，奕山正害怕人民群众的斗争坏了他的投降大事，马上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来替英军解围。余保纯忘记了平日知府的威风，徒步到三元里，向群众鞠躬作揖，替英军讨饶，忽而恳求，忽而恐吓。但群众仍坚持不散，余保纯又去威胁参加斗争的士绅（旧社会称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的地主或退职的官僚为士绅），这些人在他的恐吓下开始动摇，群众的情绪受到影响，终于陆陆续续散开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不但得不到清朝统治者的支持，反而被他们破坏断送了。
（鲁素）
《南京条约》
1842年，英国舰队开进长江，先后攻占吴淞、上海、镇江，并进围南京。清政府在侵略者的这种凶焰面前吓破了胆，决心更加公开地走向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相反的道路，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所以《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有以下几条：1中国割让香港岛。从此以后，香港就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和商业基地。2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这样，封建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了。3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4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要“秉公议定”。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始，有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英国资本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出售商品，来排挤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控制中国的市场，并且可以从中国掠取大量廉价的原料。5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地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受任何限制。从此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和中国商人接触，选择和培养他们的代理人。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了《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主要有：1领事裁判权，规定凡英国人和中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有这一条规定，侵略者就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忌了。2片面的最惠国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根据这个条例，任何侵略者在中国获得特权，英国同样可以享受。
总之，《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美珍）
《望厦条约》
19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还远远不能和英国相比，甚至比法国也落后得多。但是，美国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活动却十分积极。
和英国侵略者一样，美国早就把鸦片作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主要工具。英国烟贩在中国大规模贩毒的同时，美国烟贩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当时在广州的美商，除了一家例外，其余全部经营鸦片贸易。从嘉庆十一年到道光十四年（1806—1834），仅仅根据海关报告，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入广州的鸦片就有8901箱。实际上，美国烟贩贩运鸦片主要是依靠走私，因此，他们运到中国的鸦片要比上述的数量多得多。只是由于英国垄断了印度这样一个鸦片的最大产地，所以美国当时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才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在鸦片走私活动中，美国毒贩的手段并不比英国逊色。美国烟贩的贩毒船只，常常悬挂着美国国旗作为掩护，或者把大批鸦片装到棺材里，冒称船上水手的死尸，抬到陆上发售。甚至特别制造一种船只，叫作“鸦片飞剪号”，实行武装走私。这种特制的走私船只，行驶迅速，武装齐全。有一个美国人描写一只叫作“安特洛甫号”的这种“飞剪号”船说：“每一边装置大炮两座，船中装置汤姆炮一座，船桅四面满列长枪，船舱内有大箱，贮备大量手枪及刀剑。”当碰到中国的缉私船时，“鸦片飞剪号”就公开进行武装对抗。
在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虽然由于力量不足，没有直接参加武装侵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和英国狼狈为奸，积极支持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成为英国侵略者有力的帮凶。
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商人就曾经积极帮助英国侵略者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在虎门销烟后敢于长期禁止英商具结进港，主要就是倚仗美国商人的帮助。当时美商代运、代销、代购，包办了英国在华的进出口商务，使得英国对华贸易并未因为拒绝进港而受到任何影响，因此义律才能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进行顽抗。他曾亲自对美国旗昌洋行（当时美国烟贩在中国最大的一个贩毒组织）经理福士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商人帮忙，他早就会为了贸易利益而具结进港了。
美国传教士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这场侵略活动，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号”来到中国，胡说什么“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把杀人不见血的毒品，说成就像在愉快的野餐中饮一杯甜酒一样。其目的无非是要在鸦片的麻醉之外，再加上一种精神的麻醉。1839年，有一个在广州活动的美国医生彼得·巴驾还写信给林则徐，劝林则徐“不要动武”，忘记“过去的一切仇恨”。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极力为英国侵略者辩护，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亚当姆斯在1841年发表演说，认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完全正当的，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纳维斯则更加狂热地为这次侵略战争喝彩，他大叫大嚷：“不管正当不正当，这次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
美国之所以极力充当英国的帮凶，根本目的是企图通过这次战争，趁火打劫，攫取侵略特权。早在1839年5月，在广州的美国商人看到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已不可避免，就曾经上书美国政府，要求立即联合英、法等国采取行动，以便“中国如果有好处给了别国”时，“美国也可以同样得到好处”。所以，《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看见英国得到了那么多的利益，非常眼红，立刻跟踪而来，利用清朝政府战败的惧外心理，从事讹诈和勒索。
1843年5月，美国政府派顾盛为专使，统率战舰三艘，前来胁迫中国订约。1844年2月，顾盛到达澳门，就威胁说美国舰队正源源而来，如果清政府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就“有使中国人民再尝战祸之必要”。清政府被美国的战争威胁所吓倒，1844年7月3日，派耆英和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34款，除包括了中英《南京条约》所载的特权外，还增加了许多新条款，主要内容有下面四点：
1.肯定了“利益均沾”的原则。在《望厦条约》中规定，中国如果给其他侵略者任何特权和利益，美国要“一体均沾”，也就是说，美国也可以取得同样的一份。这就等于从清政府手里拿到了一张无限期出卖中国主权的支票，美国可以任意取得所有侵略者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和利益。此后，其他侵略者纷纷要求给予“利益均沾”的特权，“利益均沾”成为各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共同基础，中国成为各国侵略者共同宰割的对象。
2.剥夺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南京条约》规定海关税则由中英“秉公议定”，《望厦条约》就更进一步规定，中国海关税则的改变，要得到美国领事的允许。从此，外国领事掌握了中国海关税率改变的大权。正是这样，整个19世纪，外国货物进口，都按照值百抽五，或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纳税，一直没有改变，大大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
3.彻底地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望厦条约》把订约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由刑事扩大到民事，由五口扩大到其他各地，由有约国人扩大到无约国人，彻底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分子，在领事庇护下，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4.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望厦条约》以前，只有外国兵舰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停泊。《望厦条约》把商船也包括在内，从此，外国的兵舰、商船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横冲直撞。
总之，《望厦条约》比《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杨遵道）
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是由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洪秀全所创立的一个革命农民组织。这个组织，在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和团结农民革命群众以及后来促进农民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的日益悬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的矛盾就已相当尖锐。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支出大量战费和赔款，大大加重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利用特权，无情地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膏血。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他们为了生存，就只有起来斗争，而鸦片战争中清朝所暴露出来的武装力量的腐败情形，又加强了劳动人民起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所以，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的反封建斗争渐趋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在1843年到1850年间，规模较大的群众起义和骚动事件，就有七十多起，几乎遍及内地各省。特别是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影响，社会动荡特别剧烈，所以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但是，遍布这些地区的农民斗争，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战，所以往往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斗争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农民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
“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人。1814年1月11日出生于一个中农的家庭，父兄都以耕田谋生。秀全七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异常，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后来又自读中国史籍，但不久即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在家帮助父兄耕田。随后他受聘为本村塾师。洪秀全自幼生长在农村，又直接参加过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从十六岁起，屡次赴广州应试，都没有考中，很受刺激；在鸦片战争中，他亲眼看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广州人民英勇抗英的伟大力量。这一切，促使他逐渐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去广州应试，又没有考取。回家以后，他偶然翻看了一本前几年去广州应试时得到的书——《劝世良言》，在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上，得到了启示，他觉得可以利用其中所说的一些宗教形式来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于是，他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之弟，下凡拯救世人，创立了“拜上帝会”。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是冯云山，他是洪秀全的同乡，是“拜上帝会”的得力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最初，他们两人在家附近各村镇间活动，吸收会众。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和冯云山远出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传教。不久，洪秀全回花县，冯云山继续在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的紫荆山区进行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回到花县的洪秀全，在1845年至1847年间，著述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进一步阐述了“拜上帝会”的教义。在这些作品中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宣布只有真神“皇上帝”是天下最高的主宰，而地主阶级在精神上统治农民的一切神仙菩萨、妖魔鬼怪，都只是“阎罗妖”的化身。洪秀全号召人民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实际上这是用宗教的语言号召农民进行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洪秀全在作品中，还巧妙地把原始基督教义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朴素的平等主张。他宣布人们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号召人们去改变极不平等的现实世界，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而斗争。洪秀全在宗教外衣下所提出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百余年前，对长期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农民来说，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拜上帝会”很快便成为组织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当1847年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区时，“拜上帝会”已拥有会员三千余人。“拜上帝会”的群众在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下，同当地的地主武装团练展开了斗争。1851年1月11日，终于爆发了金田起义，开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马汝珩）
金田起义
金田村位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南麓，这个地方万峰重叠，形势险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儿爆发的。
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就致力于发动和团结群众的工作。他们先后在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紫荆山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中间，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相继加入，拜上帝会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洪秀全等秘密地建立了军队，制造了军械，筹备了军费，规定了纪律，一支革命队伍逐渐形成了，金田村成为巩固的革命据点。
在这期间，拜上帝会与地主武装——团练以及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武装起义已渐趋成熟，洪秀全就向各地拜上帝会群众发布了向金田村团营（集中）的命令。先后到达金田的有一万余人，男女都有，其中以农民为最多，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也有一部分游民、知识分子和个别的地主、商人。在这些革命群众中，以汉族为多数，同时也包括不少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的贫苦劳动者。这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有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参加的革命武装。
当拜上帝会会众向金田集中时，金田村的形势十分紧张，拜上帝会和团练、清军的冲突更加尖锐频繁。洪秀全、冯云山为了避免清军的追踪，躲到离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县花洲胡以晃家中，不料被清方侦知，清朝军队包围了花洲。团聚在金田村的拜上帝会会众得讯，在杨秀清等率领下前往营救，一战大败清军，迎接洪秀全等回到金田。于是就在洪秀全诞辰那天，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金田村附近勇猛顽强地战斗，屡次挫败了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清军，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1851年9月25日）占领了永安州城（今蒙山县）。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已称天王，攻下永安后，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同时又订立了各种制度，揭发了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奸细，革命力量进一步巩固了。
太平军所发动的武装斗争，在清廷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调集了大批军队，对太平军围堵追袭，企图尽早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些军队虽然兵员多、武器好、粮食足，但是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将帅间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差。在团结一致、勇敢善战的农民军面前，可谓束手无策。
1852年4月初，太平军又突破了清军的包围，长驱北上。6月克全州，入湖南。9月太平军猛攻长沙不克，转道益阳、岳州，向湖北挺进。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湖北省城武昌。
太平军在湖南、湖北进军途中，一方面和清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另一方面杀逐官吏和土豪劣绅，焚毁田契债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革命的扫荡；同时把财物散给贫民。因此，各地贫苦群众纷纷参军，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太平军刚进入湖南时，不过五六千人，但占领武昌后，太平军的队伍已增加了许多倍。可惜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领导人——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在全州、长沙壮烈牺牲，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即乘胜前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发，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太平军克九江，下安庆，取芜湖，1853年3月19日，一举攻克了江南第一大城市——南京。
太平天国在攻下南京以前，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攻下南京后，正式在这里定都，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止，这里就一直成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
（张革非）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进行革命和建国的伟大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斗争要求。文件规定一切土地财产都不应该私有，在这个原则之下，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当然应该没收，分配给农民耕种。文件规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将所有土地按好坏和产量分为九等，按人口多寡和劳力强弱，平均分配。妇女也可以和男子一样分到土地。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每家种桑织布，养鸡养猪，每二十五家设置木匠、石匠等搞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每年全部收成除留给自用外，其余都归国库，个人不得私有。婚丧嫁娶由国库开支，老幼无依的人由国家抚养，丰荒相济，彼此帮助，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乐园。
《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它的内容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细胞，每二十五家为一个单位，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年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战时杀敌，平时为农。军帅以下称乡官，军帅以上设监军、总制，称守土官。
按照这种组织制度，每二十五家自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的基层单位，统辖于两司马之下。两司马的权力很广泛，从组织生产到居民消费，以及军事、民政、财经、司法、教育、礼仪、宗教无所不管。其中特别规定：“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奖励好好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两司马的权力虽然很广泛，但规定有严密的保举升贬制度，以杜绝破坏分子从中弄权作恶。好官可以随时提升，坏官也可以及时撤掉。
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革命和建国的纲领。这个纲领有着彻底地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意义，它激发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许多农民对地主不交租或少交地租，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并使农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天朝田亩制度》企图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品流通，这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并且没有无产阶级进行领导的情况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在当时也没有实行。
（张革非）
太平天国的北伐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初，由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的两万余名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太平天国史上可歌可泣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初期进军非常顺利，几个月内，经安徽、进河南、渡黄河，转入山西，折而进至直隶（河北），真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可惜在渡黄河的时候，由于船少人多，一个星期才渡过一万多人，还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在南岸受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回天京。北伐军没有全军渡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量。
1853年10月底，北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克静海、独流，前锋进抵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北京大震。清朝皇帝把财物都运往热河，准备逃跑。大小官员纷纷出城逃避，北京乱成一团。在这反动统治的生死存亡关头，封建统治者调集了最精锐的军队，前往防堵北伐军。天津地区的地主富商，也出于阶级仇恨，自动组织起团练武装，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北方天寒地冻，太平军缺乏寒衣粮草，给北伐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1854年年初，北伐军进攻天津不下，便南下阜城，等待天京的援军。
北伐军在天津受挫的消息传到天京，天京方面就积极抽调兵力，组织援军。北伐援军于1854年2月4日从安庆出发，3月在丰工抢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山东当时灾情严重，饥民遍野，太平军经过这里，群众纷纷参加进来，这就大大增强了北伐援军的力量。4月间，他们就攻下了山东北部重镇临清州，这里离阜城只有二百多里，两军的会师已是指日可望了。可惜援军没有能继续北上和北伐军会合。清军撤出临清时，烧毁了所有不能劫走的粮草，这时又包围临清，断绝了城中的接济。北伐援军中新参加的群众大都没有受到严格的整顿训练，更缺乏革命的教育和锻炼。许多新兵到了临清州，见到大军粮草一时接济不上，竟然动摇起来，纪律松弛，纷纷逃散。北伐援军的领导和太平军的老战士屡加劝阻也约束无效，队伍一时陷入紊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北伐援军只好撤出临清。在撤退的路上，援军曾经一度打败追击的清军，但是后来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
当北伐援军到达临清州的消息传来，李开芳、林凤祥等非常高兴。他们组织兵力于1854年5月初从阜城突围到达直隶东光之东西连镇，并决定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率马队二千多人进入山东高唐州迎接援军。李开芳到这里才知道北伐援军已经失败。他们不但得不到支援，反而使林、李两军从此分开，各自孤军作战，力量更加单薄。但是林凤祥仍然率领几千太平军和清军展开无数次血战，坚守连镇十一个月。残暴的清将僧格林沁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围墙，挖深壕，包围连镇，又挖开河水灌入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最后以吃树皮充饥。在这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贞不屈，战斗到底。1855年3月林凤祥率余部突围，不幸被俘，被敌人用极刑杀害。临刑时，他怒目看伤处，满怀着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深仇大恨，英勇就义。李开芳在高唐州也一直坚决抵抗清军的围攻，后来突围到茌平县的冯官屯。清军在攻破连镇后，便集中全力进攻冯官屯。僧格林沁又用老办法引运河水灌入城内，李开芳在突围中被捕，1855年6月在北京英勇就义。临死之时，他“笑语如常，旁若无人”，异常从容镇定。与此同时，北伐军全体将士也都壮烈牺牲，北伐战争终于失败了。
北伐军经历了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在没有根据地和缺乏粮食军火的情况下，转战几千里，连克州县数十个，给清朝统治以严重打击，也给长江流域太平军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北伐军以极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达一年之久，才在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情形下宣告失败。
（美珍）
杨韦事件
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已经三年，这时期，太平军一方面举行了西征、北伐，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立法建制，安定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政权，革命形势是大好的。但是，农民阶级的许多弱点在革命胜利时期也愈来愈显露出来了，如保守、狭隘、自私等观念反映到政治作风上，就发展为闹宗派、闹个人权威等不良倾向。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不少地主、商人等剥削阶级分子被卷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些人有的是暗藏的反革命奸细；有的是政治野心家，投机分子，他们带来的剥削阶级意识严重地侵蚀着革命队伍，有的则伺机从中破坏革命，夺取革命果实。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反而在革命大好时机，爆发了领导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最后导致领导集团的公开分裂，这就是发生1856年9月的“杨韦事件”。
这时期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除了天王洪秀全外，还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等。他们在革命初起时，能团结一致，保持艰苦朴素、朝气蓬勃的革命作风。但到天京后，就逐渐起了变化。天王洪秀全在革命发动时期，表现了伟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但后来就逐渐沉醉于豪华的宫廷生活，很少过问政事，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中。杨秀清出身于极贫苦的雇工家庭，从小就成了孤儿，随伯父在紫荆山区种山烧炭过日子，为人刚强有胆识，常常领导人们反抗贪官污吏的勒索，成为烧炭工人的领袖，后来参加了拜上帝会，共谋革命。杨秀清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自从他被封为东王后，他就成为实际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最高指挥。太平天国之所以能有那样巨大的发展，杨秀清的领导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狭隘性和宗派倾向，使得即使像杨秀清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于摆脱这种阶级的局限性。定都天京后，他逐渐骄傲自满起来，看不起洪秀全，甚至假借天父下凡附在他身上的名义要杖责洪秀全，对其他各王也加以排挤，随意斥责，对部下严刑苛罚，引起天王和许多将领的不满。这些情形都被北王韦昌辉看在眼里。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富商家庭，他在家乡的时候，因受到当地大地主官吏的压制排挤，无法立足，才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这时，他表面上对杨秀清表示特别恭顺，却早已拉拢了一批不满杨秀清的诸王和高级将领，密谋伺机杀死杨秀清，篡夺革命政权。
1856年夏天，正当革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杨秀清决定逼迫洪秀全让位，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却立即秘密派人召回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准备对付杨秀清。韦昌辉一接到命令，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心腹部队三千人赶回天京。1856年9月2日深夜，韦昌辉到达天京，立即包围了东王府，杀死了杨秀清及其全家。此后又借搜捕“东党”为名，乘机扩大事变，继续捕杀了两万多名优秀的革命干部。天京城内人心惶惶，造成了一种恐怖局面。10月间，正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听到消息，连忙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可是韦昌辉竟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结果石达开在京的全家老小都被杀害了。韦昌辉这种极端阴险狠毒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间，石达开在安庆起兵，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洪秀全被迫把韦昌辉杀死了，同时杀死了秦日纲、胡以晃等二百多人。韦昌辉在天京将近三个月的恐怖统治这才算结束了。
经过这场大屠杀，太平天国的许多优秀革命干部牺牲了，太平军的实力大受损伤，太平天国革命形势从此逆转，开始由胜利发展走向停滞和衰落了。
（美珍）
石达开
石达开（1830—1863），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他很早就参加了拜上帝会，在贵县地区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金田起义时，他带领一支拥有三千多名武装齐全、训练有素的队伍加入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的主力部队。金田起义后，石达开一直和萧朝贵带领着先锋队在最前线作战。两个人都以勇猛无敌著称，军功卓著。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年仅二十岁的石达开便被封为翼王，成为革命领袖之一。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9月），萧朝贵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从此先锋队的总指挥就由石达开担任。他率领大军沿江东下，破汉阳，下武昌，攻安庆，克南京，大小数百战，每战必胜，为全军的胜利前进打开了通道。这些胜利的取得，根本原因固然是太平军全体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但作为军事指挥员的石达开在革命战争中所锻炼出来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石达开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善于审度军情敌势，正确制定作战策略，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避敌锋芒，攻敌弱点，出奇制胜，所以战果辉煌。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又亲率大军西征，西征的目的是收复太平军在进攻南京时放弃的长江上游各地，以便扩展太平天国占领区，更好地巩固天京。1854年，石达开带领太平军在安徽一举克复了二十二个州县，扩大了太平天国在安徽的地方政权。1855年1月，由曾国藩率领的反革命湘军围攻九江。为了和反革命争夺长江上游，石达开又奉命率军西上。石达开进驻湖口指挥时，先扼守据点，坚壁高垒，不和敌人决战。一到晚上则虚声恫吓，骚扰敌人。如此月余，弄得湘军求战不得而又疲惫不堪。于是石达开故意撤开湖口守兵，把一部分湘军水师诱入湖内，然后封锁湖口。湘军水师被截成两段后，太平军再用小船火攻外江的湘军水师，取得了湖口九江大捷。石达开乘胜西进，又一次攻克了武汉。
1855年10月，湘军兵力集中于武汉外围，攻打武汉，江西敌人防守空虚。于是石达开采取了攻江西以救武昌的战略，率大军从湖北进入江西，连克袁州、瑞州、临江、吉安等地，迫使曾国藩退入南昌困守。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都落入了太平军手中，围困武昌的湘军也不战自溃了。
足智多谋的石达开，就用这种灵活多变的指挥，给了反革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对石达开，真是闻风丧胆，畏忌异常。石达开不愧是太平天国的第一等军事人才。
1856年9月间，“杨韦事件”发生，不久，洪秀全下令杀死了韦昌辉，石达开回到天京。当时“全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并且“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达开的辅政，深得全体军民的衷心拥戴。可是洪秀全猜疑他，不肯信任他，并且封了自己的兄弟洪仁达、洪仁发为王来牵制他、排挤他。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便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离开天京，带领了一大批军队，脱离太平天国的领导远征四川去了。石达开的出走虽然起因于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排挤，但这种不顾大局、离心离德的行动，分散了革命力量，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石达开虽然很有才干，但一旦离开了革命中心，独树一帜，孤军作战，常常陷入粮弹不继、军心涣散的局面中，战斗也就难免常常失利。他的军队先后转战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贵州等省，直到同治二年（1863）才到云南边境，折入四川。5月，石达开率军到大渡河边紫打地（今安顺场），未及渡河，即为清军围住。这里地势险恶，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石达开的军队陷入了绝境，数次突围，都未能成功，坚持了二十余日，军队伤亡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竟幻想牺牲一己，换取封建统治者对于他部下将士的宽宥，便将自己捆绑起来，到清营中去。但反革命分子是非常狠毒的，他们决不放过任何残杀革命力量的机会，终于卑鄙毒辣地将石达开军队两千余人全部残杀了，石达开也于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被杀害。
（美珍）
曾国藩 湘军
太平天国以天京为中心，占领了长江流域许多重要城镇和地区，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封建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整个清朝的封建统治有摇摇欲坠之势。在这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整个地主阶级都动员起来，一致对付革命农民。但是，原来主要是掌握在满族地主手中的清朝常备军——八旗军和绿营兵，这时已腐朽不堪，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在太平军铁拳的打击下，七零八落，屡战屡败。因此，清朝政府便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汉族地主的力量，号召各个地方的“士绅”，自行组织地主武装——团练，就地抵抗农民革命军。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以办团练为名，得到了重用。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深受封建教育。道光十八年（1838），他考中进士，后来拜在穆彰阿的门下，到道光末年已升官为礼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因丧母在家，这时正是太平军出广西经湖南、湖北向南京进军的时候，清政府任命他帮助湖南巡抚督办团练。曾国藩全力从事这项事业。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因为他杀人杀得太多，像剃头发一样，所以人们把他叫作“曾剃头”。他自己也曾向皇帝表白说，为了反革命事业，即使“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曾国藩在团练的基础上建立了“湘军”。湘军士兵以营官自招为原则，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就这样形成了一种严密的隶属关系。
1854年2月，湘军练成了一支包括陆军和水师的一万七千余人的队伍。于是曾国藩便正式出师与太平军作战。他发布了“讨粤匪檄文”，号召为保卫“孔孟圣道”、保卫清朝封建统治而战。但缺乏战斗经验的湘军，在太平军的打击下，连遭惨败。湘军的重要将领塔齐布、罗泽南等先后被击毙，水师战船也不断溃败，损失极重。曾国藩又惊又急，曾三次要投水寻死，都被随从救出。一直到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力量削弱，湘军才逃过覆灭的危险，获得了重整力量的机会。
湘军虽然一开始出师不利，但是曾国藩的立场却毫不动摇。他重新整顿军队，继续和太平军进行战斗。
1860年，清朝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曾国藩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倚重，掌握了军政大权，发挥了高超的才能，把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联合起来，先后夺回了太平天国占领的长江流域的许多重要城市，最后终于在1864年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天京陷落，素称富庶的天京，变成了一片瓦砾。
（张革非）
陈玉成 李秀成
杨韦事件后，杨秀清被杀，石达开出走，一时形成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危急局面。把革命危局支撑下来、担负起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重任的是两个青年将领英王陈玉成（1837—1862）和忠王李秀成（1823—1864）。
陈玉成，广西藤县人，贫雇农出身。他十四岁跟随叔父陈承到金田村参加了太平军，十八岁就带兵在前线作战，勇猛善战，为太平天国革命立过不少功劳。咸丰六年正月（1856年2月），镇江被围急，他被派去援救。他乘坐一条小船，冲破密密包围的清军水师，和镇江守将吴如孝会合起来内外夹攻，把清军打得大败，解除了镇江的危局。
杨韦事件后，陈玉成毅然承担起革命的重担。他联合李秀成军先后打垮了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击溃了清朝江北、江南两大营，稳定了长江上游的战局，解除了天京的危机。1859年，天王因他战功卓著，封他为英王。
1860年，曾国藩在做了长期的准备之后，调出他的主要兵力大举进攻安庆。安庆是保卫天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陈玉成为了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围困，决定先进攻武昌，直捣湘军的后方，以便迫使包围安庆的湘军回救武昌，使安庆之围不攻自破。1861年陈玉成率大军从安徽的霍山向湖北挺进，经过十二天的日夜行军和战斗，迫近武昌。武昌城内反革命催促包围安庆的湘军回军救援，陈玉成解救安庆的计划即将实现。英国侵略者在这种形势下竟然无耻地出面干涉，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昌。结果太平军停止了向武昌的进军，外国侵略者的干涉拯救了武昌的反革命，也帮助了包围安庆的湘军。安庆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湘军日夜围攻，陈玉成千里奔波，三次浴血苦战，救援安庆，都因众寡不敌，没有成功。1861年9月初，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守到寿州时，由于叛徒苗沛霖出卖，被捕。同治元年五月初八（1862年6月4日）他在河南延津被杀害，牺牲时才二十六岁。
李秀成和陈玉成同乡，也是出生在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常常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1851年9月，太平军路过藤县时，他全家都参加了革命。李秀成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853年秋天，他跟随翼王石达开西征，在安徽根据地，他一面带兵英勇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一面辅佐石达开整顿地方政事，帮助人民恢复生产、安定生活，广大群众都很爱戴他。
杨韦事件以后，他和陈玉成共同担负起革命重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大军事支柱。1857年后，他一直和陈玉成并肩作战，奔走长江南北，狠狠打击清军，收复失地。1860年（咸丰十年）春，在攻破江南大营后，他乘胜率军东进，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解放了江苏省、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把这些地区变成支撑后期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根据地。李秀成又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权，救济难民；颁发田凭，把无主土地交给佃户；减轻税收，扶植工商业；镇压反革命叛乱，稳定地方秩序，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1858年年底，滁州守将李昭寿和江浦守将薛之元相继叛变投敌，天京受困。李秀成知道后，急忙赶回天京，镇守浦口，他极力扼住天京北岸的门户，防止敌人袭击。叛徒李昭寿派人送信给李秀成，企图诱使李秀成投降清朝，恰巧天王派侍卫查营，送信人被侍卫捕获。天王见信，对李秀成产生了怀疑，下令断绝天京和浦口间的交通，不准李秀成的官兵来往天京。李秀成保卫天京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他仍然坚守岗位，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经过二十多天的考察，天王终于认识到李秀成的忠诚，深受感动，就用黄缎亲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给李秀成，并封他为忠王。
1860年后，李秀成又亲率大军和英法美外国侵略军展开多次的激烈战斗，每战必胜，杀死杀伤大量敌人，缴获大批洋枪洋炮，狠狠地教训了外国侵略者。
陈玉成牺牲后，曾国荃的湘军顺江直下，包围天京，外国侵略军不断增援帮助清军，攻打江浙根据地。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江浙战场相继瓦解，李秀成虽然昼夜奔波，努力挽救，还是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1864年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李秀成辞别了老母妻儿，带着洪秀全的儿子突围出走，不幸在天京东南的荒山中，为清军所俘。这年的同治三年（8月7日），李秀成被封建统治者残忍地杀害了。
（美珍）
太平军大败“洋枪队”
1860年（咸丰十年）5月，太平军打破了清军包围天京的所谓“江南大营”，接着就乘胜东进。在杰出的军事将领李秀成的指挥下，不到五十天的时间便攻克丹阳、常州、苏州、嘉定、青浦等重要城镇，兵锋直指上海。这时防守上海的清军只有两千多人，太平军大兵压境，使得中外反动派大为恐慌。聚集在上海的地主、官僚、买办们，通过上海地方的封建官吏，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农民革命军。在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授意之下，以美国华尔为首，募集了一批包括美、英、法、德、意等国的士兵，组织了一支以中国的地主富商出钱、外国侵略者出枪出人的国际反革命武装——“洋枪队”。
“洋枪队”组成以后，就立即向正往上海前进的太平军进攻。1860年8月，华尔带领“洋枪队”进攻青浦的太平军，但“第一仗就被太平军打得大败”。据李秀成叙述，这一仗“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庄（一种旧式洋炮）一百余口，得其舟只数百余条”。华尔本人也受了重伤，只得狼狈地逃回上海。
外国侵略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又招募了一批中外亡命之徒，把“洋枪队”扩大到五千余人。1862年1月，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太平军。这次，英国海军司令何伯、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公开出来组织侵略联军，并且把李鸿章的军队运到上海来配合“洋枪队”向太平军大举反扑。在高桥一战中，勇敢的太平军将士们顽强地抗击着强大的反革命武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几乎抓住了何伯和华尔。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报告说：“幸而那个地方有一只小船，他们得以乘船逃走，不然，一定被太平军捉去了。”
外国侵略军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但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却异常凶狠残暴。据记载，高桥战斗时，“洋枪队”“第一件事即纵兵抢劫”。这些侵略强盗“拿取银子多到不能不抛弃一部分，士兵们拿取之物超过他们所能携带的”。他们还野蛮地烧杀奸淫，“洋枪队”的头子华尔就曾亲手把捉到的太平军“斩首开膛”，来满足他的残杀的兽欲。侵略强盗这样放肆地欺负和屠杀中国人民，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他们感激涕零，竟赏华尔参将衔，并且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
1862年5月，李秀成亲率大军第三次进攻上海。5月17日，太平军与侵略军会战于太仓城下，当天未分胜负。第二天，又“开兵大战”，结果又将侵略军打得大败。侵略军被斩的有几百人，逃走落水而死的有千余人，被缴获大炮洋枪不计其数。在战斗中，太平军还活捉了华尔的副手法尔思德。太平军愈战愈强，大军直抵上海城郊的徐家汇、虹桥、法华镇等处。英法干涉军从此龟缩在上海城内，不敢再出来迎战。李秀成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曾国藩在给皇帝奏折中也不得不承认，“夷人之畏长毛（长毛是反动派对太平军的侮称）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不久，在浙东战场上，太平军打死了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外国刽子手华尔。
手执土枪刀矛的太平军英勇地抗击装备着最新式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军，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惜当李秀成大败“洋枪队”，包围了上海城的时候，天京正十分危急，李秀成不得不回援天京，侵略军才得到死里逃生的机会。
（美珍）
《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的作品。洪仁玕（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他是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的时候，他来不及赶去参加，以后清政府要缉捕洪氏家族，他不能在原籍安居，遂逃往香港。在香港，他与外国传教士有较多的接触，受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咸丰四年（1854），他跑到上海，企图奔赴天京，因为苏、常一带道路被清军阻隔，未能如愿，只得又回到香港。1858年6月，他又乔装成商人离开香港，从广州经江西，于次年4月到达天京。洪秀全见到他非常高兴，十分器重他，不久封他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
洪仁玕在当时是个思想比较新颖、知识比较丰富的人物。他在总理太平天国政事后，励精图治，整顿纲纪，并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革新政治、发展工商业的纲领，这就是《资政新篇》。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加强统一领导，使“权归于一”；兴乡官，设乡兵，健全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开办新闻事业，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借以沟通群众的意见，使“上下通情”；兴办医院、跛盲聋哑院、鳏（guān）寡孤独院等社会福利事业；成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以及办理教育等主张。在经济方面，他提出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开矿山，办工厂，设邮局，开银行，发行纸币，仿造火轮车、轮船，奖励创造发明等。此外，还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除这些建设性的主张之外，《资政新篇》还提出了一些革除弊政的方案，如反对贪污舞弊，取缔迷信、溺婴或贩卖子女，禁止吸食鸦片和游手好闲等。从《资政新篇》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洪仁玕想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措施，这对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方面，由于洪仁玕长期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对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缺乏认识，所以《资政新篇》里根本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这时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缺少实现《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各种政策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所以，这个文件就不能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因此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天京失陷时，洪仁玕正在安徽，在这里，他会合了洪秀全之子，并前往浙江，1864年9月折往江西。10月9日，洪仁玕被清军袭击俘获，11月23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死前，他慷慨地说：“得失生死，付之于天。文天祥就是我的榜样！”
（美珍）
小刀会
以前，贫苦的劳动群众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为了患难时的互相援助，常常进行秘密结社。小刀会就是秘密结社的一种，它是势力很大的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据传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于厦门创立的，后来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发展组织，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工人、水手、失业劳动者和游民。
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鼓舞着各地人民的斗争。小刀会也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上海的小刀会起义。
咸丰三年八月初五（1853年9月7日），在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不久，上海的小刀会在刘丽川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军杀死了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了上海道台吴健彰，迅速地占领了上海城。
这一次起义组织得很好。起义以后，小刀会立即发布告示，一面指斥清政府的罪恶，一面申明纪律，安定社会秩序。很多群众热烈地参加队伍，没有武器，就“削竹为枪，斩木为兵”，很快就发展到一万多人。起义的第二天，上海附近青浦、嘉定等地的农民领袖周立春又带领四千人赶来参加战斗，声势更为壮大。起义的群众头裹红巾，身披红带，手执红旗，上海变成了一个红色城市。
上海小刀会起义给了清政府沉重的打击，清政府只得从原来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中抽调军队，前往镇压。但是，小刀会斗争得十分英勇。清军包围了上海城一年多，发动了无数次的攻城战，都被起义军坚决击退了。后来起义军粮尽弹绝，甚至“所有猫狗及昆虫都被吃光”。清军想趁此机会，引诱起义军投降。小刀会杀死了前来诱降的奸细，坚持革命气节，毫不妥协。
这时，外国侵略者便凶恶地对革命进行公开干涉。首先，法国领事荒谬地要求小刀会撤离上海。当这个无理要求被拒绝后，英、法、美三国便联合起来，在上海城与租界之间，筑造围墙，以切断小刀会的给养。最后，外国侵略者的军队更直接地以军舰大炮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对付外国侵略者也像对付本国反动派一样，给予坚决的回击。在一次战斗中，“当场有法军十三人阵亡，另有三十余人受伤”。
小刀会的领导者刘丽川曾数次派人向太平天国报告起义经过，并表示愿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共同作战。但此时太平军战事紧张，没有力量东顾，小刀会只能孤军奋战。1855年2月17日，这支英勇的起义军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下失败。上海城失陷，刘丽川牺牲。小刀会的余部在潘金珠率领下转战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继续进行战斗。
除了上海以外，福建的小刀会也于1853年5月在黄位、黄得美等领导下发动了武装斗争，并且曾占领了厦门等重要城市，直至1858年才被镇压下去。
（文海）
大成国
在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的第四年，即咸丰四年（1854），两广（广东、广西）地区的人民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清革命运动，建立了“大成国”。
“大成国”反清起义的火把最先从广东佛山镇燃起，不久便蔓延到两广各地，主要领袖是陈开和李文茂。陈开是广东佛山镇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曾替人打工度日，又曾当过船工，是天地会的一名领袖。1854年7月，陈开和其他一些天地会领袖在佛山镇率众起义。起义群众以“红巾为识”，因此被反革命辱骂为“红巾贼”或“红头贼”。起义发动后，很快就占据了佛山镇，并得到了李文茂领导的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的响应。
李文茂，广东鹤山人，是当时粤剧的著名艺人，天地会中有名的拳师。陈开在佛山率众起义后，李文茂便领导群众在广州的北郊佛领举起了义旗，响应陈开起义军。
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异常迅速，不到十天的时间，起义军就打下了“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的十几个州县。陈、李两支起义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打击了广州的反动势力。但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外国侵略者和当地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团练”的资助下，集中了反革命力量，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因而使起义军一时遭到挫败，不得不由广东转入当时革命高涨的广西地区。
陈开、李文茂率军转入广西后，在肇庆会合了广西天地会梁培友、伍百吉、吴超等部的起义军，乘船沿西江西进，一路攻梧州，过藤县，并进攻浔州府。经过三个月的“环攻”，起义军终于攻克了浔州城，革命的力量又恢复壮大起来。
起义军攻占浔州府城后，便建立起革命的政权，国号“大成”，并改浔州为“秀京”。起义领袖陈开自称镇南王，李文茂称平靖王。又设官分职，蓄发易服，颁布了一些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初步地组成了“大成国”的革命政权。从1856年至1857年间，“大成国”起义军以浔州为中心，分路出征，向四周扩展：李文茂亲率大军北伐，攻占了柳州、罗城、融县与庆远等地，接着，又“掠清流，袭思管，屯太坪，柳、庆二府，蔓延殆遍”，使起义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陈开也亲率大军东征，攻占了梧州；另有一军西征，先后攻占了横州、永淳、南宁等地；与此同时，早在1853年起义的壮族领袖黄鼎凤，率领壮汉人民已攻占了上林、宾州等地，并接受了“大成国”隆国公的封号，率领部众加入“大成国”，因而使起义势力更加壮大。这时“大成国”的势力范围，已控制了东到梧州、西至南宁、南至容岑、北抵柳州的广大地区，一时形成了广西人民革命的高潮。
“大成国”起义的胜利发展，是同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分不开的。太平军在金田起义后，于广西各地转战，曾消灭了不少的清军，太平军离开广西后，又吸住了大批的清军。这就给起义军的顺利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推动下，广西壮汉人民又不断掀起革命的浪潮。当时在广西，除了“大成国”起义势力以外，在广西东北部有朱洪英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军，以灌阳为根据地，建立了“升平天国”；在广西的南部有陈金刚率领的广东起义军；在广西的西部有壮族领袖吴凌云、吴亚终父子领导的壮汉人民起义军，以新宁、太平为根据地，建立起“延陵国”的起义政权。这些起义势力无一不有力地打击着反动势力。特别是1859年石达开部太平军返回广西后，使广西各地的起义军更加活跃起来。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也给“大成国”起义的胜利发展带来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大成国”和其他各支起义军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协同作战，共同对敌，而是“各自为部，不相援应”。太平军石达开部返回广西后，“大成国”也未能同太平军很好地合作。就连“大成国”内部，也不够团结，一些领袖，往往因个人利益的冲突而产生分裂。如和陈开在广东共同起义的陈显良，因“未得封王”“有不服之心”，后来竟脱离“大成国”返回广东；再如，1858年定北王梁昌与平西王区润不和，梁昌被逐，逃回广东合浦，结果被当地团练逮捕杀害，区润后来也因内部不和被其部下所杀。起义军内部的这种不团结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量。
1858年后，起义军在清军与团练的猛攻下，柳州等重要根据地相继失守，李文茂率军一度转入贵州黎平府地区，但由于当地反革命势力猖獗，又退返广西。不久李文茂便败死于怀远山中。1861年，“大成国”多年经营的根据地浔州，被清军攻陷，陈开逃出浔州不久，也被地主团练所杀害。至此“大成国”的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终于失败了。
（马汝珩）
捻军
“捻军”是与太平天国同时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的名字。捻军起义爆发在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七年（1868）失败，前后与清军相持达十六年之久。
捻军最初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安徽、河南一带。早在19世纪初期，这个地区的饥饿贫困的农民和一些失业游民，由于不堪封建政权的压迫，便一股一股地联合起来，打击地主富户。最初，人们称他们为“捻子”。后来，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种群众性的组织，因此，就出现“捻党”的名字，活动地区也逐渐扩展到山东、江苏等地。这时捻党组织很分散，“结则为捻，散则为民”，时分时合。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大大地推动了各个地区的农民斗争，捻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以张乐行、龚得树等为领导的几支主要力量。
1853年太平天国的大军进入安徽，同年5月又举行北伐，沿途大大打击了长江以北各地清军的势力。在太平军的掩护和影响下，安徽、河南、苏北、山东等地捻党纷纷起义，号为“捻军”。起义之初，捻军支派很多，力量分散，经常被清军各个击破。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情况，1855年各地捻党首领大会于安徽雉河集（涡阳），推张乐行为盟主，称“大汉明命王”，各地的捻军都听从他的指挥调遣。这次会议是捻军起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捻军开始从分散作战转变为有统一指挥的联合战斗。结果在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初步建立起豫皖根据地，势力波及整个淮河流域，人数发展到几十万。
1856年年底，捻军在河南、安徽交界的三河尖地区与清军作战，而太平军则正在淮河以南桐城、六安等地与清军作战。捻军要巩固豫皖根据地，太平军要巩固淮南地区。从当时的形势看来，只有两军会合才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张乐行采取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毅然率军南下，于1857年3月与太平军在安徽霍邱会师。从此以后，捻军与太平军进入联合作战时期，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太平天国封他为“征北主将”“沃王”。太平天国的后期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与捻军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两支旗帜不同的农民革命军共同战斗，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1861年后，由于太平军在安庆保卫战中失败，使淮南战区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张乐行只得率领捻军渡淮北上，重新回到雉河集，结束了与太平军在淮南长达五年的联合作战时期。但在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张乐行还曾经准备在寿州拦截陈玉成的囚车，救出自己的战友，结果没有成功。由于捻军失掉了太平军的支援，从1862年后，斗争极为艰苦。清政府派僧格林沁率领着蒙古骑兵作为镇压捻军的主力。1863年3月，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被清军占领，捻军的领袖张乐行被僧格林沁杀害。捻军虽然失去了根据地，失掉了领袖，但是，捻军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张乐行的侄儿张宗禹又带领队伍重新收复了雉河集，团结捻军余部继续与清军战斗。
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失陷后，原被陈玉成派出远征西北的一支太平军，回师东下，与捻军联合。太平军的将领赖文光被推为捻军首领。这时期的捻军与以前不同，它发展成了一支正规化的战斗部队，有统一的领导，有独立作战的战略方针，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抗清斗争中，已经不是单纯起着一种配合作用，而成了一支主力军。捻军为了反击僧格林沁的骑兵，便“易步为骑”，以骑兵为主，转战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1865年5月在山东菏泽彻底击溃了僧格林沁的骑兵，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僧格林沁也死在捻军的铁拳之下。
从1864年到1866年，捻军的战果是辉煌的，对清政府的打击是沉重的。可是尽管捻军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但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全国的革命形势渐趋低潮。反动派也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捻军了。在这种情形下，赖文光决定将捻军分成两支，以便互相呼应、互相声援。1866年秋天，捻军开始分为赖文光所领导的东捻和张宗禹所领导的西捻。但这样分兵的结果，却更加削弱了捻军的力量。
东捻军转战在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计划从湖北入四川。东捻军曾经在湖北把李鸿章的淮军打得狼狈不堪，在山东又攻破清军与英法侵略军的联合防线。但是，由于他们东西奔驰，经常处在战斗中，力量不断削弱却又得不到支援与补充，终于在同治六年（1867）底在山东被击败。次年初，赖文光在江苏被俘就义。
西捻军于1866年进入陕西，计划联合西北回民起义军，然后在川陕间与东捻军会师。西捻军转战于陕西、山西一带，并曾长驱直入河北，引起清廷极大的震动。但是，自从东捻军被镇压后，镇压农民起义的李鸿章、左宗棠与英法侵略军联合攻击西捻军，西捻军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屡战不利。最后于1868年8月在山东茌平抢渡运河时被击败，许多捻军将领都壮烈牺牲。
（马金科）
张秀眉 杜文秀 李文学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云南的少数民族人民，曾经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掀起了许多次的反清起义斗争，其中以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李文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族人民起义为最大。
张秀眉，贵州台拱厅（台江）人，出身于苗族的贫苦农民家庭。咸丰五年（1855）领导当地苗族人民发动了反清起义，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凯里、施秉、都匀、黄平等城市，起义势力震撼了整个苗疆。在起义军控制的范围内，苗族人民把清政府在苗区建立的用以镇压苗民的堡垒，全部平毁，并且夺回了过去被苗、汉地主阶级霸占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起义军还和汉族白莲教系统的“号军”联合，共同抵抗清军。1860年太平军石达开部从湖南进入贵州，苗民起义军也配合作战，围攻贵阳，有力地打击了清军，使革命形势得到空前的发展。
贵州苗民起义以后不久，1856年云南各地的回族人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清运动。其中以杜文秀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最为强大，他们以大理为中心，活动于云南西部。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了元帅府，被推为兵马大元帅，设立了文武官职，成立了与清政府相对抗的起义政权。大理政权在杜文秀领导下，实行了联合汉族及其他各族的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减轻赋税、取消地方苛派、严格吏治军纪、鼓动手工业和发展贸易等，因而博得滇西各族人民的支持。到同治六年（1867）杜文秀大举东征昆明前，起义军已占领了五十余座城池，控制了云南大半个省份。
差不多和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同时，出身于彝族雇农的李文学，1856年5月在哀牢山区的天生营，率领彝、汉各族人民起义。起义军提出“铲除赃官、杀绝庄主”的口号，表现了哀牢山彝、汉各族农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决心。起义群众共推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在密滴村设立了帅府，作为领导起义的中心。起义军在李文学的领导下，同当地的封建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实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的革命措施，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并有力地配合了云南回民起义军抗击清军，因而使革命势力不断扩大，到1868年起义军已控制了哀牢山北部的广大地区。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政府在帝国主义进一步的援助下，调集了大批清军，镇压贵州与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运动。苗民起义军在清军的血腥镇压下，1872年最后失败，张秀眉被俘牺牲。云南回民起义军于1869年东征昆明失败后，起义势力一蹶不振，1872年也被清军镇压下去，杜文秀服毒自杀。1872年李文学率领彝族起义军援救杜文秀，不幸兵败被俘，1874年遇害。同年，清军攻陷彝族起义中心——密滴村，哀牢山彝族起义最后也失败了。
（马汝珩）
宋景诗
宋景诗是山东堂邑人，他家几代以来，都是贫农。咸丰四年（1854），宋景诗三十岁的时候，曾和许多农民一起，到离家乡十余里的冠县迎接过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很多农民投入了太平军，跟着北上了。宋景诗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和对地主满腔仇恨的心情，回到了家乡。
他的家乡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充满着贫困、饥饿、灾荒，造成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地主、官府的残酷压榨。因此，他的家乡的农民也和其他各地的农民一样，具有反抗、斗争、革命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斗争的鼓舞下，更加强烈了。
1860年，农民们因为连年灾荒，连吃糠咽菜都很困难，官府却还要增收农民的赋税。于是，山东各地农民到处掀起了抗粮运动。堂邑周围的农民群众在宋景诗的领导下，集合了万余人进行反抗。
1861年3月29日，宋景诗带领群众打进了冠县县城，焚烧衙署，劫放狱囚，开仓取粟，救济穷民，正式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这支起义军叫作“黑旗军”。
和黑旗军同时起义的，还有属于白莲教系统的黄旗军、红旗军、白旗军、绿旗军等，宋景诗与他们联络配合得很好。他们提出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口号，到处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各支起义军先后攻占了山东西北部的十三个县城，声势盛大。
反动统治阶级见起义军发展迅速，起义地区又靠近京城，十分害怕，便赶快调集了数万大军，兵分三路，想用压倒性的优势兵力扑灭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形下，起义军遭到了暂时的挫折。
同治元年（1863），宋景诗重整旗鼓，带着队伍回到了家乡附近的临清。
在家乡等着他们的，不仅有清政府的官军，而且还有当地地主阶级自己组织起来的反动武装——“团练”。这些团练武装，都是由当地的恶霸土豪所掌握，对革命农民抱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其中尤以杨鸣谦领导的“柳林团”和王二香领导的“冈屯团”最为凶狠毒辣。黑旗军对这两个“民团”“白天打，黑夜打，见天儿打”，打得这两个凶狠的地主武装，龟缩在圩（wéi）子里不敢伸头，杨鸣谦和王二香也被宋景诗用计杀死。从此以后，黑旗军又连续战胜了清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黑旗军的纪律是很好的。他们规定：不许敲诈民财，不许占住民宅，不许奸盗邪淫。走路行军绝对不踩庄稼，到一个地方只在野外扎营，不进村庄。黑旗军每到一处，都先出告示安民，公卖公买，不赊不拿，并把反动及逃亡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耕种、食用。所以，人民群众对于黑旗军爱护备至：妇女们为黑旗军巡风；小孩们为黑旗军遛马；打仗时，农民们扬土助阵。正因为如此，后来黑旗军虽只剩两千多人，仍然能屡次打退三四万反动武装的攻击。
清朝统治者为了拔去这个眼中钉，最后调动了它的王牌军——僧格林沁的队伍和直隶总督刘长佑的队伍，联合起来向黑旗军进攻。1863年9月21日，两军会战。反动派的优势兵力逼使黑旗军不得不撤退。撤退时，宋景诗叫人在圩子上遍插旌旗，锣鼓不停。第二天僧格林沁扑进圩子，只见绵羊倒悬，羊蹄击鼓，老牛曳车，车插旌旗，而起义军却早已不见了。
可惜从此以后，起义军就兵分四散，有一部分被清军击败；另一部分人，在宋景诗率领下，和捻军会合起来，继续战斗。
（宫明）
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英、法侵略者向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都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同，所以叫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虽然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取得了一定的侵略权利，但由于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得比较缓慢，外国商品对中国输入的增加速度，远不能使外国侵略者满意。清政府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并且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但它为了维护“天朝”的体面和减少人民的反抗，还不敢公开地站到侵略者方面去，因而和外国侵略者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使侵略者感到有丧失在华既得权益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使清政府百依百顺地为自己的侵略政策服务，外国侵略者便决定再一次向清政府动用武力，通过一打一拉的方式，达到上述侵略目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直接引起的。1856年10月，广州水师在广州附近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海盗，这本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以该船曾在香港登记（事实上登记证已过期），应受英国保护为借口，硬说中国水师在搜船时侮辱了英国国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释放全部水手、赔礼道歉并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等无理要求，蓄意发动武装挑衅，最后终于爆发了战争。
1857年7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率领一支海陆军到香港。法国也以“西林教案”（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进行侵略活动。1856年，西林知县迫于人民公愤，依法将马赖处死）为借口，命葛罗为全权大臣率军来华。美、俄两国也派公使和英国联系，表示支持英、法两国，以便趁火打劫。
1857年12月，由于叶名琛不修战备，英法联军攻陷了广州，叶名琛被俘，但英法侵略联军立即遭到广州人民和团练的反抗。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臣北上至大沽口外和清政府代表谈判。英、法两国在谈判中故意制造问题，使谈判破裂。5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大沽炮台，直扑天津。清政府忙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议和，与侵略者订立了《天津条约》。1859年6月，英、法侵略者借口交换条约批准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外，拒绝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的路线，炮轰大沽炮台。守军奋起抵抗，击沉英、法兵船十余只。侵略军退回上海，经过一番休整之后，于1860年8月再度攻陷大沽、天津，直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侵略军攻占圆明园，园内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被掠夺一空，随后他们又纵火焚烧，使这座瑰丽的园林化为一堆瓦砾。侵略军焚毁圆明园后，跟着进占北京，恭亲王奕代表清政府和英、法议和，接受了侵略者的一切要求，于1860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主要规定：1外国得派公使驻北京。2增辟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口岸。3割九龙给英国。4赔英、法军费各白银八百万两。5准许外国人在内地自由传教，等等。
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始终是英、法侵略者的帮凶。当“亚罗”号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使巴驾对英国的侵略行为表示“完全热忱地赞成”，而且保证要和英国“行动一致”，积极支持英国发动战争挑衅。英国海军开始进攻广州，美国海军也马上尾随而来。美国三艘军舰借口护侨，在驶向广州途中竟发炮攻击猎德炮台。巴驾自己承认，这种行动是“帮助英国”的。但是，当战争已经扩大之后，美国一方面继续对英、法表示坚决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却又向清朝政府唱起和平的调子，表示友谊，以一个和事佬的假面目出现。实际上，美国已经看准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不堪一击，所以乐得借刀杀人，等着坐收渔利。1857年春，美国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他带着美国政府关于联合英、法行动，逼迫清政府修约的训令，一方面鼓励英、法打，另一方面又威逼清朝和，使出了最阴险毒辣的两面手法，最后终于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分沾”了“利益”。曾经是美国国务院历史顾问的德涅特也不能不供认说：“美国代表在国际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无耻的角色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侵略者虽然想尽办法，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和平天使，但是它的双手沾满了杀人的鲜血，这是永远也洗不掉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仅外国侵略者扩大了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而且由于外国公使驻京，侵略者与清统治者开始直接接触，使清政府越来越受外国势力的控制，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汝珩）
圆明园
北京西郊，从西苑到西山一带，风景非常秀丽。远在八百年前，封建的王侯世家便在这里营建起行宫别苑，作为他们行乐的场所。清朝雍正皇帝即位，正式决定把这一带定为夏宫所在，扩建了不少避暑宫殿。到了乾隆皇帝时，更大集全国名匠，从事兴建。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就没有一天停止过营建。清政府向人民尽情勒索，花费了数以亿万计的钱财，驱使着千百万民工日夜地劳动，终于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少有的宏伟美丽的人工宫苑（从前把帝王的花园叫作苑），这就是圆明园。
圆明园包括最主要的三个园：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所以也叫圆明三园，其中以圆明园为最大。此外还有很多属园，散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这基础上建筑起来的）、近春园、熙春园（清华园内）和勺园、蔚秀园等。这些园以圆明园为中心，连绵二十多里，在这一带地方，举目所见，一片山水林园，殿阁亭台，非常壮丽。
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典范。园中有庄严宏伟的殿堂，也有玲珑轻巧的楼阁亭台、曲径回廊；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村”。园中有很多景物是仿照各地的名胜，如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等著名园景建造的。漫步园中，有如游历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园中还有很多景物是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使人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那些诗人画家的幻想境界。所有的景物都是依着自然的湖山精心设计的，整个布局非常和谐。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丽，而且还收藏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上自先秦时代的鼎彝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名人书画，所以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宏大的博物馆。
可是，我国千万劳动人民凭血汗修造起来的这座杰出的建筑精华，却惨遭那些自称为“欧洲文明者”的彻底破坏。
1860年，英、法侵略者打到北京城，强盗们进入圆明园以后，大肆抢劫。每个强盗都腰囊累累，满载出园。当强盗们抢走了所能抢走的东西，破坏了所能破坏的东西以后，为了掩饰这个罪恶野蛮的行为，强盗头子便下令烧毁全园，一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火势历三昼夜不熄。这个世界上的名园，就这样在侵略者的野蛮焚掠下，化为焦土。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美珍）
北京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清朝贵族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权力的斗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贵族集团在这次斗争中获胜，夺得了清朝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北京政变”。政变以后，中国最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组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并且联合镇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腐朽的清朝军队被英、法侵略军打得丢盔卸甲，节节溃败。1860年8月，驻守大沽的清军主帅僧格林沁不战而逃，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天津，到了9月底，侵略军逼近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乱成一团，咸丰皇帝也吓得丧魂失魄，急急忙忙带着他的宠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率领着一班亲信大臣逃到热河躲了起来。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在北京观看风色，进行求降乞和的卑鄙勾当，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彻底地向外国侵略者投降。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得到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多得多的特权，他们对奕在订约过程中“有求必应”的奴才相十分赞赏，不断地加以扶植。奕也以深得外国主子的欢心为荣，更是百般恭顺，甘心做外国侵略者最驯顺的工具。当时太平天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革命斗争，这不但对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是致命的危险，而且对外国侵略者已经取得的特权利益也是严重的威胁，因此，这些侵略强盗为了要保住这个已经屈服了的反动政权，以便利用它来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就决心要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北京条约》刚一签订，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立刻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侵略者的这个表示受到奕的热烈欢迎。
当时清朝的实权主要掌握在跟着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去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手中，这些人在镇压革命这一点上，和外国侵略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还很不放心，唯恐外国侵略者借机改变清朝的封建统治，所以不敢轻易地“借师助剿”。这样，他们就在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道路上，成为外国侵略者最讨厌的障碍。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甚至说：“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载垣）、端华、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条约（指《北京条约》）。”因此，他们极力寻找机会扶持最忠实的走狗来掌握政权。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儿子载淳当了皇帝（同治皇帝）。这个皇帝当时年仅六岁，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很想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夺取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她先授意一些支持她的官僚，建议由她“垂帘听政”，也就是说由她来实际掌握政权。但载垣等人以清朝从来还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例子为理由，极力反对。慈禧的野心未能实现，怀恨在心，就暗地里与奕建立了联系，阴谋发动政变，宫廷中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外国侵略者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极力支持奕去怂恿慈禧回到北京制造政变，并且保证回来后绝不对她有任何刁难。
10月，奕从北京到热河，与慈禧密商政变，并且拉拢了在北京、天津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同谋。一切准备就绪，11月1日，慈禧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政变就发生了。他们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逮捕起来，处以死刑，同时宣布拥护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从此，慈禧登上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奕也被任命为议政王大臣辅政事，发动政变有功的桂良、文祥等人，也都做了军机大臣。政变成功，以慈禧太后为首，一个更腐朽、更黑暗的封建反动统治政权建立起来了。
外国侵略者对“北京政变”早就抱有希望，美国公使曾经说：“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现在，他们对政变的成功当然更加高兴。这位公使兴高采烈地说“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毫不掩饰地承认这次政变是在他们支持下搞成的。
通过“北京政变”，中外反革命势力开始结合起来了。1862年年初，清朝统治者决定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来镇压革命。
（汝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这个新职位，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一直到1860年，清政府没有设立和外国侵略者办理外交和商务的专门机构。
1860年以后，中外反革命势力为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勾结起来。外国侵略者派遣了公使、领事、传教士到中国，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并且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了奕等代理人。这时外国侵略者发现，还缺少一个更加得力的机构来贯彻它们的侵略意图。
最会看洋人脸色办事的恭亲王奕，为了投合外国主子的心意，主动地奏准设立“专一其事”地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的机构。1861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成立。
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只管外交、商务，后来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大，它的权力也一天天扩大，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并且由奕等这样显要的满洲贵族亲自主持，实际上总理衙门已发展成为清政府的“内阁”。
总理衙门的经费几乎完全靠洋人控制的海关供给，总理衙门的人员升官快、待遇高、地位突出。这种特殊现象，曾引起别的衙门的不满。最后，连皇帝也不得不出来为总理衙门辩护解释，皇帝的辩解很干脆，他说：“总理衙门，办理的都是外国事情，自然和别的衙门不同。”办理外国事情的衙门就可以与众不同，这种不同，恰恰表现了这个机构的半殖民地的性质。
清政府专门成立一个高级机构来处理与侵略者利益相关的问题，并且通过这个机构来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志，这当然使外国侵略者称心如意。英、法公使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欣喜非常”，认为这是“数十年求之不得”的，他们大为赞赏奕想出来的联合中外势力的“最妙良法”。
总理衙门是中外势力结合的产物，它的成立是清政府统治机构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明显标志。从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为外务部，在这四十年间，它始终是联合中外势力的总机构，是清政府进行卖国活动的场所。
（杨遵道）
租界
外国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曾经对中国发动许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地方——这些地方就成了所谓的“租界”。
英国首先引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0月）中英《虎门条约》关于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在1845年年底诱骗上海官吏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确定了英国人租地办法，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建立了第一个租界。当时根据土地章程规定，土地主权仍然属于中国，中国业主可以收取一定租金，中国政府有干预租界内行政的权力。到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外国侵略者得寸进尺，进一步排斥了中国政府在上海租界内行使行政、司法、警察和收税的权力，在租界内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上海租界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租界界址不断扩大，租界的数目日益增多。英、美、德、法、俄、日等国，曾先后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地设立了租界。
外国侵略者把租界作为走私偷运、贩卖毒品、残害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基地。租界内烟窟、妓院、赌场林立，例如1856年上海法租界的预算中，烟窟、妓院、赌场的执照收入，占全部预算收入的一半。
租界是外国人在华投资的集中地，1894年前，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非法设立的工厂、船坞、银行等大都集中在租界区，租界成为控制中国金融财政，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直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榨取中国人民脂膏的罪恶场所。
租界是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的桥梁，外国侵略者把租界作为培养买办势力，勾结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据地，还把租界作为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据点。
租界又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在租界内，外国侵略者设教堂、办医院、设学校、办报纸，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达到愚弄广大中国人民的目的。
总之，租界是外国侵略者从事罪恶勾当，在经济上盘剥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奴役中国人民，在思想意识上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的反动堡垒。在租界内，外国侵略者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形成一个个“国家中的国家”。
中国人民一直反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早在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驱逐外国侵略者，收回了汉口、九江的租界，开始了收回租界运动。同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有些租界在形式上是收回了，但实际上没有改变租界的性质。直到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租界才被彻底清除。
（杨遵道）
中国海关
海关是国家对于进出国境的一切货物进行监督检查、征收关税并执行查禁走私任务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一个国家的海关，好像是这个国家的大门。海关的管理权，好像是大门的钥匙。大门的钥匙怎能由外国侵略者掌管呢？可是近代中国大门的钥匙，长期以来掌握在英国侵略者手里。那么，中国的海关管理权是怎样落入外国侵略者手里的呢？
早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里就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出口的货税，要“秉公议定”。这个规定已经开始破坏了中国海关的主权。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驻上海的英、美、法三国领事，趁机派兵侵占了设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海关，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为了控制中国海关，英、美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最后，英、美、法在共同控制中国海关这一点上达成妥协，并联合一致对上海地方政府进行威胁、利诱，迫使上海官吏接受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派一个税务司管理上海海关，主持税收工作的要求。1854年6月29日，英、美、法三国领事和上海道吴健彰订立了有关上海海关的协定。7月12日，根据协定，由英、美、法各派一个侵略分子组成三人关税管理委员会，霸占了上海海关的税收工作，侵略者就这样轻易地攫取了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此后，外国侵略者积极活动，企图把上海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推广到各通商口岸。
1859年，野心勃勃的英国税务司李泰国，经过上海道买办官僚薛焕的保举，被两江总督任命为总税务司，并得到了选募各通商口岸税务司的权力。这样李泰国抓到海关的用人大权，确立了英国人在海关中的统治地位，并在广州建立了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制度。
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赫德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赫德是一个八面玲珑、阴险狡猾的侵略分子。他一方面在保持英国对中国海关领导权的条件下，按各国在华势力的大小，任用了其他各国的税务司，对中国海关实行共管，缓和了各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取得了其他侵略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又把海关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清政府，用来延续清政府的统治，镇压中国人民的起义，从而赢得了清政府对他的宠爱和信任。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赫德成为一个不倒翁，连续把持中国海关管理权达四十多年之久。在他的任期内，赫德一手制定了一套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并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外国侵略者把持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掌握了中国大门的钥匙，这不仅大大地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而且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们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是“洋人”，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另一方面又算是清政府雇用的人员，这种地位使他们既为清朝官僚所畏惧，而又容易取得官僚们的信任。因此他们比起外交官、传教士有着更合适的身份来参与和支配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在19世纪末，这些掌握中国海关管理权的洋员，任意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包揽其他权利，他们对于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促使清政权的半殖民化起了重大的作用。
（杨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