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土著世界已在前几章中讲述了，故本章主要是讲自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开始至公元六世纪期间，亦即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上的游牧世界以及它与土著世界的关系。
从很早时候起，在亚欧大陆上从东到西就有许多游牧民族在活动，亚欧大陆上的这些游牧民族本身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大草原—亚欧大草原。这个世界就其自然条件，亦即就当时的生产力对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所能利用的情况来讲，这里不能经营农业，人类生活主要靠畜牧，并且在多数地方主要是靠游牧。当上古中晚期时，大草原世界的游牧民族不断地与土著世界发生接触，并在某些地区对当地土著民族的历史发展给予了重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大草原世界在全世界历史上有其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亚欧大陆游牧世界的地理范围与种族
欧亚大草原的地理范围很含混，不像土著地带那样各国都有着固定的界限，并且即使在整个游牧地带之内各个活动的种族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限。大致上从蒙古以西直到南俄——今乌克兰地方，这一大片地区在过去就是这个大草原世界的总范围。其主要地带大部在今日中国和苏联两国的国境之内，此外还包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部，以及阿富汗、伊朗的一部分。
在亚欧大草原上活动着的种族对这个大草原并没有留下一个固定的名称，后来所有的一些名称也多是土著地带的人给它起的。而各个土著地带的人们又各有各的称呼，因此在历史上一般地说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和统一的名称。如中国称中国北方及西北以外的游牧地带为“西域”。但“西域”一名在中国历史上应用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狭义的比较固定的范围是指葱岭以东的地方，此狭义的“西域”，大体上等于今日之新疆省；广义的意义则完全不固定，可大可小，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所知道的，或曾发生过一些关系的中国西北边疆以外的地方，都被中国笼统地称为“西域”。印度虽然与这个世界关系很密切，常被这个世界的游牧民族所侵害，但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一定的名称。希腊罗马则称此地为塞其提亚（scythia）。希腊罗马人可能是根据此草原上与他们关系较密切的种族对自己的称呼，而以之称其所活动的地区为塞其提亚的。希腊罗马人用此名时也有二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是指喀尔帕提（carpates）山脉以东直至顿河（tanais）之间的草原，这一带是与希腊、罗马人关系最密切的大草原的一部分；广义的是指再往东的远近不等的塞其提亚的世界。
在此亚欧大草原上活动的游牧民族，其中有许多曾与中国发生过关系，中国曾给予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就中则以匈奴人与中国关系最密切。中国历史上对匈奴人也有种种称谓，但这不过是字的写法不同，音则都与“匈奴”相近。距离中国较远地方的各游牧民族，中国则笼统地称之为“塞人”，大约就是那些被希腊罗马称之为“塞其提人”（scythae）的人。
历史这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土著地带，因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下，即从氏族社会转入有阶级社会以后，土著地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不过，游牧地带也不能被忽略，因它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对历史的发展也曾发生了很大影响。
关于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的分化大体上是发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后，就旧大陆讲，偏北的一部分是游牧世界，偏南的部分渐变为土著世界。土著世界很快就转入了有阶级社会，而游牧世界则仍较长期地停留在氏族社会。这些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游牧世界中的人常侵掠土著地带，因土著地带开发较高，生活较优裕。游牧者对土著地带边界地方的经常抢掠行为，有时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从而使自己定居在土著地带。在上古史阶段中曾发生过三次游牧民族对土著世界的大规模的侵略，前两次已在第五章中讲过，第三次就是本章中所要提到的。
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东西方几乎是同时，发生了游牧民族向土著地带的大规模的侵略活动，东方主要是以匈奴人为主，西方则以日耳曼人为主。就游牧世界——亚欧大草原的自然环境看，南北皆有天然的屏障：北边是无法穿越的寒带与半寒带的原始森林，南边则为许多大山脉所阻挡，山脉以南就是土著地带。但在这些区界游牧与土著地带的大山脉之内却有着几个天然的山隘，可使游牧民族长驱直入土著地带。在中国方面，从正北，匈奴人可以经过今内蒙古与山西之间的阴山、雁门冲入晋北，或从西北经由阳关、玉门关进入今蒙古平原及黄河流域。在波斯、印度方面，游牧民族可以经过印度高加索山（即印度库施山）的山路进入伊朗高原及印度河流域。由此再往西，游牧民族可以经过高加索山的出口进入亚美尼亚高原。再西，至欧洲，游牧民族则可经过多瑙河下游的河谷进入巴尔干半岛，并可穿过赫列斯滂沱海峡进入小亚细亚。
同时在游牧世界的生活条件下，有一个为游牧民族加以很好利用了的条件，那就是关于马的使用。马能为人所利用后，不但对游牧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上古甚至中古时代土著地带的历史和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基本上是游牧地带的牲畜，最早驯服马的是游牧地带的某一个地方。马最初的功用与其他的牲畜一样，也是用来驮物载重，后又用以挽车。但游牧地带之用马挽车与土著地带不同，它所挽的车主要是游牧者的“行屋”。再后，游牧民族更改变了车的制作方法，将之变成战车，以马挽之，作为一种作战的工具。最早知道以马拖战车作战的是游牧民族，特别是西方的游牧民族，时间约在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左右时。不过在其同时或稍晚，中国也有了同样的方法，西周时候开始有了清楚的记载，在周灭殷的大战中，即已“檀车煌煌”（《大雅·大明》）。但中国绝不是从游牧民族学来的，因当时与中国有关的游牧民族都还不知使用战车。关于马的利用，更晚一步的发展便是“乘马”。“乘马”也是游牧民族的贡献，并且也将之用在作战上，发明了骑射。至此，游牧民族与土著地带的关系乃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近代科学发达以前，马是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在人能“乘马”以前，游牧地带地旷人稀（因为生产力低下，故人口稀少），而且彼此间的交通又大成问题，故不可能在政治上结成一个有联系的较大整体。人能骑马后，游牧地区各地之间的交通问题才解决了，各地之间在政治上乃有了大规模的合作，这不但促进了游牧种族自己内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自此以后，尤其在骑射成为一种战术之后，游牧种族间只要出现一个军事天才，即可组织起来一支人数较多的队伍，轻而易举地向土著世界发动侵掠和进攻。土著世界很难抵挡。并且如当土著世界的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正激烈而致大乱，从而削弱了土著世界对游牧种族的抵抗时，游牧种族就能乘虚而入，倾覆了土著世界的国家，占领一块土地，使自己成为当地的统治者。这种情况曾同时发生在旧大陆的东西两部分。以下就东、西方分开来讲。
二、塞人与希腊罗马
亚欧大草原上，上古中晚期西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塞人。塞人也是印度欧罗巴人的一种。塞人的部族很多，最早与希腊人发生关系的塞人部族也不止一个。在公元前八〇〇年以前，希腊人称与之接触的游牧民族为其美里人。公元前七世纪以下，希腊人又称这种与之接触的游牧民族为塞其提人，公元前三世纪以下则称他们为萨马提人（sarmatae），一般的泛称则都是用“塞其提人”一词。
关于塞人的生活，据希腊人的记载可知完全是游牧式的。他们的主要财产就是马、牛、羊，他们的生活必需的一切都出自此：牛羊的粪便是他们习用的燃料；牲畜的皮或牲畜的毛压成的呢便是他们作衣服的料子，同时也是搭制他们的房屋—营帐的原料；饮食更不必说。作战在塞人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战争性质除向外侵略外，各部族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马是他们作战时的重要工具，他们很善于骑射。同时每人皆佩有短刀，在短距离内交锋时则以短刀相接。塞人的全部服装都与骑马有关，主要有绔、长靴马褂和小帽。游牧民族要骑马必须先解决服装问题，而骑马服装的首要问题则在“绔”上。人知道用马拉车代步之后，在有紧急事情来不及套车或无车之时往往也“坐马”，但坐马不能疾驶，疾驶则必须骑马，而骑马必须先解决绔的问题。最初人穿的衣服，无论东、西方，都是分上衣与下衣两部分，上衣约长至膝，下衣则是一块布作的裙，两者在中国合称“衣裳”。天冷时则往往用布片或皮片裹在腿上，以后乃作成两只筒状物套在腿上，称“套绔”，再后又在其上加上一横腰将两只绔腿联起，就成为了“开裆绔”，世界各地区都曾发展到这一步。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大草原西部的塞人最先进一步解决了“裆”的问题，变开裆绔为合裆绔，即中国古代所谓“裈”或“穷绔”。这是为骑马而准备的服装。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人就可以骑马了。马不但能走长途，而且是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游牧民族会骑马后，解决了大草原地区长距离之间交通的大问题，各地区人的交往和商业关系密切起来了。但在骑射发明后，游牧民族侵略土著世界的事也严重起来，所以就从发明骑射的上古中期起，直到上古晚期，游牧民族乃开始大规模地侵略土著世界。在此时期中最早在西方活动的主要就是塞人。
希腊人最早在公元前八世纪时与塞人发生了接触。当时塞人仍处在氏族社会，生产水平很低，不过他们已征服了一些土著地方，故能以土著地区的物产以补其不足。塞人与希腊人之间曾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他们曾在黑海北岸与希腊人进行贸易，以粮食（主要是麦）来交换希腊的各种手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但他们用以进行交换的粮食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出产，而是由被其征服的土著地方的人入贡来的。这些粮食曾成为希腊商业城市粮食的一个重要来源。
塞人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南俄直到今蒙古高原以西皆属其活动范围。在此范围以西，亦即今西欧一带活动的则是科尔提人。科尔提人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以后第二批大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的一支，后来的高卢人即是科尔提人中的一种。在此范围以东活动的则是大月氏人。塞人活动范围中东部的塞人又被称为“塞卡”（saca，sacae是一个波斯名词）人，西部的塞人则被称为“塞其提”人。塞其提人又可分为三部分。最早与希腊人接触的这部分塞其提人，在征服了南俄地方原来经营农业的土人后，即以此为其政治中心。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到后来也开始过土著生活了。这些塞其提人曾以南俄为中心向外发展，向西南与希腊发生了接触，特别是与马其顿争夺特拉其（thrace）东部地方，双方战争很多。后来这些塞其提人曾在黑海以北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塞人国家。此外，黑海以东的一部分塞其提人，曾越过高加索山到达了黑海的东南岸，开始定居下来过着土著生活，但他们并不以农业为主，而主要是经营畜牧，特别是养马来大批出卖。这些塞其提人建立的国家即是公元前一世纪时曾与罗马发生过冲突的滂沱国。黑海以南的塞其提人，则曾与波斯发生接触，双方时起冲突，曾成为波斯历史上的严重边患。到公元前三世纪时，黑海以北的塞人国家内部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另一种被称为“萨马提”的塞人将当地的塞人——塞其提打败，此后此塞人国家即行分裂：一部分人向南逃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一部分投降了萨马提人，到后来逐渐与萨马提人混合起来，演化为后来之斯拉夫人，主要为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当这批塞人再见于历史时，已是属俄国史范围之内了。
东部靠近中亚地方的塞人，即波斯史上的塞卡人，占有药杀水和乌浒水流域，建立了大夏国。后此国为亚历山大所征服，接受了希腊的文化。亚历山大死后，此地属叙利亚（条支）国。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此地又脱离叙利亚国独立。公元前二世纪末此国又为受匈奴人压迫自中国西北边疆向西迁移的大月氏人所并。大月氏人曾在这里建立起了贵霜帝国，并一度向南发展，过印度河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是即印度历史上之贵霜王朝（公元四五—二二五年）。
上古世界游牧民族，特别是塞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主要是马的驯服与使用。马的驯服最早是以大草原地带为主的。马的使用步骤则是先只用以载重和挽车，再进一步发展为挽战车，最后则以马为乘骑。而骑马又首先是在草原上活动的塞人发明的。
人会骑马后，不但解决了游牧世界及土著世界的交通问题，并且促使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土著世界，马的使用更使得大帝国成立有了可能，如波斯（公元前五五〇年左右）和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这两个大帝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要想能够控制辽阔的地区，必须要解决交通问题，而当时交通则主要靠马来解决。因此说，马的被人乘骑给予了土著世界的历史发展以很大影响。此外，人能骑马以后，特别是发明了骑射以后，作战的技术有了很大改变。马给人的印象非常深，故而后来有“马力”这一名词出现。
游牧民族的另一贡献是他们的骑马服装。这种服装后来全部传至土著世界。中国较晚约在战国初期至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时即开始接受了这种服装。西方则更早一些，科尔提人最先接受了塞人的影响，开始穿绔、骑马，后科尔提人又影响了日耳曼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使得土著世界的服装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直到今日整个世界的服装，尤其是男子的服装，基本上还是游牧世界的色彩。在此以前男子服装中的长袍到中古时候已基本上消灭了，如果穿长袍也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如欧洲只教士穿长袍，中国只统治阶级穿长袍。在女子服装上，今日在多数地方尚较多的保留了古代服装的装饰性作用，如裳即始终保留着。
亚欧大草原在很长时间中曾是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交通特别是商业交通的必经地带，因而也就成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然媒介。游牧世界在远东和泰西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上的重要地位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时始发生了变化。由于十六世纪后发现了新航路，经过印度洋、大西洋，远东和泰西可以直接交通了，因而大草原地带在这方面不再占居重要地位。
三、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问题，在上古时代基本上就是匈奴人的问题。过去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匈奴”究竟是什么种族？今日尚无足够材料来证明，因为古代既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而现在匈奴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部族来看又已经消灭了，过去匈奴的血统基本上已分散到了各种族之中去，所以无法考证。据西方记载说匈奴人的像貌很特别，可见他不是印度欧罗巴种族。今日一般意见大致认为匈奴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突厥人。
匈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大患。中国历史称匈奴虽有各种不同的名字，但其音则大致相同。如殷代称之为鬼方，殷周之际称之为鬼戎、混夷、犬夷、昆夷、串夷或畎夷，西周时则称之为犬夷、西戎或獗狁，到东周春秋时代，与匈奴关系密切的一些国家，如秦国称之为西戎，晋国称之为狄，齐国与燕国则以山戎名之。但春秋以前的匈奴人尚不是会骑射的部族，因此对中国威胁不大。匈奴之成为中国的大威胁是自战国时代开始的，此时才出现了“匈奴”之名，或亦称“胡”。因为此时游牧世界西部的骑射已传至了游牧世界的东部，所以在战国初年匈奴人已学会了骑射，从而对中国的进攻加紧了。中国为抵御匈奴，于是也只好学骑射。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中国开始骑射作战。（后中国历史学家曾误认为中国是在赵武灵王时至公元前三〇七年始胡服骑射，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战国策》的错误记载所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事，只可能说明赵国在这一年开始大规模扩充骑兵。）防御匈奴入侵的第二个办法就是筑长城，因为除了天然的地形外，只有长城才有效地遏止疾冲的骑兵的长线堡垒。所以在战国时代，北方的三个国家——秦、赵、燕都修建了长城。
骑射传入中国后，使得中国内部的战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骑射之后战争不再是春秋时代的那种斯文战争—坐在战车上很斯文地射箭了，现在则是疾捷地以骑兵为主的战争了，同时各国之间为了防御彼此的骑兵的奇袭，除非有天然的屏障，都要修筑长城以资对付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拆除了中国内地的长城，而加强了北方边境上的长城。
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中心约在后日历史上的内蒙一带（包括今内蒙及以南一小部地方），其活动范围南达陕北与晋北。秦始皇认为这种错综辽阔的与匈奴为界的边疆太不易守，故在公元前二一五年令蒙恬率军攻取了“河南之地”（今河套地方），基本上与匈奴人的接触线拉平了。翌年又在这条接触线上加修了长城，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联接起来，同时将河南之地全部圈入了长城。从此以后长城以内便成了中国的固定边疆。这是土著对游牧部族的一大胜利。而中国只有当此之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则是因为中国在此时才达到了全国的统一，而只有在统一之后，才可能集中中国的全部力量来解决边疆的问题。但在秦末汉初时匈奴人更加强大起来，与中国长期地在边疆上进行着斗争。冒顿单于（约公元前二〇九—公元前一七四年）在位时，匈奴人以冒顿作中心建立起了一个大帝国。冒顿曾向西发展吞并了大月氏（使大月氏人被迫离开湟中地方向西逃迁），并自大月氏地方继续向西发展，控制了西域地方，向东则吞并了东湖之地（今热河一带与辽宁），向北占据了漠北，向南则乘中国秦汉之间大乱之际进入长城线，重又夺回了河套——河南之地。
汉高帝统一了中国后，注意到北边匈奴的严重问题，并曾亲自率军征讨匈奴，但在公元前二〇〇年那一年其军队反被匈奴包围于平城达七日。因此自公元前一九八年起，汉乃不得不用和亲政策来缓和边疆问题。此后，历文景时代的六七十年，中国对匈奴始终实行着和亲政策，这是迫不得已的，因当时中国历经大乱之后，国内经济尚未获得恢复，因此无力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汉武帝时（公元前一四〇—公元前八七年），中国始有力量主动攻击匈奴，最后在卫青、霍去病领军时候才屡败匈奴（公元前一二九—公元前一一九年），首先重又占领了河套地方。继而在公元前一二一年断匈奴之右臂，即攻占了过去大月氏地方，切断了匈奴与今甘、新、青一带的氐、羌游牧民族的联系，然后继续向西北发展，以求控制西域地方。公元前一一九年又断匈奴之左臂，即攻占了原匈奴所夺取的东胡地方。从战略观点上看，中国只有控制了西域和东胡地方，才能完成对匈奴的反包围攻势，所以当断匈奴左右臂的战略取得胜利之后不久，中国即将匈奴驱逐到了大漠以北，确保了中国边疆的安全。此后匈奴问题始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了。武帝以后，匈奴因受到外来打击，内部混乱起来。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内部有五人争作单于，互相混战，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公元前五三年乃正式向中国投降。在公元前五一年和公元前四九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曾两次亲到长安朝见中国皇帝。在此以后的西汉时代，北部边疆的匈奴问题等于彻底解决了。
但到西汉末王莽时期，中国内部混乱起来，匈奴又开始扰边。由于此时中国对西域已无力控制，西域也独立起来，并且西域一部分小国又被匈奴征服，匈奴对中国重新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北部边疆问题又严重化了。但匈奴却始终未能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内部也时常发生内乱。到公元四八年时，匈奴内部大乱后分成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单于自称为呼韩邪，因其力量较弱，抵御不住北匈奴，故投降了中国，请共御北匈奴。中国乃令南匈奴守其本土，并将中国北方一些据点（今内蒙自治区之呼和浩特一带）交与南匈奴防守。公元六二年北匈奴曾南侵，结果为南匈奴与中国的联合力量打败。此后中国即利用匈奴人的分裂，与南匈奴一起一步步地压迫北匈奴，企图解决中国北部及西北的边疆问题。公元七三年窦固与南匈奴联合进攻北匈奴，占领了西域东部当地称为伊吾卢的地方（今哈密一带）。当中国占领了此地后，西域各国由于北匈奴压迫太甚，亦于公元七四年脱离了北匈奴的控制，并派质子到中国来，表示与中国亲善。匈奴的右臂又被切断。公元八九至九一年窦宪乃大规模征伐北匈奴，大破之。中国西北边疆重形稳定。公元九一年班超为西域都护，中国彻底控制了西域地方。此后北匈奴即开始向西迁徙，不再见于中国历史。
南匈奴在此后的长时期内，大体上是代中国防守着北部边疆，并且其本身也由游牧生活逐渐变为半游牧半农业生活的民族。当中国内乱时，南匈奴虽也间或附乱，但始终并不成为中国的忧患，直到西晋末年，由于中国的统治阶级对人民以及少数民族压榨过甚，并且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内乱至八王之乱（公元三〇〇年），南匈奴始乘机起来。公元三〇四年刘渊自称汉王，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控制，并自晋北向晋南发展，之后渡过了黄河，灭亡了西晋，造成了中国史上“五胡乱华”的局面。
在南匈奴引起的“五胡乱华”后不久，北匈奴在其长期向西迁移的过程中最后到达了黑海，吞并了先已在当地定居的东哥特人，并压迫西哥特人，使其退入罗马帝国内部，因而如前章所述，间接地促成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分裂。
四、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西部罗马政权之颠覆
“日耳曼人”一词并非日耳曼人的自称。日耳曼人的许多部族虽各有自己的名称，但因他们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联合的组织，所以也始终没有一个总称。“germani”之名是最早和他们发生接触的高卢人称呼他们的名字，其所居地则称为“germamia”。
日耳曼人的早期历史很不清楚，但可推知他们就是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左右时向外迁徙的印度欧罗巴人中的一支，是由东（里海西北）向西（欧洲）迁徙的一批人数较多的印度欧罗巴人。大约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时，他们已移动到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南部（丹麦）及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地方（今德国中东部）。当时易北河以西为科尔提人—高卢人，故高卢人最先与他们发生了接触。
日耳曼人在其继续向外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亦开始分化，渐分裂为三支：西支、东支和北支。西支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后即开始与易北河以西的科尔提人争夺土地，将科尔提人压迫到了莱茵河以西的地方。莱茵河以东、斯堪的那维亚以南地区成为了西支日耳曼人的活动区域。到公元前二〇〇年时，他们已发展到了麦因河流域。公元前一〇〇年时又占据了今日南德地方。至此为止，今日德国地方基本上已成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此后西支日耳曼人且曾企图向西渡过莱茵河与科尔提人——高卢人争夺高卢，但在此时罗马人也正计划攻取高卢，因而两者间发生了争夺高卢的战争。后恺撒将西支日耳曼人打败，罗马征服了全部高卢。
西支日耳曼人最初原是畜牧与农业兼营的部族。罗马人塔其屠（公元五五—一一七年）在公元一世纪末时曾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一时期，仔细地考察了这些日耳曼人的生活，后著了germania一书，述及他们的社会情况。按照他的记载，此时西支日耳曼人已完全发展成为农业部族了。
东支日耳曼人在公元前六〇〇年至二〇〇年间，越过了波罗的海，沿维斯吐拉河逆流而上，至喀尔帕提山附近，开始定居下来。这一支日耳曼人到后来即发展成为后日之阿兰（alani）、伯根第（burgundi）和哥特人。东支日耳曼人的最东一部分人最后又迁移到了黑海沿岸，在公元二一四年始见到有关于这批人的记载，这批日耳曼人主要即后之哥特人。
北支日耳曼人是仍然停留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并长期定居下来的那一支日耳曼人。到后发展成为后日之冰岛人、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北支日耳曼人始终未与罗马直接接触过。
希腊人与罗马人很早就知道了日耳曼人。据希腊人的记载，在公元前三五〇年左右，希腊商人pythea到波罗的海去经商时曾遇到过他们，这是希腊最早的有关日耳曼人的记载。罗马人最早知道这种人则是在公元前二二五年左右之时，此时日耳曼人已与罗马发生了接触，后更逐渐对罗马形成为一种强大的压力和威胁。罗马人也曾注意到这个边患问题，公元九年奥古斯督曾派罗马大将quintilius varus统率大军渡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人的内地去征服他们，但结果反而在今日德国西部一个地方（teutoburger wald）被日耳曼首领亚敏尼沃（arminius）打得大败。从此，罗马乃放弃了征服日耳曼人的计划，而日耳曼人却日益严重地成为罗马整个欧洲边疆的大问题。这种形势一直发展为公元三七六年西哥特人正式进入罗马帝国，并在三七八年与罗马帝国发生直接冲突的事件。
公元三七八年罗马帝国为西哥特打败后，内部曾一度混乱。到提沃窦舍于公元三七九年即位为皇帝（公元三七九—三九五年）后，乃开始一面极力克服国内蛮人之扰乱，一面镇压内部之人民起义，至公元三九四年基本上平定了混乱局面，成为统治罗马全国的唯一皇帝。但他在位时罗马帝国的统一只是暂时的，这完全是靠提沃窦舍个人一时的才干，故在他死后帝国即又分裂。而这次分裂是最后的，也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上，统一的罗马大帝国分崩了。此后帝国大体上分为了东西两部分，由其二子分别统治。东帝为阿卡底沃（arcadius，公元三九五—四〇八年），在其统治之时，东部帝国无甚大事发生，能够维持其正常的统治。西帝为赫诺略（honorius，公元三九五—四二三年）。以前罗马帝国的西方的皇帝为抵御蛮人的侵袭，多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米丢兰侬（米兰），西帝最初亦以此地为都，但此地海上交通虽便利，却距内陆较远，对统治整个西部帝国则不甚方便，故公元四〇二年后，西帝乃迁都于意大利东北岸之拉分那（ravenna）。此后拉分那始终是一个重要城市。至此时，西部帝国境内罗马统治势力与蛮族势力的对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耳曼人已大批拥入西部帝国境内，有许多日耳曼人在名义上投降了帝国，代其防守边境，同时西部帝国的军队也大多是由这些日耳曼人为其主干，故日耳曼人已控制了西部帝国的军队。西帝赫诺略即位时年岁甚幼，最初政权即实际掌握在一个汪达里（vandali）武人—将军斯提里科（stilicho）之手。后西帝虽曾将斯提里科杀死，但并不能从此摆脱日耳曼武人的控制。为了维持其帝国之继续存在，仍然不得不依靠这个或那个握有军事实力的日耳曼武人作为其政治支柱，甚至不能不承认在西部帝国境内割据起来的许多日耳曼人的小王国。这样一来，不管在政权内部或地方上日耳曼人的势力都已远盖过了罗马统治者的势力，可以说自此以后西部帝国境内的实际统治者是日耳曼人。
公元三九五年后罗马帝国实际虽已为东西两部分，但在名义上、形式上、制度上却仍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东西并非对立的两部分，帝国政府所发布之命令皆系由两帝共同署名，甚至仍然保持着共和国的虚名，如元老院仍然存在，东西两帝国首都除各有一个皇帝外，仍有一个执政。西部帝国的执政且始终按照传统习惯住在罗马城。直到公元四七二年西部执政始被废除，而公元四七六年西帝亦被日耳曼武人通过元老院废掉。后来东部执政在公元五四一年亦被废除。此后帝国最高统治者在名义上始只有东帝一人了。
公元三九五年后罗马帝国的最后分治，以及此后东、西两部分发展途径不同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帝国东西两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原比西部发展高，故在帝国波斯化之后，能够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逐渐转入封建社会，并有力量克服了蛮人的扰乱，维持了自己的存在。东部帝国此后继续维持了一千余年，直到十五世纪时始为土耳其人所灭亡。西部则因在罗马帝国成立后，由于建立在对外掠夺基础上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使帝国临于瘫痪状态，因而无力抵御蛮人的侵扰，终于在蛮人的打击下逐渐四分五裂起来。公元三七八年后，西部帝国境内即在服从帝国政府的形式下建立起了许多日耳曼人的小王国，这种形势最后导致了公元四七六年西部帝国罗马政权的最后被颠覆，使西部帝国完全成为了日耳曼人统治的世界，开始了所谓“黑暗时代”。然而此后西部帝国也即逐渐转入了封建社会。
公元三七八年后存在西部帝国内部的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国有如下几个：
（一）西哥特 西哥特人自公元三七八年打败罗马帝国后，先在东部骚扰了一个时期，但因东部政权较稳固，不易得手，故到五世纪初，在其首领亚拉利克（alaricus）领导下，又由东向西侵扰，首先进入了意大利半岛。在公元四一〇年轻易地攻下了罗马城。西哥特人之轻易取得罗马城主要是得力于罗马城内奴隶的应接。此时日耳曼人内部虽已有了奴隶，但他们待遇奴隶较罗马人好得多，并且罗马奴隶中有相当大数量的日耳曼人，故罗马城内的奴隶乘午后奴隶主都在睡午觉之时，打开了城门，欢迎日耳曼人入城解放他们。所以罗马城被攻陷一事，实已含有奴隶起义的性质。
罗马城的陷落，对罗马人心发生了极大的震动作用，因罗马人特别是罗马统治阶级一向把罗马的统治看作是“永恒”的，称罗马城为“永恒城”，现在这种思想猛然被打破了，因而激起了罗马人心的极度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北非西波（hippo）城的主教奥斯丁（augustinus）发表了一种理论，认为罗马帝国之历史使命已经完结，而教会则将要代替罗马帝国成为世界上之最高统治机构。
此后西哥特人继续向西进入了高卢（公元四一二年），停留不久后又南下进入西班牙，在公元四一五—四一九年间与先已到达西班牙并已定居了的日耳曼族汪达里人争夺土地。最后西哥特人将汪达里人逐出了西班牙，自己在此地建立了一个国家，而罗马帝国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在公元四一九年承认了此西哥特王国。不过在名义上西班牙地方仍算是罗马帝国的土地，而西哥特人仅是“奉”皇帝之命令，代其统治此地方而已。所以从“帝国”这个概念上讲，蛮人在帝国境内之割据，在理论上并不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不过实际统治者在西部来说则将易手了。
（二）汪达里 汪达里人在公元四〇〇年后首先进入高卢地方，继而又自此南下到了西班牙，开始定居下来。公元四二九年为西哥特所逐，乃逾海进入北非，在北非建立了国家（公元四一九—四三一年）。公元四三五年罗马帝国亦承认了他们是代皇帝统治北非地方。公元四三九年汪达里人又攻占了原迦太基地方，开始建都于此地，并逐渐成为了航海民族，活跃在西地中海上，作海盗生涯，抢劫过往的商船。其中有一批汪达里人且曾在公元四五五年越海在意大利登陆，洗劫了罗马城。经过这次洗劫，罗马城破坏的情形还较公元四一〇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时来得更严重，不少贵重物品被抢劫一空，并且城内在文化、历史上有价值的古代建筑、雕刻、图书等物也多被毁坏。因此在欧洲留下了一个汪达里人的典故，即对野蛮的破坏文化的系统活动称之为“汪达里主义”，此字德文为vandalismus，法文为vandalisme，英文为vandalism，俄文为bahaaЛn丞m。
（三）伯根第伯根第人亦于公元四〇〇年后进入高卢，他们在罗丹诺河（隆河）流域建立了国家。
（四）盎格娄（angli）、萨克森（saxo）、犹提（jutae）盎格娄、萨克森和犹提原是在今日德国北部的日耳曼人的三个部族。在公元四〇七—四四二年间，罗马帝国因腹地需要军队防御日耳曼人之入侵，故由皇帝下令陆续撤退罗马帝国在不列颠岛（罗马西北边疆偏远的一省）上驻守的防军，自动放弃了这块土地。当罗马军队撤守后，日耳曼人即时侵入不列颠岛，公元四四一年萨克森人首先进入了不列颠，之后在一百五十年之内（公元四四一—六〇〇年），上述三族相继进占了不列颠岛的主要部分——英格兰。
进入公元五世纪后，本身正在逐渐衰亡中的西部罗马帝国，其存在已完全依靠日耳曼武人来维持了。日耳曼武人与其领导之以日耳曼人为主干组成的军队是西部帝国的支柱力量。由于日耳曼人此时方才进入阶级社会，因此各部族之间尚未有一种统一的观念和要求，他们并想不到联合起来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一个日耳曼人的帝国，反而愿意保持西部罗马帝国的政权、法统来作为维持自己个人或部族的势力、地盘的手段，并且彼此之间也互相争夺得很厉害，到西帝罗穆卢·小奥古斯督（romulus augustulus，公元四七五—四七六年）时，西部帝国当权之武人奥窦瓦卡（odoacer）在公元四七六年取得了罗马元老院的同意，废掉了西帝，但西部帝国政权的全套机构在名义上却仍保留未变。奥窦瓦卡并经由元老院向东帝国请求罗马帝国此后只有东部一个皇帝已足，不必再有两个皇帝，至于西方可以由奥窦瓦卡作罗马主（patricius）来对其统治。东帝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同意奥窦瓦卡为罗马主。
公元四七六年所发生的这一次事变，一向为历史学家所特别重视，认为自此以后西欧历史无论在法统上和在社会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般意见往往认为自公元四七六年始，维持了五百年的统一的罗马大帝国即不复存在了，至少也是覆亡了一半，故称这次事变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同时认为西欧之转入封建社会亦自此时开始。我们认为这两个意见是值得重新考虑和明确的。
首先就理论上和法统意义上讲，统一的罗马大帝国在形式上并未因西帝的被废而消失。西部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所割据的一些小王国，在法统上仍然是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罗马帝国的一切机构和制度在公元四七六年后依然如旧，帝国并未发生任何突出的变化，至少与过去由公元三九五年东西分治以来的几十年间的形势相比并没有任何的突出变化，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两个皇帝现在只剩下一个了而已。但这种事在当时罗马人中间也并未发生异常的震动，认为帝国是灭亡了一半。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始终就没有所谓“东帝国”和“西帝国”的观念，因此对一个皇帝和两个皇帝的问题也不太重视，并且两个皇帝的存在本系一时权衡之计，原非定制。所以在西帝被废而代之以一个“罗马主”后，东帝仍然是整个帝国的元首，在理论上、法统上罗马国家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故所谓“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说法值得考虑。
就社会性质而言，罗马帝国之西部由奴隶社会完全转入封建社会自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决不是可以拿哪一年来截然划分的。帝国西部之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早已开始，而到公元四七六年还在继续。因为罗马帝国自三世纪以来在奴隶制度面临崩溃的时期即已在经济上萌芽了封建因素，并在政治上以波斯化来适应了它的发展。不过，这个封建化的过程只有在东部才得到了稳定的发展，而在西部却发展得比较缓慢，而且后来西部封建制度真正地出现，并不是像东部地区那样独立发展出来的，而是和日耳曼人的进入帝国西部境内有关。只有当日耳曼人在罗马奴隶社会末期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结合着自己的末期氏族社会制度，由部族内的贵族们占有着土地，而把原来罗马的奴隶，甚至某些倒霉的奴隶主和本族的奴隶以及氏族成员变成了农奴之后，才出现了如后来历史家所称的那种典型的封建剥削制度——西欧型的封建制度。这样看来，无论就西部罗马帝国本身封建化的过程来说，抑或就日耳曼人促成西部真正封建制度的出现的作用说，公元四七六年都不是一个开始的阶段。
公元四七六年的事变，实际远不如四一〇年罗马城的陷落那样重要，自三七八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间，帝国曾经受到了多次的打击，任何一次打击都可看作是帝国崩裂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后来历史学家不过是习惯于把四七六年的事变看作最醒目的标志而已。
五、最后百年之拉丁文学
公元五世纪时期，实际上可说已没有文学了。在此时期中唯有作品传留下来的人是西窦尼沃·亚波林那理（sidonius apollinaris，公元四三一—四八四年）。西窦尼沃·亚波林那理是高卢地方的拉丁人，出身于统治阶级。他喜欢写诗和写信，这些诗和信的唯一特点就是极端考究修辞，可是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是由于他一生都经历着帝国最后的崩溃阶段，作为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一个代表，他的作品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末日穷途的罗马统治阶级的绝望心情。所以，他的作品可以作为崩溃时期的补充史料。
六、罗马帝国倾覆中之基督教教会
公元三九二年罗马帝国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国教，这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关键，决定了它成为帝国统治机构的一部分。至此基督教已经全部完成了它的变质过程，最初所具有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已完全消失了。与其彻底变质相适应，为了使教会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效的统治机构，公元三九二年后基督教在宗教经典的修订、教会的组织、宗教礼节和仪式以及宗教理论—神道学等方面都有着一些与此前不同的整顿和创造。
在宗教经典方面，这时有了公认的宗教经典——《圣经》（希腊文为biblia，拉丁文为canon）。此《圣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犹太教的经典，即中国天主教称之为《古经》，耶稣教称之为《旧约》（vetus testamentum）的。但当时被据以为《圣经》的这部分犹太教经典已不是犹太文的原本，而是由一些分散在罗马帝国境内各地的犹太人，特别是在地中海区域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的一些已经希腊化了的犹太人所翻译的希腊文译本，此希腊文译本因是由七十二人分别译出的，故又总称“七十”（septuaginta）。除犹太教经典外，另一部分的基督教《圣经》则是公元一世纪最早的一些基督徒所写下来的东西，这些文献一直在基督教内部流传着，到公元四世纪时经教会之审订，亦被公认为基督教的经典。这部分经典，中国天主教称之为《新经》，耶稣教称之为《新约》（novum testamentum）。最初基督教的《圣经》，无论《旧经》《新经》都只有希腊文本，稍晚才又有了耶娄尼摩（hieronymos，公元三四八—四二〇年）所译的拉丁文本出现，流行于西方。这种拉丁文本的《圣经》被称为“vulgata”，后来变成为西方教会所用的标准本。今日天主教的《圣经》仍以此拉丁文本为准。
在教会组织方面，此时出现了几种新制度。其中以主教掌握“神权”的制度最足以说明基督教之变质与教会之统治机构化。教会中的统治阶级—教士中本以主教地位最重要，而此时主教集团不但已完全变成基督教内部的最高统治者，并且又被认为是具有神权的人。主教具有神权的理论是说，耶稣曾将其神权亲自授予了他的十二个弟子（中国天主教称之为十二宗徒，耶稣教称之为十二使徒），而主教则又自十二宗徒处继承了这种神权。这就等于说主教就是耶稣的人间代表，主教有支配教徒的绝对权力，所以主教具有神权的统治理论成立后，主教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内部为信徒服务的教徒内部的一分子了，而是以其神权来绝对支配所有信徒的统治者了。主教神权的实际内容有三：一是关于教会信条和制度的决定权。二是《圣经》的解释权。因《圣经》内容非常庞杂，特别是犹太教经典的那一部分，包括有种种与宗教无关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因而在用基督教观点来牵强附会时，就往往会发生许多不同的解释。当然，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信徒和教会内部各种地位的教士都要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在这种时候，主教有权决定《圣经》的“正确”解释，也就是说此后对《圣经》的解释绝对只能有利于教会中的统治阶级，也就是有利于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三是基督教内部长期口传下来的一些不见于明文的传统（traditio），这种传统要由主教决定其是否有效。从上述种种说法可以看出此时教会机构已完全把持在少数主教手中。此外，与主教神权确立之同时，主教派立方法也有了改变。最初主教的派立完全是由信徒群众选举的，此时这种传统虽不能废除，但是由信徒群众的选举并不能将神权给予主教，所以信徒的选举，只被当作是公众所表示的意见，而被选举出来的主教必须由邻区的主教给他“祝圣”——即传授神权后，始能正式作主教。
每个主教有自己管理的一定的“教区”（dioecesis），在这个区域内他有权处理一切有关教会的事务。有关整个教会的大问题，亦即各教区之间的共同问题则需召开公议会来决定。这种公议会制度的创始就是公元三二五年君士坦丁大帝所召开的尼基亚公议会。公议会的召开没有一定规定的期限，有需要讨论的问题就随时召集。
此时在教士阶级中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物—修士。修士起源于修道制度的建立，而修道制度之成为教会制度的一部分与修士之成为教士阶级的一分子则经过一个由人民运动发展为统治机构的过程。修道这种办法原是基督教内部的反对教会变质的一个人民运动。在公元二世纪初期许多中上层阶级中人加入基督教后，基督教即开始变质，于是一些反对教会制度化和统治化的信徒便脱离团体开始在家修行，但在家修行不免有许多琐事烦扰，故到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时，最先在叙利亚、埃及等地有许多基督徒离家到旷野中去修行，过一种苦修生活。到三世纪末、四世纪时，修道已成为一种广泛的运动。当时出家苦修的多是一般贫苦信徒，他们以修道的办法来反对主教对教会的控制，所以修道运动实际是基督教内部反对基督教变质的一种运动。主教集团最初曾反对和禁止这种运动，甚至诬蔑它为“异端”。但是他们的反对和禁止并不能发生作用，相反地参加这个运动的信徒反而日益增多。因此主教集团到后只好改变了手段，由压迫转而为软化，即承认了这个运动的合法性，使这个自发的运动变成为由他们所控制和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四世纪时乃由教会出来设立了一些修道院，组织信徒在内修行，同时承认修士为教士，即基督教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这等于是瓦解了这个信徒群众的反教会运动。此后修道院就成为了基督教内部统治机构之一。修道院成立后教士阶级（elericus）开始分为世务（saecularis）教士——主教、神父等和入会（regularis）教士——修士两种。
在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有礼拜日制度的规定。这种制度原系继承自犹太教的安息日制度。犹太教本以每周的第七天（星期六）为安息日，基督教摹仿此制度设立了礼拜日的制度，但因传说耶稣复活那一日是星期日，故基督徒乃选定此日作礼拜，而不用犹太教的星期六。此外，基督徒又有必须举行的圣事（sacramentum，意即宗教礼节），在四、五世纪时，此圣事包括四种礼节：一是圣洗，即洗礼，每个人参加基督教和信徒小儿初生时都要举行一次圣洗，表示洗去过去罪孽，重新作人；二是坚振，小孩生下后先受一次洗礼，到十二岁左右时再由教士重新给他行一次礼，称坚振，即坚定其信仰之意；三是圣体，即东方宗教中原有圣餐，基督教接受了东方宗教中的一种说法，认为圣饼圣酒在教士祷祝后即变成了神的血肉，人吃了以后就可以获得神力；四是告解，即信徒先向教士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行（告），然后由教士用神的名义赦免他的罪恶（解）。在此时，由于教士阶级故意发展迷信，以利于他们对教徒的统治，圣像（icon）的崇拜乃逐渐流行起来。基督教最初并没有任何物质的崇拜对象，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无影踪可寻的。后来在耶稣受难事迹的传说下，为表示他们对耶稣的信仰，开始崇拜起十字架来，架上有时还雕有耶稣受难的形象。后又崇拜所谓宗徒们的圣骨。到基督教成为统治机构后，乃故意加强迷信信仰，制造和附会出许多神和圣徒出现或示意的奇迹，于是便无中生有地绘制出了许多圣人、天使、耶稣、圣母等的所谓真容像来，使之成为信徒的崇拜对象。
公元三九二年以后，适应着基督教完全变质的另一重要发展，就是一套系统完整的宗教理论—神道学的完成。神道学不同于基督教最初产自人民当中的朴素的宗教信仰和传说——原始教义，而是企图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像一般哲学思想一样地来解释整个的宇宙和人生的宗教理论。就这种宗教理论的哲学部分来说，系源于希腊哲学，当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后，即大量地吸收了希腊哲学的唯心部分，主要是柏拉图以来的唯心哲学。神道学的出现，早在公元三九二年以前，并且种类繁多，这种不易为一般信徒群众所理解的烦琐的宗教哲学的出现，有两方面的背景：一个就是意味着基督教早期阶段的变质，因为把显明的一般人民易懂的朴素的宗教信仰复杂化，有利于当时在基督教团体内部逐渐增多的社会中上层的教徒为了本身利益对原始教义的曲解；一个就是为了吸收知识分子来参加基督教，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的知识分子都多少懂得一些希腊哲学，如要他们把自己哲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改为基督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那起码得把宗教哲学化，否则他们便认为基督教没有哲学理论，过于简单，而许多知识分子加入基督教后自然地又促进了神道学的发展。但公元三九二年以前基督教中还没有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占统治地位的神道学。三九二年以后，随着基督教的完全变质，教会完全成为统治机构，一套目的在于说明教会统治的合理化以及维持现世秩序的神道学成熟了，并且以罗马城的陷落（公元四一〇年）为契机，通过奥斯丁（s.aure lius augustinus，公元三五四—四三〇年）正式出现了。
奥斯丁最初并不信基督教，他曾涉猎各家哲学，对希腊罗马的各种哲学思想皆有研究，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到三十余岁时始信基督教，于是就成为了基督教中的神道学大师，因而也就受到教会内部统治阶级的青睐，地位上升很快，不久就作了北非地方西波城的主教。公元四一〇年罗马城陷落之时，他仍在西波城任主教。罗马城的陷落对罗马人心震动极大，特别是罗马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一向就陶醉在罗马永恒城的迷梦中，一时很难清醒，于是许多不信基督教的罗马元老就归罪于基督教，认为这全是由于罗马人不信罗马旧教而信了异教之故。当时奥斯丁就在西波城的礼拜堂中，作了一系列的演讲，用一套宗教哲学的理论，主要是有关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论来反驳那些非难基督教的罗马元老的说法。这套演讲后汇集成书，名《上帝国》（de civitate dei）。这是一整套的从基督教会立场出发的历史哲学，就是以基督教为中心，从人类的起源讲起，一直到人类的末日为止，对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一番解释和预言。全书总的精神与最终结论有二：一是教会应该是现世世界上的最高统治机构，一切国家机构都要从属于教会，顺便也就否定了罗马人认为了不起的罗马城陷落的意义。二是不要触动现世的社会秩序，这样就完全否定了基督教原始的革命思想。而这两个论点后来一直是基督教以及直到今日为止的天主教会的根本精神。因此奥斯丁的宗教理论也就成为了直到今日为止的天主教教会方面的官方理论。所以我们说奥斯丁的宗教历史哲学是过去许多神道学理论的一个总结，是适应着基督教的完全变质而出现的。
奥斯丁的《上帝国》在说明上述两个论点的时候，主要就是根据他在曲解基督教原始教义中附会出来的“天堂”说。他首先从犹太教，亦即基督教的神话讲起。按犹太教的神话，人类本来是永远不会死的，只是由于后来犯了罪被上帝处罚了才会死的，并且死后灵魂还要下地狱。然而上帝怜悯人类，不愿人类死后都下地狱，于是就选中了犹太人为“选民”，使教主在犹太人中间降生，犹太人皆信仰之，便可得救。然后其他国家的人再信犹太教便都可得救，这样地上便会出现了“天国”，也就是奥斯丁称为的“上帝国”。显然按照原始教义，这个“天国”是在地上的。但奥斯丁由此又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上帝本来想先把犹太变成上帝国，但因为犹太人不信教主，反而把耶稣杀死了，所以上帝最初的计划也就落空了。至于现在“上帝国”的解释，奥斯丁便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他说真正的上帝国是在天上，亦即“天堂”，但要想进入真正的上帝国，则又必须要先通过一个地上的上帝国，只有到人们全加入了地上的上帝国之后，真正的上帝国才会实现，所以地上的上帝国是为真正的天上上帝国的最后实现作准备的。
首先奥斯丁说现在地上的上帝国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现世的教会，因此只有当教会成为世界上最高的统治机构，亦即人们都信了基督教之后，天堂才可能实现。所以罗马城的陷落并不是不幸的事，相反地，它正表示了罗马世俗国家的历史使命已然终结，新的世界已来临了，教会将代替罗马帝国控制统一全世界，以完成实现上帝交付与它的使命。一切国家今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促使上帝国早日实现，所以它们应该属于教会，为教会服务。这套理论说明了教会成为一个统治机构的合理合法性，所以以后中古时代西欧的教会在这个理论支配下，不是压倒了国家机构，就是与统治者携手合作。
教会后来能够和统治者密切合作，或是统治者有时能够真正从属于教会之下的原因，就在于奥斯丁理论的另一个根本论点是大大有利于世俗统治阶级的，因为他否定了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来自人民中间的革命思想。人民最初所理想的“天国”，本来是指现实世界的太平世界而言。原始的“天国”一词原是人民中间所流行的一句口语“救主复临”（此字在犹太人所熟用的亚兰米语中为maranatha），传至希腊罗马后，希腊文译为（parousia，拉丁文译为adventus），两人见面打招呼，或写信时在信的结尾皆用此语。此语的含意有此世的“千年太平”之意，绝不是企望来世的快乐。对现实生活来说，他们希望耶稣再回来（“救主复临”），把旧的统治机构完全摧毁，耶稣成为人民之王，于是“千年太平”的“天国”也就实现了。直到公元二、三世纪时，基督教中的“天国”思想仍是这样为一般信徒所理解的，但到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时，教会的变质严重化了，教士阶级中人开始反对这种说法，甚至说这种思想是异端，而认为现世的社会秩序是不可推翻的，但尚未能建立一整套的理论来代替原始天国的说法，直到奥斯丁的《上帝国》发表后，才正式用宗教理论的形式把此世天国曲解为来世天堂，因而对现世世界的社会秩序主张完全接受，因为基督徒的希望是在来生而非今世。奥斯丁并用上帝的名义肯定了奴隶制度，他说：“奴隶制度是上帝所命定的，谁要取消奴隶制度，就是背叛上帝。”不但承认了奴隶制度，而且还认为它是万世不变的。所以这种形而上的宗教哲学，无怪它不但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奴隶主所欢迎，而且一直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时也为封建主和资本家所热烈拥护了。
自此之后，这种反原始教义的神道学既然成为了基督教会的正统理论，从而为现世的统治阶级服务，那么奥斯丁以后各个时代在基督教内部所产生的人民意识便不能不以企图恢复原始基督教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类型的基督教内部的人民运动首先便被教会宣布为异端，然后再在世俗统治者支持下利用政治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以至大规模的屠杀。所以“异端”运动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有个别有所成就的，也很快就被统治者收买和利用，与原来的教会合流了。
七、匈奴人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下场
我们曾经讲过的上古世界中所有的游牧部族和土著种族相比较都具有一处弱点，即生产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同时人口较少，故而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强大力量。所以他们虽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不断地对土著种族进行侵略，但他们和土著种族斗争的结果，只是在较弱的土著地区才能另创新局面，以本族为主消灭、驱逐或是同化了当地的土著人口，重新创造出一种当地的文明，如闪人之在巴比伦，雅利安人之在古印度（身毒），阿卡亚人与铎利亚人之在爱琴文化地区。然而在较强的土著地区则不能有所作为，虽然当这些土著国家极端混乱和衰弱之际也能乘虚而入，但最后则必然会造成自己的失败，那就是被这些土著种族驱逐、消灭或同化。如喜克沙苏人之见逐于埃及，北匈奴之见逐于中国，以及我们在这里就要谈到北匈奴西迁后又次第见逐于罗马、波斯和印度（笈多王朝时代），日耳曼人之同化于罗马，南匈奴、羯、鲜卑及氐、羌等五胡之被消灭或同化于中国。
匈奴人在中国东汉时代被击溃之后，此后的活动大致可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向西最后移到黑海沿岸的北匈奴人的活动；一部分是在向西迁移过程中留在中央亚细亚一带的北匈奴人的活动；再一部分就是留在中国境内的南匈奴人的活动。
到达黑海沿岸的北匈奴人在公元三七五年吞并了东哥特人后，又自黑海沿岸继续向西发展，首先占据了匈牙利高原，以此为中心，在东欧与中欧大规模地进行征服活动，先后征服了许多日耳曼部族，在罗马帝国之北建立起了一个匈奴大帝国。公元五世纪匈奴帝国名王亚提拉（attila，公元四二三—四五三年）在位时，是其国之极盛时期。亚提拉曾继续向四方开拓疆土，向东发展到南俄（今乌克兰），在公元四三五年将此地全部占领。公元四四五年且曾南下围困了罗马帝国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罗马帝国允许每年向之入贡后始行退兵。公元四五〇—四五一年间曾向西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地方，公元四五一年匈奴人与罗马日耳曼人的联军在今日法国东部的一个名城troyes附近的卡塔罗尼地方打了一个大仗，结果匈奴人大败。今日一般人皆称此次有名的战役为“马恩河上的沙浪战争”，因为沙浪也是战场附近的一个城。这次战争决定了匈奴人在西欧地方的劣势。此后亚提拉虽仍能在高卢地方立足两年，且在公元四五二年时一度侵入意大利，但在公元四五三年亚提拉死后，这个欧洲部分的匈奴大帝国即行瓦解。这一部分的北匈奴人乃多集中在匈牙利高原地方，政治中心亦移至南俄，其势已局促于东欧了。此后虽仍陆续不断地有一些匈奴人自东方进入匈牙利高原，稍微强化了一下匈奴人的势力，使之能以南俄为政治中心在东欧又重新建立起了一个匈奴帝国，但显然这是强弩之末，所以这个帝国仅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即又行分裂了。这个北匈奴人西方的后期帝国分裂的原因和经过已不可得知了。
亚提拉王晚年匈奴人在西方遭到失败的时期，在向西迁移过程中留在中央亚细亚药杀水和乌浒水流域的北匈奴人仍很强大，公元四五五年这部分匈奴人开始南下，一支渡过了印度河进人印度，灭亡了印度的笈多王朝，停留在印度北部，直到六世纪初期才为印度人逐出。另一支则一直进入伊朗高原，打败了波斯，波斯国虽未灭亡，但许多地方皆为匈奴人所占领。但至六世纪初期时，波斯人也把匈奴人驱逐了出去，并且和当时进入中亚的另一种游牧部族突厥人联合在一起，在中世纪中期反攻到这部分北匈奴人的根据地——乌浒水和药杀水流域，灭亡了这个匈奴国家。
北匈奴在西方和中央亚细亚先后失败后，在欧洲和中央亚细亚的历史上即不再见强大的匈奴人集团出现。此后在中央亚细亚地方的一些零散的北匈奴人在中古时期陆续向西迁移，和原来西方后期匈奴帝国瓦解后的北匈奴人结合在一起，分别在东欧和北欧建立起了几个以匈奴人为主干的小国，如在匈奴人较集中的匈牙利高原建立了匈牙利国。有一批匈奴人则渡过了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征服了当地的斯拉夫人，建立了保加利亚国。一批则进入了北欧，在波罗的海岸建立了芬兰国。又一批则在芬兰之南建立了爱沙尼亚国。其中除保加利亚国外，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三国直到今日基本上仍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古匈奴人的语言。只有保加利亚，因匈奴人进入其地时人数较少，所以他们虽然成为了政治上的征服者，但后来却终于被当地的斯拉夫人所同化，所以今日保加利亚仍是斯拉夫文化。
在北匈奴西迁后仍留居在中国境内的南匈奴人，在公元三〇四年乘西晋衰乱之际，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控制后更与羯人联合在一起，于公元三一六年灭亡了西晋，开始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自公元三〇四—三五一年的几十年间，南匈奴和羯人的刘姓和石姓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方先后建立了前赵（汉）、后赵两个国家。因他们对当地汉人统治极为残暴，公元三五〇年时汉人冉闵起义，在汉人报复下匈奴人和羯人大部被杀，余下的或逃走的少数匈奴人就逐渐为汉人或当时活动在黄河流域的其他游牧部族同化。此后匈奴人即不再见于中国历史。
至于西方日耳曼人的下场则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进入了拉丁人居住地区的日耳曼人，后来都被拉丁人同化了，此后即失去了独立的日耳曼人的风貌。第二种就是进入了不列颠岛—英格兰的日耳曼人。因为在他们入居不列颠岛之前原在岛上的拉丁居民已随罗马驻军撤退，下余的少数拉丁人和当地的土人大部分被日耳曼人屠杀了，少数人则或向北逃往苏格兰，或向西逃到威尔斯，或逾海逃到今日法国西北角的地方，所以后来英格兰岛上全部是日耳曼人。因此这些日耳曼人能够在其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吸收了拉丁文化，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他们是日耳曼人进入拉丁文化区未被同化唯一例外。第三种是居住在今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由于这块地区拉丁文化最初未能深入，所以这里的日耳曼人也和不列颠岛上的日耳曼人一样，在西欧大陆上发展出了一种拉丁文化以外的德意志文化系统。
在中国“五胡乱华”时代，除上述之匈奴人和羯人外，所谓“五胡”还有另外三种游牧部族，即氐、羌和鲜卑人。公元四三九年鲜卑人统一了中国的黄河流域，建立了鲜卑人的北魏王朝，开始了北朝时代。自此以后，鲜卑人成了统治阶级，而氐、羌等游牧部族和汉人一样处于北魏王朝统治之下。但是包括鲜卑人在内的这些游牧部族原来的社会生活本极简单，进入了中原并且成为了中国北部的统治者后，由于逐渐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便感到自己的文化不能适应这个复杂的新环境，于是便有意识地逐渐接受了汉人的文化，到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四一七—四九九年）时又以国家的法令规定了所有的胡族从语言到风俗必须全部汉化。此后这些游牧部族即迅速而彻底的同化于汉族了。到了北齐、北周时，虽然仍然是鲜卑人的王朝，但皇室都已是汉化的鲜卑人。至公元五八一年杨坚建立隋朝时，杨坚皇室的血统则更难考证了。所以公元五八九年杨坚灭陈之时，基本上已经是以一个汉族王朝的身份来统一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