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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希腊罗马城邦时代(下)——马其顿之兴起与罗马之开始强大(公元前三六二—公元前三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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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城邦制度崩溃时期,马其顿兴起入侵希腊,罗马强大势力达意大利全境。

城邦制度明显的已经失败,无法维持下去,东地中海的城邦为马其顿统一,西地中海的城邦为罗马统一。

这一发展过程,就希腊来讲,是各城邦内部阶级矛盾无法解决的结果,大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不惜采取任何的手段,最后甚至欢迎强大的新兴的马其顿势力来帮助他们镇压国内人民,夺取政权或巩固统治地位。

意大利方面可以从二方面来看:就罗马来讲,罗马内部贵族与平民的阶级矛盾推动了罗马的向外发展;但另一方面,从被罗马征服地方内部的政治社会情况来看,——虽然关于这一方面的史料一点也没有,但我们根据整个历史的发展,可以判断当时罗马一定尽可能的利用这些地方内部的矛盾,来达到自己侵略的目的。在古代一个太小的国家遭到一个过度强大国家的侵略,等于是自然的灾害,往往无法抵抗,但这是很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一国想征服另一国,它在一定程度内或多或少的要利用对方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不单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罗马征服其他城邦,大概也不例外。

一、马其顿

马其顿原来是希腊落后的地区,当希腊其他地方皆进入阶级国家出现的社会阶段时,马其顿仍然长期停留在氏族社会。大约在公元前四〇〇年左右,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并且长期接受了南方希腊人的影响,开始有了阶级的分化,国家出现,战争日渐频繁,许多小国互相争夺。这些小国战争的历史,早期无记载传下,故根本不知,晚期虽然后来有一些追溯的记载,但也很少。公元前四世纪初,有一小国国王亚敏闼(amyntas,公元前三九〇—公元前三六九年)征服了其他小国,统一了马其顿。

马其顿第一个重要的王是腓力普(philippos,公元前三五九—公元前三六五年)。未即王位以前,腓力普曾在提比做质子(公元前三六八—公元前三六五年),当时提比是希腊世界的政治中心。在这种环境下,腓力普熟悉了提比和整个希腊的社会政治情况,这对他日后的事业影响很大。

腓力普深知希腊的优缺点,优点加以学习,缺点在日后向外扩充势力时可以利用。他即王位以后首先是大规模的变法和改革。在马其顿内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将马其顿的政治社会制度希腊化,加强内部的组织,尤其注意军事的改革。在这方面,腓力普吸取了提比的许多经验,但更创立了许多先进的办法,设常备军,作战时布置一种方阵,方阵横排和竖排的人数相等,最少时每排四人,最多达二十五人。这种阵势敌人很难冲破,但却有利于进攻,故对马其顿后来征服希腊及其他地方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马其顿变成了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腓力普开始向南发展。最初并不完全靠武力,他尽可能的利用希腊各城邦的弱点,用金钱去贿赂可以被自己利用的人,制造和扩大亲马其顿的派别,并极力建立亲马其顿的政权,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种例子很多,例如雅典,当马其顿强大以后,国内很自然的就分化为二个派别,这二个派别的前身,即民主派与贵族派。民主派要维持一般公民自由统治,所以反对马其顿这一派的主要领导人是雄辩家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德谟斯提尼曾发表过好几篇有力的演说,鼓励雅典人民反抗马其顿。这些演说称为反腓力普演词,大都传到今天,文辞优美动人。贵族派亲马其顿,他们要靠马其顿的力量来维持国内之统治,此派代言人是雄辩家埃斯其尼(aeschines),发表演说劝希腊人投降马其顿,这些演词大都传至今天。

不仅在雅典,其他许多地方都有亲马其顿和反马其顿的派别,有些地方甚至建立了亲马其顿的政权,实际上成为马其顿的属邦。

公元前三三八年,马其顿打败了由提比领导的同盟军。提比是当时希腊民主势力较大的城邦,同时力量也比较强大。提比失败后,希腊各地已经没有能力反抗马其顿了。

公元前三三八年腓力普在科林陀城召集全希腊大会,邀请了全希腊各城邦参加,但斯巴达拒绝到会,不肯接受马其顿的盟主地位。

公元前三三七年,腓力普在科林陀召集第二次全希腊大会,此次大会决定对波斯宣战。

当时希腊各城邦实际上都在马其顿的控制之下,虽然有些城邦并未建立亲马其顿政权,腓力普也知道他们无力反抗,但各地人民并非完全乐意接受马其顿的统治的,腓力普为了转移各地人民的视线,决定一致对外对付国外共同敌人的办法。过去二百年来,波斯一直都是希腊世界最大的威胁,希腊人民除了奴隶以外,不分阶级都憎恨波斯。因此,对波斯宣战的号召最动人最响亮,能获取广大人民的拥护,对马其顿来说好处更大,因为这一号召最能模糊人民对内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波斯帝国从印度边疆到西方的埃及,几千年来世界古国所积累的财富都为波斯占有,希腊人尤其是统治阶级认为对波斯作战可以大肆抢劫财富,故这一号召对希腊人的诱惑力极大。

第二次科林陀大会又宣布禁止解放奴隶,这显然是代表大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但腓力普志未成而死(公元前三三六年),他死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即位,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亚历山大三世(公元前三五六—公元前三三六—公元前三二三年)即位后仍为希腊盟主。公元前三三四年出征小亚细亚,带领了步兵三万二千人,骑兵五千人,由一百六十只船来装载渡河。就当时希腊人口及经济条件来说,这是一支很大的军队。亚历山大先征服波斯帝国的西部领土,先后三年。第一次战争是革兰尼科之战(granicos,公元前三三四年),波斯的希腊雇佣军失败。次年在小亚细亚东南部进行的伊朔(issos)之战,将波斯王亲自率领的军队打败,波斯王东逃。故到了公元前三三三年,小亚细亚完全被亚历山大占领。

公元前三三二年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叙利亚的问题,但推罗城拒绝投降。推罗是腓尼基最大的商业城,此城一半在海岛上,一半在大陆上,亚历山大从陆地修了一条通海岛的栈道,七个月以后占领了全部推罗城。亚历山大修的栈道,在军事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埃及并未抵抗就投降了(公元前三三二年)。亚历山大在尼罗河口建立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城,此城后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亚历山大采取了波斯与埃及关于王是神的儿子的说法,自称为亚门丢斯(ammon-zeus)之子。亚门、丢斯是埃及和希腊最高的二个天神,亚历山大将二个神合而为一,利用埃及的神话,让埃及教士承认他是这二个神的儿子,这等于利用神在理论上巩固他在希腊和埃及王的地位。

公元前三三一年亚历山大回到了小亚细亚,开始征服波斯帝国本部及东部(从两河流域到印度的西北部)。最初并未遇到抵抗继续向东追击,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果戛米拉(gaugamela)地方打败了波斯的主力军。公元前三三〇年波斯王被杀,波斯境内大乱。公元前三二九年继续东侵,侵入中亚,当地人民对希腊军进行了长期的反抗。亚历山大在此停留二年,经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直到公元前三二七年才将当地的反抗镇压下去。公元前三二七年向南进军,入印度五河流域。公元前三二五年,因亚历山大军队在当地水土不服,死亡甚多,在全军强迫下亚历山大回师,仅留下一小驻防军于印度西北部。

回师以后,亚历山大停留在巴比伦城。他订立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将希腊、波斯二种不同的人种和二种不同的文化混合为一个种族和一种文化。因为亚历山大比过去许多征服者有远见,他知道只凭武力,帝国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他决定用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力量来维系帝国内部的团结。从希腊、埃及到印度西北部这样一个大的帝国,首都应该是在比较适中的地方,故亚历山大决定定都巴比伦。公元前三二四年亚历山大开始逐步实行他的庞大计划,第一步先打破各种族之间的界限。他鼓励希腊人和波斯人结婚,他自己就娶了一位波斯王族的女子为妻,他的部将也纷纷效尤。但亚历山大在公元前三二三年当他三十三岁那年去世,他的远大计划未能完成。

亚历山大的计划也有部分得以实现,这完全是历史客观形势的推动所致。亚历山大帝国将从希腊到中亚、印度的一大片土地第一次的用武力统一起来,将它们置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下,使各地交通除了自然的障碍外,已无任何的政治障碍,因此商业的活动,比过去方便而渐渐频繁了。

亚历山大向东方扩充领土时,建立了许多希腊城邦,让希腊人在那里统治,并鼓励希腊人向这些城邦移民,重要的城邦有二十五个——有说六十余或一百个以上,但就其后来发生影响及作用的约二十五个,希腊城邦的建立更进一步的推进了东西的商业交通。

希腊人是这一帝国的统治者,又大规模的经营商业,因此希腊的文字语言在整个帝国中通行,历史上称这以后的几百年为希腊化时代。

二、罗马之成为意大利最强国家

这一时期罗马渐渐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国家,不断向外扩充领土,到城邦时代结束时罗马征服了意大利中部南部地方。

罗马的贵族和平民对罗马的向外扩充领土,都起了推动作用,但贵族尤为积极。贵族要向外侵略抢夺土地以扩大其剥削面,罗马平民是赞同贵族这一行动的,因为贵族们征服一个地方以后,虽然将大部分的土地或自己留下,或在收归国有名义下由他们控制,但总要留出一部分分给平民。贵族用这种办法来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取得一定的成功的。罗马很长一个时期,内部阶级斗争,实际上都很尖锐,但由于向外侵略,始终未能爆发成为激烈的革命。

罗马最早向拉丁区扩张势力(拉丁区即罗马附近的区域,罗马城本身也是拉丁区的一部分)。罗马一方面用武力征服,同时也用外交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传说公元前四九三—公元前四八六年罗马与拉丁区的许多国家组织了拉丁联盟,但联盟与罗马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公元前三四〇—公元前三三八年,拉丁联盟乘罗马与外敌作战之时,起来反抗罗马,企图摆脱罗马之控制,但遭到失败。此后名义上平等之联盟关系取消了,拉丁区成为罗马的属地,直接由罗马控制。

拉丁区北部有一种人叫伊楚斯科人,有一时期他们很强大,可能曾经征服过罗马。公元前四〇五年罗马出兵攻打他们,在拉丁区与伊楚利亚(etruria)交界的菲伊(veii)地方双方大战,经过了十年的工夫,到公元前三九六年,罗马始攻下,此后其他伊楚利亚的城市很快的都被罗马征服了。

征服伊楚利亚以后,罗马向南发展,与散尼提人(samnites)因争夺意大利中部靠海的堪盘尼亚(campania)发生了冲突,前后有三次较大的战争。第一次大战从公元前三四三—公元前三四一年,前后三年。这一战争刚结束,拉丁联盟进行了一次推翻罗马统治的反抗,但被罗马镇压。第二次大战从公元前三二六—公元前三〇四年,第三次大战从公元前二九八—公元前二九〇年,都是罗马胜利。第三次大战时,未被征服的伊楚斯科人及意大利半岛东部的高卢人与散尼提人组成了联盟,共同抵抗罗马人。公元前二九五年双方大战于意大利南部的森提侬(sentinum),罗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散尼英(samnium)为罗马占领。故到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罗马已成为意大利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

罗马对被征服的地方实行一种分而治之的办法,对待各区及各区对罗马的义务的规定皆有所不同,这样就人为的造成了各被征服地区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使他们不容易联合起来反抗罗马。对属土的统治大致分以下几类。

(一)市府区,内政完全自由,当地人并且可以享受罗马公民的联婚权及通商权,与罗马公民可以通婚,与罗马人可以自由经商,但他们并无罗马的公民权,不能到罗马城中去参加政治活动。

市府区内人民所享受的权利总称为拉丁权,因早期享有此种权利的是拉丁区的人民,这是罗马公民以外享受待遇最优越的人。

(二)移民区,把被征服的地区划出一部分,将当地人全部赶走,而由罗马移殖进去,这种地区叫作移民区。移民区有大小之不同。小区等于罗马之驻防区,全部都是罗马人,他们享有罗马公民的全部权利,保留罗马公民的地位,但不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政府,而是受罗马城直接统治。较大的区是罗马人与拉丁人联合移殖的地区,这些人一律享受拉丁权,他们有简单的自治权,但必须受罗马城的控制。后来这种地区的人口渐渐增加,罗马准许他们依照罗马城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政府,同样有二个执政,称duumviri,也有元老院,称curia。

(三)同盟区,名义上是罗马的独立的同盟国,各国皆与罗马单独订有条约,规定二国之间的关系,各国所订条文不同,但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1)内政自由;(2)不入贡,对罗马并无经济上之义务;(3)自成军事单位,要组织陆军或海军跟随罗马人向外作战,作战时各盟国军队仍独立编组,自有统帅,这是同盟国对罗马的唯一义务;(4)无自由的外交权。

(四)其他,对尚无城邦组织出现的地区,罗马也有不同的统治办法,罗马称这些地方为“空地”“农村”“会议”“乡区”,因为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农业地区,有时还存在着氏族社会的会议制度。罗马对他们的统治办法有二种:一种是派守,由罗马直接统治;一种是将它们附属于市府区、移民区或同盟区的城市,称为该城市的附属区,由该城市来管理他们。

罗马的向外扩充,对内部社会政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罗马已经萌芽的奴隶制度开始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奴隶数目增加了,奴隶在劳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也愈益重要起来,这一时期罗马奴隶的来源,完全是从外面输入的,就数目来讲最多的是战俘。其次是罗马各地之属民因罗马剥削的惨重,或因欠税,或因缴税而致借债无法偿还,最后沦为奴隶。另外还有用钱买来的奴隶,当时地中海有许多海盗,他们除了劫掠商船外,还在海岸上大规模掳掠人口,带到奴隶市场中去卖,罗马人常常出钱购买奴隶,特别是购买有技能的奴隶。

罗马奴隶分官奴与私奴二种。官奴从事以下三种劳动:(1)公共业务,做国家建设方面的工作,例如修建或管理水道、道路、公共建筑,及一些打扫工作。(2)公共职务,主要的是庙宇,或公共机关之差役、刑吏、狱卒。(3)开矿。

私奴分为二大类—城市中的私奴和农村中的私奴。城市中的私奴大都在城市豪富之家特别是元老的“公馆”中服役,这些豪富显赫之家,往往拥有几十甚至几百个奴隶。一般罗马人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可耻的,即使是很贫苦的罗马公民也极力逃避任何体力劳动,至于贵族更不待言了。贵族家中之奴隶包括保镖、厨师、理发师、鞋匠、织工、石匠、染工、建筑师、抄写员、教师、医师、音乐师、演员,另外还有替主人认客人的“知名”,这些奴隶只有少数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大都在家庭中服役。

农村之私奴主要是从事生产劳动。罗马贵族大量劫夺了被征服地区的土地,这些土地皆成为大的田庄,用大量奴隶来经营。平常在农田中劳动的人都是奴隶,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雇用自由小农与奴隶一齐工作。

罗马奴隶所受的待遇及生活情况:最初主人可以随意杀害奴隶,但后来至少在制度上已经不允许主人随便杀奴了,但假如主人在家中被人杀死,那么不问凶手是谁,家中所有的奴隶都要被处死刑,这说明奴隶不仅用劳动为主人服役,并且法律强制奴隶对主人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同时,无论主人用什么方式虐待奴隶,奴隶都不能到法庭去控告其主人。奴隶虽然可以婚嫁,但一定要得到主人的允许。一般城里的奴隶大多数都能过家庭生活,但农村里的奴隶大都没有自己的家庭,许多奴隶在一起过着集体的牲畜一般的生活。关于财产,奴隶如果得到主人的许可,是可以积蓄一些私财的,能积蓄私财的奴隶大多数也是城市中的私奴,因为他们在主人的家庭中服役,主人和他们在感情上多少有些关系,虽然奴隶在奴隶主看来不算是人,但在实际生活中有时还可以把他们当作人。农田中的奴隶情况就不同了,主人只考虑如何压榨他们拿到城中来供自己的享乐。平常主人不到田庄中去,他派一个为自己所特别信任的奴隶去监视田庄,这一奴隶已经完全叛变了他原来的阶级立场,成为奴隶主的帮凶。他对奴隶的敌视有时甚至还超过他的主人,对奴隶极力虐待,经常鞭打,夜间将他们囚在地下室,有时甚至用镣铐扣住奴隶的手脚,以防他们逃跑。

这时罗马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的思想完全确定,他们称工具为“哑吧工具”,称牛马为“半哑吧的工具”,称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

另外罗马人有一种释奴制度。奴隶可以被主人解放,但解放以后并不算作自由人,而称“释奴”。释奴和主人的从属关系仍然存在。主人是门主,释奴是门客,但与自由人身份之门客仍然不同。他们经常在主人家里服役,每晨向主人请安,主人如果不命令他离开,那么他是不敢擅自回家的。同时他不能拒绝主人命令他做的任何事情,如果对主人表示了“不恭顺”的态度,主人经过一定的手续,由法律承认,释奴仍然可以降为奴隶。

三、城邦时代政治社会发展总论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城邦时代的历史更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时期每一城邦内部皆有双重的阶级斗争——自由人与奴隶之间以及自由人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各城邦间在这一时期内不断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的性质一般不超过二个类型:(一)为了夺取土地和人民,这种战争大都为大奴隶主所发动。(二)为了打击制度上异己的国家。许多战争往往同时包含了以上二个因素,在这二个因素的推动下,各城邦之间就不断发生大小规模不同的战争。任何国际战争都会引起内政的波动,甚至引起内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党派,总是乘着对外作战的机会,更加强做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活动,与其对立的政党进行斗争。尤其是失势的在野党,更认为对外作战时期是夺取政权的良机,故往往勾结外国,甚至勾结敌国内部与自己利益一致的政党,作为他们对内斗争的助力。当政的政党,虽然一般并不显著,但实际上也是这样,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往往也勾结外国。

关于奴隶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组织大规模反抗的机会是不多的,但奴隶也能利用对外作战时期,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国内的情况下起来暴动。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据我们所知,大规模的只有一次,即丕娄波尼索大战末期,雅典失利,国内矿奴二万人乘机集体逃亡,但这只是消极的反抗,并非积极的斗争。有些国家为了打击敌国,也不惜去帮助敌国国内的奴隶起来反抗,这些例子甚少,因为城邦国家都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除非在军事上有绝对必要时才这样做。雅典在丕娄波尼索大战时,曾组织希洛人,并给他们武器,怂恿他们起来反抗斯巴达政府。

希腊的城邦制度始终是不稳定的,没有长久维持的可能。所谓不稳定就是各城邦内部阶级矛盾非常剧烈,任何一阶级,尤其是贵族大奴隶主,把持国家政权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是勾结外力大奴隶主政权。一般的都是勾结斯巴达,而斯巴达也不过是一个城邦,力量也很有限,故各国内部的贵族阶级,无论在野或在朝的政党,往往去勾结波斯。波斯是当时非常强大的贵族国家,它想征服希腊的企图虽然失败,但仍然找寻机会通过希腊各邦内部的阶级矛盾来干涉各邦内政,有时这种干涉甚至表面化了,成为半公开的或公开的干涉。马其顿兴起以后,贵族勾结外力更方便了。因为波斯无论如何总是外国人,和他勾结好像说不过去,而且为希腊绝大多数的人所反对,甚至贵族中人也有反对者。但马其顿出来以后,这种勾结则可以公开了,所以马其顿主要的是由于它利用了希腊各邦内部的阶级矛盾,才使它迅速的征服了所有希腊城邦,统一了全希腊。

马其顿本来是希腊的一个落后地区,在大的地区中,它可以说是最后由氏族社会转入有阶级国家的社会。国家出现以后,马其顿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由贵族奴隶主掌握政权,所以它出现后,希腊各邦之贵族立即认为这是他们最可靠的靠山。因此马其顿征服各邦,虽然也用过武力,但基本上是各邦贵族的自动投降,为了稳定他们的统治,甘心放弃国家的独立。

关于罗马这一段历史的发展,基本上与希腊相同,在现象上却仍有区别。所谓基本上相同是指的罗马内部的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与希腊一样,但罗马自由人中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在表现上与希腊不同。贵族一直就是统治和压迫平民的,平民一直都在反抗,罗马贵族利用平民内部的现有条件来削弱平民的反抗,一般用以下二种办法:(1)经常不断的对平民作一点一滴的让步,这样就避免了平民的革命,让步以后,平民内部开始分裂,一部分人斗争情绪低落下去,所以罗马始终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革命,而政权总是操在贵族手中。(2)随着一点一滴的让步,罗马贵族逐步的吸收平民中财产多的或是才干较高的人到贵族社会中来,最初大都作元老,后来所有国家官吏平民皆可担任。这就是说贵族尽量去收买那些有能力领导平民的人,让他们参加自己的政治集团,以削弱平民的力量。除此之外,贵族还利用向外扩充领土的办法,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剥削地盘,一方面用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征服的土地大部分都为贵族所占有——贵族直接占有或以国家的名义占有,每一次总留一部分给平民。所以对外的侵略战争,虽然每次都由贵族积极发动,平民也很拥护,这样就一部分或全部转移了人民的斗争的目标,他们忘记了至少是忽视了贵族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而将注意力转向对外的战争。结果使罗马基本上能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稳定内部社会秩序,因此很快的罗马就变成了意大利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后统一了全意大利。

四、希腊文学之始衰

城邦时代末期,因城邦制度的崩溃,使反映城邦生活的希腊文学日渐衰落。这时在文学上唯一重要的发展是演说文学和辩论文学,这种文学虽然早已出现,但这时才获得高度的发展,这是和城邦政治生活有极密切关系的文学,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一种表现方法。今天我们政治生活的表现和方法,就技术上来说,是不能脱离广播和报纸的。在当时的希腊民主国家中,每一种政治活动,里面都意味着党派的斗争,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大都具有演说和辩论的能力,因为这可以说是与敌对党派斗争的重要技术。同时在另一方面,当时希腊民主国家中尚无律师出庭的制度,每一个人在法庭中只有靠自己来辩护,所以当时有许多人专替被告或原告来写辩护词。在以上二种政治社会的要求下出现了一批雄辩家。在公元前五世纪时,这些雄辩家开始将替人写辩护词当作一种正式的职业。最早的一人名科拉克斯(corax),是西西里岛上叙拉库西人,另一人叫郭基亚,又是有名的哲学家。有名的雄辩家大都是雅典人,即便不是雅典人,往往也在雅典活动。例如利西亚(lysias,公元前四五八—公元前三七八年),伊西沃(isaios,公元前三九〇—公元前三五三年),他们都不是雅典人,但在雅典活动,成为有名的职业雄辩家。

城邦时代晚期,雅典出现了一位希腊史上最有名的雄辩家伊苏科拉提(isocrates,公元前四三六—公元前三三八年)。他在雅典设立学校,专门教学生演说和辩论。伊苏科拉提本人不善于说话,但写的演说词十分动人,有许多由他执笔的辩护词和演说词,不仅在雅典,在整个希腊世界都流传,是一般学习演说和辩论的最好的材料。但伊苏科拉提的思想与柏拉图很接近,是贵族的代言人。他极力主张希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要由马其顿人来完成的。伊苏科拉提用十年的工夫写了一篇文章panegyricos,极力宣扬马其顿统一希腊的思想,这是他一生最精心的作品。此外他还写过一篇文章areopagiticos,完全提倡复古,但用比较和缓的办法,并非明显的主张贵族独裁。他认为索伦时期的政治是最合理想的,这种缓和的复古思想对人民的迷惑力甚大。总的说来,伊苏科拉提的思想完全是代表贵族利益的,但就文学的发展来说,他的地位很重要。

埃斯其尼(公元前三八九—公元前三一四年),雅典人,出身商家,是一个更彻底和露骨的亲马其顿派,并且曾经接受过马其顿的贿赂,故在雅典极力替马其顿宣传。

德谟斯提尼(公元前三八四—公元前三二二年)出身雅典商家,幼年曾遇过许多波折。他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许多财产,交给别人代为保管,但德谟斯提尼成年以后,此人将财产吞没不肯交出,德谟斯提尼向法庭控告,因口吃不会讲话,又无钱请人代写辩论词所以失败。德谟斯提尼从此以后乃学习演说,用最大的决心和高度的毅力克服了口吃的毛病,最后成为一个雄辩家,终于在法庭上驳倒对方,将财产收回。

德谟斯提尼是民主派之人。当他成为一个雄辩家时,希腊有许多地方已在马其顿势力的控制下,德谟斯提尼前后写过三篇反腓力普的文章,对鼓励雅典反抗马其顿侵略、反对贵族阴谋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自己与亲马其顿派的埃斯其尼作过直接的斗争,写过一篇《金冠论》揭发埃斯其尼之弱点,并且判断埃斯其尼一定接受过马其顿的贿赂。其文章说服力很强,条理清楚,理由充足,感情十分丰富,所以最后完全打败了埃斯其尼,此后埃斯其尼无法再在政治上活动。

无论从思想上技术上来看,德谟斯提尼都是希腊的一大雄辩家。

总的看来,希腊城邦时代文学有很高的教育意义,对当时各民主国家的人民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因为这些民主国家的文学,基本上是有人民性的。例如戏剧,它的剧情完全反映了当时人民所注意的关心的政治社会或思想问题,虽然这些戏剧并非完全站在人民立场所写,但多数还是站在人民方面说话的。就是站在贵族立场的戏剧家,其作品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能使平民更明确斗争的路线。所以城邦时代的希腊戏剧都是密切的和各城邦的政治生活相联系的。

至于演说和辩论文学更不待言了,它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此外还有诗,在这一时期内希腊的诗只有极少数是专门供给少数人欣赏的,一般的诗都是为朗诵而写的,其中也有些直接的牵涉政治问题在内。每一篇诗,经过朗诵以后,往往引起大家的辩论,对诗之内容、技术、思想都可以自由提意见,所以连不识字的或识字极少的民主国家之希腊人,也有赏鉴诗之能力,故诗有它较广的群众基础。

当时唯一没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是史学。史学在希腊有一定的发展,但史学作品并不是为了朗诵而写的,也很少人去读,尤其是一般人民,即使能识字也无时间去读这样长的史学作品,因此它只为少数人欣赏和消遣。最早的历史,就是叙述故事,例如希罗多德的战史,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故事。今日的历史是基本之科学,但当时完全是文学,并且还是由少数人消遣欣赏、没有群众基础的文学。

五、城邦没落中之哲学

建立在城邦基础上之希腊哲学,因城邦制度的崩溃,开始衰败,哲学衰败的明显表现是犬儒主义思想的出现。犬儒主义(cynicos)一名,一说是因为该派讲学地点而得来,又说因犬儒主义者性情怪僻,不满现实,经常谩骂攻击有如狂吠,故得名。

最早的犬儒主义者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公元前五、四世纪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其诺撒基(cynosarges)地方讲学。因希腊城邦国家政治独立地位之丧失,旧的社会制度又崩溃,而新的尚未建树,在这一空白期间许多哲学家的精神无所寄托,只好“反求诸己”了。犬儒主义者就是抱着逃避现实的愤世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的。安提斯提尼穿着极破旧的衣服,逃避人生的享乐,柏拉图曾批评他说:“安提斯提尼满身傲气,从他破旧衣服的窟窿中向外冒。”说明了犬儒主义者的傲然冷漠。

另一个犬儒主义者狄欧基尼(diogenes,公元前四一二—公元前三二三年)是西诺邳(sinope)人,也是一个极端愤世主义者。

他的避乐主义比安提斯提尼更为彻底。狄欧基尼不穿衣服,在身上套上一个大木桶,一有机会就骂人。传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去找他,问他有什么要求,狄欧基尼傲然回答说:“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这一传说不一定可靠,但足以反映犬儒主义者的思想作风。

但这时出现了一个并未受以上思想影响的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三八四—公元前三二二年)。

亚里斯多德是马其顿之斯塔基拉(stagira)人,父亲尼叩马科(nicomachos)是马其顿王的御医。早年亚里斯多德也攻读医学,但后来在雅典长期受教于柏拉图,后来马其顿王腓力普聘请他为太子亚历山大之师(公元前三四三—公元前三四〇年)。由于与亚历山大的师生关系,亚历山大在东侵时期为亚里斯多德搜集了许多丰富的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对亚里斯多德后来自然科学的成就帮助很大。

亚里斯多德的讲座设于雅典城外之亚波郎·里其沃(apollon lyceos)庙中(公元前三三五年或公元前三三四年),故亚里斯多德学派有里其沃学派之称。又因亚里斯多德在讲学的时候,习惯在花园中徘徊,与学生边走边讲,故当时人称他为走路的学者,称他的学派为走路的学派。

亚里斯多德酷爱读书,是当时最大的藏书家,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又是今日所知全世界第一个著述特别丰富的人,他的著作可以分以下几类。

(一)方法论。最重要的一本书,就称《方法论》是演绎逻辑的作品,这是全世界第一本讲逻辑学的专书。

(二)理论哲学。最重要的有《物理学》和《超物学》。《物理学》是讲物质世界,并对物质世界作一概括的解释;《超物学》则对物质世界提高到哲学上来认识,这就是后来的形而上学,但它不同于后来形而上学的是它并非完全唯心。

(三)实用哲学

(1)伦理学。(2)公民学,即政治学。(3)宪法史。亚里斯多德曾经写过希腊一五八个城邦的宪法史,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因当时希腊各城邦并无成文宪法,亚里斯多德根据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解释今天的城邦制度。这一五八本宪法史已完全失传,只剩下雅典的一本,这是一八九〇年在埃及发现的,除了前几页残缺外,完全完整。

雅典宪法史是根据安周提昂的编年史补充以自己搜集的材料写成,故内容非常真实可靠,亚里斯多德尚能客观的记载当时雅典的政治社会情况,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希腊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四)文艺评论

(1)《文词》。这是希腊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书,其中包括修辞学的基本道理,过去希腊人虽然注重说话的修辞,但在亚里斯多德以前尚无人提高到理论上有系统的分析过。

(2)《诗品》。这是今天所知道的最早评论诗的一本专著。

关于哲学思想,亚里斯多德首先从物质世界出发,他吸收了埃及、巴比伦的自然科学成就,再加上自己的研究,在一个大的概括性的自然科学基础上来解释宇宙。亚里斯多德认为一切物体由四种基本元素水、土、火、气所构成,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欧洲及回教世界在中古时,对宇宙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亚里斯多德四质论的影响。

对于生物,亚里斯多德认为生物与无生物的最大区别,在于生物能自然滋长,并且是有目的滋长,植物的滋长是为了供给动物以食品,动物滋长的目的,是供给人类食用。但动物比植物高一等,这是因为动物不同于植物,它是有感觉的。有些人以外的高等动物还有记忆力,但只有人才有理性,所以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以后,灵魂就不存在了。人的灵魂和理性的关系就是物质和畴范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并非宗教概念,而有它一定的科学意义。

人如何去认识外界世界呢?亚里斯多德认为人对外界世界的认识是由于离开人类而客观存在着的物所引起的,所以人完全受外界的感应,由感应而产生出的反映,就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在以上的基础上,亚里斯多德进一步的发挥了他的哲学思想。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中任何一种现象都有最后的畴范,但并没有一个超然独立的畴范,物质是达到畴范的基础,脱离物质的畴范不能存在,二者在物质世界的结合,就构成了个别的物质,这是亚里斯多德的创造论思想。以上思想虽然否定了柏拉图神是最高畴范的观念,也批判了柏拉图视物质世界为虚幻的唯心论,但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物质的基础,有物质与畴范二个始源的说法,是二元论的见解,和其他任何二元论者一样,归根结蒂亚里斯多德仍未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立场。

关于人生哲学——伦理与政治,亚里斯多德首先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他说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畜生,因为畜生只有感觉没有理性,它们不可能有政治生活,而神的理性又太高了,无需有政治活动,只有人既有感情也具有理性。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最合理想的生活,就是将情感与理性适当调和,只有将二者适当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矛盾,才能圆满解决。这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但亚里斯多德认为调和情感和理性的力量不是个人所能有的,而要靠政治来解决,因此,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的集体生活是绝对必需的。

亚里斯多德认为有三种政治制度——君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这三种政治制度并无绝对的好坏。君主政治是由国君一人来全权治理国家大事,假如国君很贤良,那末这种政治制度也未尝不好,但君主政治往往容易变成暴君的统治。寡头政治是少数人独裁的政治,如果少数把持政权的人对国家全局能看得比较清楚,并将各方面利益适当调和,那也很好,但寡头政治极易变成少数人的残暴统治。至于民主政治,至少在原则上理论上应该比以上二种政治制度合理,能使全体自由人都有参预政治的权利,但有时往往容易受政客利用,成为暴民政治。

亚里斯多德认为只要将权利界限划分清楚,让每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然后按着去做,任何制度都能实行得很好。但亚里斯多德认为阶级的区别是必需的,许多人只能做奴隶,他们不能享受政治权利,甚至对自由人里面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政治权利也应限制。

亚里斯多德虽然不是贵族奴隶主的绝对支持者,但他的政见是密切地接近承认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一个阶级——奴隶主阶级来掌握。

从哲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亚里斯多德有许多地方应予肯定。他将过去希腊哲学天人二大潮流合而为一大体系,对后来西方世界的哲学影响很大。同时亚里斯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绝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他曾说:“柏拉图为吾友,真理尤为吾友。”另一方面,亚里斯多德又创制了逻辑学。在此以前,逻辑作为一个思想方法来研究尚未有过,例如柏拉图文章极美,辩理却不甚清楚,亚里斯多德的作品,逻辑性甚强,这对后世思想的影响甚大。从此以后,任何思想家研究学问都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了。

亚里斯多德对自然科学的提倡十分积极,以后西方世界一直继续他的传统,使科学研究之线索始终未断。

但亚里斯多德将阶级之划分视为天经地义,强调劳心劳力的区别,是应予以否定的。雅典三大悲剧家埃斯其娄、索浮克理和犹利庇底,虽然亦出身贵族家庭,但尚能站在人民立场说话,所以我们不能以亚里斯多德受了阶级出身的限制作为理由来谅解他的政治论,在这一方面亚里斯多德不及三大悲剧家。

亚里斯多德虽然批判了柏拉图绝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但他并未完全摆脱柏拉图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最明显最重要的表现在他的目的论上。

总的看来,亚里斯多德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他总结了其先驱的科学成果,并且自己有许多新的建树,贡献甚大。他不仅在当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对后世世界哲学思潮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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