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环境

印度是亚洲南部的一个大半岛，突出在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之间，半岛北面又有喜马拉雅山阻隔了它与大陆的联系，因此，西北角的山隘乃成为古代印度与外界交通的孔道，同时也是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通路。

半岛南部为德干高原，高原北面横亘着文底耶山，半岛中部及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为平原，有恒河和印度河流贯于其间，恒河、印度河皆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分东西向流入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两河流域地方土地肥沃，特别是印度河上游五大支流的地方，这块地方在印度历史上称之为“旁遮普”（puujab），意即“五河之地”，是古代各小国争战最激烈的历史舞台，也是外族侵入后最先攻占的地方。

印度处在热带半热带的有季节风雨的地区，全年可分为两大季节，每年六月至十一月为雨季，在这时期，带雨的风从西南海上吹向半岛，半岛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之皆有大雨；自十二月至五月又为一季，此时风向已转为东北风，半岛大部分地区亦随之转趋凉爽干燥。但是半岛西北部却比较特殊，那里不受季节风雨的影响，因此冬季多雨，夏季反而燥热无雨。

在印度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流露着一种对自然的恐惧意识，因为古代印度居民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可怖的威力，比较其他地区的人更为深刻。印度地方在雨季当中常有热带风暴发生，当此之时，狂风暴雨数日不停。同时，洪水经常暴发，引起河决，水灾乃遍及于整个平原地带，雨季过后，旱灾蝗灾又相继而来。此外，印度在古代是个遍布热带森林的地方，这种热带森林生长得非常迅速，林木密结成为一个整体，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进行着人与森林争夺土地的斗争，森林中的毒蛇猛兽又始终是绕林而居的古代印度人的最大威胁，加以热带疫病在这里非常流行，特别是恶性疟疾，在印度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很多就是祈祷疟神不要光临的诗篇。

大自然的毁灭力量给予古代印度居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人还无力战胜自然控制自然之时，这种恐惧情绪自然地表现为宗教性的崇拜，将各种自然现象人格化、神奇化起来，想象它为各种的神，于是出现了各种神话和传说。到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恐惧意识首先为统治阶级中的教士所利用，故意制造出种种的鬼神故事和解免灾祸的办法，以求达到他们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精神上统治人民的目的。宗教迷信一向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有力武器，而在印度又因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特殊恐惧，使得印度的统治者有可能将这种由恐惧而发生的迷信崇拜有意识地发展得特别高，以致影响到以后印度的意识形态中。

二、国名

印度从古至今始终没有一个概括整个印度半岛的名称，“印度”这个名字是波斯人首先称呼起来的，因为印度河邻近波斯，波斯人乃以河的名字称印度北部和中部地方为“印度斯坦”（hindustan）这个名称后又传至希腊、罗马和中国。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写作“印度”（india），欧洲各国文字亦沿用此名。中国在汉时译为“身毒”，隋唐作“天竺”，宋时始作“印度”。

在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一名王名婆罗多，因此也有人称印度为“婆罗多”国（bharata-varsha）。一九四九年印度独立后，正式规定以印地语为国语，正式国名称为“婆罗多”。但十五年间印度官方使用的语言和外交上使用的语言仍为英语，而在用英语时，国名仍称为“印度”。

三、身毒时代

根据印度古代的传说和地下发现的材料来推断，最早在印度北部活动的有三种人，这三种人我们分别称之为土人、达罗毗荼人（dravida）和蒙古利亚人。

土人和达罗毗荼人都属于澳大利亚种。不过，土人开始进入印度的时间较早，而且人数很少，文化程度很低，始终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达罗毗荼人约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也可能在四〇〇〇年）左右自西北方进入了印度，以后又逐渐从印度西北部繁衍到印度北部的全部地区。蒙古利亚人与达罗毗荼人先后同时，亦从东北方进入了印度，他们人数不多，可能是自现在西藏地方越过喜马拉雅山进来的。这三种人进入印度后系以达罗毗荼人为主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国家。身毒时代的历史，实际就是达罗毗荼人的历史。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在印度河流域发掘出这个时代的三座古城：在印度河上游，今旁遮普地方发现了古城哈拉伯（harappa），在印度河下游，今信地（sind）地方发现了古城谋痕犹达娄（mohenjo-daro）与旃都达娄（chandhu-daro）。根据三城所在的地层情况可以推断其存在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不过，城市遗址及城中发现之器物、工具、文字显示当时的生活方式已相当复杂，文化已达到相当高度，这种现象必然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推论可能在公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他们已出现了阶级国家。

这三座古城在各方面都很相似，是属于同一文化的。并且三城都是经过设计的城市，街道方正，建筑整齐，显然在建造时有通盘计划，当是身毒时代晚期的城市。建筑材料主要是用窑砖（这是今日所发现的最早的窑砖），极少用木料和石料。

三城中以谋痕犹达娄保存得最完整。全城面积约一平方英里，城内有两条正街，宽度皆在三十英尺以上，旁街宽度平均也有十五英尺，路面皆为泥土压成。城内最大的建筑物是一座大浴室，长一百七十英尺，宽达九十英尺，猜想此浴室可能有宗教上的用途。一般住宅都是楼房，高三层或五层，其中大者都有浴室，小者则无浴室。居宅建筑上的特点是无窗。宅内都有砖彻的水井，并有系统完备的排水设备。值得注意的是正街两旁的房屋，就其建筑形式看来，显然是许多商店。

城内未发现人的骨骸。就发掘出的各种器物看，其中有各式农具，可见农业在当时已占很重要的地位；有手工业制造方面所需用之各类工具，可见已有从事各种手工业制造的工人；此外，还有一些与商业有关的度量衡，以之与商店建筑互相印证，可见当时商业已相当发达，城市已成为交换的中心，聚集了许多商人。

在种植物方面：发现有麦、枣以及各种瓜类，并且发现了棉花，由此证实了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植棉的国家。牲畜发现有牛、水牛、绵羊、山羊、猪和象。家禽有鸡，手工艺品中有陶器，其中有素陶与彩陶；纺织品发现有纱，也有布；各种金属器物，有红铜、锡、铅、金、银制品，此外，还有青铜器。由其制作技术之精良可看出是青铜器晚期的产物；并发现有河船与海船，可见当时已能至海上航行。

发掘出的器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玺印，这些玺印上刻有各种动物形象及文字，文字可惜今日还无人能读，另外还发现了许多赌具—骰子和赌盘，这两种发现足以证明当时文化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度。

当时已出现了宗教组织和教士，因为就发现的许多青铜与石的雕像看来，其中有些人像形体颇为怪异，是一种想象之作，显然是各种神像。

以上各种发现，反映了当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从商店数量之多、手工艺品制作之精美以及文字与赌具之发现来看，可以想见当时生产已相当发展，已有许多可供交换的剩余生产品。大城市既然是当时交换的中心，地方性的交换当更为发达。同时，从居宅建筑的种种差别上也可以看出阶级分别已确立了，复杂的政治组织也已建立。结合以后印度历史的发展情况来推断，此时印度当是奴隶社会。

这些城市到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都被毁灭了，毁灭的原因尚不可知。不过，从其遗址上并不能看出有自然灾害侵袭的痕迹，一定是因为受到外来的人为的暴力摧毁之故，而这个外来的暴力就是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自西北部侵入了印度，当时他们还是一些文化很低的部族，其生活还是以畜牧为主，农业为副，自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一〇〇〇年间，先后共有五批雅利安人分别进入了印度，他们自印度西北部逐渐向东发展，最后分布于北部的全部地方。

“雅利安人”一字在古代印度欧罗巴语中意为“贵者”（统治者），这是那些侵入印度的印度欧罗巴人在其征服了印度当地的居民之后用以自称的名字。由于他们进入印度时，已从亚洲西部文化较高的印度欧罗巴人那里接受了铁制兵器和骑马作战的技术，因此能够很快地战胜并征服了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的征服手段是异常残酷的，在早期梵文中达罗毗荼人写作“dasa”（阳性字），意为“敌人”；或是“dasi”（阴性字），意为“奴隶”。由此可见在其进行征服的过程中，达罗毗荼人的男子皆被雅利安人当作敌人杀死了，女子则被变为奴隶。达罗毗荼人在当时虽曾经激烈地抗拒这些入侵的“野蛮人”，但最后还是失败了。结果，一部分达罗毗荼人被雅利安人征服了，其余未被征服的也被迫向南逃迁。因此，直到今日达罗毗荼人仍集中于印度的中部和南部。

四、吠陀时代（公元前一五〇〇—公元前八五〇年）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逐渐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的时候，最先进入印度的一批雅利安人已开始定居下来，已以农业为其主要生产。他们在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基础上重建了奴隶社会。

从雅利安人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他们的宗教经典）——《吠陀经》中看出，此时在雅利安人的社会中已出现了严格的阶级差别，出现了四个种姓：第一种姓称为刹帝利（武士），他们是政治上的贵族；第二种姓称为婆罗门（僧侣），他们是宗教上的贵族，利用他们在宗教上所具有的势力与刹帝利合作，共同统治人民；第三种姓称为吠舍（庶民），包括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第四种姓称为首陀罗（奴隶）其具体身份不清楚，还不能断定他们是属于国家的奴隶，抑是属于个人的奴隶。四种姓中的前两种姓都是雅利安人，吠舍种姓就理论上讲也是雅利安人，不过实际上包括有投降雅利安人或未被雅利安人杀死的达罗毗荼人。首陀罗则全部为达罗毗荼人。种姓之间的人固然身份上有高低，但还有许多不在种姓之内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比首陀罗还要低下，从事一些极为卑贱的工作。这些贱民最初可能是一些文化很低的土著部族，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未把他们包括在种姓之内。种姓的分别，实际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分别：刹帝利和婆罗门是统治者，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则是被统治者，“种姓”（varna）一字，梵文原意为“颜色”，因雅利安人肤色较白，达罗毗荼人肤色较黑。所以，最初是按皮肤的颜色来分别种姓的。而皮肤颜色的分别实际就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分别。

在吠陀时代初期，种姓之间的划分并不太严格，在刹帝利和婆罗门种姓中也有混血的情形。之后，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逐渐尖锐化，种姓制度遂日益严格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阶级制度。

在吠陀时代的六百多年中，我们既不知道一个历史人物，也不清楚任何事故发生的年份，仅能自《吠陀经》中大致了解到当时雅利安人的政治社会发展过程：在雅利安人初入印度之时，还维持着原有的氏族组织形式，以氏族和部族为单位，各自征服当地的人民，占有当地人民的土地。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后，雅利安人始成为土著，定居于一定的地区，开始对当地人民进行统治与剥削，他们原有的氏族组织也就逐渐复杂化变成维持其政治与剥削的国家组织。在此时，原来雅利安人的氏族成员也开始分化，一小部分变成统治者——刹帝利与婆罗门，而绝大部分成为被统治的劳动者——农民（吠舍）。雅利安人新建立的许多小国出现了。这些小国间并不断发生混战，彼此攻并。

与此同时，在生产力方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农业已成为雅利安人的重要生产，畜牧业渐居于不重要的地位。根据《吠陀经》的记载，最迟到公元前一〇〇〇年，雅利安人已知使用铁制农具，有了铁犁。铁犁的出现必然会引起生产上的长足进展。

此时，雅利安的宗教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最早的经典是《吠陀经》。《吠陀经》共有四种：《黎俱吠陀》（rig-veda），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前已完成；《娑摩吠陀》（sama-veda）、《夜珠吠陀》（yajur-veda）与《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都是赞颂祈祷神明的诗歌。《夜珠吠陀》中除诗歌外还有部分记述宗教典礼的散文。《阿闼婆吠陀》则全为巫术咒语。

婆罗门教中最重要的神祇为“天神”（varuna）、“大力神”（indra）、“火神”（agni）和“酒神”（soma）。其中大力神和火神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才开始重要起来的。因为印度的可怖的风暴与森林自燃景象都是雅利安人所未经的，于是象征着暴风雨和火的大力神和火神乃变为最受尊崇的对象。

五、列国时代（公元前八五〇—公元前五五〇年）

在列国时代的三百年当中，印度的政治局面与前一个时代基本上是相似的，仍继续着列国并立、互相混战的局面，其间胜负经过虽皆不可知，但是，总的趋势是由分散走向统一，因此就在混战和兼并中小国逐渐被吞并，而出现了几个较大的国家。

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向上发展的结果。首先，由于铁制农具——特别是铁犁的使用（公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时期开始使用），生产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伴随着生产的提高而来的是交换的增加，商业交通亦因之发展起来，各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因而在政治上也开始要求走向统一，以求适应这种日益发展的经济趋势。最初，这种统一还是通过了军事征服来实现，也就是在上述的兼并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但是，这种局面之能以固定下来，除了上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外，直接的政治上的原因就是因为随着生产的提高，统治者的剥削所得也增加了，他们以剥削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维持其统治的用费，使得任何一个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小国的国家统治工具加强了，有可能统治日益广袤的领土，因而，军事征服的成果也就被巩固下来。

传说此时在印度中部、北部和西北部曾有过十六个比较重要的国家，这十六个国家有些是君主国，也有些是共和国，到列国时代晚期则有四个国家先后强大起来。先是恒河上游的科娑腊（kosala）强大起来，继而在恒河下游又有摩揭佗（magadha）兴起，灭科娑腊，最后统一了印度北部。同时，在印度西北部也有犍驮罗（gandhara）兴起，当其极盛之时，势力曾超出今日印度的疆界，直达到阿富汗的南部。在印度中部，阿宛提（avanti）亦开始强大起来。

列国时代晚期，印度第二次有了文字。因为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摧毁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达罗毗荼人的文字亦随之湮没，此后，印度曾有一千余年没有文字。到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始有达罗毗荼人自巴比伦学来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闪族的字母，以之拼写出达罗毗荼语。最初这种文字只应用于吠舍种姓之中，又经过数百年，这种字母才为雅利安人所接受，以之拼写出雅利安人的语言，即早期的梵文。再后，这种字母又通过佛教而传入锡兰、缅甸、暹罗与西藏。

同时，在列国时代晚期印度开始有了哲学。印度早期的哲学思想最先出现在两类宗教书籍中：一类是《梵典》（bramana），这是婆罗门人所写的注释《吠陀经》的书；一类是《乌帕尼娑》（upani-shad），这是一种依据《吠陀经》来解释自然现象及社会事物的神学推理的书。这两种类书出现于公元前六〇〇—公元前五〇〇年间。其中心思想是“轮回”与“业缘”，就是说一切生物包括神在内都要不断地生死轮回，而其所以要轮回则是因为有“业缘”之故，这就是说一切生物在今生所造下的善恶因素（业），将决定其来生的结果（缘）。今生结下的“业缘”，经过“轮回”报应于来生。

宣扬这种思想，目的就是要令人安分守己，安于天命，不行非分之事，不作非分之想，无视今生的一切痛苦，因为所谓“善”“恶”的标准，就是已经成为事实的阶级统治的秩序。这纯粹是统治阶级进一步麻痹人民的精神武器，企图以这种思想来加强他们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

六、大战时代（公元前五五〇—公元前三二一年）

到大战时代，印度政治上走向统一的趋势更加显著，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日趋激烈，小国多已被吞并。不过由于印度缺乏历史记载，因此，各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的前后关系尚无法了解。

根据其他国家的记载知道印度在此时除内部进行着混战外，还曾发生过两次外族入侵的事件。第一次波斯王达拉雅夫一世（darayarus i）的入侵。波斯军队一度占据了印度河上游犍驮罗地方，并曾派人自印度河上游下航至海中探测。但不久，即因其国内发生内乱而撤军。这次入侵的经过，仅见于波斯史书中，时间约为公元前五一七——公元前五〇九年。印度对此事并无任何记载。

第二次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入侵（公元前三二七—公元前三二五年），此次入侵始末也只见于希腊记载。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印度的西北部，占领了整个旁遮普地方。公元前三二五年亚历山大撤退出印度后，仍留有少数军队驻守。

亚历山大大军于公元前三二六年二月渡过印度河，这是印度史上知道确切年月的第一次事件。

亚历山大侵入印度之时，摩揭陀国仍很强大，但因其国在印度东北境，所以未曾与亚历山大发生正面冲突。到亚历山大大军撤退后，摩揭陀国内新兴起的孔雀王朝组织了一支大军与希腊驻军作战，结果将希腊军队全部逐出印度，并在公元前三二一年统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了摩揭陀帝国。

在这个时期，印度哲学继续向前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初次出现了各种反映人民意识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当时时代条件的限制，各种哲学思想的派别都不免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它们往往以各种宗教派别的形式出现。在各派之中以耆教和佛教这两派对后世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佛教，其影响之地区又远超出于印度以外。

耆教，或称“耆那教”（jaina，耆那意为圣人），其创始人为大雄氏（vardhamana mahavira，？—公元前四七五）。耆教的教义主要是从反对《吠陀经》和婆罗门出发的。它否认《吠陀经》的神圣性，认为人人都可以研读《吠陀经》。同时，它否认种姓上的差别，认为任何种姓，即任何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在个人进行自我人格修养的基础上，修行成为圣人（耆那）。这种说法，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婆罗门人在宗教上的特殊优越地位，并企图从理论上推翻婆罗门人对人民精神上的控制。但是，在另方面，耆教徒却认为在一切行业中只有工商业才是最高尚的工作。因此，他们特别提倡工商业。由此可以看出，耆教运动是代表城市中上层工商业者的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狭窄，所以发生的影响不大。到以后这个运动更为城市中的大商人所把持过去，其信徒渐渐地不屑于从事生产劳动，而专以放债为生，变成一些高利贷者。

佛教（buddha），亦称浮屠教，其创造人为乔答摩（gautama），又称释迦牟尼（sakyamuni，公元前五六三—公元前四八三年）。“释迦”为其氏族之姓，“乔答摩”为其家族之氏，“牟尼”意为“修道成功之人”。他原来出身于统治阶级，为喜马拉雅山麓一个小城的城守之子，在其青年时忽然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地位出家去求真理。其间经过许多波折，最后在森林中苦修了几年后，宣称了解了人生的真谛。他自己曾在中下层种姓中宣传他的教义，并且组织了许多团体—僧迦（sangha）到各地传道。

释迦牟尼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佛教的思想体系，是从当时存在着的严格的“种姓”制度出发来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从这种思想中可以看出：在消极方面，他否认了存在着的种姓制度，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就是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修执成为“阿罗汉”（arhat）—佛教最高理想的人格，这就意味着种姓制度并不是决定人们贵贱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时，修执成为“阿罗汉”又完全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而不能依靠任何神的帮助，这也就是说求神的帮助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虽然没有直接否认了神的存在，但是他却认为“阿罗汉”是比神更高的人格。这样，等于否定了当时为统治者用来威胁人的各种神的可怖威力的不可克服的至高无上性。在积极方面，他以为任何人在今生都有可能成为“阿罗汉”，也就是都有可能修行成“佛”而进入佛教最高理想的境界—涅槃（nibbana）。进入涅槃的人，就可以超脱轮回，不再像一般人死后那样，要经过轮回，重新去经历人生的痛苦，这是针对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教义而提出来的主张。它否定了原来依照统治阶级的“善”“恶”标准来进行轮回的不可避免性，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意识的思想，它不能不取得当时社会多数被统治阶级的信仰，并成为他们推翻原有统治者的有力的理论根据。

佛教思想产生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从佛教思想产生后印度的历史发展情况看来，佛教思想所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上新兴起的一个阶层的思想，这个阶层就是那些自吠舍种姓中分化出来的新兴的地主商人。他们在雅利安人统治印度的一千年间，已逐渐在经济上具有了相当势力，因此他们要求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佛教思想正是反映了这些新兴地主商人的这种要求，从理论上否定了原来统治阶级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佛教思想与耆教思想的不同，就在于佛教的全部思想不仅只反映了当时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新兴地主商人的一时要求。而且，它那些一般性的口号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还符合了其他所有当时或以后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人，也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因此，当时它的群众基础比较耆教宽广得多，并且也是它能够流行久远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佛教思想兴起之际，摩揭陀正是印度北部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摩揭陀王曾抱有统一的野心，但是，为了击败各国中的旧的统治者——刹帝利与婆罗门人的势力，摩揭陀王就必须争取各国中其他的势力来支持他，各国中出身于吠舍种姓的新兴地主商人阶层，正是这样一个能够为他所利用的具有实力的新的实力集团，而当时这个代表新的经济形态——封建的经济形态的新兴地主商人也正要求推翻原有统治者以取得政权，并通过政权来扩大其经济上的利益，因此，他们也愿意支持摩揭陀王来统一全印度，从而实现他们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代表新兴阶层反对旧统治者的佛教思想，乃成为这个时期中反对各国原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因而大大的帮助了摩揭陀王的统一事业的进行。佛教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摩揭陀王和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所提倡和宣传，而逐渐走上了它的极盛时代。

到摩揭陀王实现了统一全印度的事业，建立起了一个印度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之后，佛教乃在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国教，并且在新的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之下，在印度国内逐渐变质，失去了它原有的革命意义，而成为帝国向外扩张及对内进行剥削的护身符。

七、帝国时代（公元前三二一—公元前二六年）

公元前三二一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创业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公元前三二一—公元前二九七年）取得了国内和各国中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驱逐了希腊驻军，并且摧毁了社会上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也就是摧毁了原来雅利安人所建立的许多小型的奴隶主国家，统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起了一个封建大帝国。帝国首都仍建立在其旧都波吒厘子城（pataliputra）——今帕特那（patna）。

帝国在军事上非常强大，它拥有一支包括有九千头象组成的象队，和三万骑兵，六十万步兵的大军。

帝国创业王的首相旃那迦（chanakya，或名廓提腊kautilya）曾经写过一本书——《政务书》（arthasastra）。这本书虽然经过后人加以增删，但是存留于后世的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旃那迦的根本思想。根据这本书，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帝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

印度在佛教开始兴起到摩揭陀帝国成立这一段时期中，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政务书》中所记载的帝国初期政治经济上的一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印度到此时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因为《政务书》中所讲到的各种剥削人民的方法（主要是对农民的剥削方法）完全是封建式的一种剥削方法。同时，《政务书》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怎样来榨取压迫奴隶，由此可见从佛教开始兴起到帝国成立的二百年间，是印度从一个不是高度发展的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这样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帝国成立同时也就表明了封建社会的确立。

可以这样说，印度的封建社会萌芽于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后，而到公元前三二一年已完全确立。

《政务书》中讲到国家的最高目的有四个：（一）征服邻国，扩充领土；（二）保有已经征服的领土；（三）增加国内的财富；（四）享受国内的财富。根据以上四个目的，政府制订并实行它的对外和对内的政策，在对外方面主要是用战争和外交来达到其扩充领土的目的。它提倡在外交上使用高度的阴谋与欺诈的手段。在对内方面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剥削人民，搜刮财富。政府设立各种行政机关，管理监督各地人民的经济活动。因为农业生产是财富收入的根本泉源，所以政府在人民的各项经济活动中特别注意到农业，对于每个农民的收入都有精确的调查，结合其他方面的记载知道当时一般农民要以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来纳税。此外，政府还采用了许多特别的“征收”方式来占有人民的财富，在《政务书》中讲到有几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对法律习惯不予保护的异端者和无家人保护的富孀平时多加监视，以便相机掠夺其财产。第二种办法是鼓励盗寇抢劫商人和富户，待其满载而归的时候再下手将其捕捉，没收其全部赃物。第三种办法是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各种神道显灵的谣言，引诱善男信女对寺庙多加布施和贡献，然后，政府与寺庙平分所得利益。其他方法还有使用侦探来刺探人民的秘密；或是利用人的弱点，故意布置圈套，或是派人在人民中间挑拨是非，造成纠纷，然后由政府对之加以罪名，没收其财产。

《政务书》中所讲到的各种方法，都曾经为帝国中央政府官吏和地方政府官吏所奉行。

《政务书》中所显示出的明目张胆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压榨人民的统治方法赤裸裸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本质，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各种设施和国家工具的最后目的就是剥削。在这方面，印度只不过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而已，其他各国从古至今的统治阶级其本质也无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帝国时代开始大盛。帝国的王公贵族几乎人人都信佛教。他们同时也宣传鼓励人民信仰佛教。佛教在当时等于是帝国的国教。从这点，我们可以了解印度统治阶级有两套统治方法，一套是在他们自己内部运用的，就是《政务书》中所讲的那一套政术。另一套是在人民中间运用的，就是宗教——佛教，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有作用地在帝国内部推行佛教，因为佛教不但有利于帝国内部的统一及帝国的内外发展，而且他们还可以利用佛教中出世思想的一面转移人民当前的视线，从而掩饰了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更便利了他们对人民的榨取。

关于帝国的工商业方面的情况，《政务书》中记载不多，只知当时主要的输出品有药草、毒药、香料、珠宝、织绣品和各种金属（铜铁金银）器具，并且有很好的钢铁制成品输往波斯以西各国，虽然在此书中没有关于工业的技术发展情况的记载，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手工生产技术已相当高，并且已经能够制造比较大量的钢铁了。关于印度在帝国时代已能生产较大量而且较精良的钢铁的事实，在中国、希腊及西方各国的史书中也有记载。

关于商业方面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一种对商人不利的宗教政策开始萌芽。统治阶级中有一些人假借宗教上的某种说法为根据，宣传印度人特别是属于前三个种姓的人不能出海，如若出海，即将丧失其种姓身份。这种说法的出现反映出来帝国内部统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商人之间的斗争。在摩揭陀统一印度的过程中，新兴的地主商人曾一度联合起来，支持了摩揭陀王的统一，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建立起代表新兴地主商人利益的摩揭陀帝国。但是，在帝国基础已经巩固之后，新兴的地主与商人之间却又发生了斗争，由于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以及在封建经济形态确立后，由于地主在经济上要求巩固稳定的小农生产，乃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出这种说法来限制海外商业的活动，也就是限制了商人势力的发展，在这次斗争中，商人势力终于被压抑下去。此后，新兴地主阶级乃成为帝国最主要的当权阶级。

印度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商业手工业一向不太发展，因此，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国内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势力大大地胜过了商人，所以地主能战胜了商人。但从这时起，由于这种符合于封建地主经济要求的宗教禁忌的影响和当权的地主阶级的公开压抑，以致更加阻碍了印度的商业与手工业的向前发展。

在摩揭陀统一印度建立起帝国的过程中，佛教曾发生过一定的作用。因为种姓制度在国家出现后已有的社会阶级之上又加上了一种人为的划分，以致造成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日趋分裂。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则便利于社会各阶层的联合，也就是便利于摩揭陀的统一，并巩固其统一。因此在帝国成立后，孔雀王朝更加提倡佛教。此时佛教不但成为帝国加强其内部统一的有力工具，而且又成为其向外扩张，征服其他地区的有效的精神武器。

孔雀王朝各王中提倡佛教最久的是阿育王（asoka，公元前二七四—公元前二三六）。他在位时间是帝国的最盛时期，当时帝国的疆域曾包括有德干高原北部，阿育王最初实行以武力征服的政策，但是施行的结果，并未收到显著的效果。因此他很快地就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开始以佛教来补偿武力之不足。阿育王自己曾舍身出家，以示提倡佛教。他在各地建竖佛塔碑石，并派大批僧侣到帝国以外各地方去宣传。这些僧侣传道所至的地方范围极广，向南，不仅到达了印度南部全部地区，并且过海到了锡兰岛；向西，过印度河进入了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甚至到达了叙利亚；向北，到达了中亚和今日中国的新疆，后来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就是自中亚一带传入的。这样，帝国武力所不能及的邻国和帝国控制力量薄弱的边区，都得以借佛教的思想传播渗入了它的发源地国家的政治影响。因此，阿育王时代是佛教的极盛时代，而佛教的极盛时代，也就是帝国势力最稳定的时代。

但是，佛教在帝国时代逐渐发展到极盛的过程，也就是佛教逐渐变质，成为新政权的统治工具的过程。在佛教初兴起的时候，它虽然是代表当时新兴的地主商人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的一种运动，不过它也符合于当时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的广大人民的要求，因此它还不失为是一个人民运动。但在新兴地主商人支持摩揭陀王国统一印度的过程中，随着新兴地主商人之掌握了政权，如前所述，佛教的作用也就开始变质。因此，在其教义方面也开始有了改变。

释迦牟尼创始佛教时虽未否认“轮回”“业缘”的说法，但重要的却是以为任何人都能依靠自己的修持达到超脱“轮回”与宇宙化为一体的境界。佛教思想最初反对婆罗门教教义的革命意义就在此，而到此时，“轮回”说又开始被提倡起来，如在阿育王所竖立的碑石上刻的经文多是劝人安分守己，多积善业，以求来世的内容。佛教到此时在印度境内已完全丧失了它的积极意义，而成为了麻痹人民思想意识的统治工具。

八、帝国时代的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在摩揭陀帝国成立之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以前，当有一相当发展阶段。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因而无法推测其具体的发展过程。不过，根据帝国时代的炼钢情况及其他自然科学所已达到的水平，可以推知这些成就当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帝国时代最重要的科学是数学。根据最早的记载，知道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印度已经有了几何学和四则，不过在四则中，只有加减乘三则特别发达，印度数学对以后世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重要的有下几种发明：

（一）数目字。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印度已发明了一种很简便的数目字，这种数目字以后愈益简化，到公元后三世纪已经近似现代数学上所用的数目字了。到中古时代，阿拉伯人建立了伊回帝国，势力向东发展与印度接触后，印度的数目字为阿拉伯人学去，经由中古回教世界而传至欧洲，而欧洲又最早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数目字又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而普遍到全世界，即现在所谓的阿拉伯数码。

（二）数字位。数目字的发明只解决了书写数字及简单计算方面的困难，但在较大数字计算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技术问题。到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印度又发明了数字位，解决了进位问题，能够把孤立的数字结合起来运用了。这样，数学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才被解决。

（三）零。公元前二世纪时印度数学创造了代表“无”的数目字—零。最初零写为一点，后始写作“0”。在数字位发明后，又以零来解决补位问题，数学上的最大技术问题至此完全解决了。此后，印度的数学乃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也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以上三种发明是印度数学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自公元前后直至十四世纪，印度的数学始终闻名于世界。

今日所能知道的印度古代的大数学家是雅利亚波陀（aryab-hata，活动时期为公元四七五—五〇〇年），今日所知的印度数学，都是由他一脉相承下来的。

至于数学以外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多自巴比伦、希腊等地传来，印度自己独创的见解不多。

九、帝国的衰亡

继摩揭陀帝国孔雀王朝之后的王朝是珊珈王朝（sanga，公元前一八四—公元前七二年）。关于这个时期，我们所知的事只有两件：其一是珊珈王朝统治时代一反孔雀王朝之宗教政策，排斥佛教而提倡婆罗门教。就印度历史发展之前后关系上看，佛教所代表的是要求统一的势力，因此它适合于当时政治上逐渐走上统一的客观趋势，以及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因此在帝国成立前后，佛教能以大盛。而婆罗门教所代表的则是统治阶级内部主张分裂局面的一部分势力，这个帝国统一后所出现的分裂势力并不就是统一前的旧势力，而是在封建经济条件下，主张地方割据的新的分裂势力。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婆罗门教的复兴，可以看出此时帝国已开始衰落，因而这种主张分裂的势力乃得逐渐抬头。

其二是塞族的入侵，公元前一五〇—公元前一四〇年间，塞族开始侵入印度，曾经攻占了旁遮普地方。

公元前七二年珊珈王朝为堪瓦王朝（kanva，公元前七二—公元前二六年）所代。堪瓦王朝是统一帝国最后的一个王朝。当其时帝国内部实际已无力维持统一的局面。同时，帝国边疆仍不断的受到塞族的侵扰。王朝勉强维持了四十余年，至公元前二六年即灭亡。

十、印度之分裂

公元前二六年堪瓦王朝之后，统一的帝国灭亡。此后印度北部和中部有数十年陷于混乱局面。随后又有外来势力进入印度北部建立了外族的贵霜王朝。

在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三六年间，印度境内有两个小王朝存在。先是在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中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小王朝——安度罗王朝（andhara，公元前二六—公元二三年）。此王朝提倡婆罗门教。不久，在印度西北部，以前犍驮罗地方出现了另一小王朝，即贵霜王朝（kushan，公元四五—二二五年）。贵霜王朝是中国史上所称的大月氏人所建立的王朝，大月氏人原居住在中国的西北边疆，在公元前二世纪时为匈奴人所迫，向西迁徙，进入中亚，征服了大夏。此时大夏已经“希腊化”，因而，大月氏也从这里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成为一个“希腊化”的民族。大月氏人当其在大夏的势力已巩固后，开始向南发展，攻占了今日之克什米尔，并渡印度河占领了犍驮罗地方，建立了贵霜王朝，但其根据地仍在大夏。贵霜王朝最盛时期领土曾包括有印度西部及北部之一部分。

贵霜王朝各王也多信奉佛教，其中尤以迦腻色迦王二世（kanishka，一二〇—一六二年）提倡最久。迦腻色迦曾经想凭借政治力量来否认种姓制度，想在现实生活中彻底地实现佛教的“众生平等”理想，但是实际并未能做到。因为，就在二世纪中《摩法经》（dharmasastra）出现了，这是一本以婆罗门教的理论来肯定了种姓制度，并且具体而繁琐地规定了种姓制度各个方面的细节的书，从这点可以看出这时婆罗门教又已抬头，而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斗争正在进行着，不过佛教凭借着政治势力暂时获得了胜利。但佛教到此时内部已发生变化，开始分裂为两个派别。新起的一派自称为大乘派（mahayana），而原有的佛教思想则被称为小乘派（hinayana）。贵霜王朝所提倡的是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小乘的最高理想人格是阿罗汉，而大乘的最高理想是成为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称菩萨。菩萨与阿罗汉不同，菩萨是已经修执成道，本可以超脱轮回进入涅槃的人，但却自动的不入涅槃，而继续轮回，再生入世以普渡众生。此外，小乘派认为修行只能靠个人自己，大乘派认为这种修执成道又自动入世的菩萨可以靠助别人来修行，人得到他的帮助在个人修执方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后来，大乘教派中的又一派别—净土宗的思想更进了一步，认为只要诚心信仰菩萨，菩萨就能度人成佛。佛教发展到了大乘教派，尤其是到了净土宗之时，实际上已完全成为一种宗教迷信，已失去了最初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失去了那种促使人们进行自我的深刻修养的人生哲学意义。印度各种哲学思想虽都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但佛教思想之完全成为宗教，则系大乘兴起以后的事。

大乘佛教又分有许多派别。净土宗这一派，在印度本土势力并不大，但后传入了中国，自唐以后在中国下层社会却非常流行。净土宗信仰的菩萨阿弥陀佛（amitabha），也称无量寿佛（amitayus），据说阿弥陀佛居住在西方极乐世界（sukhavati），信他的人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死后即会被他接往极乐世界。后来在净土宗中又附会出来一位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说观世音是阿弥陀佛的使者，专门到人世来作度脱信徒的工作。

大乘佛教的一些派别传入中国后所造成的重要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宗教迷信——净土宗的发展；另方面，则是保存佛教原来的哲学思想较深的禅宗，禅宗在唐以后流行于中国上层社会之中，佛教的主张自我修养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儒家思想相结合而形成了中国宋明两代的主张“格物”“致知”的唯心的哲学思想——理学。

同时，在贵霜王朝时代，印度经大月氏人那里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结合了当地佛教的发展，在犍驮罗地方出现了所谓“犍驮罗美术”，其中特别是雕塑的艺术，在技术方面完全接受了希腊雕塑技术的影响，如释迦牟尼之头像即系摹仿希腊亚波郎神之作。以后，犍驮罗美术随佛教而传播到中国来，引起了中国绘画艺术上的革新，同时中国到南北朝时也开始雕塑佛像。

贵霜王朝之提倡佛教，一方面固然是要愚民，一方面也是要铲除旧的势力—婆罗门人存在的影响，要打破因种姓制度而造成的社会上的分裂趋势，并企图借佛教的势力来统一印度。但是这个目的并未能实现。

安度罗王朝与贵霜王朝先后灭亡后，印度又一度陷于混乱状态。到三一九年始有另一个统一的势力出现，即笈多王朝（gupta，三一九—五三五年）。笈多王朝统一了印度北部中部的大部地区，仍建都于摩揭陀旧都波吒厘子城。其创业王为娑穆陀罗笈多（samudragupta，三三〇—三七五年）。

笈多王朝第二代王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2，三七五—四一三年），中国史上称之为超日王，当其在位时为笈多王朝最盛时代，其时印度社会又形安定，由于生产渐趋恢复，故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了。正在此时，中国僧人法显到达印度来求佛法，归国后写了一本《佛国记》，记述自己在印度的经历。这是有关五世纪初期印度内部情况的最重要的史料。《佛国记》中曾经提到印度中部某些地区的富庶情况，但也记述了印度北部一些地方的荒凉与残破的景象，甚至这些地方的城市居民不过数十户，有些交通大道也成为了虎狼出没的地方。这种荒凉残破的情况必然是由于在摩揭陀分裂后印度长期陷于混乱局面下造成的，战乱结果使印度的社会生产都遭到了破坏。

印度大部地区的生产在战乱中遭到破坏，生产停顿，个别地区的生产到此时又形恢复与繁荣，这就造成了笈多王朝时代印度各地区在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其结果必然导向政治上的分裂。笈多王朝时代虽然暂时仍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分裂的趋向已很明显，从《佛国记》中所记佛教至此已开始衰败，有九十六种外道皆甚兴盛，各自拥有信徒。可以看出，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及政治上之分裂趋势，使婆罗门教在此时又开始兴起。

五三五年笈多王朝亡，印度又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在此后一千年间始终未再统一。

十一、印度教之成立

在笈多王朝时，婆罗门教又逐渐恢复了它的势力。但此时的婆罗门教与佛教兴起以前时的婆罗门教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它是古代的婆罗门教的一种新的发展，为区别两者起见，历史上称后期的婆罗门教为印度教。

印度教可说是古代婆罗门教与大乘佛教的混合体。它是在最严格的维持种姓制度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大乘佛教的消极厌世接受现状的思想而形成的，并为婆罗门人所控制的一种宗教。印度教不但将种姓制度重建起来，而且更将它严格化繁琐化，在四大种姓之内，又分记出许多小种姓。故此后在印度社会上发生作用的种姓制度不再是原来的四个大的种姓，而是分记出来的无数个小种姓了。

印度教约在五〇〇年成立，它的成立代表着婆罗门种姓在政治上的胜利。因为从形式上看，印度教与古代婆罗门教最大的不同就在婆罗门与刹帝利这两个种姓的地位互相调换了。婆罗门种姓压倒了刹帝利种姓，变成四种姓中的第一种姓。这种变化是在婆罗门教与佛教的斗争中发生的，而这种变化又因下层种姓的接受而成为事实，婆罗门人在对佛教的斗争中为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使用了一种策略，他们到各地去向贱民进行宣传，假托神的意旨宣称，凡是拥护婆罗门人的人，神都可以使之进入种姓之门，并且进入种姓之门后，仍允许保持其原有的信仰。同时，婆罗门人又乘机宣扬婆罗门种姓应高于刹帝利种姓。大批贱民因此进入了种姓之门，而给予他们种姓地位并保障其地位的婆罗门人自然也受到了他们的拥护。婆罗门人即以这种手段战胜了佛教，在宗教上建立起印度教的绝对优势，并且使社会上承认了他们是第一种姓，在政治上取代了刹帝利的地位。印度教成立的过程，实即婆罗门种姓与刹帝利种姓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

印度教特别尊崇的神祇有三个：即梵王（brahma）是开发（创造）的神，湿婆（siva）是破坏神；毘湿纽（vishnu）是保存的神，三神所代表的是一种循环的思想，这种思想企图说明宇宙万物的变化不过是这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这样，就肯定了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虽也不断的发生演变，但其根本的性质是不可变易的，使人民安于接受现状。这是印度社会经过几度动乱后，其最后取得胜利的统治者所建立的思想体系。除以上三大神外，印度教对其他宗教迷信一概兼容并包，因此它所包容的神祇的数目多到无法计算，有人说印度教的神比印度人还多，这种说法当然不符事实，不过印度教的神的数目的确为世界上一切宗教之冠。

印度教的经典共有三种：一种是史诗，有《摩阿婆罗多》（mahabharata）与《罗摩耶那》（ramayana）两篇长诗，这两篇史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时，但在笈多王朝时开始完成初步的定本。诗中包括有许多历史故事和古代的神话传说，而更重要的是包括有印度教的许多神祇和印度教的中心信仰。其中尤以《摩诃婆罗多》史诗的“婆戛瓦基闼”（bhagarad-gita）神颂，充分表达了印度教的全部思想。第二种是《原神记》（purana），它是一本神谱，其中历述了各种神的来历与其所掌管的职务，以及印度教的教义与礼拜仪式等。

第三种是《摩拏法经》（manava dharmasastra）。摩拏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婆罗门人假托此书是他所写的，《摩拏法经》制订的形式颇似近代国家的法典，但宗教色彩非常的浓厚，它的目的就是用宗教的名义，而以法典的形式具体而繁琐地规定了每一个人的地位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摩拏法经》对印度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摩拏法经》主要的内容是对种姓制度应有的根本认识。认为种姓是与生俱来的，不但在原则上不能更改，就是在施行细节上也丝毫不能变动。种姓不能变更，只能分化。因此，印度各小种姓不断分化的结果，其总数达到两三千之多。而种姓又是与各种职业相联系的，同一大种姓之内分散于各地方从事同一种职业的人又各自组成一个小种姓。婚姻也只能限制在同一小种姓之内，并且个人的社交生活也不能越出自己种姓的范围，不同种姓的人不得互相接触，不得在同一个房顶下居住或同桌而食。各种姓皆设有种姓公会，监督各种姓中人的活动，使之严格遵守种姓制度的各种规则，如有触禁章者，轻则由婆罗门人代其“清洗”“罪行”，重则逐出种姓之门。除此之外，法经还规定了其他许多重要条例：如种姓中人不能与贱民接触，甚至贱民的影子碰到婆罗门人身上，婆罗门人即刻要洗涤身体；如对母牛的崇拜，印度人认为母牛是神圣的，不能强迫它工作或干涉它的行动，当然更不能宰食。因此，直到今日印度所有的母牛比任何国家都多。

《摩拏法经》的根本精神是要人从思想上接受和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个人生活上的痛苦都是前生所种下的“因”所致，因此要认识今生的痛苦乃是不可避免，并且也不当求免的。如果有意避免今生的痛苦，那只有加深自己的罪恶，种下恶因，而来生将遭到更多的痛苦。一个人最高的道德即是接受忍受一切现状，等待因果转回来解决自己的一切问题。这样，以因果轮回的宗教说法来解决现世社会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结果，就是避免对现存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怀疑与动摇，因而大大的加强了它。

《摩拏法经》最早出现于一世纪，至笈多王朝时代始有初步定本，它是在婆罗门教与佛教斗争时间完成的。在《摩拏法经》中刹帝利种姓被降到第二位。所以，印度教的成立从统治阶级方面的关系来看就是刹帝利种姓与婆罗门种姓之间的斗争。在婆罗门人争取了广大贱民战胜了佛教，并在政治上压倒了刹帝利种姓，强迫他们承认现成事实而取得了第一种姓的地位后，印度社会从此变成了为婆罗门控制下的社会。婆罗门人施行的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性的统治。《摩拏法经》就是最有权威的法律，印度教教士就是实际社会政治生活的支配者。教士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迷信，他们反对一切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因此在教士统治下的印度，可说是愚民政策施行得最彻底的地方，社会上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很少能解决或改善。因而印度社会此后乃成为了最典型的由教士所支配的社会，也就是成为了世界上一切封建国家中进步最慢的一个。

在另方面，印度教的成立标志了耆教与佛教势力在印度的最后削弱。在今日印度的耆教徒和佛教徒不过只有几十万人，六世纪以后，佛教只能在印度以外地区继续发展，并且还有了新的发展，如大乘佛教之在中国，小乘佛教之在尼伯尔、锡兰，佛教所以能在尼伯尔、锡兰发展下去，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在佛教初传入时还很落后，还没有完全脱离氏族社会阶段——比较平等的社会，虽然已经有了阶级分化，阶级统治并不严酷。因此在佛教传入后，众生平等的原则基本上还符合其社会现状，以后，阶级分化日益深刻后，佛教则又成为当地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当然，随着佛教在这些地区所起作用的不同，它的教义的各方面也曾不断的分别在不同时间内被突出的强调或阉割。

自摩揭陀帝国成立起，到印度开始分裂止，前后约八百年的期间，印度社会上一直存在着的一个问题即为婆罗门教与佛教的斗争。如前所述，两教在社会和政治上所起具体影响不同。佛教利于统一，而婆罗门教则利于分裂。因为佛教所提倡的“众生平等”的口号，不会使社会上因生产关系所必然会出现的阶级区别以外再有任何人为的更深的种姓阶层区别的存在。而婆罗门教不但把一般的阶级区别正式规定下来，而且把种姓制度所引起的社会分裂现象也维持了下来，使这种分裂日益加深。而两教斗争的结果，最后是继承婆罗门教衣钵的印度教取得了胜利，这就决定了印度社会在此后必然长期地走向分裂。

当然，印度社会之走向长期分裂是有其更深的经济根源的。印度在公元前五世纪以后，社会生产曾一度发展，因而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地主和商人，就是在这个新兴阶层的力量推动下，凭借着佛教这个武器，印度曾一度达到了统一。但是当时印度经济上的发展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当时无论农业手工业或是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其发展程度都不够高，生产技术也还幼稚，整个的社会生产还未提高到使印度全部成为一个大的经济单位的程度，所以摩揭陀统一后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足以克服封建经济所必然存在的分散因素，使统一成为常态，像中国秦汉以后那样，从而也就使得任何封建社会都必然具有的分裂趋势占了上风，使得分裂的局面成为了常态。

印度教的胜利不过是印度长期分裂的一个标志而已。

笈多王朝之后的一千年之间，印度始终未再统一。同时，印度社会在教士统治之下始终处于瘫痪状态。社会的分裂状态，又促成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削弱，使印度无力抵抗外来的侵略，故此后印度不断遭到外来势力的侵扰和统治。而转过来，外力的侵入更加深了印度社会的分裂，因为这些外族只能征服一个小区域，并且最后都同化于印度社会中，自成一个或数个种姓。因此，五〇〇—一五〇〇年之间的印度比以前时期还要混乱和分散。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除有关回教民族部分外，更加漫无头绪，所以对后人来说，这一时期中的印度历史情况也就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