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收到宿白教授寄赠这册研究论集，感谢之至！“论集”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成，有周一良教授1981年8月的序言，于1982年5月出版。大约因为内容各篇都是手写影印（石印？）的，省了排字校改的时间，出版相当快。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办法，尤其是在所研究的文字书体有问题之时。《论集》共收十七篇文章。第一篇《敦煌写本跋文（四篇）》是王重民遗稿。重民先生在30年代就深入研究敦煌文献，著述美富。这四篇跋文，是刘修业夫人检出提供的，足可纪念这位受人敬爱的先驱者。以下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景权先生在巴黎研究多年，除敦煌文书之外，精于中西古史，有法文大著《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友人柳存仁教授有长文评介，甚为推重。1981年他在北大历史系客讲，此文堪称发凡，精义甚多。我略有一点补充，下文再说。第三篇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一良先生是多年老朋友，只算在哈佛同学已有六年（1941—1946年）。史学之深（尤其是魏晋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我不会梵文），我都是望尘莫及，敬为畏友。他的博士论文“tantrism in china”即《唐代密宗三僧传译注》，1945年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简称hjas）8，3—4发表。当时受伯希和学风的影响，以长注见功力。又为读者方便，把二十条？（a—t）长注改为附录（要各加题目更好）。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讲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国汉学元老，曾说此文full of meat，意即内容丰美，可快朵颐。治佛教史的朋友们，此文不可不读。一良先生这篇《书仪考》只是其一，其中由西晋讲到唐末，对程式风习，时代演变，讨论甚详。对投刺贺年一事，一直讲到近代。这样上勾下连的做法，最有启发性。历史是发展的，学人断不可以一代自限。《书仪考》之一，已可示范，以下必是源源而来。大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更盼早日出版。尝鼎一脔，已见宝刀不老！

再下是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王、张两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为唐史研究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并有部分中国史专业三年级学生选修。以下的若干篇论文有注明年级的，都曾受两位先生的指导。两位先生都是专家，所写的三篇，都是力作，同行必须参考的。荣新江君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与广达先生师生合作，不但可为佳话，也希望可为佳例（在西洋理工科师生合作之例甚多，文法科偶然有之，值得提倡）。

王永兴先生1957年对唐代差科簿的考释，早已拜读。特别记得他对市壁师的解释，因为这个名词反映商业及官司管理，颇为重要。现在这篇大文长逾百页，甚多精彩，对色役有更深入的研究。我在清华（1933—1937年）是经济系，永兴先生是历史系（可能略晚一两年），当时似未正式会见，但可能有同课之雅，陈寅恪先生的课，必然都听过。我的学士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是陈先生指导的，论文的一章——《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在《清华学报》印布，将来若收入论集，或可用以纪念先师。

张广达先生今年好像方近五十，春秋正富。驿传文有中央民族学院陈庆英、端智嘉两位藏学学者相助，这种各学术机关协力同心的情况，令人欣慰！一八九页霍古达（gustav haloun）教授，汉名应为夏伦，他是剑桥大学教授，我在1951年拜访他亲自写给我的。他逝世之后，由蒲立本（e.g.pulleyblank）继任，蒲回加拿大，又由杜希德（d.c.twitchett）继任。杜治唐史（特别是制度史）甚有成就，最近要用几年功夫研究律令格式之格式。他主编《剑桥中国史》（已出数册），与欧美及日本学人广通声气。今已改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普大中国史尚有牟复礼（f.w.mote）治元明史，刘子健治宋史，阵容甚强。

下面再大略介绍其他各文：

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常何是一位山东豪杰，曾附瓦岗，又从李密，归唐之后，叛服又有“变通”。《校释》指出若干细节可补史之阙文。至于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以其领北门宿卫之任，助李世民成功，则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历元年（766年）河西巡抚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这个判集很重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题为《河西节度使判集》。安君改为河西巡抚使判集，似应提出更强之证据。

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煌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一、之二、之三。三文所据都是国内敦煌资料，研究深入。

陈英英《敦煌写本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考释》。考出讽谏者是无名和尚，文书当在大历十四年五月至十二月之间，德宗准奏，李叔明等兼排佛道二教未遂。但《宋高僧传·无名传》说，李、令狐二人因奏言料简僧尼流为南海百姓，不可信。文中五一一页“放其率地”应即“放其率土”之义。五九八页有率土歌尧舜之年。五一二页“灼然”应属下读，是副词。五三三页“灼然不济”，用法相同，中古多见。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发现唐写本律及律疏残卷研究》。又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共论十三个残卷，对各卷收藏经过，多有讨论。文后所列参考书目有中日俄文，考校精勘，文字亦简洁可喜。五五二页之“即因市场乘利”此处乘字或代剩字，中日古文书多如此作，但他处有剩字，姑妄言之，不敢必。

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此是宝应元年（762年）窦昊所撰，题目之上似应加窦昊二字。唐蕃会盟有一长注（11），长三页余，似可分为附录，用较大字体，比较醒目。唐与吐蕃的关系，李方桂先生有好几篇论文，最长的是《唐蕃会盟碑研究》，在《通报》（“t’ong pao”44，1955）长达几百页，非常重要（六○二页参考）。又有《钵掣逋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二十三本下册，1952年），《马重英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七期，1956年），更近的一篇，《吐蕃大相禄东赞考》（《“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以大相译blon che（《新唐书》之论茞），为首相，以大论译blon po chen jro，一般的宰相。此点颇为重要。敦煌史料大相只一人相继（唐蕃会盟碑吐蕃同时有九个大论）。

薄小莹、马小红《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判集（敦煌文书伯二九七九号）研究——兼论唐代句征制》。对判集本文，研讨审慎，改正池田温教授籍帐研究处可取。注二七防丁（丁防），与注四七妖人刘志诚的讨论，都相当重要。句征的解释明确，引用的材料也很充分，可称佳作。

蔡治淮《敦煌写本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车驾还京师赦诏校释》。作者将此诏与《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德宗兴元三年赦与类似之大赦德音相比较，甚是。如六五三页“应车驾经过处，于今年夏秋税，三分之中，量议咸（校改为减，是）放”，三分之义，不甚明白。看同卷至德二载大赦，可知应是三分放一，或如同载收复京师诏，应陈首钱物，拾分放三分，亦是相差无多。校正大谷录文，解释“十军军容”（注47），论田令孜护驾者为左神策军（注49），及僖宗出幸时取道骆谷（注51）都是贡献。

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文书时代是唐高宗总章二年，看录文应是原来的官文书，照理应书写在先，不应在背面（正背下面再讨论），当考。研究很细密，对公文的特别用语很注意。如“连□□白”（六六一页及以下）之连字，六七三页说是把同类（即有关）的文书粘联在一起，甚是。郿县县尉判集文六三一页“连顺白”未注，亦应依此解释。六八○页引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检）中所获汉文文书》有一段：“元疋（应作是）不病之马，送使岂得称俎，只应马子奔驰，所以得兹死损。下县追马子，并勒赔马。”漏了赔马下之送辩（原字为巧言上下结构的辩，汉简要送辩时说“解何”）。我在hjas18（1955）有马伯乐此书评论。改正此点。并补说后世之辩状与服辩文状。这是中国司法程序上的一个优点。传马坊管传马传驴，马以匹计，驴以头计。头匹连用，大抵指驴马。一良先生文三四页说头匹指牲畜，可能稍泛。斛斗、端匹亦作匹段，为谷物布帛之代称，则是学人都该记忆的。

到此想作一小结：看上面简略的评介，各位长老及准长老，自不待言。各位研究生与本科生，都是当作出色，各有贡献。他们诸位大作的水平，与同级的外国第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大学生比起来，我觉得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这不止是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光，更是我国学术前途光明之象！

以下再就没详细讨论的各篇，选出些可以增补的话，细大不捐。借用禅宗的话，也许是老婆心切，蛇足或许难免：

左景权先生大文，主张敦煌文书学之敦，应从火作燉。这从绝大多数的文书乃至官印之中即可得证明。转录文书的学者如池田温教授，对燉煌均照原文。别的学者为简便通行，用敦字亦很好。汉简都作敦煌。斯一一三四西凉建初十三年籍同。左先生文第六页说“展此大宗文书，自元魏至赵宋，凡当地人称述，殆莫不作燉煌，其由来久矣”。幸而有“殆”（差不多）字，不然学人可能提出疑问：巴黎所藏敦煌文书目录第一卷伯二一一七及伯二二○五大业四年四月十五敦煌郡大黄府旅帅王海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云云，敦不从火（有图版），此两卷都是涅槃经。另有同年月日旅帅王帅（？）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在伦敦，斯一一三《法华经》，可能是同一位王旅帅所作功德。

景权先生文一二页论社司转帖社员姓名左右侧旁听所书知字。按：近世请客不发请贴而用知单周流时，被请者往往写知字或写敬陪末座、敬辞等。景权先生说文书中或名旁一点作什，是否以代知字，似尚有问题。似不必讥刺已故之那波利贞。转帖上之符记，有时颇为复杂。如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の研究》（京大人文所《东方学报》第三十五期）所引斯五五八八社司转帖，其社员姓名三行，十七人，绝大多数有知字，且姓名之上及右有ァ形，竺沙解为送物已了之记号。二人无此号，一有知字，一有△，竺沙疑为知之草书，但另有二人无ァ号而有△知字，我想或以△代某（常见）。末行一人全无符记，其下双行小字有三人“已上差副月直”，或正副月直共五人，包括发帖之杨让（即杨谦让，竺沙有讨论）。

景权先生论文书用纸，甚精到。一良先生亦有讨论。二四页说牓子可用半张纸，令我想起俗语“秀才人情纸半张”，以前不大懂。又三六页说宋以后似已无璧回谦称过分的门状名刺之风。我猜想是减少了，尚未全无。近见吴大澂给友人的信，末有“敬请台安，藉璧谦版”八字，谦版抬头，可见清末还有此种风习。

马世长君研究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用纸（四一九至四二四页），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即敦煌文书所用纸张，其高度超过三○厘米的大纸，大约在吐蕃时期出现，至晚唐、五代时则使用得较为普遍。”（四二四页）此说甚有益。

文书之纸，在正反两面使用，有一名词是反故（亦作反古），此辞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读书杂识》（《燕京学报》二十四期，1938年）早有讨论。引《南史》七六《隐逸传（下）》“反故抄写”，《南史》八十《侯景传》“何当离此反故纸耶”说“反故者犹言废纸，今东瀛尚用此语”，甚是。又按，《抱朴子·自叙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尠能读也”。或可作为旁证。

既有反正，而写者又未必是一人用两面，则正背有时难定。若依书写先后，以先写者为正，则为刘俊文君论唐律及律疏文五八二所说“律疏乃正面，书写在先，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乃背面，本书在后”。以下细论因此之错误裁割等问题，此类问题，是左景权先生大文中所谓“变例”（一五页）。举一重要之例，如斯六一三号文书，一面是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内容十分重要。另一面是《华严经》，抄者用反故，把官文书剪断连贴，次序错乱，山本达郎教授得池田温等之助，整理研究，最先在《东洋学报》三十七卷连期发表（1954年），现在池田先生又汇集各家考校，把此卷收入他的大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年），功德无量！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著录此卷，以佛经为正，官文书为背。翟理斯（l.giles）目录则说正面是census（户籍），背是《华严经》。较好。池田《籍帐研究》一六五页仍作（bls六一三背）。

景权先生论书写纸，可参考之处甚多。现除官文书应早于私文书之外，再提一点，即先生所谓“道经背面，屡见佛文，反之则绝无仅有”（一六页），此点反映两教之消长，极为重要。道家重视书法，陈寅恪师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文中，早有讨论。佛教徒亦当仁不让，如藤枝晃教授《吐蕃支配时期の敦煌》（《东方学报》三十一期）引斯3071v（即背）付经历断片有“道士文书并无用处”一行大字，藤枝先生认为书法最佳（达笔），不知与另一面道经书法高下如何，正面反面可能都有用，不必固执，景权先生已经说了。

王永兴先生研究色役，说有二十余种（一二七页），提出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别于吏部兵部当番服役。很重要。所引《旧唐书·职官志》“朝议郎以下”云云一段，更为重要，因为虽然“承使及亲驱使，甚为猥贱”，而“两番以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这些小散官的番上是有条件的。是否应计为色役，很难说。鞠清远有《唐代财政史》一书，抗战时长沙商务馆（1930年）印行，大约流布不广。此书内容充实，在特种收支章内论色役与资课，值得参考。困难之点，是色役之色只是种类之意，唐人使用色役一词，好像不甚确定，后人更难分别了。

安家瑶君研究的判集，有几点小事可提，二三四页至二三五页“沙州地税，耆寿诉称不济，军州诸加税四升”两判不同，先谁后驳，颇可注意。二三七页第一行张卿以下，似应另题为别条。下一条“强索进马”，与一良先生文中讨论之进马（三一至三三页）有关，可合观。诸判中回易、兴生、运为等字，意义大略相似，运为亦作云为，辽代有云为户，即营运户。二四○页“奴婢量事发遣，奏傔不可东西”，读者可参考王永兴先生文，不但有一大段论傔（一○七页至一一一页），一○八页引《唐六典》“所补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奏与傔是一事是两事，待考。附言：到宋代还有随身傔人，政府有规定，颇似近代的勤务兵。

论唐以前之防阁、执衣等，永兴先生文已有讨论。防阁、虞候俱见于斯六一三号文书，永兴先生有一特别重要之贡献，是一五五页引《魏书》的“亲恤”、“禄恤”，《南齐书》的“僮恤”及“举恤为禄”。恤应是特别照顾之意，亦即是照顾之法（似以诸王为重，故曰亲恤）。僮当是指定以供役使之人：“举恤为禄”，永兴先生说“恤”，又是俸禄的一部分（即俸禄混同）。这样特提“恤”之重要性，似为前人所未注意。

永兴先生文一一二页引《白氏六帖》中之充夫式：“（户部式）诸正充夫四十日免（调），七十日并免祖，百日已上，课役俱免。”四十日免之下补“调”字，或是笔误。宫崎市定先生《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东洋史研究》第十四卷第四卷）在此处补“役”字，而且籍此算出充夫（即杂徭）以二日折正役一日，似可从。一良先生引《唐律疏议》“之官限满”（三三页），刘俊文君文五九一页律疏残卷有“限满不得”。此词不全是宫崎先生自造。但亦可说先生渊博，读书所得，自然熔化，推广此词的用法，甚为可贵。

刘俊文君文五五二页，提出巴黎所藏伯三六○八、三二五二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中之朱涂改，有如下一行：

诸盗耕种公私田者，若以上籍同贸易

有朱点把小字“若以上籍，同贸易”七字涂掉，小注所谓同贸易，似谓若已上籍（登记），则不以为盗了，颇可注意。又三五三至三五四页，论原文与涂改稿之异同，特别是有关奴婢部曲之放良又还压为贱及“各还正之”等处，作者亦自认为是唐代社会不容忽视之重要史料，应请读者注意。

敦博第五八号卷子非常重要。马世长君在敦煌工作十年余，三文俱见功力深厚。此卷当得国内外学人特赏。从社会经济史看，“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厩本钱”最可贵。文中资料显示唐代南部（岭南、安南）诸多州县以银为公厩本钱，虽有“南州市用银”之言，不如此详细。四七五页注4，引《通典》十“其银两别，常以二百两为估”，又参考吐鲁番银钱、铜钱比价计算，暂以一两银折三百文计算。希望不久有新资料补充这方面的知识。至于政府利用商人及金融业者投资，则前后代多有（异族统治用者特多。元魏辽金元清皆有，宋有公使钱公用钱。已有人考）。地志残卷文二七六页安西贡有水磑三，很奇怪，水磑应是水磨，作贡物似太重。若是小型的手磑，则运送较易。看来应是特产，或值得科技史家留意。

文书中有数处谈到升斗易误，确是事实。他处则要看上下文。又为斗门是渠水关口，不当误为升门，今误者已少。又贺昌群先生有《升斗辨》（《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从篆隶升斗之别讲起，直到唐代，甚具参考价值。他主张曹操收田租亩粟四升，当作四斗；晋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租税米三升，应作三斗。我译注《晋书·食货志》时未及采用，现在认为值得考虑。

我现在该结束这篇读后了。这本“论集”可比一桌席，佳肴满案，未得一一仔细品尝，愧对作者。文字潦草，不成章法，愧对读者。

1982年4月15日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杨联陞先生学术年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