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出色当行的好书。书的副题是“明代におけゐ商人おょひ商业资本”（明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说明本书研究的时代断限，其中有若干处，也下及清朝，但着墨无多。例如煊赫一时的山西票商，大概因为已有卫聚贤、陈其田两位先生的专书（注中提及），就没有讲。（拙作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1952年初版，1971年再版，略有改正。八一—八四页，讲山西票号，或可备初学参考。）书有目次三页，本文四一三页，索引（倒数）十页，1972年京都出版。是京大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所印行的“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二十五”。

寺田隆信先生，1931年生于兵库县姬路市。在京大史学科毕业之后，继续研究，期满，任文学部助手（即助教，但地位比中国、美国的大学助教为高）数年，1966年起，任东北大学文学部助教授（相当于中、美的副教授）分任东洋史学第二讲座。在日本研究明代社会经济的壮年学者中，是第一流的健者。

这本书的特长是，广搜资料（方志文集等），仔细推敲。注重实证，不为空论。不过在理论方面，对中日两国近代学人对明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也有简明公正的评述。可谓见树而亦见林，实在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的作品。

序言是“基本问题之考察”，以次第一章“北边军事消费地带之经济构造”，第二章“开中法之展开”，第三章“北边米谷市场之构造与商业利润之展开”，第四章“北边商业活动之诸侧面”（包括棉布、棉花之需要与布商，外商与土商——作为盐商之“山西商人”之一侧面，官僚、军人的商业活动），第五章“山西商人之系谱”（包括“山西商人”之故乡，营业种目与活动范围，作为两淮盐商之“山西商人”，“山西商人”之经营形态与商业观）。第六章“由商业书所见之商人与商业”，引及的商业书中，有《三台万用正宗》（1599刊行）第二一卷商旅门，其中包括“客商规鉴论”全文七九○字，作者分为六段讨论，其中有两处略有缺落，已从下列二书补足；《士商要览》三卷（大约是清代的作品）；《商贾便览》八卷，有乾隆五十七年著者吴中孚自序。末章“山西商人之历史的性格——由明代到清代”。以下有“补论：苏州踹布业之经营形态”。最末三页，是简短的自跋。全书各章内容都很充实，值得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中外学人参考。

我同寺田先生初识，在1962年，我3月间在巴黎元老教授院（用陈祚龙先生译名，法文是collige de france）讲了四堂“中华帝国时代土木兴建（或公共工程）之经济观”（我又称之为“兴建考”。是用法文讲的，有单行小书，1964年印行，英文本已附入我的《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1969）。之后，来到京都客讲，在史学部讲读《盐铁论》（是所谓集中讲义，共用不及两个月，另外在中国文学部讲《颜氏家训》，也是集中讲义，前者兼用中英日文，后者用中文）。来听讲的有十几位同学（内有励波护君，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吉川幸次郎教授的公子吉川忠夫，治史时期大约相同；梅原末治教授的公子梅原郁，则以宋史为主，也兼及前后），佐伯富教授同寺田助手，也是每次都来捧场。今年3月，收到佐伯教授代寺田教授寄赠此书二册（其中一册送给余英时教授了），非常感谢。连日起草这一篇评介，预备把副本寄请佐伯教授一阅，再转寄寺田教授，以代谢函。

闲言少叙，现在把从《山西商人之研究》书里见到的若干小错误及可以稍作补充之处，列在下面，以供作者印勘误表，或再版时参考（因此也就不避琐屑了）：

三三页，倒四行，“初”字应读断。

三五页，倒四行，断句应作“令掌收粮官辨验，酌量市米上仓”。

四三页，倒三行，“疆场”似应作“疆埸”（也许原文就错了）。

一二九页，倒四行，“先年、大市中”应读断。

一四一页注（3），及一五页注（3）以“粟米”为脱壳之黄米（即小米），甚是。按《山西通志》（觉罗石麟雍正十至十二年修辑，光绪十八年刊本）卷四七《物产》云“谷即五谷中之粱也。脱壳则为粟米，亦曰小米，今直名曰谷”。可证。

一六三页，倒二、三行，引冯时可《太师徐文贞公传》（《皇明文海》卷一一）有“宣大米麦无所得，而戍卒月饷七环，仅易粟二斗，时畿（？）甸二麦熟，石止直四环，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环，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中金一两，而饱士卒一月，其地米价且渐平”。以下解释镮（环）为银一钱，中金为银，甚是。按，拙作《中国语文札记》（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1969年）有一条“说货币单位镮”，就我所得的资料，唐宋以镮为铜钱一百文，明代文人用此字似乎有时指银一两，有时指银一钱，是一种文学的用法。此条是以银一钱为镮之佳例。

一八四页，引《明实录》正统四年闰二月甲申条，有“请给造新钧线青甲，其旧者修之，以给屯军”。按此据梁鸿志影印本，史语所影印本“新钧线青甲”作“新钓线青甲”，校勘记未指出。按“钧线”、“钓线”，均甚费解，疑当作“钩线”。诸桥《汉和大辞典》引《礼·深衣》“续衽边”，解为将前后两幅之衽缝合，再于缝合处交互缝起。按“钩”为缝纫用语，今尚通行。《国语词典》（三）三一八页“（钩），缝衽法之一，以针粗缝之”是也。又“青甲”是用青色布（梭布）。作者之解释甚是。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吴辅宏纂辑《大同府志》卷一六《兵防》，步军用青梭花盔甲，马军多用白梭花盔甲，偶亦用青布。（花当指染花）

又同页，倒三行，引《涌幢小品》，有数句标点微误。应作“麤（粗）线逐行，相横直缝紧，（此即是‘钩’）入水浸透，取起，铺地”。

一九六页，注（8），引《六部成语注解》，小袄、胖袄、夹袄，三袄字均是襖字之误，今日旧戏中饰演净角者，多着胖襖于内，以显其体格魁伟。

二○七页，三、四行“一、积钱粮”应读断。（他处不误）又此节引至“商本既折”为止，语气欠完整。

二二六页，说明山陕盐商在淮安、扬州两府定居者，其子弟可于所在地考入府学为生员，其制定于万历时，名曰“商籍”，并于民籍之外，另增学额。二三二页注（1）说明此是山陕商人特权，至于徽商子弟，只能附民籍收考（即争取民籍学额）。引用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七《艺文》明末雷士俊的《增建两淮运学议》，说“崇祯五年（1632年），巡按御史史公代摄盐政，具书请建运学，天子可其奏，降旨。盖运学建，则凡商之业盐者，其子皆得入运学，非我国家柔远之初意矣。山西陕西人以为不便，喧哗于有司，时史公已去，而扬州知府张公，晋人也，力主其议，斯事遂寝”。寺田教授只引到此，但下文还有“然山西陕西远矣，而由徽至淮扬，亦千余里，其未入学也，自县而达于府以升提学焉，未必一学而尽当其选也。其既入学，则三年之中，有岁考，有科考，其子隋厥文以游于兹土，每试辄归，道途往返，非人情之所堪。且天下固多学矣，余陕西人也，即以陕西论，宁夏则有商学矣，平凉则有苑学矣，其尝厕两学者，即陕西人也。山西陕西盐商之子许入淮扬府学也，竈（灶）户之子亦与，而灶户皆淮扬所属之州县人也，以州县之氓，得考乎州县而历于府矣，以署载灶版，又得考乎州县而隶于运司矣，何独于徽州而疑之。然则徽商之子不与西商之子同考淮扬者，当时创议之臣之疏，而谓徽州淮安扬州，俱属南直隶，既考于彼不得考于此者，未之思也。十六年（1643年），徽商援曩旨请，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然其说有二、为进取之重者，惧他人之侵其利也，则称旧制以屈之，曰，祖宗之法不可变更；为省费之算者，则曰，商今重困，朝廷盐课大亏，尚可以作无益害有益乎。徽商之子，义应得考，旧制不必拘者，余既言之矣。今所难者财用耳……徽商之子，不能不寄学于外，而建学之费，商又不能支持。则亦加商子入学之额，凡业盐者，其子同得考淮扬，另编册籍，灶亦附焉。而运司在扬州府治，则使扬州府学兼领其职而已。昔者商灶之子之附淮扬两学也，入学之后，不殊其为商灶，今虽兼领于扬州府学，犹存商灶之号，为之定制，科学几名，廪饩几石，几年而贡，虽并聚一学而实与两学无异也。……若年建学，但稍增广而领其职于扬州府学，生徒廪饩之外无所加，其费数百。以数百之费，俵散于商，大商不过数两，则易辨也。今财用匮竭，岂可舍商之所易辨而就鞭挞之所不能足。且旨到之日，割拨商灶，列之册籍，后有入者，循次以附，可朝为而夕就也。（下略）”联陞按：此议结果虽不详，但内容甚重要，可知商籍本起于运学，运籍。此议又提及宁夏之商学，平凉之苑学，都是陕西人入学。又说运学之费，乃至增广盐商生员额数的廪给等费，都应由商人分担，这好像是一个原则，很可注意。又按雍正《两浙盐法志》卷一五《商籍》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两浙网商蒋恩等为商人子弟有志上进，比照河东事例，具呈巡盐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学道议允，行运司录送附民籍收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巡盐御史叶永盛题，为广开商籍以弘乐育事疏称……臣谨查淮扬长芦等盐场行盐商人子弟俱附籍应试，取有额例，惟两浙商籍子弟，岁科所取不过一二人而止，浙地濒海最迩，煮贩十倍他所，取数若少，则遗珠可惜，回籍应试，则阻隔为忧。伏乞圣慈，广作人之化，悯旅寄之劳，敕令在浙行盐商人子弟，凡岁科提学使者，按临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钱塘三学之数，另占籍贯，立额存例。庶商籍广而士无迁业赋有常经矣。奉旨该部议覆，允，札行提学道，碑行运使编立商籍录送考取入学，节该，遵行。（下略）”按：何炳棣教授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何教授自译书名为《明清社会史论》）讨论明清科举，有详细的统计，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其中论及“商籍”说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浙江初有商籍，即据《两浙盐法志》，只是没有提到商籍与运学运籍的关系。又何教授似未见康熙《两淮盐法志》，因而未注意山陕商人在明代已有在淮扬的商籍。因此他计算的明代商籍进士，只有一人。按寺田教授根据康熙乾隆的《两淮盐法志》，又以同治《两淮盐法志》补充。山陕进士，共三十七名，其中陕西二十九名（三原县十七名，泾阳县八名，是特多的两县），山西人八名（大同县五名）；未成进士的举人，陕西三十八名（三原二十二名，泾阳十四名），山西只有五名（寺田说六名，也许把“陕西”的一位作为山西人了）。二二八页又附记两淮新安商人在明代成进士的，在歙县有七十名，休宁县一名，计七十一名。二三二页注（3）说，这些新安商人是所谓“附籍”中式，我想是对的。二三一页注（1）请读者参照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三六の四）国家及び官僚との关系（一一九页以下）。但是我想也应该提一提藤井宏更早的一篇长文《明代盐商の一考察》（《史学杂志》五十四编五至七号）六号八二页，根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科第表，计算的是陕西盐商在两淮登第的进士三十名，举人四十二名，贡生三名（合计七十五名），山西商进士六名，举人九名，贡生一名（合计十六名），而歙商有进士七十名，举人一百六十名，贡生三名（合计二百三十五名）。（联陞按：计算似有小误，或三名，五名之中有一误。）数目虽小有出入，陕西商人在两淮之势力超过山西商人，而新安商又远远超过山陕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了。

二三五页，倒二行，“计无如用盐筴便”，便字不应属下读。

二四五页，八行，“生数月，失先大夫光禄公”，“先大夫”，疑当作“先大父”。

又同行下文，“家中落，僦居，稍长，小贾”宜读断。

二六○页，八行，“不折产”是“不析产”之误。

二七四页，十一、十二行，“郡中人用资，无问识不识，皆与资，郡中人、亦无不多处士公云”。“用资”指需用资财，“与资”谓贷与。译文似误解为郡人以资金委托为营运（加入合伙）。

二七五页，六行，“敕关津往来，不得诰侍郎子”。诰当作诘（诘问）。

二七六页，倒四行，“不啻十赔其初”，赔当作倍。

二九○页，解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从宫崎先生之说，以为三之五之指资本运转之次数。按泷川《史记会注考证》考证云：“三之，五之，刘奉世、李光地以为三分取一，五分取一。自下文什二推之，旧说为长。中井积德曰：‘贪贾贪赢之多，故资货壅滞，岁计为少利，廉贾不多取盈，故流通物无滞货，岁计为多利。’”二九六页注（3）引宫崎“贪贾と廉贾”其资金运转次数之说，似出于中井积德。

同页注（2）引《康对山集》“凡吾所为，岁可十数贾，息固可十数倍矣”。此处十数贾，确指资金运转次数。但《史记》之“三之”“五之”，仍以从旧说解为获利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为妥。

二九八页，三行，“卮于岐路”当作“厄于岐路”。

三○○页，倒三行，“既出家庭，奔路程贵乎神速”断句小误。又末行“切记妨闲”似当作防闲。

三○一页，七行，第（五）段终于“莫向农忙之际”，以下“须识迟中有快，当穷好处藏低”是第（六）段起句（相对）。

三○六页，一行“陆路宜早投宿，睡卧勿脱里衣”，三行“遇人适兴酌杯，不可夜饮过度”皆六字为句，八行“闲中一览”闲当作閒。

三○九页，四行，“行李潇然”疑当作萧然。五行，“游吾入伴”似当作“邀吾入伴”。

三一三页，末行，“谅质授业”似当作量质。

三一四页，五行，“出门恳辞钱程”钱程是俴程之误。

三一五页，十一行，“辩货”当作“辨货”。

三二○页，倒二行，“盖尝为卑为降”，“尝”疑当作“当”。

三二九页，十行，“治铸”常作“冶铸”。

三三三页，倒六、七行，“悉知其人材具，短长敏钝，程才而授之事”断句小误。又“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乐为用”。疑有脱衍，或当作“生平坦（荡），肝膈示人，人乐为用”。

三五一、三五二页，“保头”“包头”意义相同或相通，甚是。拙稿（《清华学报》新八卷一、二合刊一八八—一八九页）亦论此义，所举用例较多。“保（任）”较“包（办）”为先起。又“保”可作名词用，指保任之人，“包”则无此用法。

三五八页，二行，“不许包头多克”，“克”当作“剋”。

三六六页，倒二行，“分例”当作“分列”。

三八五页，三行，“消布”当作“销布”；“如派”似当作“加派”。

三九九页，十行，“且百工艺业，首禁把持。随牌名目，本属私议”断句小误，以下译文亦有可商。

最后，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就是本书标题所谓“山西商人”，是用的一种特别广义，包括山西、陕西两省的商人，所以实际讨论的是“山陕商人”或所谓“西商”。这一点，作者开宗明义，在序章第一段就大书特书，而且书中提到“山西商人”，前后都用方括号，随时提醒读者，这是寺田教授非常矜慎的地方。（按：佐伯教授在《社会文化史学》发表的《清朝の兴起と山西商人》一文，“山西商人”也指山陕商人。）

至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北边的军事消费，包括食粮棉布棉花的需要，以及开中法（商人在边地屯田、纳粮——后改纳银，但又不时纳米豆——领引中盐）这些背景，自然供给了商人发财的机会，可以刺激农商业，乃至棉织业的发展。不过影响所及，决不限于山西一省的工商业者。据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本名《中国棉业之发展》，1942年刊行出版，后由作者补充修改，改了书名，1955年出版。此书有日文译本，改题《中国近代产业发达史》，副题才是《中国棉纺织史稿》，1966年印行，译者是依山熹家）第三十页根据《万历会计录》卷一七、十八、二十一、二四作成的“明代各边卫军用花征派情况表”，大同在明初坐派山西布花，成化十六年（1480年）坐派（？）棉布十六万匹。宣府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会派山西山东河南各布政司棉布二十八万匹，棉花二十二万斤，数目最大，恐是预防外患，两年之后（1449年），也先入寇，竟把皇帝虏去。以后宣府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会派山西山东各布政司棉布十五万七千匹，棉花十万斤。再以后，正德八年（1513年），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六年（1527年）是“会派”、“额派”、“岁派”山东山西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隶各府，棉布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匹，棉花三万七千五百斤。显然已经成了固定的岁额“会派”了。所以山西北边的棉花棉布实际负担，决不限于山西一省。我们因此也可以推定，山西本省的生产，不够边防之用。

关于开中，李龙华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四卷二期（1971年）有一篇很结实的文章，题为《明代的开中法》，主要是从《明实录》搜集的资料。看他所列的表，宣府大同纳粮，多半是米豆合计。景泰三年（1452年）宣府纳粮，是米七分，豆三分。纳粮的是“土商”、“客商”不甚清楚（联陞按：如果陕西人在山西纳粮，似乎也应该称“客商”）。宣德五年（1430年）宁夏卫仓纳粮，是米豆麦，说明是“陕西山西客商纳价”。可知山陕商人已经以“客商”身份，在宁夏活动了。我推想在纳粮中盐一事，可能是“土商”与“客商”合作，而且有些时候，“客商”可能比“土商”更重要。这有一个显然的理由，就是“土商”资本不一定太雄厚，而“客商”远贾则应以资本厚者为多。尤其是能在主要营业之处定居的。例如《大同府志》卷七《风土》（叶四上）下面一段，就很可玩味：

其商贾俱山右人，而汾、介为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本城市廛及往来运贩归化绥远各城者，皆逐微末自给，非能拥厚赀居奇擅利者也。

这大概是清朝初叶到中叶的情形（志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如果是抄的旧志，那就可能早到明代。这些汾、介“土商”，踵世边居，很可能经营商屯，至少有很大的可能经营米粟业。至于经营商屯的人，纳粮得引之后，是否亲自到产盐区去领盐，还是把盐引转卖与人，恐怕要看他们自己的资力与经营方略而定。《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屯田》说：“弘治中，叶淇变法（实则在叶淇之前已有变化，参考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1957年，上册，八六页，注二○五，引藤井宏《史学杂志》五十四期五号之文）……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所谓徙家于淮的西北商，当然是资本雄厚的山陕土商了。至于所谓淮商，则似指主要在两淮营业的大商，而不必限于本籍在淮之商。我曾重检藤井宏教授的名篇《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三十六卷一至四号，1953年。此文已有傅衣凌、黄焕宗合译，见《安徽历史学报》总第二期，《安徽史学通讯》总第九号第十号，1959年），看见他提到的新安商人，到西北去营业的，为例并不甚多。只有（1）嘉靖万历年间的歙商程德容“父有华公，生大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遗著最薄。君挟其遣以江淮，北溯燕代十余年，成中贾，又二十余年成大贾”。（2）汪道昆的祖父汪玄仪，“公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筴，客东海诸郡中。”（3）又汪道昆的叔祖（藤井说“曾叔父”，似误。中译未改）汪玄倧有三个儿子，良柏、良楷、良权，“嘉靖中，三人者，从大叔父受贾。长公（良柏）季公（良权）居东省，若（就是‘及’）转谷关中。次公（良楷）主化居，独就常山（浙江衢州府下）为市”。（4）嘉靖间，休宁商王全“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卒入浙，用盐起”等数例。实际自应比此为多。不过他所引的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十二，则有下面一段：

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麋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明代属陕西）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属两地。若莱阳之戴，科名仕宦，已阅四世，族尽在扬州。此外如歙之程、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

我们从这一篇点将录，可以推断《食货志》所谓淮商，应该也包括若干山陕商人。所以又可以推想在“纳粮中盐”从而取利这一大段的营业上，山陕商人，大约兼演过“边商”、“内商”、“囤商”（囤积盐引居奇，以邀厚利）三个角色，而且表演的相当火炽。

附带提一下，商屯与开中，可以分开，而不必一定连在一起。此点请考故清水奉次教授的《商屯考》，此文先生在《东亚经济研究》十一卷二号（1927年）发表，后来收入他的《明代土地制度研究》（1968年）。又开中不限于中盐，也有“中茶”的，而中盐也不限于“纳粮”，也可以纳马，纳铁，运茶等。李龙华君在上引文第一页已有说明，不过他的研究，是集中在盐粮兑换与盐铁兑换两方面。

至于边防常驻大军，需要军市，那是自然的。《史记》卷八一《李牧传》，说他“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又卷一○二《冯唐传》，记冯唐对汉文帝称赞廉颇、李牧，接着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又宋朝边将多以“公使库”、“随军库”（南宋又有抚养边备等库）的财务，回易取利，佐伯教授在他的《宋代の公使库につぃて》（《史林》五十三卷第一号，1970年）已有论述（有两处我们在哈佛讨论过），这里不必多讲了。

1973年3月23日初稿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三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