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豪族的发展
中国两晋及南北朝是阀阅统治时期。阀阅在政治上包办高级官吏，与君主“共天下”，在经济上领有大的庄园，庇荫着许多“佃客”及“衣食客”，对政府都免却课役。阀阅中人不与庶民同婚姻，而且一举一动，都不屑与庶民接触，说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确非虚语。
这些阀阅的势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们有个很长的孕育时期，在两汉，尤其是在东汉。他们的前身是汉代的豪族。
汉朝的创立是大流氓刘邦。他打败了先秦贵族的最后余孽项羽。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应当使从战国就兴起的一般非贵族的富商地主满意。因为在旧的氏族社会之中，阶级是生下来就固定的。这般新兴人物，虽是经济上的权威者，政治上还没有地位。无论他们怎样富，总是属于“小人”阶层，上面还有很多已经穷了的“君子”（自然这种层在战国时已经显得不很明朗）。现在有了平民出身的天子，把旧日身份，一扫而空。大家都在一人之下，应徭纳税，万民平等。哪怕是丞相的儿子，轮到戍边也不能逃脱。
汉朝初年，又接连有功臣、外戚及宗室之乱。中央只得专心对付。这些变乱实际上也没有真心打几仗，富人们正好乘机发展他们的工商农业。在这三条路上，依《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的记载，有种种投资方法，收入都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即每年二十万钱。还有一位大“子钱家”，在七国乱时，借钱给政府征发出去抵御的长安列侯封君因此取得十倍的利息。
直到汉武帝时候，内部问题，大体上都已解决，才大举向西北两方面发展，用费很多。黄河又大闹水灾，政府穷困。富人们则一面得以入钱入谷入奴婢给官家“买复”（买成复民，免除徭役），一面凭借他们的资产，迫蹙小民。连一般受封的公主列侯，也因为收入减少，钱不够用，要向他们低头仰给。
武帝想不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只好起用东郭咸阳、孔仅等一般大盐铁家。这般人物虽说很富，从来没尝过做官滋味。这一下子大概是得意忘形，为保持自己及其朋友的禄位，居然不惜出卖本阶级的利益，就提出通货膨胀、盐铁专卖等办法，一一实行。其中最给富商大贾以直接打击的是税商人资产的“缗钱”制度。商人所有的资产，都要自己报价（即所谓占），隐匿不报及报价不实的没收。到官报告的人分他一半。此外又令商人不得兼有田地，否则没收他的田地及奴隶。这一来取得人民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史记》卷三○《平准书》，《前汉书》卷廿四下《食货志》同）。商人们气得很，有些就大讲究其吃和穿，不肯多存钱了。
推想此时必有许多人弃商就农去作大地主。因为缗钱之税不及于田地，而汉朝田税，普通是三十税一。地主则能取佃户十分之五，大概全西汉都差不多。武帝时董仲舒曾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王莽诏书也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俱见《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这种情形，对地主非常有利，此后通汉代的最大问题，即是土地问题，大地主兼并问题。可知此时富人的投资倾向，必是趋重农业了。
汉朝另有一种打击富豪的办法，就是迁徙。这方法是秦朝传下来的。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朝的办法是班固《两都赋》上所说“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所谓三选，是“选三等之人，谓徙吏二千石及高赀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后汉书》卷七○下《班固传注》），但是“自元帝以后不迁”（同上），所以只是七迁，即高惠文景武昭宣。这七代都是政府强盛的时候，尤其全盛的武帝时候迁徙特多。元帝以后，中央衰弱，就无力再作了。汉初同后来的迁徙也有些不同。高帝所徙，重在六国遗族。刘敬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高帝就听了他。武帝时六国遗族多已零落，这迁徙的办法就用来打击新豪族了。
但武帝一时的打击，并不能阻住富豪的发展。昭宣以后，政府渐渐无力，大地主更得痛施兼并。因此到成哀之际有师丹的限田之议。师丹在哀帝时建言：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逾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
话说得很婉转。后来大臣们拟定的办法是：
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同上）
限三年达到此种标准，也似乎不算严，但地主名田逾限的很多，闻讯都急急出卖，一时田宅奴婢价为减贱。有些在朝的地主则极力反对。尤其与哀帝有断袖之情的董贤，他的赐地就有二千余顷，更不高兴师丹老头子这个主意，不久哀帝又下诏“且须后”（同上），这一后就后得无踪无影了。
当时大地主的经济势力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趋势是要凭着经济地位取得政治地位。所以师丹的改革计划，虽很温和，仍旧行不通。不料又出来一位“动欲慕古，不度时宜”的王莽，硬要彻底的来一个“土地王有”。他在篡位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
他能看到根本的所有关系，可称卓见。但是这样大的改革，决非一道诏书所能收效。当时政府力量不够，官吏品行更差，“制度不定”，“吏源为奸”，结果弄得天下骚然，人人叫苦。王莽见事不好，过了三年，只得下令许人民买卖王田私属，改革从缓。但是王莽这个人物，只会胡思乱想，手下官吏一味贪污，加上匈奴入寇，天下旱蝗，“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为存”，纷纷起来革命，王莽的政权终于被地主军与农民军合起来推翻了。
二、东汉豪族政权的树立
在新莽的革命中，地主的活跃很可注意。成了功的光武帝即属于地主阶级。
光武帝家在南阳郡内。南阳包有汉代一大都会的宛，大富豪非常多。当时南阳荒饥，光武家里，还有许多谷运到宛去出卖，《东观记》说：“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后汉书》卷一上《光武本纪》注引），可见他的田必是好而且多，所以能有余谷，因为旱天不会单找刘秀的田落雨。也许这是谅辞，那就应该是光武囤积了许多谷，待价出售。在天下荒乱的时候，地主们都是善于趁火打劫的。
光武的外祖樊家，更是大地主，《东观记》说他家里可以“闭门成市”，《后汉书》卷六二《樊宏传》记得比较详细：
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土田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使焉。
富豪是要与富豪通婚的。光武的姊丈邓晨，历代作二千石，也非常有钱。后因随光武起事，被抄了家。宗族骂他说：“家里本来富足，为什么跟着媳妇家里人去下热汤锅”（《后汉书》卷四五《邓晨传》）！
当时地主起事，所领的基本军队，是宗族宾客。宾客就是战国食客一类人，多半是无业游民投靠富豪，替他作点事，找碗饭吃。主人用到他们的时候，比如要杀人报仇，对他们还优待一二，平时大概有点像高等听差。宾客普通是目无法纪的。比如光武的同族刘玄为报仇结客。他很优待他的宾客，让他们陪他请来的游徼（乡里掌捕盗贼的官）饮酒。客喝醉了就唱：“朝烹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后汉书》卷四一《刘玄传》）。游徼听了大怒，把客缚起来捶了几百下，还不肯干休，要找主人刘玄算账。刘玄吓得逃走。吏又把刘玄的老太爷捉住。后来亏得刘玄藏起来装死，才放他父亲出来算了事。
宾客没钱用的时候，会仗着主人的势力胡作非为。天下乱了，他们还出去作小盗。各家宾客多数如此。光武就因为哥哥刘的宾客劫了人，避吏走开。据《后汉书》卷一○七《董宣传》，光武“为白衣时，藏亡纳死，吏不敢到门”。势头不小，本应该不怕吏，这时想是宾客闹得太不像话，所以只好带他们出走，顺便到宛县卖谷。也许是在交易场中罢，他遇到宛县大富豪、“世以货殖著姓”的李通。通告诉他“有谶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也许应在我们俩人的身上”。二人说得投机，就会同率领宗族宾客起兵。
起初光武势力尚小，就与一支农民军共奉刘玄来合作。这支农民军，包有盗贼亡命流氓，其中大概也有少数豪族，但以饥民为主。原起于荆州绿林山，后来分成两支，一支西去南郡，叫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叫新市兵。另外有一支起自平林的农民军。光武初与新市、平林合兵，奉刘玄为更始将军，后又立更始为天子。刘玄虽然是光武的族兄，大概是早已衰落的皇族；虽结过客，大概自己也同客一样带流氓气。他只能做农民军的领袖。光武的地主兵同他合不来。光武的哥哥又被他杀掉。光武就离开他北渡黄河，在河北平定了与赵国大豪同起事的卜者王郎，得了北方大都会邯郸。更始则同他的臣子由洛阳西入长安。
更始的兵，只晓得掳掠。更始遇到从外面走来的诸将，也只就问他们“抢了多少东西，发了多少利市”。看见汉家宫殿的威仪，吓得不敢抬头。他封的大臣，多是“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长安人就造出一套口号：“宠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更始究竟被另一支农民军赤眉所败。
赤眉，起于山东。他们的情形见于《后汉书》卷四一《刘盆子传》：
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
三老等都是乡里小官，地位同前面说所的游徼差不多。最尊的才叫三老，可知赤眉本无大志。他们向西攻过淮水流域，到洛阳投降了更始刘玄。后来赤眉中的山东哥们都要回家，赤眉的首领怕他们散了，就领他们离开刘玄，西行入关大掠，立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刘盆子为帝。这时更始已经衰弱，只好反回来投降赤眉。更始为刘盆子所杀。赤眉又为光武所平。
当时不但农民军劫掠，地主军的残暴也可与他们媲美。光武的兵，劫掠稍少，比较最受欢迎。平赤眉后，又平定了山东江淮等地的其他豪强军队，最后经营西方。西方的割据首领有隗嚣、窦融、公孙述，都是豪强地主。光武费了很大力气，与他们时战时和，又结交了大牧畜主兼地主马援，才把他们平下来。马援的经济势力在北地，有马牛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役属着归附的宾客达数百家。由此可知宾客之依附豪族是可以以“家”为单位的。
史书上记载常称饥民流氓为“盗贼亡命”，称强宗富族则为“豪杰”，起事者的阶级可以由此看出。饥民流氓，没有组织，亦无大志。当时若专凭他们，恐怕不能够打倒王莽。但强宗富族，也照样反对新朝，一同发难。在到处残破之后，刘秀这支地主军能收拾天下安定人心，政权稳稳地就落到他们手里。
在这次革命中，有一件事可注意。即是赵翼《廿二史劄记》所说“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上面说过的刘秀、刘玄、刘盆子都因姓刘而被拥起。王郎自称是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公孙述初起兵时，也“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后汉书》卷四三《公孙述传》）。诚然这是“人心思汉”，但不见得是思刘氏，实在是思汉的制度。《后汉书》卷一一○《索卢放传》，记太守索卢放对更始（刘玄）说：“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王莽时有句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五铢是西汉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后来光武真把来恢复了。
光武更恢复了一种有利大地主的制度，即是田租三十税一。但他并不完全放纵豪族的发展。功臣外戚不能不封，却不封给太多的土地。只使他们享受富裕的生活，却不肯多给他们政权，美其名曰“保全”，实则是温和的压制。他本身虽是地主，但为保持自己特别优越的地位，决不愿其他地主作无限制发展，所以是“政在抑强扶弱”，希望“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前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他屡次下诏提高奴婢的待遇，又诏免青、徐、陇、蜀、益、凉等州人民被掠卖为奴婢的平民（由此可以看出在动乱中豪族曾收买许多奴婢）。纠弹公主的强项令董宣，因为一句话点明了为天子与为一般豪族之不同，竟得免死，且得赐金。
光武帝为确定土地所有权，曾下诏检覈田亩。但官吏度田不实，农民横被侵夺，起来暴动。光武也肯惩治一点贪官污吏以谢天下。关于度田不实，有个很有趣的故事，见于《后汉书》卷五二《刘隆传》：
（建武中）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两种情形。一是近臣近亲田宅逾制，至于十二岁的小皇子都晓得，可知是多逾得利害。二是东汉对大地主的所有田宅，是有所谓“制”，而且光武有意维持这“制”。但光武对整个大地主的态度是半推半就下不即不离。这种态度，是当时情形下开明君主所必须采取的。只是这种态度，最难维持。而且开明君主不能常有。所以只东汉初两三代君主真能掌握大权。以后政权落到外戚宦官手中，可算是转入豪族自由支配时期了。
三、东汉豪族概述
在详细说明东汉豪族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发展以前，先概括地把他们考察一下。
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
有些豪族，是先有了政治地位，然后建树起经济势力。有的则是先有了经济势力，再取得政治地位，这政治地位又帮助了经济势力的发展。
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举例如：
寇恂，上谷昌平人，“世为著姓”，从光武，“所将皆宗族昆弟”。（《后汉书》卷四六《寇恂传》，以下各人只写本传卷数）
岑彭，南阳棘阳人。曾“将家属”又“将宾客”。（卷四七）
吴汉，南阳宛人。虽家贫尚有宾客。后来“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卷四八）。想是发了点财。
耿弇，扶风茂陵人。先世以吏二百石被徙。（卷四九）
祭遵，颍川颍阳人。“家富给”，曾结客报仇。（卷五○）
刘植，钜鹿昌城人。“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卷五一）
耿纯，钜鹿宋子人。“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卷五二）
其他不在二十八将之数的如马援、李通、邓晨，都是豪族，上面已经提及了。这些豪族，虽然有些本己作过官，但开国以后封侯受邑，更为得意。概括地说，可算是豪族用经济势力取得政治地位的大成功。
东汉的豪族，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
宗室封王或公侯。王的诸子不能袭爵的封王子侯。依据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诸侯王可考知的共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数量虽说不少，势力并不见大。他们普通只能衣食租税。光武初年，禁网疏阔，诸侯王多交结宾客，培植势力。后来因为沛献王辅的宾客，替更始的儿子刘鲤杀了刘盆子的哥哥刘恭，来报刘盆子杀更始的仇。光武帝知道了，就下诏令郡县捕王侯宾客，坐刑罚而死的数千人。这时是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以后诸侯王都不敢再放纵。虽有很富的如济南安王康“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后汉书》卷七二《武十王列传》），但不等他造反，就先被削了五县。到明帝封诸子为王，则租入限于几千万，自说吾子不敢与光武诸子相比（《后汉书》卷八○《明帝八王列传》）。再以后封王的事情也就很少了。
外戚，许多本来已经是豪族。东汉“采女”的制度是：
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序》）
这些中大夫掖庭丞相工等很容易与豪族联络，或受贿赂。《皇后纪》所载诸后及贵人，十九出于豪家，还有许多是公主的女儿。如明帝马后，是马援女。章帝窦后，是窦融曾孙女，泚阳公主女；章帝梁贵人是舞阴长公主侄女。献帝伏后是阳安公主女。只灵帝何后，家里本是屠者，以金帛贿遗主者，得以当选入宫，想来何氏必很有钱。
如光武帝阴后，即阴丽华。素有美名，光武在未纳她之前，常自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氏在西汉已有几代很富。宣帝时候有位阴子方，大概是阴后的曾祖。从他起就“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阴后的前母兄阴识，有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阴氏既为外戚，封侯者凡四人。
据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外戚恩泽侯凡八十九人。外戚在东汉政治上势力之大，远过于宗室。如窦氏、梁氏，都两度选后，尤为贵盛，这两族的详细情形，后面再说。
宦官成为豪族，是东汉后期的事。宦官封侯，始于和帝时候首谋诛梁冀的郑众。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养子有时是乞来的，有时是卖来的。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刘瑜上疏：“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卖儿市道。”（《后汉书》卷八七《刘瑜传》）
顺帝之许养子，恐怕只是已成事实之公认。因为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郑众死去，众的养子闳就嗣封了。
宦官的势力，如桓帝时候的曹节、王甫等：
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宅，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郡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后汉书》卷一○八《曹节传》）
灵帝时候，张让、赵忠等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纛害”，竟成为引起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当时有人上书说：
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后汉书》卷一○八《张让传》）
亲身篡汉的曹氏，正是中常侍曹腾、曹嵩之后，可知宦官的势力，足以亡汉。依《后汉书补表》，宦者侯凡七十九人。
高级官吏同地方豪族，很难分开。如前面举出的二十八将，都可为此类豪族的例。
豪族的所在地域，差不多遍及全国。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册列举了不少：
北海有大姓公孙丹。河东有大姓马氏。清河有大姓赵纲。渔阳有大姓阳球。京兆世族张纯第五伦。汝南名族袁闳。颍川著姓韩稜。家世衣冠如郭躬。上党雄豪陈龟。弘农世族杨震。犍为公子张纲。山阳豪族王龚。洛阳有财三千万之种嵩。下邳有历世著名之陈球。敦煌有家世二千石之盖勋。太原有世为冠盖之王允。“赵魏豪右，往往屯聚”。
此外我们可以补充的还有很多。如“西州豪右并兼”见于《陈宠传》（《后汉书》卷七六），左雄“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又如：
王丹，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麦二千斛。（《后汉书》卷九一《王丹传》）
赵熹……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熹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拷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熹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贳出子春。（《后汉书》卷五六《赵熹传》）
可知大姓之力足以交通侯王，为他乞命。
豪族有的历数百年不衰，如：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径徙焉。……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后汉书》卷六一《廉范传》）
廉范是明帝时人，上距廉颇三百余年。又如江东陆氏，在三国时候有吴丞相陆逊，以连营一炬破刘备著名。逊的儿子抗，为吴大司马荆州牧。抗的儿子陆机、陆云在晋以文学显。朱、张、顾、陆，并为大族。陆氏在光武时候，已是豪族，见《陆续传》（《后汉书》卷一一一）：
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面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陆续的孙陆康，是陆逊的从祖，即是怀橘遗亲的陆续的父亲。从陆闳到陆逊，也二百多年了。
又如涿郡崔氏，章帝时候有崔骃，被大将军窦宪辟为掾属，与其他故刺史二千石相比。骃的高祖父崔朝昭帝时官到侍御史。朝的儿子舒，历任四郡太守。舒的儿子发，在王莽时官到大司空。发是骃的伯祖父。骃的儿子瑗，是大政论家崔寔的父亲，官到济北相。《后汉书》卷八二《崔瑗传注》引《华峤书》：
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闻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宾客。而反以获讥，士大夫不足养如此。后勿过菜具，无为诸子所蚩。”终不能改，俸禄尽于宾飨也。
可知当时一般人并不特别优待宾客。崔寔这一支并不富，但寔的从兄崔烈，在灵帝公开卖官爵的时候，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灵帝后来还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崔烈曾历位郡守九卿，到此落了个“铜臭”的名儿。崔氏若从昭帝时崔朝算起，到汉末也约有三百年。
四、豪族与经济——小民之困顿
豪族的依附有政治的与经济之别。
经济的依附很早就有，依照东汉初桓谭的话，当时已经有自由人依附豪商及高利贷者而为他们奔走了！
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同上，《崔骃传》）
依附大地主的更多，如前面所说役属宾客数百家的马援，就是好例。重要的依附恐怕还是这种因为比上述的中家子弟更像臣仆了。自由人所以不得已而依附地主的情形，桓帝时候，有前面举出的豪族崔寔，作了一部《政论》，其中有一段说得很详细：
始暴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纲纪，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乌氏以牧竖致财，宠比诸侯；寡妇清以攻丹殖业，礼以国宾。于是狡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岖，无所踌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尤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全后汉文》，崔寔）
自由农生活的困苦，是从战国以来就如此的。《汉书·食货志》引有李悝为农夫作的预算：
令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于甚贵者也。
总之是入不敷出。西汉的情形，《食货志》又引文帝时晁错的话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照旧是入不敷出。元帝时候，兼并更甚，农夫更苦。贡禹说：
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槀税。（师古曰：槀，禾秆也。）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师古曰：言乡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去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师古曰：卖田与人而更为商贾之业。）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后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东汉以后，小农困苦的情形如故。崔寔祖父崔骃，和帝时与班固、傅毅齐名，作了一篇《博徒论》。其中有博徒讥笑农夫的一段，很生动，也很凄惨：
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骊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陇亩，汗出调泥，乃谓之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步行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骸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全后汉文》，崔骃）
农人要比于草木禽兽了。但是劳苦如此，还没有活路，只好另打主意。上面贡禹指出来的两条路：一条，卖了地业商，对于小农，这是梦想，地卖掉还不够还债呢。另一条，为盗贼，这倒容易，只是被捉时受不了，地方上官吏很多。非到万不得已，这条路也不能走。小农走的，是另外两条道路，一是投附豪家，一是作仰赖官家廪给的流浪者，就是作盗贼的预备军。
通汉代流民都很多，大半都是遭遇天灾人祸而离村的农民。政府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饭吃，即所谓廪给；或设法送他们回本乡。西汉时候，据《汉书·石奋传》的记载，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有二百万口之多。东汉如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流民有数十万户（《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而且从章帝起，就下诏实覈受廪人。诏中说：
流民欲归本者，县其实廪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由此可知廪给有种种私弊。此后诸帝常有廪给流民的诏书。如和帝诏：
流民所过郡国，皆实廪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我们要知道章、和两帝还是东汉盛时，流民已成为诏书上的大问题了。就区域说，仅和帝一朝所赈贷的已达数州数十郡。和帝在位共十七年，据《后汉书·和帝纪》，赈贷凡下列各地：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廪三十余郡。
永元六年，遣谒者分行廪贷三河、兖、冀、青州贫民。
永元八年，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永元十二年，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谷。
永元十四年，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
永元十五年，诏赈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
地域几遍天下，此外未注明地域的赈贷尚有多次。但是流民有加无减。和安以后，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所记，洛阳的“虚伪游手”，人数百倍于农夫。其中有技术的能作些手工艺术品，或作些小儿玩具泥车瓦狗之类。这些人大半是离村的农民，所营的生业都非久计。大概比待廪的流民差不甚多。后来在黄巾的大暴动中，流民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司徒杨赐至于认为“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后汉书》卷八四《杨赐传》）。可以为证。
五、豪族与经济——豪人之富奢
小农的第二条路，是依附豪族。
被依附的豪族，仲长统称作“豪人”，在他所著的《昌言》中，描写豪人生活很详细：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损益篇》）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隶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理乱篇》）
所谓“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徒附万计”，都是来投靠的家族或个人。
小农单独生产，结果虽是入不敷出。但把土地集合到大地主经营之下，而由依附的小农耕种，结果便不相同。因为田广人多，可以有种种生产及分配上的便利。耕牛种子，都不至于缺乏。又可依照土地之宜选择作物。如崔寔《四民月令》（《全后汉文》有辑本）所记大地主的情形，作物除了黎稷稻麦等以外，有胡麻、大小葱、苜蓿、芜菁、瓜、瓠、葵、豆、蓼、芥、蓝、韭等数十种。树木有竹漆桐梓松柏杂木。他们可以试用种种新耕作方法，如赵过的代田法，氾胜之区种法等。又在魏晋以后，水碓的地位非常重要，这种新生产工具在东汉或已发明，可惜书阙有间，不能详考。只在《太平御览》八二九引《桓谭新论》有这么一段：
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践椎，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桓谭是东汉开国时人，那么东汉的大地主一定是利用水碓。又《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章怀太子贤注“水舂即水碓也”。亦可为证。
大地主更有一桩便宜事，是可以农而兼商。汉朝虽禁二业，实际恐怕无甚结果，上引仲长统的两段话可以看出大地主不但兼大商人，且与大牧畜主为三位一体。在《四民月令》中，亦记有大地主囤积货物买贱卖贵的方法：
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
三月，可粜黍买布。
四月，可粜穬（大麦之无皮毛者）及大麦、敝絮。
五月，可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粜大豆，籴穬小麦，收缣缚。（本条见唐鸿学辑本《四民月令》）
七月，可粜大小麦豆（唐辑本作粜大小豆，籴麦），收缣缚。
八月，粜种麦，籴黍。
十月，卖缣帛敝絮，籴粟豆麻子。
十一月，籴杭（编者注：今作粳）稻粟豆麻子。
一年中有九个月要做生意。交易的都是衣食必需品。夏天收布絮缣帛，冬天卖出，自然是大赚钱，粮食在春天大宗卖出，四月麦一熟立刻买进来。他家里自己也织布帛，田地的农产物一定有很多剩余，大概都加入出卖。
农地的耕作，大概以地主家的男子及依附的小农为主。奴隶多数只作手工业，如织布帛等，恐怕只有少数参加农事。上引《昌言》“奴隶千群，徒附万计”，千万两字不可泛泛看过，从事手工业及服役家事的奴隶在量上是不及从事农作的徒附的，也许有十倍之差罢。奴隶是完全不自由人，可以买卖；徒附则是半自由人。
富豪役使着奴隶徒附，得到很多的收入，自然要享受很丰富的生活。自己家里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昌言·理乱篇》）。“且其徒附仆妾，皆服文采”（《潜夫论·浮侈篇》）。至于成为风俗。蔡邕《女诫》：
而今之务在奢丽，志好美饰。帛必薄细，采必轻浅。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从庆移坐，不因故服。（《全后汉文》，蔡邕）
衣服穿得如此讲究，食住自然都与此相称。此外人生大事的嫁娶送终，也都尽奢华之能事：
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缇维竟道。骑奴侍童，夹谷并引。（《潜夫论·浮侈篇》）
谢承《后汉书》记东京大族袁氏嫁女，正是如此：
送女奢华。奴婢百人，皆被罗縠。辎光路。
送终的更不得了：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良家造茔，黄土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潜夫论·浮侈篇》）
崔寔《政论》有同样说法：
法度既堕，舆服无限。婢妾皆戴填揥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亦大无法度。至用檽梓黄肠，多藏宝货。飨牛作倡，高坟大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耻不相逮。（《全后汉文》，崔寔）
“飨牛作倡”是宰了牛请倡优来歌舞，这种风俗，西汉已有（见《盐铁论·散不足篇》）；东汉恐怕更甚，至于遭受县令的禁止，如应劭作营陵令时，曾下令申约吏民“不得杀牛，远迎他倡，赋会宗落，造设纷华”（《风俗通·怪神》）。
六、豪族与政治——门生故吏
豪族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在政治上不一定就有地位。他们虽可破费些财产，把自己买成“复民”他们所主有的奴隶，庇荫的徒附，仍旧不能免除对国家的义务。这在他们像是损失，很想取得政治地位，更来帮助他们经济的发展，比如后来晋朝允许萌客免课役的办法，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但在汉朝的统治未推翻之前，制度自然不能大改。豪族只好先交结官府，运动选举，来争取政治地位。
取得政治地位，就是做官。汉朝入仕途的方法主要的大概有下面三种：
1.选举 有各种科目，如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即秀才，避光武讳改），是前汉就有的。“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论》）。
选举可分固定的不固定的两种。固定的如孝廉，依郡国人口多少规定每年应举人数：
凡郡国……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本注》）。
（和帝永元四年）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后汉书》卷六七《丁鸿传》）
永元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又茂才，据《后汉书·百官志》注，郡太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不知是否亦依照人口增减。
其他科目，多半是不固定的，在君主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可以下诏令公卿大臣察举。例如：
（建武七年）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公车，门名，公车所在，因以名焉。《汉官仪》曰：公车掌殿司马门，天下上事及征召，皆总领之），朕将览试焉。”（《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安帝永初元年）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被选举的人，不一定是布衣，常常原已做过小官，然后被选。他们无论是否固定的选举，大概都必须经过考试，以定等第。普通考后，可以做“郎”。东汉取士，孝廉最多。我们随便找几个东汉人的碑志，很容易发现“举孝廉除郎”几字。郎是一种候补官，好的能补郡国首相，次等补县的令长丞尉。
考试有时候由皇帝亲自主考，所谓“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的便是。普通考试孝廉，选任郎官的责任，有时归于尚书，有时归于三公。因为可以拔擢任用很多人，所以这两方面常争取这种权力，而且争得很利害。比较起来，以权在尚书的时候为多。
2.辟除 汉时各公府同州郡衙门里都有许多“曹”，分掌各项职务，像现今的“科”一样。公府有十二曹，即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州郡只有十曹，即除去十二曹中的东西曹。曹各有“掾”，像现在的科长或主任。下面有史及令史，则像科员。
这些掾史，都由公府或州郡自己辟除，即自己选任。汉朝初年，还要“上言”，即报告一下。后来连报告也免掉了。有时朝廷也令三府辟召某人，那就要有尚书的敕（《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州郡辟除，不过做地方小吏，不一定有多少希望。被公府辟召，则上司是中央大员，位高言重，自己只要得到垂青，一帆风顺，立刻可以转任大官。所谓公府，有二府、三府、四府、五府等。二府是太尉府、司徒府；加司空府为三府；再加大将军府为四府；加太傅府为五府。很有些人曾被四府或五府一同辟召。
3.任子 这有点像荫袭。西汉初就有“任子令”。办法是二千石以上在职满三年的，可以任子或同产（兄弟）一人为郎。想来利用此项特权的一定为数不少。东汉如安帝时候，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是重申前令。舍人即太子舍人，位置比郎低一点。有时候三公的孙子，得拜童子郎。可知依恃父兄甚至祖父的地位，都可以与选举所取的人，一同为郎。
这几种制度，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门生故吏”的盛行。
选举的人，同被选举的人，常常因选举之恩而发生关系。比如太守举孝廉，在送孝廉应选之前，太守常对他们表示好意，如宴请赠送之类。三国名将周瑜，他家里在东汉就是豪族。瑜的从祖父景，景的儿子忠，都做过汉朝的太尉。东汉末党祸中的名流陈蕃、李膺、荀琨、杜密、朱寓，都在周景为刺史时被辟召为别驾或从事。《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注引张璠《汉纪》载有周景连络所举孝廉的情形：
景历位牧守，好善爱士。每岁举孝廉，延请入上后堂，与家人宴会。如此者数四。及赠送既备，又选用其子弟。常称曰：“移臣作子，于政何有！”先是，司徒韩縯为河内太守，在公无私。所举一辞而已，后亦不及其门户，曰：“我举若可矣。不令恩偏称一家也。”当时论者或两讥焉。（《后汉书》卷七五《周景传》略同。但只说“举吏”没有说明举孝廉。论者即应劭，见《风俗通·十反》）
被举的孝廉同牧守，普通大概算是有君臣之谊。但周景要移臣作子，看待得同儿子一样亲密。韩縯则全然不理。一个太过，一个不及，所以论者两讥。可知当时多数太守与孝廉都有相当的连络，宴会虽不必数四，想也该有一两次。
至于在某一长官之下作过掾史的，则一定有君臣之谊。将来长官虽改任或去职，他们仍算是他的“故吏”，在这个名义下面继续保存着隶属关系。长官死后，故吏常集起来出钱替他立碑，并刻上自己的爵里名姓，以为关系的证据。故吏有为长官服丧的，多者至于三年。据《廿二史劄记》“东汉尚名节”条：
太原守刘瓆以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王允为郡吏，送瓆丧还平原，终三年乃归。（允传）……李恂为太守李鸿功曹而州辟恂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归葬，持丧三年。（恂传）乐恢为郡吏。太守坐法诛。恢独行丧服。桓典以国相王吉诛，独弃官收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典传）袁逢举荀爽有道，爽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传）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从厚者也。
两汉时候，为父母服丧，还没有定制。为长官却已经有服三年丧的，可知君臣之谊很重。但这不过是一个起头，据《廿二史劄记》“长官丧服”条：魏晋以后，长官丧服，反有定制。普通服斩，过葬而除。北魏孝文帝改定为齐衰三月，可见为长官服丧是君主所不禁的。
三府及州郡所辟召，没有谒署的，普通不得称故吏。但到后来为依附的方便，虽未就也愿称故吏甚至肯为举主服丧，如上引的荀爽就是。这样既表现自己清高，又不断绝隶属关系，真是一举两得。到东汉末这种情形想已很多，孔融就引据经传来上书请求“三府所召，虽未就职，便为故吏”了。
另外有门生，也是一种依附。并不一定受业，只是假借名义，与有力者造成隶属关系，希图任用。在东汉门生已有为师长服丧的，见于《隶释》的证据很多。又有弟子、门童，意思大略相似。《集古录》说：“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为门生。”《隶释》说：“以久次相传授曰门生，未冠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门生。”这都是专就意义异同说明的。顾炎武、赵翼则能阐释“门生”的依附的意义。顾在《日知录》中说：
《后汉书·贾逵传》“皆转逵所造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郅寿传》“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窦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权财务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
赵翼《陔余丛考》：
汉时门生非弟子之称，《后汉书·杨厚传》“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曰上名录，则不必亲受业，但习其学即是也。《郑康成传》“康成没。门生相与撰其问答诸弟子之词，依《论语》为《郑志》”。以弟子问答之词，而门生撰述之，盖如《论语》所谓门人受业于弟子者也。《李固传》“固下狱，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其枉。及固死，陈尸于路。固弟子郭亮，负铁锧乞收固尸”。曰门生，曰弟子，又可见门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亲受业，但为其学者皆可称门生，于是依势趋利者，并不必以学问相师，而亦称门生。盖即后世拜门生之陋习也。
徐干《中论·谴交篇》说得更清楚：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
到两晋南北朝，门生地位，已经下同僮仆，称所依附的人为“主人翁”，为他奔走服役。《日知录》同《陔余丛考》，都讲论很多。
东汉的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都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只就杨氏的门生说，杨震做太尉，被谮罢免回本郡时，有许多门人还追随着。在震气愤饮鸩自杀之前，门人与诸子同听遗嘱。死后有门生二人“诣阙追讼震事，朝廷皆称其忠”（《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
震大概有四子（《隶释·太尉杨震碑》，本传则说有五子）。牧、让、秉、奉。牧的儿子统，让的儿子著，官都不大。只秉子赐，赐子彪，都做太尉。后来曹操嫌忌这个大族，就杀了彪的儿子杨修。说是忌修之才，恐不尽然。杨秉一支做太尉的，自然都有门生。杨统虽是小官也有门生。杨震的碑就是统的门人所立。门生不止是一个人的门生，并且是一家人的门生。不但要替师的祖父立碑，还有时替师的儿子立碑。如《隶释·童子逢盛碑》，就是门生所立的。杨著官到高阳令，他的碑阴题名有“后公门生”同“沛君门生”。《隶释》说：
沛君，沛相统也。后公，太尉秉也。杨震拜于前，故以秉为后。沛君者，著之从兄；后公者，著之季父。
大概杨家这几代人，没有门生的很少。这正是杨氏所以为“东京名族”的一大理由。
七、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
经济上的依附，只要富了就有人来；政治上的依附，则非贵不可。所以富而未贵的豪族就运动选举，让自己贵起来；已经贵了的要让自己更贵并依附者也都贵起来，这样大肆运动，结果从东汉初就闹“选举不实”。
选举不实，西汉武帝时已有，《前汉书》卷一七《功臣表》记元朔五年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但数量不多。到元帝时候，诏言始有“二千石选举不实”的话，见《前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
东汉第二世皇帝明帝，刚一即位，就下诏说：
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此诏所说实是光武帝时的情形，这正是东汉初豪族势力已经深入政治的证明。明帝虽有意纠正，实在未生效力，我们看章帝即位后一年的诏书就可明白：
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欤。……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圳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和帝初即位时，窦氏专政。即位四年，诛窦宪等。所以第五年才下诏：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由这次诏书可以看出章帝也没有能够改良。而且有一桩弊病可注意的，是选举多取年少，希望他将来贵显可以报恩。这种情形也发生得很早。光武的表兄弟樊儵（即大地主樊宏之子）在明帝初即位时，就上言：
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后汉书》卷六二《樊儵传》）
这些选举不实的情形，经过几代，都不能改。到顺帝时候，有一位名臣左雄，提出“限年试才”法，才算遇到一度整顿。
左雄时候，政治已经十分腐败了。左雄等一派士大夫实在看不过，所以要挺身而出，他上书给顺帝，痛陈时弊：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疚。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于此。（《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
皇帝很感动，但因为宦官擅权不能照他的话改革。后来他又提出改善选举制度，说：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同上）
当时也有人反对，如胡广等上疏说：
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陈平所出）。郑（子产相郑）阿（晏婴化东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甘罗十二为秦上卿）奇（子奇年十八主齐东阿）显用，年乖强仕。终（终军年十八说降南越）贾（贾谊十八为博士）扬声，亦在弱冠。（《后汉书》卷七四《胡广传》）
虽然举出许多典故，顺帝早已听了左雄。胡广等因为顺帝先已下诏应许，又让他们参议，还引经据典，发了许多怨言，说皇帝不该这样不慎重。顺帝看了，想是更不高兴。后来胡广作济阴太守，竟因举吏不实免黜。
顺帝下诏的第二年，就有人因为诏书末尾注有例外，想来偷巧。有广陵孝廉徐淑，不够四十岁。典选举的尚书郎很奇怪，就诘问他。徐淑说：“诏书上说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所以我来了。”尚书郎不能屈他。还是左雄，不愧为尚书令（尚书郎的首领），问他：“从前颜回闻一知十（见《论语》），孝廉你闻一知几呢？”徐淑没话说。于是左雄骂了一顿，叫他回去。从此威风大振，选举从严。以前是“茂才孝廉，岁以百数”，现在只汝南陈蕃、颍川李膺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后汉书·左雄传论》）。
陈蕃等都是后来在党锢之祸中反对宦官的要人。左雄又征举海内名流为博士，奖励有志操的弟子，因此来京师就学的极众。左雄实在已经像一位党人领袖。他这“限年试才”的一炮足使宦竖胆寒。顺帝以前选举实在太荒谬，《后汉书》卷八六《种嵩传》有个故事可以为证：
（种嵩）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于大阳郭，遥见嵩，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
六个孝廉之中，有一个不受请托，便算难得。当时豪族势力之大，可以想见。这种势力，决非左雄等一时的纠正所能阻止。
豪族不但请托地方，而且请托中央。左雄以后，中央的势力，不在外戚，就在宦官。外戚宦官本身是大族，地方豪族与他们结纳。选举的情形更坏，东汉末的情形，如王符的话：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
《抱朴子·审举篇》引当时人的口号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懦如鸡。
如此选举，如此官吏，当时政治之腐败可想。小民固然受苦，一般比较循规蹈矩的豪族——大都是财力较差的——及希望通经致仕的士子，在政治上都得不到出路，他们就结合起来，先于小民而向腐败的政府抗争。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
东汉末的政权在外戚同宦官手里。
外戚与宦官，是两种豪族。他们的势力与中央政府关系特密。如外戚，普通原来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权而突然特别发展。如宦官，本来多不是豪族，得势之后，有许多人来依附，再发展，也就成为特别大的豪族。
外戚与宦官，都是所谓“幸进”。尤其宦官的发展，是一步登天的突然发展。他们多数是不学无术，父兄们“攀龙附凤”不需要读书；子弟们生下来就娇纵，也不会读书。他们没有政治眼光，更没有政治经验。不明白逆取顺守的道理。只晓得要这突然的发展再更迅速的扩大开来。这样，他们除掉剥削小民以外，更要打击其他豪族，夺取他们的资财官爵。这对外戚宦官的发展非常方便，因为大鱼吃虾米总不及吃小鱼养料丰富。
外戚宦官的急进，引起保守派豪族的不满。保守派豪族有许多在朝大臣，是一般士大夫的领袖。他们读过书，懂得孟子“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的道理。所以除掉因为急进派豪族不肯与他们共存共荣而自危之外，并反对急进派的“竭泽而渔”政策。他们晓得任急进派干下去汉朝的政权要动摇了，于是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合并了为公为私两种动力，他们就起来抗斗。
急进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并不很显明，也不是突然就显出的。他们所以能够各自团结，就因为宗亲宾客门生故吏等等关系，原已造成许多豪族。豪族因为共同利害而渐渐团结起来争斗，争斗越紧张，团结就越密切。
有人认急进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为中央豪族与地方豪族的争斗。这有些道理，但不能包括。因为外戚宦官虽是中央豪族，也不能一口都吞下一切地方豪族。他们对地方豪族的一部分也有联络。他们联络与自己相类的豪族而吞并异己的，这是很自然的情形。
外戚宦官的性质，是“富而甚无知”；其他士大夫，则是“不甚富而有知”。这两种性质的豪族渐渐的分化开来。但外戚并不全是“富而甚无知”，有时也与士大夫结合，所以不便称为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士大夫常以“清”自许。我们可以称“不甚富而有知”（即保守派）者为“清流”，而称“甚富而无知”者（即急进派）为“浊流”。清浊渐渐分的显明，政争就日趋激烈。
浊流之所以有地位，是因为能把握住君主。君主之所以有力量则因为光武以后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并非始于光武，我们可以说从西汉武帝即已实行，但光武更把制度确定了。光武集权的因果，仲长统说得很明白：
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昌言·法诫》）
集权中央实在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精明的时候，可以利用它来压制豪族；在君主黯弱的时候，仍旧要被豪族取去，反来劫制君主。
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自己无力执掌的时候，自然要找极可靠的人来托付。在无知的君主想来，自然是亲戚最可靠。在东汉许多皇帝都不永年，又少子嗣。每每需要外藩入继，太后因为外藩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不肯相信，常是选立幼君，自己临朝听政，把大权交给自己娘家人才算放心。这样大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到外戚手里。
外戚平时多受赏赐，本已很富。此刻得到政权，更要大大的搜括一下，以便挥霍。如和帝时候的窦宪以外戚专权。窦氏，在西汉有文帝窦后，已经是外戚，后来历代都做二千石。因为是豪族，宣帝时，被迁徙到关中。光武中兴时候宪的曾祖父窦融，割据在河西甘肃一带。势力很大。后来投降光武，入京师的时候，“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被野”（《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皇帝更加恩遇，窦氏同时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祖孙三代，都作大官。“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同上）。
窦融的儿子窦穆，因为要发展自己的地盘，假作诏书，后来又赂遗小吏而被诛，窦宪的父亲，即窦穆的儿子窦勋也因而被杀。但这不过是东汉初压制豪族的一番动作。实际上汉与窦氏仍是若即若离。窦宪的妹妹作了章帝的皇后，窦宪又得宠幸，竟仗势夺公主的园田，被章帝骂他是臭老鼠。稍微敛迹。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宪遂执掌大权，计无不从。宪带兵大破匈奴之后，封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宪有许多爪牙心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也延揽一般文人，如班固、傅毅之类，置之幕府。他的“奴客”都倚势欺人，强夺财货，妻略妇女。后来窦氏居然图谋篡弑。和帝只好与“谨敏有心几”的宦者郑众定谋，出其不意，发守卫京师的兵，闭城收捕窦氏党羽，又把窦宪等逼死。宗族宾客仗窦宪作官的一概罢免。郑众被封为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是宦官参政的第一声。
安帝时候，宦官势力更大，有时与外戚联络，有时与外戚斗争，总之是欺骗君主，夺取政权。
安帝之后的顺帝，封梁商的女儿为后。桓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商的儿子梁冀做大将军辅政。梁氏又是豪族。西汉时候，梁氏因为资产在十万以上，曾被迁徙。梁商的曾祖父梁统，为酒泉太守，与窦宪的祖父窦融一同起兵。后归光武。梁统的儿子梁松，得尚光武的女儿舞阴长公主。因为“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下狱而死，作了豪族压制政策下的牺牲者。
但梁冀作大将军时的权威，又有过于窦宪。宪只封二万户，冀则封三万户。冀妻孙寿也被封阳城君，岁入五千万。梁氏可算是浊流豪族的典型。虽已富倾天下，还要设计吞并其他豪族。他派出去的官吏，都使宾客登记所属各县富人，诬陷他们下狱，讨钱来赎。出钱少的就被杀或徙边。梁冀自己也会这些办法。当时有个家产一亿七千余万的富豪，叫士孙奋，非常吝啬。梁冀送他四匹马，向他借五千万。士孙奋也不识高低，只肯借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就告到郡县，说士孙奋的母亲原是他家的“守藏婢”，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现在找到了。郡县就收拷士孙奋，兄弟都死在狱中。收没士孙奋的家财，除了先前要借的五千万以外，另外一亿二千余万也都归了梁冀。
梁冀在朝廷上势力也极大，目无君主。朝中十九都是他的党羽。桓帝被梁氏欺压得利害，实在不平，只得也袭用和帝的故智。在厕所里同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宦者合谋。也用中央卫兵，围住梁冀府，逼他夫妇自杀。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大小都弃市。其他连带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共数千人。故吏宾客被免黜的三百余人。朝廷因此显得空虚无官。冀的财产斥卖了，还得三十多万万。国库得此一笔大收入，遂减收天下租税之半。梁氏这一大豪族，又算断送在宦官手中。
宦官虽然打倒外戚，自己也不是清流。单超等五人同日都得封侯，因此被称为“五侯”，比郑众的乡侯又高一级了。单超二万户，徐璜、具瑗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左悺、唐衡各万三千产，赐钱各千三百两万。单超不久即死。其余四侯，都很专横，天下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作唐两堕，此从注所谓“诸本”）。回天是力可以旋转乾坤，独坐是骄贵得无人敢比，卧虎想是威猛如虎，卧着都可怕，雨堕许是流毒天下、如雨之密的意思。他们没有后代，就“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同上，《单超传》）。
《后汉书》卷一○八《宦者列传》序说他们势力：
府署第馆，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韦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以自炫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
他们虽没有血缘的子孙，却有许多依附，可算是变态的豪族。这些人更没有知识，所以浊得利害。清流与他们不能两立，就合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固然是“专树党类”，清流也有“门生故吏”的依附。清浊正面冲突，就造成两次的“党锢之祸”。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
前面已经讲过，清流是“不甚富而有知”。他们的经济势力，不及浊流。但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利”，却能于利之外，同时给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正不少。
东汉确是有所谓“清议”，清议的发出者正是清流，即小康的知识分子，如太学生之类。章炳麟说汉时地方上有“议民”：
成哀之末，纲纪败于朝，吏理政于府。至于元始，户口最盛矣。其县邑犹有议舍。槀长蔡湛碑阴曰，贱民议民，与三老故吏处士义民异列。议民者，域外以为议员，良奥通达之士，以公民参知县政者也。贱民者，西方以为私人，厮役扈养，不及以政，不得选人，亦不得被选者也。（《检论·通法》）
这话未必可靠，或是太炎要提倡议会政治，因此托古改制。议民二字，在别的汉碑，还没有见到。不过“义民”两字，很有几处见到。义民的解释，金石家说法不一。但我据《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记程包的话：
板楯（一种蛮）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义人二字，《华阳国志》卷一，作义民）。
然则义民，即是复除徭役的复民。议民的意思，或亦相类。假如是发出议论的人，那亦一定是有特殊地位的。可惜此碑阴只著录于《金石录》，全文未见，不能详考了。
选举与乡里的议论既有关系，有些人就会矫情作伪来求名誉。其中有的成了功，如许武已举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还未成名，就分家，故意少分给两弟。人都称两弟能让，因此俱得选举。武又说明夺产苦心，把自己的产业全分给两弟，一无所留。人又大称赞他（《后汉书》卷一○六《许荆传》）。有人则成功而又失败，如赵宣葬亲，不闭墓道，自己就住在坟里，行服二十余年。乡邑都称他的孝，州郡屡次礼请。但后来陈蕃查出他在服中生了五子，把他痛骂，还治了罪（《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有人需要批评，就产生出批评家，如东汉末年汝南许劭为本郡功曹。功曹正是执掌选举的一科。他同从兄许靖，都有高名，喜欢评论乡里人物。每月发表一次，叫作“月旦评”。曹操还没有抖起来的时候，曾卑辞厚礼，求许劭批评。许劭看不起曹操，不肯答应。曹操找了个机会逼他，他不得已只好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虽然捧中带骂，曹操已经大喜而去。但许劭同许靖有些不睦，劭仗着自己是功曹，排挤许靖，不肯选他。许靖穷得仗着马磨给人磨粮食为生，他一定大说许劭的坏话。别的批评家因此看轻许劭。
许劭也因为常爱说人坏话，得罪人多。所以后来被人看轻。另外一位批评家郭太，与他齐名称“许郭”的，则谨慎得多。郭太是太学生首领。当时太学生厌倦经书；多数喜欢游谈，又常臧否人物评论政治。郭太特别会奖拔人物，专说人好，不说人坏。他在太学里名气极大，当时清流领袖河南尹李膺，非常看重他。有一次郭太从洛阳回家，衣冠儒者送到河上的有车数千辆。郭太独与李膺同舟过河，大家看了羡慕，以为神仙。
三公辟召，常征询到批评家。与许郭同时又有两位批评家，一个汉中晋文经，一个梁国黄子艾，二人倚恃才智，到洛阳来炫耀。假称养病，卧在家里，不见宾客。好些公卿大臣都派门生去问病，在门口坐候，还不得见。三公要选举某人时，命掾属去访问他们，随他们的批评来作决定。同时太学生符融师事李膺。李膺极赏识他，每次见面，就谢绝别的宾客，专听符融谈论。谈到好处，李膺每每捧手叹息。郭太之结识李膺也是符融的介绍。这时符融看晋、黄二人，派头虽大，并不像很高明的，就到太学里对李膺及众太学生说：“他们两人没有什么德行事业。不过弄些宾客徒从来摆架子，竟能骗得大臣的信用，这种人要不得！”话传开去，两人名誉一天天衰减，来访的人也少了。不过十几天，都惭愧逃走。这两人后来果然成为所谓“轻薄子”，都因罪废弃。黄子艾，名允，他的轻簿行为见于《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
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世。
符融的话被证实，符融的名气就更大起来了。
太学原是一条仕进之路。从西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都得复免徭役。弟子由太常选择，或郡国荐举。每年课试一次，及格的补文学掌故缺，优等高第可以补郎中。后来弟子员额渐增，元帝时增到三千人。平帝时，增加元士（六百石）之子，可以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但不必计算到三千人内，是额外又有增加。此时每年课试，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东汉初诸帝，都奖励经术，承袭西汉的制度。安帝以后，渐渐忽略。博士不讲书，弟子也怠散。太学破坏，成为菜园，还常有牧儿樵童跑来。顺帝听了大臣的话，才重修太学。共造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增加课试甲乙科各十人。此后游学增盛，至有三万余学生，为西汉时的十倍。
多数太学生之来，恐怕不是为读经而是为作官。当时经学确是太琐碎了，解说经上几个字，动辄用数万言，其中恐怕无甚兴趣。所以太学生多数不讲章句，只尚浮华，重谈论，务交际。他们也可算是一种议民，常常批评政治，讲论人物。公卿有的怕他们贬议，至于亲自到门来同他们结交。太学生乐得藉此交通权贵，于是或为朋友，或称门生。如郭太、贾彪等乃率领三万余太学生，与李膺等互相褒重。太学生把他们所称誉的人造出七字句来唱为口号，如称李膺“天下模楷李元礼”，第四字同第七字叶韵，这是当时的习惯。
这样太学生与清流大臣就结成了党，后来因为同宦官斗争而被禁锢。不过党锢的事情，并不始于东汉，至迟在王莽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前汉书》卷六七《云敞传》：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师古曰：更以他人为师，讳不言是章弟子。）
后来宦官们也许正是师王莽的故智罢。
东汉开始有党，大概始于甘陵郡的南北部。甘陵周福，在桓帝为侯的时候给桓帝讲过书。桓帝即位，拔擢他为尚书。同时同郡河南尹房植在朝很有名。植的乡人为他们造出两句口号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周福有些不敬，从此周、房两家的宾客互相讥揣，各自连结朋徒，渐渐结了仇隙。于是甘陵有了南北部的对立。部就是党的意思，可知党的分子中，宾客朋徒非常重要。
东汉结交宾客的风气非常盛。宾客还有战国传下来的任侠风气，对主人真肯卖命。门生故吏也都一样。结交宾客的情形，如徐干所说：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脱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中论·谴交》）
门生故吏，受了恩，也就同主人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赵翼所说：
是时（东汉）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史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被戮，故掾杨匡守其尸不去，由是皆显名（固、乔二传）。第五种为卫相，善门下掾孙斌。种以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也。斌知种往必被害，乃追及种于途。格杀送吏。与种俱逃以脱其祸。（《廿二史劄记》）
李、杜都因触犯梁冀被陷害，当时梁冀气焰熏天，并且严令禁止人看他们的尸首，郭亮等居然敢冒死前去。这种精神足可使身在清流的主人有所依恃。清流与浊流既难并立，清流又有部党的支撑，名誉的鼓励，自然要挺身而起与势倾朝野的浊流相抗，造成轰轰烈烈的政争。
十、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
前面说过，桓帝因诛梁冀，而封宦官五人为侯。五侯之中，单超先死。剩下回天、独坐、卧虎、雨堕四侯，十分骄横。另外有中常侍侯览，非常佞猾，假托有诛梁冀之功，也得封侯。览与小黄门段硅都有田地产业近济北（国）界。他们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是个清流，都把来收捕，杀了几十人，陈尸在大道上。览、珪大怒，诉于桓帝，把滕延罢免。侯览的哥哥参为益川刺史。人民有丰富的，他都诬以大逆，诛杀而收没财产，前后所得以亿计。太尉杨秉，即杨震之子，是清流领袖，参奏侯参，槛车运京。参在路上自杀。检查他的车三百多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因此侯览也被免职，但不久又得复官（《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
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奏“左回天”。左悺同悺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害怕都自杀。縯又奏“具独坐”。具瑗的哥哥沛相具恭赃罪，微恭到廷尉定罪，具瑗贬为乡侯。其他宦官，也有很多贬爵的。浊流的势力，为之一挫（同上，《单超传》）。这时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死了，陈蕃为太尉。
在前几年，李膺做河南尹，早已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有了清流的结合。“共同心志，纠罚奸幸”（同上，《李膺传》）。这时有个浊流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罢官回家，臧罪狼籍，又因为郡舍厕所里有些奇巧的设备，也载了回去。李膺表奏要治他的罪。羊元群向宦官行赂，李膺反倒得罪。正巧冯绲因为杀了宦官的兄弟，刘祐因为没收宦官的田业，都被了罪。三人同时输作左校（作苦工）。幸而司隶校尉应奉上疏说“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以备不虞”（同上，《李膺传》）。一捧一吓，桓帝方赦免了他们三个。
第一次党锢是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那时李膺新做司隶校尉。李膺到官十日，就杀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朔原做野王令，贪残无道。野王正是司隶所属。朔听说李膺的利害，就逃回洛阳，藏在张让家里的合柱中。膺知道了，不肯放，率领吏卒破柱取朔，交付洛阳狱，审问后就杀了。张让诉给桓帝。帝召膺来责问。但膺答得有理，桓帝只好放他出去。此后诸黄门常侍都鞠躬屏气，虽休沐也不敢出宫。桓帝怪问他们，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
同时，汝南太守宗资委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范滂作事非常正直。滂的外甥李颂，为人很差，滂不用他。颂转托“唐雨堕”唐衡请宗资用他。宗资就用他为吏。但范滂是功曹，他给压下来不去召用。宗资知道了迁怒而捶打书佐朱零。零说：“范滂的办法是对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去。”宗资自己信托范滂已久，也没办法。当时人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郡守如此信托掾属，其关系之密，可想而知。实在当时冒犯浊流是出生入死的事，没有这样的优遇谁肯去呢（《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岑晊的公正也有表现。宛县有富贾张汎，是个工艺家，最会雕镂玩好之物，常送些给宦官，因此得到显位，用势纵横。岑晊劝成瑨捕他。不久遇赦，但岑晊竟诛死他。一并收杀汎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杀后方奏闻。这种遇赦先杀的办法，是清流所常用的。太原太守刘瓆就在赦后杀了贪横放纵的小黄门赵津。又名士张俭做山阳太守翟超的督邮，因为宦官侯览大起坟墓，张俭举奏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得不到回复，俭竟自破坏他的家宅，收没财物。“徐卧虎”徐璜的兄子宣为下邳令，抢了故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给射杀了，把尸首埋在衙门里。东海相黄浮正管着他，听到报告，就收宣的家属拷打。掾史劝他，他说：“徐宣是国贼，今天杀他，明天就因此而死，我也瞑目。”竟把宣杀了（《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
这几案都发生在延熹八九年间。宦官们纷纷向桓帝告发。成瑨、刘瓆、翟超、黄浮同时得罪。有司承奉宦官的意思瑨、瓆定为“弃市”，超、浮则“髡钳输作左校”（《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太尉陈蕃等屡次上疏营救，无效。
延熹九年秋天，成瑨、刘瓆都死在狱里，冬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下狱（《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告发人名叫牢脩。大概是延熹八年，李膺还做河南令的时候。有河南张成，善说风角。据他推占不久要大赦，就教他儿子去杀人。李膺派人收捕，果然遇赦。李膺大怒，竟把他们杀了。张成原仗着风角交通宦官，连桓帝也有时候请教他（这恐怕是他杀人遇赦的真正原因）。此时被杀，宦官正不高兴，李膺又升官作司隶校尉，杀了张让的弟弟。宦官们受不住，就叫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弛，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诏郡国逮捕党人李膺等共二百余人，有逃走的，悬赏追寻。此案经过三公府，太尉陈蕃说：“要考案的都是海内人所称誉忧国忠公的臣子，此等人虽以后十代有罪，都该赦宥。现在罪名不彰，岂可就收掠他们呢？”他不肯连署。桓帝更怒，把李膺等都下了狱。陈蕃又谏，不听。桓帝说他辟召不得其人，把他免职（《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下狱的人，有汝南功曹范滂在内。入狱时，狱吏告诉他们入狱的都祭皋陶。滂不肯，说：“皋陶是直臣，要知道我无罪，必到天帝处为我洗刷。我若真有罪，祭也无用。”于是别人也都不祭。范滂为人非常义气，见同囚的多在害病，在狱吏拷打时，常请先受打。后来桓帝使宦官王甫审问他们为何结党。滂大概是因为官小，在后面，越次而对，说：“要使好人同好人在一起显得更好。联合起来一同把恶人除掉。”王甫问他们究竟为什么。滂说：“古人为善，自求多福。今人为善，身陷大戮。我死之后，请埋我在首阳山旁。我是清白的。上不负皇天，下不负夷齐。”王甫在宦官里要算好的，听了很是感动（《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清流之中有一派很谨慎的，看党祸不解，连累很多，只得出头。如颍川贾彪就到洛阳请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諝等上疏说情。窦武是外戚，比较有力。同时李膺等多攀引宦官子弟，说是同党。宦官们怕起来。也就请求桓帝，说天时宜赦。第二年，即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天下。党人都放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禁锢即是不许作官的意思。第一次党祸就这样结束。
十一、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
第一次党锢不过是一个序幕，清流浊流的正面大冲突还在后面。
就在永康元年，桓帝死了，没有子嗣。陈蕃、窦武等，定计迎立幼主灵帝，窦太后临朝。
窦武是窦融的玄孙。窦氏这一族在窦宪被诛时虽曾受一大打击，余势仍旧存在。武的姊姊立为桓帝皇后。常受赏赐，窦武都把来散给太学生。太学生在党锢之前，最称誉李膺、陈蕃、王畅三人。后来最尊的天下名士，为三君，即窦武、刘淑、陈蕃。君是一世所宗的意思。三君的口号是：
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袁山松《后汉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六朝诗》卷五引）
窦武这时封大将军，陈蕃为太傅。刘淑是宗室，桓帝时对策为天下第一，很得信用，名气极大，窦武、陈蕃等又起用李膺、王畅等，其他名士，有许多也都得着作官。
太学生等所标榜的名士，三君之下，还有八俊，俊是人之英的意思。八俊的口号：
天下模楷李元礼（长乐少府李膺）。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王畅）。天下良辅杜周甫（太仆杜密）。天下冰凌朱季陵（司隶校尉朱寓）。天下忠贞魏少英（尚书魏朗）。天下好交荀伯條（沛相荀昱）。天下稽古刘伯祖（大司农刘祐）。天下才英赵仲经（太常赵典）。（袁山松《后汉书》）
其次有八顾，是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袁山松书没有范滂，有刘儒。每人也有一句赞，都是天下什么，与八俊相同。例如“天下和雍郭林宗”。顾是能以德行引人的意思。再次有八及，是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袁书没有翟超，有范滂。每人一句赞，是海内如何如何，例如“海内贵珍陈子麟”、“海内謇谔范孟博”。及是能导人追宗的意思。再次是八厨，即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袁书没有刘儒，有刘翊。每人一句海内什么，同八及一样。例如“海内珍奇胡毋季皮”。厨是能以财救人的意思。四八三十二加三君共三十五位。除去郭林宗一个“有道”，其余都是作官的。差不多越在前面的官越大。
陈蕃、窦武等既为三十五位清流的领袖，得到太学生的拥护。又身居显位，自然该有所表现，努力铲除浊流。但这般清流，与浊流政见虽然不同，也是为争地位。现在已经大体得手，窦武尤其得意，兄弟父子，并封三侯，旬月之间，积财以亿计，办事就不免迟钝。陈蕃因同宦官结了深仇，屡次力劝窦武根本铲除宦官，告诉武“我以八十老年，还想替将军除害，你很可以下决心了”。武入宫奏知太后。太后也不主张全废掉宦官，所以事情久未发动。
这时还是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决意要诛宦官，走漏了消息。宦官曹节、王甫等在夜里就先下手，逼着十二岁的灵帝升殿。劫了太后的玺绶，矫诏收捕窦武等。
陈蕃闻变，率领属官诸生（是门生吧）八十余人，都拔刀突入承明门。同王甫等对骂一阵，蕃被围数十重，大打一阵，终于被捉下狱，即晚被害死。
窦武没有接受伪诏书，骑马跑去召集一部分京师卫兵，有数千人。到天明，王甫也领一部分卫兵，约千余人与他相抗。王甫又利用方才回京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与他合兵，势力也很盛。就在宫前对垒。但窦武的卫兵向来怕宦官，这时王甫又告诉他们先降的有赏，就纷纷倒戈。窦武见势不好，要跑，被众兵围住，只好自杀。窦氏的宗族、宾客、姻属都定了罪。窦武及陈蕃的家属都被迁徙。门生故吏，都被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的开始，窦、陈两豪族先被牺牲。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接着有人奉承侯览的意思，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其中张俭是八俊的首领，次有八顾八及[1]。因为当时已经都知道太学生所称美的三十五人，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别相署号”。“图危社稷”同现在“危害民国”的意思相似，是当时宦官苦心想出来加给党人的罪名。灵帝问他们为何收捕党人的时候，他们也拿这四个字作答复的。
灵帝下诏收捕张俭等，同时曹节授意有司奏捕前次已赦的党人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巴肃、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下狱。诏书下来，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不肯，竟拷死在狱中。膺的门生故吏都被禁锢。当时老师收门生都有名籍登记。侍御史景毅的儿子，师事李膺，但名籍上漏脱了。宦官是据名籍找人的，景毅因此未被罢免。但景毅因为佩服李膺，竟自己声明，免官而去。
受命捕范滂的人到县，不肯下手，抱着诏书不公布，自己闭门哭泣。范滂听了说：“一定是为我。”就自己去投案。县令劝他逃走。他说不愿连累老母及县令，不肯。滂的母亲来同他诀别说：“你现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既享令名，又想长寿，哪能够呢？”滂拜受教，回头同他的儿子说：“我要使你为恶，恶不可为。要使你为善，可我要没有作恶呀！”路人听了为之流涕。滂等百余人都死在狱中。
张俭与李、范不同，亡命逃走。许多人都重他声名，破家相容。辗转北逃，走出塞外。宦官追捕。凡他所经历的人家，被诛杀的有数十，宗亲都灭绝。郡县为之残破。夏馥（八顾之一）不赞成他这样逃法，说是“一人逃死，祸及万家”，就是逃活了又有何意思？自己剪须改装，逃入山去。
党祸的牵连，虽很利害，废禁的达到六七百人。但仍有谨慎的清流未曾被祸。如郭林宗听到党人死亡，只在暗地悲叹，并不发表言论，他平日就不肯得罪人，所以无人诬陷，虽然名列八顾，竟自漏网。也许因为他没有作官，用不到禁锢罢。
现在清流的余党只有太学生了。太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已有很久的历史，至迟在西汉末已经有一次。
鲍宣……哀帝时为司隶，坐拒使者下廷尉，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欲救鲍宣司隶者会此”。诸生会者千余人。（《前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鲍宣为官清正，据《列异传》，宣及子永、孙昱，三世都做司隶，只乘一匹骢马。京师人为他作歌说：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
假如当时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分别，他一定是清流。
东汉第一次太学生运动是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十三年。当时清流有冀州刺史朱穆，因为奏劾贪污，被宦官诬害，论输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辩理，并称愿替他作苦工。结果圆满，桓帝放了朱穆（《后汉书》卷七三《朱穆传》）。
第二次是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六年[2]。平羌名将皇甫规入朝。规在边时曾奏免交通宦官的贪污官吏。入朝后宦官徐璜、左悺向他求财货，他不肯给。宦官也诬他以罪，输作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为他申冤。恰巧遇赦。又算成了功。第一次党锢时因被害的都是天下名士，皇甫规耻于自己未得参与。上书称自己是党人，就以太学生曾营救他为证。但皇帝正需要他对付羌人，竟自放过不理（《后汉书》卷九五《皇甫规传》）。
但这两度禁锢中太学生遭难的似乎不多，大概是太学生领袖郭太（林宗）、贾彪（伟节）为人都很谨慎，所以太学生没有大举起来做运动。也许是他们所追宗、所敬佩的人都遇了害，自己不敢出头。也许与陈蕃同入承明门死难的八十余人里有太学生，不过数目不算多。
太学生虽然没有举动，心里总是不平。这情形宦官也知道。窦太后从陈、窦遇难，就被软禁。到此是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太后忧病而死。不久，有人在朱雀阙上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书》卷一○八《曹节传》）。诏书搜捕，结果太学生被系的千余人，这是太学生受了一次大牺牲，作了党祸的结尾。
此后替党人说话的，都不得好结果。宦官等一派浊流，十分得意。宗亲宾客，布满州郡，宰杀天下。人究竟不是鱼，不能听人杀尽，黄巾的暴动于是起来。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有一位明白点的宦官吕强，劝灵帝开禁，以免党人与黄巾合伙。灵帝就下诏大赦党人。诛徙之家，都归故郡。这时黄巾已起事一年了。
总看这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情形虽很复杂，只是清流浊流两个豪族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两方面都有宗亲宾客故吏门生。死难的人诚然可称忠义。但这忠义对君国的成分少，而对长官对老师的成分多。道德的涵义也随时代改变了。他们能够争斗，正表示他们能够团结，也正表示豪族的势力已很雄厚。豪族的团结，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变乱中，更表现出力量。他们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如在汉末之乱：
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与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都于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曹丕《典论·自序》）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州县，拥兵自守。太祖忧之，以（满）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座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魏志》卷二六《满宠传》）
许褚，谯国人也。……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魏志》卷一八《许褚传》）
西晋末，永嘉之乱，胡人横行中原，这时豪族结有庄坞，屯聚流民：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晋书》卷一○○《苏峻传》）
永嘉之乱，（郭）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船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甚众。（《晋书》卷六三《郭默传》）
曹魏时候，政府允许公卿有免疫的“客户”：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西晋就详细规定了荫客的制度，到东晋数目更有增加。豪族的特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两晋南北朝的阀阅统治于是开始。
（原载《清华学报》，11卷4期，1936年10月）
【注释】
[1]原文如此。——编者注
[2]原文时间如此。——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