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主要的是要列举并说明二千年来基督教会的宗派分化和宗派性质。要彻底说明宗派性质，必须结合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作一种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这个工作，至今尚无人认真做过，也不是笔者所能胜任，同时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负担。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只准备作一种极概括的说明；说明是否正确，希望大家批评指教。

关于派别分化本身，也是复杂至极的，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全部列举，我们只准备把重要的分化，即或在历史书中，或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机会较多的派别列举说明。

原始的基督教本是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内部城市中劳动人民，包括独立手工业者、奴隶、无固定职业的贫苦市民，以及其他地位不稳定、生活无保障的人民的一个反抗帝国统治的运动，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以宗教方式反抗统治阶级的一个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先在罗马帝国东部，即希腊语地区传播，后来向西传到拉丁语地区。最初各城各地的信徒团体各自为政，后来各地发生联系，但地方与地方之间尚无统属关系。

罗马帝国的政府，先是想要扑灭这个人民运动。扑灭不成，只有承认它的合法性（公元三一三年）；由于它的力量的强大，最后并进一步加以利用，承认它为帝国的国教（公元三九二年）。自从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后，统治阶级的人士也开始大批进入教会，教会急剧变质，到成为国教时，基本上已是与帝国政府并行的一个庞大的统治机构。

成了统治机构之后，基督教教会随着帝国经济、政治以及对外关系的发展而发展，问题日愈复杂。原属统一的教会，随着帝国的希腊语区与拉丁语区的分裂趋向而也日趋分裂。东西的斗争，每次都有宗教信仰或信条为借口，实际纯为政治之争。五六世纪间，东西的纠纷实际已经导致了东西教会的分裂，但最后的分裂是到一〇五四年才实现的。自此东部的教会，即所谓拜占廷帝国的教会，自称为“圣、正、公、宗徒、东教会”，简称“东正教”，俗称希腊教。西部的教会自称为“圣、公、宗徒、罗马教”，简称“罗马教”或“罗马公教”，传入中国后称为天主教。

东正教是与拜占廷帝国政府并行的一个宗教统治机构，而拜占廷的统治阶级是以希腊人或希腊化的人为主的。除希腊人或希腊化的人之外，帝国还包括了许多语言不同、历史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其他民族，他们对于希腊重心的拜占廷统治是时常反抗的，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宗教的争辩就成为最有号召力的反抗旗帜，在公元五六世纪间拜占廷帝国内部出现了各种异端，即在教义的某一点上与希腊正教表示分歧的派别，实际就是非希腊的各族人民用以反抗拜占廷统治的民族宗教，其中重要的有六种：景教、一性论派、一志论派、亚美尼亚派、埃及派、埃塞俄比亚派。就反希腊统治方面言，这些派别都是有民族意义的进步运动。但一旦成功之后，它们也与希腊教一样，都是封建统治的一种机构。并且由于希腊教及分化各派流行的地区并没有自行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只到近代晚期才在西欧影响之下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所以无论希腊教本身或分化各派都始终是封建性的宗教集团，没有类似西方教会系统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发生的复杂分化现象。

西欧的罗马教，在中古时代，与东正教一样是封建统治机构，两者只在表现的形式上有所分别。东方由于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政府，教会始终是一个处在第二位的辅助机构。西方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政府，所以超国界的罗马教会能够演化成为一个中央集权，与各国政府不仅分庭抗礼，并且企图控制、甚至统治各国政府的一个宗教兼政治的权力机构。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罗马教廷；教廷的中枢人物就是教皇。

中古晚期，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了赋有资本主义性的革命，就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了三个大的改革运动，后来形成了西方基督教新派的三个大宗，即以德国及斯堪的那维亚各国为主的路得宗，以英国为主的安立甘宗，和当初以瑞士及法国为中心而后来传播到荷兰、英国、苏格兰以及其他各国的加尔文宗。此外有更为激烈，民主色彩特别浓厚的浸礼宗和公理宗，十六世纪已经兴起，到十七世纪才形成较大的势力，最后形成势力的地方主要是在英国。十七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又有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朋友会或公谊宗出现。十八世纪，由英国安立甘宗的国教中又分化出一个大宗，就是卫斯理宗。所以由十六到十八世纪的三百年中，在西欧共分化出路得、安立甘、加尔文、浸礼、公理、公谊、卫斯理等七个重要的宗派。此中特别可以注意的一点，就是除路得宗外，都与英国有关：或由英国发生，或在欧陆发生后而在英国得到重要的发展。这大概是由于英国在当时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的国家，所以一切有关的发展都与它有联系。

法国革命以后，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高涨，基督教新教的派别分化层出不穷，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各重要职业集团，以及地方性的不同利益和各种特点。这一段发展以英美为主，美国的地位尤其突出。法国革命以后，欧洲大陆各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一般地不再表现为宗教的形式，而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或反社会主义的形式。而英美不同，美国尤其不同。在英美，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虽是阶级矛盾表现的主流，但宗教形式的运动也形成一个重要的副流，在美国尤其不能忽视。

美国的宗教派别最为复杂，须待研究的问题特别地多。欧洲各国的移民把他们原来的宗教派别都带到北美，所以欧洲所有国家的一切基督教派别在美国都可找到。同时，美国开发广大新地的历史和开发新地及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在一百多年间据说产生了二百种上下的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派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段历史仍是历史科学内部的一个缺门。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美国学者能够掌握足够的资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但美国学者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站在教会的立场所写的作品是有的，但那都不能说明问题。比较客观的美国学者，有时在著作中触及这个问题，但都不够透彻。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在美国是为数不多的，而这少数人都有更迫切的工作等待他们去做，无暇顾及这个问题。所以近代史中的这一个线索，只有留待将来才能厘清。本文对于十九世纪以至二十世纪美国的此一发展，不准备予以介绍说明。在比较专门的美国史的作品中，可以遇到这些派别，但在世界史的作品中很少提到它们。进入二十世纪后，它们有一部分传入中国，但在中国的基督教中都只形成地方性的小派别，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一般人就很少有接触到它们的可能，今后遇到它们的机会恐怕更要微乎其微了。

但十九世纪有两个新的发展，我们必须一提，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十九世纪晚期的救世军。后者是一个特殊的宗教派别，前者根本不是一个宗教派别；两者都导源于英国，而在美国发展壮大。它们虽主要是英美的宗教运动，影响却扩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传入中国后，也曾活跃一时。

上面我们把两千年来基督教的发生、发展、分化的过程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下面我们把已经提及的各派，逐一予以比较具体的说明。

先谈东正教和东方各派，这主要是上古晚期和中古初期的问题。八世纪以下，一直到近代，基督教东方系统内没有重要的新发展。

东正教就是原始的基督教教会，西欧的基督教（后来的罗马教）还是从东方传去的。在宗教信仰及教会组织上，东西两部基本上一致。信仰的问题不必多谈，有些问题在说明各异端派别时自然要提到。在组织上，全帝国分为很多教区，教区由主教负责主持，主教赋有神权。几个主教之上有一个大主教或总主教，自有教区，同时又监督附近几个教区的主教。在大主教之上，帝国内又有几个宗主教（希腊patriarches；拉丁partriarcha），最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他的宗主教都丧失了实质上的地位，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两个宗主教，东西对峙，在东西分裂之后，分别统辖东西的两个教会。

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就是东正教的宗主教，统辖拜占廷帝国的全部教会。但由于有一个操持军政实权的皇帝，这位宗主教在统治机构中只有退居第二位，东正教始终是在政府控制之下的一个宗教机构。

中古初期，东正教传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南、保、罗三国直接或间接地都在拜占廷的统治控制之下，在宗教上当然也要服从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俄罗斯在政治上始终是独立于拜占廷帝国之外的，但当初在宗教上仍是附属于拜占廷的宗主教。十五世纪拜占廷帝国为土耳其人所灭，除俄罗斯外，土耳其帝国征服了所有信仰东正教的地方，并仍继承拜占廷的政策，利用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为统治境内基督教信徒的工具。但俄罗斯至此自然不会再甘心在宗教上受制于一个异教政权操纵之下的宗主教，所以在中古晚期就产生了自己的宗主教。彼得大帝时，废宗主教，成立至圣部，为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统辖全国的教会。十月革命后，政教分离，俄罗斯东正教又恢复了宗主教，经过二十多年的错综发展，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这个宗主教的地位。

东正教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上，不分国界，一向是统一的。宗主教的多少或有无，仅是教会行政的问题，不直接影响到各国教会和信徒的宗教生活。

现在我们再回到上古晚期的拜占廷，看一看这个帝国内部或边境以外的各种异端。

第一派可以注意的异端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教，创始人为五世纪初期曾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聂斯托略（nestorius），所以在欧洲文字的书中称为聂斯托略派。此派与东正教的纠纷，发生在对圣母的称呼上。东正教称圣母为“上帝母”，景教主张称为“基督母”，在这个问题上就分裂出新的派别来。景教先在拜占廷帝国内部活动，后来传入波斯帝国。波斯内部原已有基督教的势力，至此绝大多数信徒都皈依聂斯托略一派，乃波斯在政治上和民族上与希腊人的拜占廷帝国对立的宗教表现。他们在波斯自立宗主教，废希腊语，而以叙利亚语为宗教语。此派在中古时代大事向外宣传，势力达到阿拉伯、印度、锡兰岛、南洋群岛、中央亚细亚各地、中国。传入中国为公元六三四年（唐太宗贞观八年），在中国流传甚广，公元七八一年（唐德宗建中二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纪教义及在中国活动情况。此碑现存西安碑林，碑的侧面列有波斯传教士的名氏，所用的就是叙利亚文。作为一种活的语文，叙利亚文现已不存，但专家仍能阅读。中国的景教后来消没，印度的景教一直流传至今，教徒集中在印度南部的西海岸。

一性论派（monophysites），又称雅各派（jacobita），特别尊重六世纪的一位雅各·巴拉牒（jacob baradaeus）。东正教认为基督兼有神人二性，此派相信基督只有一性，即以神性为主的神人合一性。此派流传于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一般特称叙利亚的这一派别为一性教或雅各教。此派在叙利亚以叙利亚语为圣语。

一志论派（monothelites）特别推崇一位历史不详的玛伦（marun），所以又称玛伦派。他们在信仰上与一性论派相近，认为基督的神人二性赋有统一的意志，东正教则认为神人二性的两个意志相调协。此派盛行于黎巴嫩山与海岸之间的地方，大致就等于今天的黎巴嫩国境。他们在正式宗教活动中也用叙利亚语。

亚美尼亚派，就是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今日分属于苏联、伊朗、土耳其三国。三世纪末或四世纪初基督教传入，六世纪中期脱离东正教而独立。教义接近于一性论，而在神道学的术语中又创出与一性论不尽相同的一些词句。此派以亚美尼亚的民族语言为圣语。

埃及教派，就是埃及的一性论派。特称它为埃及派，乃是近代欧洲人的一个说法，所采用的是阿拉伯语称埃及本地人的一个名词：kubt或kibt。此派乃是未曾希腊化的埃及居民的基督教，用埃及语为圣语。埃及语与叙利亚语一样，现已消灭，只有专家能读。今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的基督徒，在宗教活动中用阿拉伯语。今日埃及和叙利亚的居民，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只在黎巴嫩基督教徒仍然稍多于伊斯兰教徒。

埃塞俄比亚派，就是埃塞俄比亚国的基督教。对于这个国家，中国过去随从欧洲人的习惯，称为阿比西尼亚，现在我们尊重他们本国的习惯，改称埃塞俄比亚（原文ityopia，希腊aethiopia）。此地自古就受埃及文化的影响，五六世纪间基督教由埃及传入，也属一性论派。此地基督教教会的首领由埃及一性论派的宗主教任命，在教会组织系统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实际一向是半独立的，今日更趋独立。它的宗教语为本地的埃塞俄比亚语。

以上这些派别，都自称为“正教”或“圣教会”，我们所列举的名称都是反对者（特别是拜占廷帝国的官方东正教）给它们起的名称，历史书中为清楚分别起见，一般都采用这些名称。“景教”一词是中国在唐代所创。

现在谈一谈西欧罗马教的系统，这主要是中古和近代的问题。

罗马教在教义上与东正教实际没有分别，但它们在上帝的三位一体论中强事造出一种分别。三位就是父、子、圣灵；在谈到三位的相互关系时，东正教说是“圣灵由父而出”，罗马教说是“圣灵由父子而出”，一字之差就成了东西分裂的焦点。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不必企图去了解，古今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它。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在这里，整个的斗争主要是一个政治斗争。

罗马城的主教原是罗马帝国西部的宗主教，但由于帝国古都及一些宗教传说的历史关系，这位宗主教从很早就说他在宗主教中有特殊的地位。五世纪末以后，西方不再有皇帝，更加强了这位宗主教的独立性，不只在纯宗教事务方面，在教会行政方面他也渐渐成为西欧教会的直接统治者和唯一统治者。那也就是说，他成了教皇。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当然不承认这一套，东西教会的分裂是必然的和无可避免的。

中古时代罗马教的势力普遍西欧和中欧，宗教语为拉丁文。至今全世界的罗马教，包括中国的天主教，正式的宗教语仍为拉丁文。

中古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摈弃纯封建性的罗马教，另创合乎市民和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新宗教的运动，普及西欧，尤其是西欧的北部。各派在教义和仪式上与罗马教的分别，是相当复杂繁琐的问题，除为说明问题必须提及的部分外，本文不准备予以介绍。一般说来，它们在各方面都是比较简单化的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它们都是“省钱”的宗教。新时代的这些新的教派，不再有所谓宗教语或圣语，它们在各地都用地方的民族语甚至方言去从事宗教的活动。另外，所有新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再承认教皇。

路得宗（德luthertum；英lutheranism）发祥于德国，普遍传播于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到近代美国也是一个路得宗盛行的地方。传入中国后，由于派遣国家或派遣团体的不同，名称也不一致；在中国内部也有新的发展，更增加了名称的混乱。路得会、行道会、中华信义会、中华基督教会等等，都是路得宗在中国的名称。

安立甘宗（anlicanism；church of england）原是英国的宗派；美国及英国各自治领以及殖民地，都有这一派的势力。传入中国后，在多数地方原称安立甘会，自一九一二年后改称中华圣公会。由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是最富于妥协性的，是最热中于一些封建残余的，在宗教上，英国国教的安立甘会仍然保持封建意味浓厚的主教制。

长老宗（presbyterianism）又称加尔文宗（calvinism），创始于十六世纪的法国人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但后世此派的重心在英国、苏格兰、荷兰、美国。此派当初是中级和中上资产阶级的运动，在教会行政上比较民主，在宗教信仰上比较强调个人主义。传入中国后，称长老会、复初会（reformed church）等，近年又称中华基督教会。

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m）当初为中下资产阶级的运动，进一步强调民主，一切宗教事务都由信徒通过会议讨论决定，这就是“公理”——公众管理。牧师对教徒负责，没有丝毫的神权意味。此派传入中国，称公理会、伦敦会等，近年又称中华基督教会。第二次大战前后的一个时期，几个性质比较接近的基督教新派，在中国趋向于合作以至组织上的混一，所以路得、长老、公理三宗都称中华基督教会。

浸礼宗（baptist church）在性质上与公理宗根本相同，它的特点就是坚持行洗礼时必须全身浸入水中，只洗前额是不算数的。传入中国，称浸社会、浸信会等。

公谊宗或朋友会（society of friends）是十七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和中下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平等主义倾向在宗教上的表现。外人给他们起绰号为贵格人（quakers），意即“抖荡的人”，形容他们礼拜时由于“神感”而身不由己地抖荡。他们自己有时也采用外人对他们讽刺的这个名称。此派根本无牧师，信徒之间完全平等，宗教礼拜也没有固定的仪式。他们反对一切尊称和敬礼，信徒之间互称“朋友”。他们拒绝当兵，实际上等于否认国家。在战争时他们同意参加救护工作。传入中国，称公信会、贵格会、基督教公谊会等。

卫斯理宗（wesleyanism）又称循道宗或循理宗（methodism），创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安立甘会牧师约翰·卫斯理。他本想在安立甘会内部从事改革；不成，才另立宗派。十八世纪的英国国教过度形式主义化，忽视内心的宗教虔诚，而在一定范围内宗教虔诚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事业和劳动情绪的。卫斯理宗就是特别强调内心虔诚的一个宗派。传入中国，先称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后又称监理会、中华循理会、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等。

以上是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一些新宗派的情况，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十九世纪新兴的两个宗教机构，即基督教青年会和救世军。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八四四年成立于英国，不久传入北美，在美国异常迅速地发展壮大。青年会不是一个教会，会员亦不一定要是基督教信徒，但青年会的机构是由基督教新教各派的信徒联合组成，联合负责。青年会一般地只设在城市中，很少从事农村中的活动。活动的对象为青年、学生、工人上层分子及一般知识分子。活动的方式为游艺、旅行、露营、各种学习和讲演、不拘形式的宗教学习、公寓宿舍的供应，等等。正式提出的目的为增进青年的“精神发展”。十九世纪四〇年代正是英国工人和人民的宪章运动高潮方才过去的时候，也是美国工人运动方才开始的时候，青年会担负了把一部分工人和可以进步的青年引上漠视现实、粉饰太平、消磨光阴于各种庸俗活动路上的反动使命。各地的青年会都由当地的资本家大力支持，各派教会所不能笼络的青年有许多都被青年会席卷以去。十九世纪晚期，青年会传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国家，除开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工作照样去做以外，它又是培养买办思想的大本营，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去拉拢官僚政客和买办资产阶级，去做一些政治投机的勾当。青年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帝国主义背景，是较一切基督教新派都要显著的。

救世军（salvation army）一八七八年成立于英国，在教义上强调卫斯理宗的内心虔诚和内心觉悟，宣传的对象为城市中的工人、一般贫民和无业失业的游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教会，组织形式完全照抄军队，教士有大将及各级军官、队长之类，教徒称正兵、副兵。会中注重纪律，有如军队。救世军由英国传遍全世，在各国都使一部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模糊了阶级立场、消磨了革命意志，在“内心虔诚”及“军队纪律”中去过一种幻想的和自我麻醉的生活。十九世纪七〇年代晚期，已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前夕，救世军在冲淡帝国主义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算是为新兴的垄断资本卖了极大的力气。

青年会和救世军，一个专门对付青年、工人上层分子和城市中的一般中级阶层人士，一个专门对付普通工人和城市中的一般贫民；两者合起来，是要对付一切可以革命的人民。十八世纪以上基督教新教各派的发生背景都相当复杂，十九世纪美国的各种新兴派别还有待具体研究，唯有青年会和救世军这两个十九世纪出现的宗教运动，意义相当单纯，它们是显而易见地反工人运动和反社会主义的。这两个运动都传入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基督教青年会的势力遍及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救世军也插入多数较为重要的城市，在华北尤为活跃。

总括全文，两千年来基督教是密切结合欧洲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到近代它又随着资本主义而把影响扩及全世。在大的轮廓上，它各时代各阶段发展的意义尚不难捉摸，但具体、细致而科学的研究，仍有待历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界进一步地努力。

（原载《历史教学》195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