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下数千年中，名人亦不少矣。而一举其名，虽妇人孺子，里老走卒，亦莫不肃然起敬，至拟之为神，拜之如佛者，则惟得两人而已。其一则蜀汉之关壮缪，其一则南宋之岳武穆也。今考关壮缪之生平，其可传者，忠义之气过人，勇武之略盖世，受后人之崇拜，亦固其宜。然与武穆相比，则又后来居上，而武穆之为人，尤足为少年之模范。

亚洲之东，环汉族而处者，种类甚繁，历代以来，常受其祸。北宋之季（从太祖至钦宗，凡九主建都大梁，称北宋），辽、金、夏三国，分峙于北、东、西三方。其人为通古斯、突厥诸种人，言语风俗显与中国不同。是皆黄种之别派，特开化较晚耳。故其性残忍好杀，不知礼义，我先民斥之为犬羊之族。顾汉族对之，虽极厌恨，而三国唯一之目的，皆思并吞南朝（时称宋为南朝）。以优游于丰华富饶之乡，臣仆我礼义冠带之族，弯弓牧马，狡焉思启。宋之君相，因应失宜，往往丧师失地，至于岁奉金缯，结为兄弟，何其衰也！徽宗之时，辽、夏寖弱，而金人崛起，纵横一时。于时南朝，阃内无良平（谓汉之张良、陈平也）之谋，河上有逍遥之帅。御彼方、张之冦，犹以螳臂当车，其不败者几希。

岳飞

钦宗靖康二年（民国纪元前八百二十五年），武穆生二十五年矣（据梁玉绳《岳王年谱》则武穆以徽宗崇宁二年癸未二月十五日生），其年三月，为赵宋一朝，最可怜之时期，而亦我国历史上未有之奇祸也。徽钦二宗与其后妃皇子，见虏于金，槛车而辞龙楼凤阙之天，系组而入毳帐戎氈之地。回忆艮岳之宵（宣和四年造百岁山，更名艮岳，山周十余里，费人工无算，宫庭游观此为最胜。宋人张洖撰《艮岳记》以志其慨），延福之梦，清歌排日，妙舞回风，既渺不可追矣。而天潢亲贵，后宫美人，亦复鞭笞就道，飘零可怜。以一国之元首，负辱至此，国民之悲痛何如！国民之悲痛何如！

当此时也，金人挟战胜之威，即命将江东，尽收南朝之地，入其版图，夫亦何不可之有。乃俘虏其皇室搜括其金帛，要其割地称侄之后，即立张邦昌而去。岂黠虏亦知今之所谓“灭国新法”，而以虚名还中国。金人惟遥执其财政兵权，以制汉族之死命，而不屑以蛮力征服耶？曰：非也。虏人初至，本无大志，不意宋之君臣自误至此，使金人得以成功。旷日持久，勤王之师大至，则犹虎豹投陷井，此危道也。故一遂其欲，即仓皇北遁。高宗苟好自为之，何难还我河山（本武穆语），报仇雪恨？乃其心有一不可告人之秘，则惟恐徽、钦归国，皇位不能长据，故虽有张、韩、刘、岳（张俊、韩世忠、刘锜及武穆也）为之将，而宁愿割地求和，不思恢复。武穆处此事与愿违之境，虽无秦桧，亦必惨遭奇祸而死，此后世之所以叹息痛恨于专制之朝也。

武穆烈烈轰轰，洒热血以报国也，前后约十年。脱无武穆，则临安之小朝廷，不能延须臾之命。更有一大事，于汉族有极大之关系者，则中原之文献是也。我国文化大盛于唐，经五季之乱而文化大衰。宋祖开基，休养数百年，文化复进，金元迭起，则又衰矣。昔希腊人之遇罗马也，老师宿儒逃至亚洲，抱残守缺，以待时机。后十字军东征，复一一传至欧洲，古学中兴，得有今日之强盛，其关系之重如此。我国古学，未尽亡于北宋之后者，幸有武穆御戎马之足，南方之学者，固得晏然；北方之学者，亦渡河南徙，有以自保汉族之至今为东亚文明之主者，虽谓之尽由于武穆之力可也。

【批评】

神之有无不可知，然普通人之心理，于其人之至正至大者，则以神尊之。自古至今，名人何限，而普通人之心理，以为死后足以成神者，惟有关岳二公，可见公道自在人心。然拜之尤当学之。学关不成，恐有画虎之诮，惟学武穆，则文武皆当，出处咸宜矣。

蒙古、满洲、西藏，在七八百年前，文化甚低，汉族又习于文弱，故常受其害，至诋之为犬羊，为胡夷。今则非其时矣，五族共和，亲如手足，亟宜合力共济时艰，而为我昆弟之满洲、蒙古、西藏，近亦日进于文明。五族平等，共相努力，以御外侮，此其时矣。

靖康元年（哲宗年号）十一月，金将斡喇布自真定趋汴（今河南开封府宋之都城），仅二十日而至城下。尼吗哈自河阳来会，屯于青城（青城有二，一在开封府城北，一在城南，宋南北郊斋宫也），使刘晏来要帝出盟。时西南两道援兵，为唐恪、耿南仲遣还。于是四方无一人至者，城中惟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乃以万人分作五军，备缓急救护，遣使以蜡书间行，出关召兵。又约康王及河北守将来援，多为敌人所获，使命不得达。唐恪计无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宝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也。今宜举景德故事（景德，真宗年号。时因辽警，寇准奉帝渡河，次于澶州，辽人即退），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连据秦雍，领天下兵，亲征以图兴复。”帝将从之，开封尹何栗入见，引苏轼所论，谓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顿地曰：“今当以死守社稷。”既而京城破，帝如金营请降，北宋遂亡。今按当日情势论之，唐恪之见，实较何栗为高。纵战而不胜，如明土木之变（明英宗与额森战于土木，兵溃，英宗被虏。未几，即议和还宫，额森旧译也先，或作乜先），亦不至动摇国本，酿成南北之局。乃泥国君死社稷之义，卒演成蒙尘之惨史，明之怀宗复蹈其覆辙，身死国亡哉！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出名的人很多。但是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即使是妇人、孩子，以及里巷中的老人、街边的走卒，没有一个不对他肃然起敬，甚至是视为神明、拜为佛祖似的，这样的人那就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蜀汉时期的关羽，一个是南宋时的岳飞。现在来看关羽的生平，他让人传诵的，是他过人的忠义气节，盖世的勇武胆略，因此受后人的崇拜，那是当然的事。但是将他同岳飞相比较，似乎岳飞又更胜一筹，而岳飞的为人，更足以成为青少年的模范。

在亚洲的东部，围绕我们民族定居的种族有很多，历代以来，我们常常受到他们的侵犯。北宋时候（从太祖至钦宗，凡九主建都大梁，称北宋），辽、金、夏三国，分立在北、东、西三方。他们的人民属于通古斯、突厥等种族，言语、风俗，完全与宋朝不同。这些都是黄种人的支派，只不过文明程度太低，开化的比较晚罢了。他们的性情残忍而好杀，不懂得礼义为何物，我们祖先将他们贬称为牧羊的民族。我们汉族人对他们虽然极为厌恨，可他们唯一的目的，却都是想着吞并宋朝（时称宋为南朝）。悠闲自在地生活在物产富饶的地方，想奴役我礼仪文明之邦，弯弓牧马，心图谋掠中原。宋代的君王大臣，因为应对失策，常常被他们打败，失去了许多土地，甚至于每年还得纳岁币给他们，并与他们结为兄弟盟友。这是何等的孱弱无能！到徽宗的时候，辽和夏都慢慢衰弱了，独有金人最为强盛，称霸一时。当时的宋朝，国内没有像汉代张良、陈平那等谋士，边疆却有逍遥自得的将领。他们就连抵御方腊、张用等贼军都是螳臂当车，不失败的机率极小！

宋钦宗靖康二年（民国纪元前八百二十五年），岳飞已经二十五岁了（根据梁玉绳的《岳王年谱》考证，岳飞出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二月十五日）。这一年的三月，是宋朝最可怜的时期，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祸。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同他们的后妃、皇子们都被金人虏去，乘着囚车作别了壮丽的汴梁皇宫，被绑缚着送入胡人的帐篷里受尽凌辱。当他们回忆在艮岳山游乐的夜晚（宋徽宗宣和四年建造百岁山，后改名艮岳，山周十里有余，耗费的人力物力无计其数，宫廷游览之地莫胜于此，宋人张洖撰写过《艮岳传》来记载人们对它的慨叹），延福宫的清梦，清歌妙舞，响遏行云，回风带雪，已经缥缈得不可追寻。而身为大宋国的皇后、王妃、公主以及宫女，也被鞭子抽打着上路，忍受飘零北国的苦楚。徽宗作为一国的天子，遭受这样的耻辱，国民的悲痛该是多么深切，该是多么深切啊！

在这个时候，金人如果趁热打铁，立即派将领跨过长江，侵占所有南宋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这也不是不可能！然而他们俘虏了大宋皇室成员，搜刮了所有皇宫财宝，强迫他们割地赔偿并自称侄子辈，然后便立了个傀儡皇帝张邦昌，扬长而去。难道狡猾的胡人也懂得现在所谓的“灭国新法”，灭了一国后再改一新法令，改头换面，把空头名号还给中国，他们只需遥控宋国的财权和兵权，将汉族置于死地，而不屑动用武力征服吗？答案是否定的。

金人刚打来时，本没有长远的打算，却没想到大宋的君王和大臣自己耽误自己，以至于此，使得金人得以成功。但如果两国对战持续时间一长，等宋国各地勤王的义军大规模赶到，金人就好比虎豹掉入陷阱里，非常危险，他们才不干。所以欲望一满足后，他们便立即向北撤退。宋高宗如果好好应对，恢复大宋江山、报仇雪恨又有什么难处？然而他心中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生怕徽宗、钦宗回国，自己的皇位不能长久。所以虽然有张俊、韩世忠、刘琦、岳飞等名将做羽翼，仍然宁愿割地求和，不谋求恢复故土。岳飞正好生在这种事与愿违的时代，即使没有秦桧，也一定会惨遭奇祸而死。这就是后代为什么对专制的朝廷叹息痛恨的原因了。

岳飞轰轰烈烈、披肝沥胆的报国事业，前后约有十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岳飞，那么临安小朝廷恐怕不能延续片刻的生命。还有一件大事，对于汉族人有极大的关系，那就是中原文献。我国的文化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期，但经过五代战乱，文化大为衰落。宋太祖开国以后修养了一二百年，文化才渐有起色。北方的金国、元国相继兴起，文化又衰落了。古时候古希腊遭到罗马侵略，有学问的人逃到亚洲，守着古籍，等待日后的复兴，后来十字军东征，将这些古籍一一传回欧洲，所以他们的古代学问被复兴、发展，得以有如今的强盛，所以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此。我国的古典文献，没有在北宋灭亡后完全散佚，幸亏有岳飞的军队保卫，使得南方的学者能有一方安宁，北方的学者也渡过黄河南迁，使得汉族文化得以自保，以致今日仍然是东亚文明的主宰，即使说这全部都是因为岳飞的功劳，也不为过吧！

【评论】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神明是不可能知道的了，然而普通人的心理，对于极为崇高伟大的人物，往往将他们尊奉为神明。从古至今，著名人物有多少，而在普通民众心里，认为死后足以当做神明的，只有关羽和岳飞两个人。可见公道一直在人民心中不曾泯灭。然而膜拜他们，还得效法他们。学关羽不成，恐怕免不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只有学岳飞才能文武兼备，进退合宜。

蒙古、满洲、西藏，在七、八百年前文明程度甚为低下，汉族人又普遍比较文弱，所以常常受他们的侵害，以至于诋骂他们是畜生、胡虏。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五族共和，亲如兄弟，亟需并肩合力共度难关。而作为我们兄弟的满洲、蒙古、西藏等民族近来也日趋文明。五族平等，共同努力抵御外辱，正在今日。

宋钦宗靖康元年（哲宗年号）十一月，金国将领斡喇布从真定打到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府，大宋的都城），仅仅花了二十天就兵临城下。尼吗哈从河阳赶来汇合，在青城（青城有二，一在开封府城北，一在城南，宋南北郊斋宫也）安营扎寨，派遣刘彦来强迫钦宗出城会盟。当时西南两道的援兵被唐恪、耿南仲遣散回去了。因此大宋全国没有一个援兵前来，汴梁城中只有皇宫卫兵和弓箭手七万人。于是将一万人分作五个军，作为紧急救驾的预备军，派遣使者携带皇帝诏书从小路逃出城外，到关外招救兵。又和康王赵构与守卫河北的将军约定前来援救，全部被敌人发现，皇帝使命不能传到。唐恪没有办法，秘密向皇帝进言：“唐朝从天宝以后，京城屡次被侵占却失而复得的原因，就是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

如今应该效仿景德（景德，真宗年号。时因辽警，寇准奉帝渡河，次于澶州，辽人即退）的成例，将太子留京居守，陛下亲自行幸西都洛阳，控制关中地区，总领天下兵马，然后御驾亲征，图谋光复神州。”钦宗准备采纳这个建议。这时开封府尹何栗觐见，引用苏东坡的言论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首都更糟糕的了。钦宗因此立即改变主意，用脚踏着地说：“如今应当拼死守护社稷。”不久，京城被攻破，钦宗到金国军营请求投降，北宋因而灭亡。现在按当时的情势来看，唐恪的见解实在比何栗要高明许多。即使战而不胜，像明代土木之变（明英宗与额森战于土木，兵溃，英宗被虏。未几，即议和还宫，额森旧译也先，或作乜先），也不至于毁坏国家的根基，造成南北分裂的局面。这完全是拘泥于君王应当与社稷共存亡的道义，最终演变成了皇上被俘虏到北方的悲惨历史。明末的崇祯帝又重蹈覆辙，致使人死了，国家也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