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至临安，除知临安府，辞不拜。欲面见皇帝，陈安危大计，又不得见。第奉命守独松关而已，他事非所宜闻也。元兵日逼，宰相留梦炎惧而逃。此皆庸臣，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共患难。爱国之士，一息尚存，此志不肯少懈。岁寒乃知松柏也。文山倡议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帝显之兄，名昰。信王，帝显之弟，名昺）离京，分赴闽广。万一国都有变，两王仍可在闽广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判临安，以系人望。而己为副，以辅之。

三、请帝后密移他邑，以免徽钦之辱（徽、钦二帝为金人所执）。

四、请将京师义士二十万，与城内外军数万人，隶于张世杰，与元兵决一死战。议上，政府采用其第一条，余皆不从。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颜（旧作伯颜）至皋亭山（在今杭县东北），距临安只三十里。宰相陈宜中、张世杰又步留梦炎之后尘而逃。文山代宜中为右相，诸路军马，皆归其都督。此时也，身担军国之重任，指挥天下，宜可以奏其效，而惜乎见用之太晚也。

元兵屯榷木教场，城中兵将官，纷纷自往纳降。文山欲召富阳（今浙江富阳县）兵入城，已不及。帝后亲贵，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元人按兵不动，遣使约宋廷大臣相见。诸执政侍从，聚议终日，皆不知计之所出。文山念事已至此，不能爱一身，决计亲往巴颜处，掉三寸不烂之舌，如苏秦、张仪游说之故事，或足以延宋祚于一线。遂与吴坚同往。怀必死之心，入虎狼之地，无异荆卿之赴秦，虽白衣冠送之可也（燕太子丹使荆卿刺秦王，送之于易水之上，知其必死，皆着白衣冠送之）。

文山至元军，因说巴颜曰：“宋承帝王正统，非辽金比。今北朝将欲以为与国乎？将欲毁其宗社乎？若以为与国，则宜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金帛犒师，北朝全师以还，此不战而胜，策之上者也。若欲毁其宗社，则两淮、两浙、闽广，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假能尽取，豪杰并起，兵连祸结，必自此始。”

巴颜动之以威，文山谓：“我是状元宰相，富贵已极，所欠者一死报国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巴颜连呼好男子，因曰：“前日已遣程鹏飞诣宋太皇太后帘前，亲听处分。侯鹏飞至，即与丞相定议。”

巴颜见文山举动不常，疑有异志，留之军中，遣吴坚还。文山怒，数请归，曰：“我之此来，为两国大事，何故留我？”巴颜曰：“勿怒。君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盖元人知宋延诸臣，皆碌碌不足畏，所足畏者文山，故不肯放还也。

是日，文山宿元营，关怀国事，忧心如焚。时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昼短夜长。听牧马之悲鸣，数营门之更鼓，度一刻如一岁。鸣呼！一夜甚短也，而汉族之运命，已尽于此一夜中。明日，巴颜召文山至大营，则峨冠博带，济济一堂者，皆宋之大臣也。其人为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吕师孟。问其何事来此，则为奉降表而来也。文山知大事已去，自悔不应轻离朝廷，使逢迎畏死之徒，得乘隙而卖国。悲愤交加，早拼一死。于是痛责巴颜失信，又大骂吴坚辈，忘恩负义，慷慨激烈，闻者愧之。

巴颜遣人入临安，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强令宋太后手写降书，又令其檄谕州县，同时迎降，不得抗拒；诸大臣皆署名，独家铉翁不肯（铉翁，眉州人，字则堂，宋亡居不仕）。巴颜尽驱帝后嫔妃北行，封府库，收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解散勤王之师。南宋亡。其时为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国前六百三十七年。

【批评】

孟子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言岂不信哉。南宋之季，外患日迫，虽以公忠体国之大臣当之，犹恐不胜。乃其当国者，非奸即庸，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自伐其国者，至矣尽矣。及至祸悬眉睫，则一逃可也，一降可也，如留梦炎、陈宜中辈。岂不令人可恨？

文山所陈四事，纵政府依之，亦恐无补于大局。事虽无聊，亦所谓我尽我心耳。

文山轻身入元军，实是失计。说者谓同朝诸臣，有意相陷，而公竟中其计也。小人之与君子，本不两立，不能谓同朝者之无比心。而文山亦有深意，此时和、战皆不可恃，意欲冒险一往，如能以口舌动之，则可达到缓兵之目的；即不能，亦得觇元人之虚实，归筹抵御之方。盖自与元交涉以来，元人未尝有羁留使臣之事。文山故恃此而无恐也，卒至羁留虏中，求死不得。虽智虑之未周，而其志固可与日月争光矣。

处恶社会之中，而能卓然自立，不随波逐流而去者，惟圣贤志士为然。下此者不能矣。有好社会，即有好人。此中之关系，犹农夫之种瓜自然得瓜，种豆自然得豆。朝政清明，奖善惩恶，则社会日趋于善矣。北宋真宗、仁宗之时，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满天，如景星庆云。盖由于上有善政，故下有良俗，而朝野有善人也。至宋季则反是。此非个人之无良也。盖无论在朝在野，皆为恶社会所熏陶浸灌，则亦日趋于恶，而不自知矣。明乎此，则可不恨贾似道、陈宜中、吕文焕辈。有识者观今日之社会，更不暇为宋人忧也。

清蒋士诠作《冬青树传奇》，即记宋亡国之事。内有留营一出，即记文山之事。中描写降元诸臣丑态，虽近于谑，要足见若辈之心事也。

文天祥到了临安，朝廷授他为临安知府，他辞谢没有接受。他想要面见恭帝，陈奏国家安危的大计，又不得见。但奉命驻守独松关而已，其他的事不是他所能参与的了。那时元兵一天逼近一天，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宰相留梦炎竟吓得逃走了。可见庸碌之臣，只知道误国害民，只可与他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爱国之士，只要一息尚存，守卫国家的意愿就不会有一点点的松懈。真是“岁寒乃知松柏也”。当时文天祥便倡议四事如下：

一、安排吉王、信王（吉王，是恭帝之兄，名昰；信王，是恭帝之弟，名昺）离开京城，分赴闽广两地。万一国都有变，两王仍可在闽广重立。

二、以福王或沂王守临安府（以大兼小谓之判），以维系朝廷人望，而自己为副职，来辅佐福王。

三、请皇帝、皇后秘密移居别邑，以避免遭受徽、钦之辱（徽宗、钦宗为金人所捉，死于五国城）。

四、请求带领京师义士二十万人，与城内外军队数万人，隶属于张世杰统一指挥，与元兵决一死战。他这四条建议奏上去之后，政府只采用了第一条，其余的都置之不用。

恭宗二年（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将巴颜率大军到皋亭山（在今杭县东北），离临安只有三十里了。可笑宰相陈宜中和张世杰，又步留梦炎的后尘，弃职而逃。陈张既逃，于是文天祥才得着大用的机会，朝廷拜他代陈宜中为相，各路的军马，都归他节制指挥。此时，他身担军国的重任，指挥天下，本可以抵御元兵，但是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到这时才用他，已经太迟了！

这时元兵屯扎在榷木教场，宋城中的将士和兵卒，都纷纷自己前去投降。文天祥想召集富阳（今浙江富阳县）的兵进城，已经来不及了。此时皇帝、后妃和一般亲贵以及百万生灵，都如釜中之鱼，顷刻就有生命的危险。元人却按兵不动，遣使约宋朝的大臣相见。一般执政的人和侍从，聚议终日，终想不出妥当的计策来。文天祥看见事情已弄到这种地步，不能再爱惜一身，便决计亲往巴颜处，想以三寸之舌，如从前苏秦、张仪游说各国一样，或者有延长宋朝江山的一线希望。便决定和吴坚同到元营。他们怀着必死之心，进入虎狼之地，无异于战国时荆轲赴秦，即使是身着白衣白冠，送他也是可以的（燕太子丹，派荆卿刺杀秦王，太子丹送他到易水之上，知道他一定会死，都身穿白衣白冠为他送行）。

文天祥到元军中后，便游说巴颜道：“宋朝秉承了帝王的正统，非辽、金可比。现在北朝（指元人）是想以宋为友善之国呢？还是想要毁灭他呢？若是想以宋为友善之国，那么应该退兵到平江或嘉兴，然后再议岁币（北宋时每年纳钱币于契丹国，谓之岁币）及犒赏军士的金帛，北朝全师而还。这是不战而胜，是计策中的上上之策；若是真个要毁灭宋朝，那么现在两淮、两浙及闽广等处，尚有许多地方没有攻下。假如你们穷兵黩武去略取，结果是利是害，还不可知，即使尽数取得，而天下的豪杰必定同时并起，从此兵连祸结，更不堪设想了。”

巴颜用威势来胁迫文天祥，文天祥道：“我是状元宰相，富贵已极，所欠缺的只是以一死来报国罢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即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不是我所惧怕的。”巴颜连称好男子，并道：“前天我已经派遣程鹏飞到宋朝的太皇太后帘前，亲听处分。等鹏飞回来，再和丞相定议。”

巴颜看见文天祥举止不同寻常，疑心他怀有异志，便把他留在军中，只遣和他同来的吴坚回去。文天祥很生气，屡次要求回去，道：“我到这里来，为的是两国大事，为什么把我留在这里？”巴颜假意劝他：“请别发怒。您是宋朝大臣，责任不轻。今天的事，正应当与我一起担当。”依旧把他留在军中。因为元人知道宋朝的一班大臣，都是庸庸碌碌的人，不足畏惧，所可怕的只有文天祥一个人，所以不肯放他回去。

这一天文天祥便住宿在元营。他关怀国事，欲归不得，弄得他忧心如焚。这时正是正月下旬，寒威未解，昼短夜长，他身羁元营，听牧马的悲鸣，数营门的更鼓，过一刻如一年，他是多么的忧愤悲哀啊！一夜实在是很短的一刹那间，而汉族的命运，也就在于这一夜中了！第二天，巴颜召文天祥到大营，他看见峨冠博带济济一堂的，都是宋朝的大臣，如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音“节”）、吕师孟等，一班日日同朝的人，都在那里。问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却是为奉降表而来。文天祥知道大势已去，自悔不应该轻离朝廷，以致逢迎怕死之徒，得以乘此机会卖国。他悲愤填胸，早拼一死，于是痛骂巴颜失信，又大骂吴坚这一班卖国贼忘恩负义，慷慨激烈，使听的人惭愧得无地自容。

巴颜遣人到临安城，改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强迫宋太后手写降书，又逼她檄谕各州县，同时迎降，不得抗拒；各大臣都在降书上署名，独有家铉翁（家铉翁，眉州人，字则堂，宋朝亡后，他隐居不出）一个人不肯签名。巴颜把皇帝的后妃等，尽数押到北地。封了府库，收缴图书，以及百司的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解散了勤王的军队。于是乎南宋亡了！其时是恭宗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民国前六百三十七年。

【评论】

孟子曾说：“一个国家必定先种下了被伐的恶因，然后才会遭人来讨伐的结果。”这话怎么能不信呢。南宋末年，外患日益严重，即使以尽忠为国的大臣执政，犹恐不能挽救大局。何况当时的当权者，不是奸臣就是庸才，他们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所以，为国家造下恶因的人多的是，等到祸悬迫在眉睫了，则要么选择逃跑，要么选择投降，如留梦炎、陈宜中等人。这难道不令人可恨？

文天祥所陈述的四件事，纵使政府全部采纳了，恐怕也无补于大局了。事情虽已没什么用，但也正所谓我尽我的心意罢了。

文天祥轻率亲身进入元军，实在是失策。有人说这是同朝的众多大臣，有意陷害他，而他竟然中了他们的计。小人之与君子，本就是对立的，不能说同朝为官之人没有结党的心。而文天祥决定去也有深意。此时对于宋来说，和与战都已不可倚恃，因此他想冒险前往，如果能以口舌说动巴颜，则可以达到缓兵的目的；即便不能，也能够偷偷察看元军的虚实，回来后可筹划抵御的方略。因为自从与元交涉以来，元人还没有过羁留使臣的事情。文天祥凭此而有恃无恐，最后导至被羁留在元军中，求死不得。虽然这是智虑不周全造成的，但他的志向却可与日月争辉了。

处在险恶的社会之中，能够卓然自立而不随波逐流的，只有圣贤志士，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了。在良善的社会中，便会有良善之人。这其中的关系，就像农夫种瓜自然得瓜、种豆自然得豆一样。如果朝政清明，奖善惩恶，那么社会就会日趋于良善。北宋真宗、仁宗之时，正人君子，相望于朝，祥光满天，有如景星庆云。这是因为朝廷有善政，所以社会就会有好的风俗，而朝野也就会有善人。到宋末的时候则正好相反。这并不是个人没有好的德行。因为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会被险恶社会的坏习俗所熏陶浸灌，也就会日趋于恶而不自知了。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不必恨贾似道、陈宜中、吕文焕等人了。有识之士，看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更没有时间去为宋人忧虑了。

清代的蒋士诠作了《冬青树传奇》，便是记载的宋朝亡国之事。其中有《留营》一出，便是记录文天祥事迹的。里面描写了投降元朝的众大臣的丑态。虽然这近于戏谑，但也足以体现他们这些人奴颜婢膝的心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