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之，博陵饶陽人。少时失去父母，十分贫困，却十分喜欢《诗经》、《左传》，曾经在渤海程玄那里读书受业，便博览群书。看到名家、法家之言，掩书讥笑说：“假使杨墨之流不写此书，千年之后谁人知道他们是如此之渺小呢？”他曾经对其亲人说：“看屈原《离騷》之作，自觉他是狂人，他死固然很合适，有什么可痛惜的！我常说涤缨洗耳，有异人形迹；食糟啜酉离，有同物节志。而孔子说：‘我却与此不同，遇事无可无不可。’此言太对，正合我心。”

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问学，刘献之就对他说：“为人立身，虽然百行异途，但按照四科而论，应当以德行为第一位。君如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便足不出户，就可知名天下。如不能这样，即使刺股读书，负笈从师，也只能做到博闻多识，只不过能做些土龙求雨，眩惑将来的事，这对于立身之道有何益处？孔门之徒，当初也不明此理，看见皋鱼叹无亲可奉，方才归而养亲。嗟叹先达，可曾自觉悟此为晚！学费束修来之不易，我受之也难，故吐心腹之意，你们三思。”从此以后，天下求学的人无不高仰其行义却很少登门造访。

刘献之擅长《春秋》、《毛诗》，每次讲解《左氏传》，讲完隐公八年的事情便停止了，说义例已讲完，不用再往下讲，因此弟子不能穷尽其说。后来本郡推举孝廉，这本不是他所爱做的事，人们逼他应举，只好应命，到了京师，便自称有病，还归本郡。高祖到中山，诏书征拜他为典内校书，献之仰天长叹说：“我不如庄周尚能为散木远矣！一次就够了，怎么能再来一次呢？”称病坚决推辞。当时中山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海内人士称他们为儒家宗师。张吾贵每一次讲唱经书，门徒都达数千人，其中德行学业可以称许的很少。刘献之著录，参与的数百人罢了，都是通经的人。于是有见识的人便辨别二人优劣。魏朝紧接丧乱之后立朝，《五经》大义虽然都有师讲说，但天下学生还有很多疑难问题，这些疑难都由刘献之裁决。六艺的文字，他虽然没有全注，但他所标出的意旨，与旧的意义很不相同，刘献之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现在流行于世，加上《章句疏》三卷。注《涅..经》未完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