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兴宗的弟弟韩显宗，字茂亲。性格刚直，能够面折皇帝庭诤国事，也有才华学识。和尚法抚，三齐之人称赞其聪明捷悟，经常与韩显宗一起比试，出题的人抄了一百多个人名，他们通读一遍，然后让他们说出来，比试结果法抚念的还有一两个错误，而韩显宗则一点错误都没有。法抚感叹地说：“贫僧平生以来，只佩服郎君耳。”

太和初年，韩显宗被举为秀才，对策高中甲科，除授著作郎。皇帝亲征南方，韩显宗兼任中书侍郎。魏廷讨论确定迁都之后，韩显宗上书说：

“其一说：臣听说皇驾今年夏天如果不巡察三齐，就去中山，臣私下以为这是不妥当的做法。为什么呢？当今的徭役应早早停息，洛京新都宜速建成。节省费用则徭役便可俭简，与民合功则洛京易就。去年冬天皇驾停居邺城，是闲暇间隙之时，犹且编制户民供奉车马，劳扰百姓，费耗民财很多。皇上圣明，怜悯百姓，恩旨不断，爵披高年百姓，赉赏周遍孤独之民，但是尽避赈贷普及万民，臣仍担心来年百姓仍会受到饥寒之苦。何况三农要时，六军云会，其所损害农业的情况，实为不少。虽然说国家赋税俭敛，徭役减省，说不上烦劳百姓，然而大驾亲临，官民谁敢怠慢？于是，官民往来承奉，纷集道路，农耕蚕桑暂时就顾不上了，这样将来便无资可依。这是国家所深为忧患的。而且先前炎天暑热，而六军暴露野外，臣担心会生瘟疫，这是第二可忧虑的。臣希望皇上车驾早还京城，以省免各州供奉之费，并功专力，营建洛京。这样南部州郡免了杂碎徭役之苦，北部都城少了离别之叹，洛京便可很快建成，迁者都会有如归的感觉。

“其二说：自古圣帝必定都以俭约为美，乱世之主必会因奢侈而留下祸患。臣仰观先朝，皇帝们都卑小爆室而致力于治理国家，所以能够使国家开阔广大，皇帝基业命祚隆盛安泰。今天洛陽城基址，是魏明帝当年所营造的，被前代之人所取笑。臣认为陛下应减小再减小。近来北都富家。竞相以宅第豪华彼此攀比夸耀，而今乘着迁都，皇上应申明禁约，责令贵贱之家有个区别，不得逾越制度。朝廷应广兴交通，兴修水利，应使官府各部门区别清楚，四方百姓异地而居，立下永垂百世不改的范式，那么就是天下人的大幸了。

“其三说：臣听说皇驾还归洛陽，只有区区数千骑兵跟随。臣很是为陛下觉得这不应该。大凡千金之子，犹且坐不临堂，更何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的皇帝呢？军队随驾，为的是保卫一国之主，哪里只是仅为仪容摆设呢，这是为了防备不测啊。清除道路之后皇帝出行，还怕马失前蹄，有个闪失，何况今天跋山涉水，陛下怎能不加考虑！这是愚臣为之担惊受怕的，诚望陛下稍加考虑。

“其四说：臣考虑陛下耳听佛音，眼看群书，口对诸侯之言，心思家国大事，日晏而食，三更才睡。加上孝心深厚，尽礼尽节；文章事业，日成篇卷。尽避陛下样样得心应手，而且不知厌倦，但这不是珍惜精神、怡养天性、以享无疆福分的行为。庄周说：人的形体是有依恃限度的，而智慧无边无际，以有限制的形体，追无边的智慧，很危险啊。陛下这一点让为臣深感不安，臣诚恳希望陛下端临百官，委事臣属，只要经常监督群臣，那么天下便可大治了。”

高祖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韩显宗又上书说：“进举贤才，这是百王首先考虑的问题。前代取士，必先刊正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说法。而今州郡贡举察访的人，白白地拥有秀才、孝廉的名称，却无秀才、孝廉的事实。而朝廷只检查该人的门望出身，不再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和弹劾。像这样，则只要贡举门望家庭出身以选择士人就行了，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称呢？而门望是其父祖的遗烈，对皇家有什么好处？有益于时政的，才是贤才。如果一个人有他的才能，即使是屠夫钓者奴婢虏夫这样低贱的人，圣皇也不应以其为臣而觉得有什么不光彩；如不是其才，虽然是三公的后代，也应自行坠落与皂隶没有区别。所以大才授大官，小才授小辟，各得其所，才会使家国和乐。也许有人说，而今世上没有奇才，不如取士于有名望的门庭。这种说法也有不妥之处。怎么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公那样的人，朝廷便可不设置宰相了呢？我们应当比较世人当中有些长处的人，然后便先录用，那么就会不漏掉人才了。”又说：

“大凡皇帝之所以居尊以统治下属的法宝是威制，黎民所以改恶而从善的原因是法律。因为如此，所以治国治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老百姓的生命，于是可以有保障。有罪必定惩罚，罚刑一定与罪轻重相符，那么即使是鞭打之类较轻的刑罚，别人也一定不敢冒犯。有制不行，人们都怀侥幸心理，那么即使是施以杀头这样的重刑，也不足以整肃民心。皇魏自太和年间以来，没有推行因盗杀头弃市的刑罚，而国家整肃清平。由此而言，禁止奸邪在于预防纠检，而不在严厉的刑罚。而今州郡牧守，为邀当时之名，而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也都以严酷为无私，以仁恕为纵容盗奸。越演越厉害，久之便成风俗。皇帝陛下起居九重皇宫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理天下繁细事务，对待下属便如仇敌。所以尧舜只一人，而桀纣成百上千。上下之间不能和平处之，都是由于这一点引起的。《尚书》说：‘与其杀害无罪的，不如宽懈刑罚。’这句话实在应该赐示百官，从而让他们爱惜百姓生命。”

又说：“过去周王被犬戎所逐，东迁河、洛之间，镐京仍然称‘宗周’，意在保存根本。光武虽称中兴，实际上是别有创新，但西京还设置京尹之职，也不废弃旧置。今天陛下隆盛光大先祖事业，迁宫中原，稽古复礼，以此为盛，岂止是周代汉朝所能比的呢，然而这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做法。臣查《春秋》书义，有宗庙的称为都，没有宗庙的就称邑，这是不变的法典。何况北面代州是魏宗庙所在地，帝家山陵也在那里，王业底基，圣上的资本，代州是神乡福地，实在距京也很远了。而今却与郡国相同，毫无突出之处，臣私下里深为不安。愚臣认为代京也应建都畿设京尹，与前代做法一样，崇本重旧，以光万业。”

又说：“臣见洛京之制，官民以官位相从，而不依族类而居。但官位并非长久不衰，有朝荣而夕败的，沦败之后原本达官贵人就会沦落在平民之乡，原本混迹卑贱之中的庶民也许会荣耀于豪门大院。物之颠倒，或至如此。古代圣王，必定让四方之民各处其地，安居乐业而且务业志专。本业稳定老百姓则不会乱来，志专则不会流于流俗。这样就会使百姓日受本业耳濡目染，官府不用监督他们就会好好务本业的；人伦物理方面受到父兄的潜移默化，官府不用整肃，他们就会自然向礼的。仰思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拨乱反正，日理万机，茶饭不思，仍然区别士人庶民，不让他们混杂居住，戏子匠人、屠夫沽徒，各人都有合适的位置。如果不设科律禁令，市场买卖任其自然，买卖价格贵贱不约，就会出现错乱杂居的局面。假使一个地方弹筝吹笛，缓舞长歌；另一个地方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发出告示，让儿童少年，随便选其所好，那么他们之中跑到歌舞场所的会有成千上万，而到学校学习的将没有一个人。这就是戏子匠人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的明确验证。所以孔夫子有‘里仁之美’的说法，孟母有三迁其居的训子之道，圣贤教训，如此之重。现在如让戏子匠人学习士人的习惯礼节，那么百年都难以学成；而让士人家的孩子仿效匠人戏子的行为举止，那很快就学会了。所以说士人集中在一起，礼教就容易兴旺；戏子匠人杂乱居住，那就会让不好的风俗难以改掉。朝廷每次选举人才，都检校其婚姻状况、为官经历，作为提拔或降职依据，工作做得是何等细密。至于打开戏子匠人的官宦之路，让他们与高官豪贵们连门接屋，这是什么策略。这是愚臣所大惑不解的。如今圣朝稽查往古，建立王法，光被天下，黎民百姓，不管迁往何地，都是皇魏地域，而分开区别戏子匠人，只在于皇上一句话，这对皇上来说有什么难的，而以此导致圣朝大美缺损就不值了。”

又说：“自从南边伪政权代代相传，窃取淮河以北，想占有我中华原有各种称呼，而且大量招纳引诱我边境之民，从而侨设中州郡县，与我魏郡县名称相重。从皇魏势力南被，他们仍不改称，从而重名郡县的数目特别众多。这导致各种书章记录的混乱，把天下弄得混乱不堪，要区别疆域物土，必须重新严格勘定名称。愚臣认为可依照地理旧名，全都重新厘定。小州合并，大的分别而置。及中部郡县，过去因户数少而合并的，如果今天人口增加了，也可分州而治。作为皇帝的人，应以天下为家，不能有什么私念。所以仓库储备，是准备应付水旱灾害，提供军队国家用度的，至于那些有功德于国家的人，应该加以恩赐。当年功臣，恩荫后代，皇上于是宠遇隆厚，赏赐不断。过去到今，这也实在太过。现在朝廷的达官贵人，所受俸禄不轻，房舍披金挂彩，仆僮妾奴厌闻稻粱鱼肉，而皇上又加优厚的赏赐，动不动数以千计。如果陛下把这些东西分赐鳏寡孤独，可受接济的人实在非常之多。如果不改变原来的做法，岂不就是周穷不比济富吗？愚臣认为如果谁事有可赏赐的，就明旨褒扬，扬其功绩赏其粟帛，以此劝人为国效力，而不可因其是近臣密戚，厚加赏赐，从而妄加减损国库储备。”

又说：“诸保卫皇宫、侍奉皇帝的人，应该让武官练习武功，文官勤读书传。而今天，却给予他们游戏赌博的工具，从而养成他们轻慢的作风，助长他们好斗的心理，纵容他们目中无人的习惯，徒自损害朝廷威仪，无助于国家政事。像这些情形，就应一概禁止。”高祖称赞他的建议。

后来，韩显宗上表请求任宋王刘昶府的谘议参军，想为南部军事效力，高祖没有答应。魏高祖曾对韩显宗及程灵虬说：“著作郎一职，是掌写国史的。卿等文章，朕心中有数，中书省的品第高低，你们也知道。如要与古人相比，班固司马迁等人，固然比他们不上。但与当世才人比，文学方面的才能，你们中间应推崔光可与相比。”又对韩显宗说：“看到卿等所写的《燕志》以及在齐地时所咏诵的诗歌，比自往而来的文字强出许多。然而你在著述方面的功绩，我仍未见到，应当在监、令们那里进一步了解。校比爱卿才能，我看可居中等。”又对程灵虬说：“你比韩显宗又有些差别，我看可居下上等。”韩显宗说：“为臣才学品第短粗轻浅，陛下却大加夸奖，甚至与崔光相比，实在是优遇太过。但臣私下认为陛下贵古而贱今，人臣学识微薄，才识短浅，实在不敢仰比古往圣人，但遭逢圣明之世，眼睹惟新之举，掌笔有司，实录时事，为臣也觉得并不惭比于后人。过去扬雄著《太玄经》，当年不免遭受批评，但二百年后，却越出诸子。为臣今天所撰，虽然未必充分表现圣帝经历，以至与日月同辉，但万代之后，后人仰观祖宗巍巍之功，皇上睹陛下光天之德，也没什么比《唐典》逊色、比《虞书》稍差的地方。”魏高祖说：“假使我无愧于虞舜，卿比尧臣又如何呢？”韩显宗说：“臣听说为君的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设立百官以分理国家事务。而陛下与尧舜齐名，公卿们哪敢比古代的八元逊色。”魏高祖说：“你任著作之职，仅能说是称职而已，还不能说是良吏。”韩显宗说：“臣仰逢明时，直笔而书毫不畏怕，又不受人贿赂，夜晚安眠，白天美食，这是为臣比当年班固、司马迁优越的地方。”高祖不以为然地笑了。后来，韩显宗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议定朝廷仪礼。

魏高祖曾经下诏书告示群官：“自近代以来，出身高低，总有一定的分别。朕觉得这样可以，又觉得这样不行。大家应该加以讨论。”李冲回答说：“不知自从上古以来，设置官员列出朝位，是为的给他们富裕之地，还是想使官员们有益于时政？”高祖说：“都是想让他们治理国家。”李冲说：“如果是要他们治理国家，陛下今天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品位，而没有选拔人才的诏文？”高祖说：“如有特殊人才，朕不愁不知道。然而士君子门庭之中，即使没有治世奇才，只要他们德行纯厚笃实，朕便没有不用他们的理由。”李冲说：“傅严、吕望，在古代哪里称得上是以门第出身而被荐举呢？”高祖说：“像这样的旷世奇才很少见，古往今来只有一两个人而已。”李冲对众官员说：“正要诸贤解救。”秘书令李彪说：“眼下军队人员寡少，不足为国家之用。臣心里有想法，不敢尽言于圣日。陛下如专论门第出身，不审分鲁的三卿之后，还是选人以四科？”魏高祖说：“关于这与前面说法相同。”韩显宗说：“陛下恩泽光被洛邑，百礼惟新，国家兴旺与否，全仗这种选举。为臣既然学识浮浅，不能够援引古今，以证明此义，姑且便以国事论证它。如果不审别中省、秘书监令的后代如何，让他们都为秘书郎，向来为监、令们的后代，都可以当秘书监令、中书令不？”魏高祖说：“卿何不论当世华贵为监、令的呢？”韩显宗说：“陛下认为物不可类比，不应该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魏高祖说：“如有高明卓著，才能出众的，朕也不拘于此例。”后来又让韩显宗为其本州中正。

太和二十一年(497)，皇帝车驾南伐，韩显宗为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军队驻扎在赭陽，萧鸾守将成公期派遣他的军主胡松、高法援等人带领蛮贼前来偷袭军营，韩显宗亲自率军迎战，砍下法援首级。韩显宗到新野，魏高祖下诏说：“卿破敌斩帅，大增军队声势，但朕正攻坚城，你为什么不写露布告示？”韩显宗说：“臣过去听说镇南将军王肃抓住两三名俘虏，几匹驴马，都写上露布，臣当时在东宫，私下里每每发出嘲笑。近日臣虽然仰凭圣上威灵，得以摧坏丑虏，然臣兵少力薄，擒斩敌人不多。假如夸大事实，虚报功捷，效法当年王肃做法，其罪更大。臣之所以收笔敛布，宽解圣上而已。”魏高祖笑着说：“像爱卿这样的功劳，实在是为国立下大功，等到赭陽平定之后，朕再检审战绩，表记功劳。”新野平定之后，魏高祖让韩显宗任镇南、广陽王元嘉府的谘议参军。韩显宗后来上书表奏，很是夸耀，诉述前番征战功勋。皇帝下诏说：“韩显宗斐然成章，很可怪责，进退无检，亏损我朝清风。像这样都不纠整，将会助长不良风气。可把他交付尚书省，仔细推检调查。”兼尚书张彝上书奏请免去韩显宗官职，皇帝下诏说：“韩显宗虽然浮夸矫饰招致过失，但他的才能仍可被用，哪里能够永被弃置呢！可以以白衣身份守谘议之职，以观后效。但他生性鄙陋狠凶，不足以参配荣华，可夺其□，并禁止他问讯诸王。”

韩显宗既然官途失意，遇信便往洛陽而去，于是又写五言诗赠送御史中尉李彪说：“贾生谪长沙，董儒诣临江。愧无若人迹，忽寻两贤踪。追昔渠阁游，策驽厕群龙。如何情愿夺，飘然独远从？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哀哉无援民，嗷然失侣鸿。彼苍不我闻，千里告志同。”太和二十三年(499)去世。韩显宗撰《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写的文章，颇为流行。景明初年(500～501)，朝廷追述其赭陽之功，赐爵章武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