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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玄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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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他中举进士,后长时任司列大夫。因与上官仪文章唱和而受牵连,流配岭外。上元初年赦免回京,工部尚书刘审礼推荐他,称赞他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直升迁到吏部侍郎。魏玄同因自己担当了选拔人才的职责,担心不能很好运用选人定职之术,就在这方面写了很有价值的书面意见上呈皇上,内容大义是:

“臣闻制造器物一定要择其好工匠;治理国家一定要求贤用贤。匠不良,无法做出好器物;官不贤,无法按规律治国。国君,是来管理天下人民的;臣子,是来辅佐国君的。如果国君不能安养百姓,就失去了君道;臣子不能辅佐国君,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任用人才,实在是国家的根本,与人民的安危相联。现在的状况是百姓没有变富,盗贼也没有减,狱讼冤曲也未理清,礼仪法度也不齐全。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下吏不称职,众官非其才。官之不得其才,取人之道,也就有没有用好的地方。

“臣又闻傅说说:‘英明的帝王奉顺天道,建邦设都,设置后王君公,大夫师长,不只是为了让自己逸豫,更重要的在于更有效地治理百姓。’古代的邦国,就如现在的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各自选择英贤辅佐之才,而宰相等大臣则由朝廷任命。秦朝兼并天下,除封建割据,设置州郡地方官,汉代袭用,有沿有革。侯王设置官吏限制在四百石以下,其太傅宰相等大官,则由汉王朝设置。州郡掾吏、督邮、从事等官职,全部由州郡长官来任命。这样一直到魏晋,才开始将所有官员归入吏部任命。这样一直延用到现在。现在选用人的特点是‘:用笔来量才,看档案来察行。’这样的弊病,由来已久。

“大概是由于君子重因循而害怕改革,如有不得已的情况,也只是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的人事官员所行的,不是圣王的好的法典,而是近代的权道,这实在应当改革,这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尺丈之量,所能及者短;斗升之器,所积者怎么会多。尺丈不能及,怎么能量呢;斗升不能受,怎么能容得了呢?何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却委托于几个人的手上呢?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天下选才之事都集中几人手中,肯定会出现不全和紊乱之毛病。再说居此任的人,不一定称职,昧于甄别察审,只是尽其庸妄,糊涂官理糊涂案,一旦讲情面看私交盛行,什么样的无理事都能做;一旦贪赃营私开头,千奇百怪的坏现象也会出现,这样就形成为人择官,为身择利,看亲疏而下笔,顾势要而措情。官场之中,竞相投靠;巧言令色,同于市井。加之以厚貌深藏机心,险如溪壑,择言观行,尚惧不周。今天百行折之于一面,众官专断于一司,这样选才任贤不是太难了吗。

“而且魏代只据天下的三分之一;晋代所处的是没有一统的状况,到齐、宋,以至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天下分裂,各据一方。隋代平静,太平之时仅十多年罢了,接着又起兵祸,继之以饥馑,德业既未有成,世事也应接不暇,不能说非古而是今。武德年代(唐高祖)、贞观年代,也与今有异,当时开国草创,不仅国事繁多无空闲,而且也缺乏人才。到今天,享国永年,比屋可封,人才间出。选集之始,雾积云屯,选用之后,十不收一。但因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研究人事上的弊病,应明白今后的补救。

“夏代、殷代以前,制度多缺。周朝借鉴夏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是诸侯以下的官吏,不是全由天子任命,朝廷的众官,也不是专于一职。所以周穆王任命伯礒做太仆正时说‘:慎重地选拔你的下属,不要把巧言令色、偏辟侧媚的人当贤士误用。’这就是当时天子令诸侯自择下吏的实证。太仆正,只不过是中大夫,这样的官也可任命自己的僚属,那么三公九卿,也必然可以自选僚属了。再则《周礼》上规定太宰、内史,共同掌诏事。当是分职任于群司,但统起来只以数职。各人又去任命自己的下属,天子只任命大官。这样委任,所委者当,所用者精,因此贤人众多,国家繁荣兴盛。

“裴子野有言:‘任官之难,先王之备述之。平时视其孝友;乡里中诚信服人,言行举止,观其志义;忧患祸难,取其智谋;以工作重担压他,来观其才能;以财利委托他,来察其廉洁。《周礼》中讲官吏即于学校培养,在州里选择,告知他们政事,然后向朝廷举荐。到汉代,仍然如此。在州郡干出成绩,然后被五府征用,五府举荐自己的佐治之吏到朝廷,三公审参给予授职,尚书上奏天子。一人的任职,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考核极细。所以官能得其人,很少有败事的。魏、晋反之,所受的损失也很大。’裴子野所论,只是南北朝的一个小小的宋朝,还认为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呢!

“再者从政为官,不可以无学。所以《尚书》中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左传》曰:‘我闻学而后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多早求官,小小年纪,腰配银印青绶,有的在束发如两角的年龄,已经承袭高官。弘文馆崇贤馆的生员,宫内的侍从禁卫,课试既浅,能力也薄,但是门阀有素,门第声望自然也高。父子事业相承,本是古人之道。所说的王侯的长子,一定要考核他们,修六礼来节其性,明七教来兴其德,学全施政的八方面来防其淫乱,尊敬贤人来崇尚道德,批评不肖来除掉丑恶。少年受业,长大做官,均由德进,必凭才能而提升,这样而后才能治国理家有益。小小年纪做官而废学,轻考试而无才,像这类的人,也实在可惜,再者九品以下的官员,不待州县推荐,直接取之于书判,这恐怕不是先德而后讲才的意见。

“臣又认为治理国家用人才,就像人之用财。贫者满足于糟糠,希望得到粗麻布短衣;富人厌粮肉,思轻裘。然而当缺乏贤人的时候,就可以磨钝器策驽马而乘驭。在太平多士之日,就应精益求精而选人才。选才就要面广,尤其应该精选。臣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也令举荐,这是圣朝广求人才之意。但因为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碍,故人升了官不忧处分受责,降了职也不尽搜扬。如果应征任职,也没有谨慎自己的行为的,况且贤人了解贤人,圣人识才,伊、皋这些贤人既举荐,不仁的就自然会离得远。所以今天要想真正得到贤才,也要慎重地择其举荐贤才的人。流清就是因为源洁,影正就是由于身正,不认真细致了解选才之官的品行,却一味责备被举人人才庸滥,这样是不可能得到真才的。

“《汉书》上说:‘张耳、陈余的宾客、厮役,都是天下的俊杰。’他们只不过是小人物,尚且能如此,何况以皇上的圣明,国家的德业,如果不建长久之策略,打好深厚的基础,用好得贤取士之术,一味顾望魏晋留下的不好风尚,臣窃以为这样是不明智的,伏愿陛下认真考虑,采纳良言,依照周代、汉代的好规矩,来把好吏部选才这一关。”

魏玄同的建议未被采纳。

弘道初年(683),魏玄同转任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代理宰相。武则天临朝,调任太中大夫、鸾台侍郎,仍然行宰相之职权。垂拱三年(687),魏玄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之职,加任检校纳言,封钜鹿男。魏玄同平时与裴炎交好,能始终保持友好,时人称赞为“耐久朋”;但他与酷吏周兴不协调。在永昌初年(689),被周兴陷害,说魏玄同讲太后已经老了,应当让皇位给皇帝。武则天听了,大怒,于是赐他死在自己的住宅。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何不申告,如能得到召见,当自陈冤曲。”魏玄同叹道:“人杀鬼杀,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告人事?”于是就刑,死时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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