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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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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用,字彦才,董俊之第三子。十岁时父死,由长兄文炳教养。文用的学问早有成就,二十岁即以词赋中选。世祖为太子时,命文用主管文书,受到重用。

宪宗三年(1253),世祖受命自河西征云南大理。文用与弟文忠从军,督运粮草军械,参与军务。宪宗七年,世祖令他为皇子讲授经典,皇子即北平王与云南王。又命他于各地召请遗老如窦默、姚枢、李俊民、李冶、魏..等人。宪宗九年伐宋,文用奉命调发沿边蒙古、汉人诸军,并管理军需。九月,世祖临江阅战,文炳请为先锋,文用与文忠同往,世祖亲自为他们清点甲胄,挑选大舰,他们大破宋军。世祖即位,建元中统(1260),文用持诏宣谕边郡,从诸军挑选官卒以充侍卫,七月还朝。中书左丞张文谦为大名等路宣抚使时,奏请文用为左右司郎中。中统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之职参议都元帅府事。三年,李王..在济南叛变,文用随元帅阔阔带统兵征讨,平定山东之乱。

至元元年(1264),任命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这地方自浑都海之乱以后,人心惶惶,百姓逃匿山谷中。文用到任后出榜安民,开凿唐来、汉延、秦家诸渠,开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地为水田若干,于是百姓之回归家园者达四五万,均授田耕种,颁发农具,造舟船置于黄河备渡,接受诸部落及溃叛者来降。

当时诸王只必铁木儿坐镇西部,其下属横行无忌,无限度地向行省索取,行省无法应付。文用把这帮人召到幕府来,当面用国法来教育他们。这些人恼怒,去向诸王只必铁木儿说文用的坏话。王怒,召文用来质问,文用说“:我是天子派来的使臣,你们无资格质问,请与天子所派来的王之老师来同我分辨是非。”王即遣其老师来讯问文用。这位老师是朝廷老臣,并不肯顺从王意。文用对他说:“我是汉人,生死置之度外,但遗憾的是,王本是个仁慈宽厚的人,且以皇室贵戚来坐镇远方,但其下人毒害百姓,欺凌官府,损害王的威名,对王来说也不体面。”接着指出许多不法的事数十件。这位老师十分惊讶,回去禀告于王,王即召文用来表示道歉:“若非郎中,我还完全不知道呢。郎中忠心于朝廷,请勿懈怠。”从此以后,谗言再不起作用了,行省的事也好办了,按朝廷旨意行事,中兴地方安定无乱。

至元八年设立司农司,授文用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山东自发生叛乱以来,多荒地旷土,文用巡视劝农,使这些荒地得到开发。到了登州,见那里开垦有方,做诗表彰其郡守移剌某的能干。其他各郡也都照办,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五年之间,山东的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奏请任命文用为工部侍郎以代替纥石里,因为纥石里是奸相阿合马的人。此人向皇帝进谗言,罢安童丞相之职,又指使养鹰的太监上奏“:自革纥石里职后,工部侍郎不给鹰食,以致鹰瘦死。”皇帝大怒,要治文用的罪,急召文用入见。见文用后却对养鹰的太监说“:董文用是专为你管鹰食的吗?”不治文用的罪,令鹰监到别处官府去取给鹰食。

十三年,调文用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卫辉是冲要之地,其民为兵者十分之九,其余都是单弱贫病不能服役之人。初平江南,宋皇室的图册档案,金玉财帛都要运到京师去,日夜运输不息,每天运夫数千人。文用为之忧愁不已,认为这样做会使百姓疲惫不堪,又严重妨碍农业,不可行,向主管转运的官说“:州县吏卒足以担任这运输任务,不必征发百姓。”主管官员说:“你的话确实很对,但若万一有不测,其罪归谁?”文用立即写下署有他的官职姓名的担保书,这样使百姓能按时耕种,而运输之事也不受影响。诸郡将江淮的粮食运到京师,卫辉的任务是十五万石。文用认为“:本郡能征调的民夫不多,而且在江淮地方水运不便,船不能按时到达,而且必须先把民夫召来,粮未运而百姓已受困扰。”于是与邻郡共同商议,设立驿站,这样可省民力。

至元十四年,文用到汴梁与漕司商议开河漕运的事。漕司计划开通沁水,使流向东北与御河会合以便漕运。文用说“:卫辉地方地势最低,每逢大雨,沁水溢出,淹没百十里,还未流到黄河就把卫辉淹没了,今又把沁水引来,不仅卫辉,连大名、长芦也会淹没。”朝廷遣使去考察地形,回去报告说:“卫州城中的塔是最高的,也才与沁水相平,河不可开。”开河之事也就作罢。

至元十六年,文用任职期满,回归故里,虽只茅屋数间,仅避风雨,但他读书赋诗,安闲自怡。裕宗在东宫多次对台臣说:“董文用为勋臣忠良,为何不见用?”十八年,台臣奏荐起用文用为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但未赴任。

至元十九年,朝廷选用旧臣,召文用为兵部尚书。从此以后,朝臣每议大事,文用无不参预。二十年,江淮省臣欲专权,但又惧怕廉察官,因建议将行御史台隶属于行省。奏章上报后,朝廷召集大臣们讨论其事。文用认为不可,他说,御史台譬如一只卧虎,虽未吃人,但人们还是怕它,若一旦去掉就难以恢复。对于按察司,国家应该鼓励而不可撤销。大家都听从文用的意见。

文用转任礼部尚书,后任翰林、集贤二院学士并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因搜括民财,增加国库收入而得到皇帝信任宠爱,任贵官。他却伪称:“我立法理财,收入比常年增加了一倍,而民不受扰。”朝廷诏令朝臣议论,都不敢直言,只有文用公开质问:“此钱是取之于你右丞之家,还是取之民?若取于你右丞之家就不说什么,若取之民则有话可说了。牧羊者,每年只剪两次羊毛,今有牧人每天剪羊毛献给主人,主人得毛多固然高兴,然而羊不能避寒热,将会死尽,还能得到毛吗?民财是有限的,取之时还怕伤害了他们,如今剥削无遗,哪还有百姓!”世荣无言答对。丞相安童对在座的人说“:董尚书真没有虚食俸禄。”参加议论的出来对文用说“:君一言折服了聚敛之臣,而巩固了国家根本,真是仁人之言。”卢世荣因此而得罪。

至元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文用极力辞谢,世祖对他说“:卿家世非他人可比,朕之所以任卿者,目的不是要你去管那些钱谷小事,而是要考察大政方针,有不妥者,但言不妨。”文用才受任启程。江淮行省长官十分傲慢,与他同列的官员见他总是跪着禀报,不敢仰视。文用至,则坐在堂上与他侃侃而论是非短长,毫不迁就,虽多次意见不合,也无所顾及。有人奉皇上之命,在宋故宫内建佛塔,而且要急于建成。还要建大寺庙。大雨大雪,入山伐木而死者数百人。文用对这人说“:征发百姓现在不是时候,百姓受不了,稍缓些时如何?”这个长官说“:参政为何要违抗上命?”文用说“:不是敢于违抗上命,当今百姓困苦,这样做会失民心的,也不是皇上的爱民之意。”这人垂头丧气,只得缓期进行。二十三年,朝廷准备用兵于东海,向百姓征敛甚急,官府也从中渔利。文用上书详细陈述事不可为,大意是“耗尽国家珍贵之民力,取偏僻无用之小邦”。书上之后,用兵于东海之事就此罢休。

至元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认为“:中丞不应当做那些具体小事,而应当首先荐举贤才。”于是他荐举了胡祗..、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等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御史台中丞。当时认为这些都是极优秀的人才。桑哥当权正深受皇上宠信,就是近戚贵人见了他也忙回避,不敢惹他。文用是以旧臣任中丞,不附和他。桑哥令人暗示文用,为他在皇帝面前歌功颂德,文用不予理会。北方用兵,军粮已经备办,而还向百姓急切征发。文用对桑哥说“:人民活不下去了!外难尚未解除,而国内又砍伐国之根本,丞相应好好想想。”果真远近人民进行反抗。文用又对桑哥说“:百姓何尝不希望过好日子,是苛法暴敛逼得他们造反。御史台的职责就是纠正官府的过失,丞相应当帮助他们而不是抑制他们。如果御史台的工作不能进行,则百姓有怨无处诉,这样会政治日乱,其后果就不止是御史台的事不能办了。”这些话更是冲撞了桑哥,他收集了许多关于御史台的事,文用则每天同他辩论,从不屈服。桑哥向皇帝进谗言“:朝中只有董文用傲慢不听令,阻挠尚书省政务,请重治其罪。”世祖说:“他秉公直言,是御史的职责,何罪之有?董文用为人端正谨慎,朕所素知,你要好好效法。”调任大司农,朝廷要没收民田为屯田,文用坚持不可。又调任为翰林学士承旨。

至元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东宫,因文用是旧臣,欲使他为皇孙讲经,得到世祖同意。文用每讲说经书中主旨时,必以朝廷事例来加以解释,作为比喻来反复开导,皇孙对他也十分尊敬。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崩,成宗将在上都即位,太后命文用从行。成祖即位后巡视三不剌之地,文用进谏道:“先帝新离人世,陛下巡视不按时回朝,无以安慰百姓,应速还京师。且臣听说,人君如同北斗星,居其位,群星环绕,而不在于常常到处走动。”成宗明白其意。帝常召文用入帐问先朝理政的事例,文用大力称赞世祖虚心纳贤及开国经世的事情,往往谈至深夜。这年,诏修世祖《实录》,升文用为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文用对于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将相家世、功绩,都记得清清楚楚,史馆考究询问,他都能回答无遗。

大德元年(1297),上章请求告老辞官,皇上赐中统钞万贯以归家安度晚年,授其一子就本郡为官,以便奉养。六月病卒,年七十四岁。朝廷赠银青荣禄大夫、少保、赵国公,谥忠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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