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开远，字伯开，是主事汤显祖的儿子。年轻时就很有才识，以经济之才自许。崇祯五年(1632)由举人出任河南府推官。当时庄烈帝恼恨廷臣玩忽职守，用法过于严酷。开远上书谏议说：

“陛下登基以来，明罚亲断，不肯姑息，从小臣到大臣，接连不断地被重贬或者打入禁狱，差不多就像乱世刑法用重典那样了。看到廷臣荐举不当，就以为是结党偏私；讨厌廷臣固执己见，上书进奏，就怀疑他藐视、对抗圣旨。希望用鞭策的办法勉励臣下，因而戴罪的大臣越来越多，却不给他提供立功的门路；以详慎来要求臣下，于是引罪自咎的大臣越来越多，却不体谅导致这些失误的原因。贪官污吏固然应予逮捕，但是希望能放宽量刑的限度，不要因此埋没真正能干的大臣。至于农忙季节多灾害，全国各地多战争，各地官员害怕受处罚，就只是急于催收田赋，殊不知人民穷困就容易起来作乱。陛下宽一分在臣子，就是宽一分在民生，这是不用论证就确定不移的道理。我尤其希望陛下能对大臣推心置腹，待之以礼，教导法司量刑要平允。至于锦衣卫负责的禁狱，不是强盗奸贼，就不应轻易关进去。”

庄烈帝恼了，摘取奏疏中“滥用刑具，残酷无比地遍施于有功大臣”的话，责令开远加以具体说明。开远于是上奏说：

“苏州佥事左应选担任昌黎县令时，曾经率领当地百姓力保孤城。事情平定后他升任监司，竟因为一点小过失最后被判为贪赃。城池失守的既不能得到半点饶恕，捍卫城池功劳显著的也得不到原谅，臣子们究竟何所适从呢？事情紧急时再大的过错都可以不问，事情平定后就锱铢必较，假使昌黎像遵化、永平一样沦失，不知道要花费朝廷多少金钱呢，又哪里去寻找他的一点小过失把他问罪呢？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一件事。

“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当草场大火烧起来时，急忙奔走灭火，差点累得断了气，最终没能扑灭大火。这不过是根据法令应当记过的事，朝廷却想进一步定为别的重罪，这实在过份了。今年盛夏下过雪雹，京郊发生地震，草场不点火也会自行烧起来。陛下不因此宽刑反省，反而把大臣严加拷讯并长久监禁，这不是用来感召天和、嘉奖善事的办法呀。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二件事。

“宣大巡按胡良机，陛下也知道他知兵干练，让他两次到艰苦的边疆任职，不久却因为失误被革了职。社会舆论都认为可惜，难道陛下的成命一辈子都不能改变吗？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三件事。

“监兑主事吴澧，在运河上昼夜辛劳，经营漕事。运粮的士兵耽误时限，他酌情进行责罚，朝廷却把他罢了官，还想要查办他的罪。士兵哗变，朝廷就为他们换下将领，将领哗变，朝廷就为他们压制文官，这些兵将敢于哗变却怯于杀敌，朝廷用这些骄兵骄将又是干什么的呢？这是我感到可惜的第四件事。”

最后又为都御史陈于廷、易应昌申辩。庄烈帝恼了，把他严厉训斥了一番。

河南的流贼极为猖狂，开远监管左良玉的部队，身穿戎装，屡次克敌致胜。庄烈帝当时因为天下正在用兵，心中很重视武将，总督、巡抚失事的大多被逮捕关押起来，对大将却经常姑息。开远认为这样做有失偏颇，就在八年十月上书说：

“近年来贼寇猖獗，巡抚、军将的位置很重要，可是陛下对于抚臣就惩治他，对于军将就优待他。试看近来各抚臣，有不被夺职不被监禁的吗？各帅臣及偏裨将官，有一个不受到隆重礼遇，予以升官、封荫的吗？就是那些观望不前、战败而逃、罪状显著的，有不宽恕优待他的吗？惩治抚臣，陛下的意思是想让他畏法而提高警惕；优待武臣，陛下的意思是想让他感恩而奋勇作战。然而领土一天天沦失，贼寇一天天蔓延，战事不见转机的原因是朝廷没有区别对待的办法。抚臣中操守清廉的如沈翸，干练的如练国事，守护两河、身自为将的如元默，困难重重阻止贼兵深入的如吴生生，有的受到了审讯，有的受到弹劾，其他人就无法一一说了。可是武臣桀骜不驯，放纵成性，没有一天不上书札，争论规矩，一旦战事发生就犹豫退缩，就是陛下的严令一次次传下，他也充耳不闻。像王朴、尤世勋、王世恩等人，他们的罪行岂止应当杀头？

“陕西巡抚甘学阔上过一篇《法纪全疏》的奏疏，请依法惩治纵贼作害的武弁们的罪过，可是陛下的明旨却把他严厉批评了一番。这么说来从今往后，败将就不该被治罪了？文臣未必无才能，竟然有宁愿被贬也不想担任军事也不敢担任军事的，这是因为担任军事会被治罪，不担任军事也治罪，不过不担任罪还轻些，担任了罪会更重。陛下假如想让大臣积极踊跃地担任军事，那么办法在于放宽对文官的惩罚，考察实际情况，分别对待，考虑对文官的任免，不要因为一点点小错就抛弃贤才。对于武将的过失，朝廷只要不让那些怯懦并且行骗的武臣在部队中侥幸容身，那么赏罚公平了，文武百官也就听命了。”

庄烈帝认为他所说文官不想、不敢担任军事没有指出具体的人来，责令他再上书讲清楚。开远于是上书说：

“朝廷赏罚功过没有章程，于是大臣们不肯担任不敢担任军事的要问罪，肯担任敢担任军事的也被问了罪，并且罪反倒比前者为重。劝惩不当，这样想平定大乱我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训斥督臣为庸帅出气的道理，可是如今杨嗣昌就不能禀告他的意见。从来没有压制言路为劣弁出气的道理，可是如今王肇坤就没法保住自己的官位了。王朴对敌胆怯，暴行显著，听凭敌人抢劫够了扬长而去，却把他和吴生生一道论罪，传遍天下，这不是人们批评朝廷的一个大大的口实吗？至于抚臣中不肯担任不敢担任军事的，如陕西的胡廷晏，山西的仙克谨、宋统殷、许鼎臣，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比肯任敢任的大臣还都轻一些？练国事、元默在大坏极敝的情况下继任，竭力支撑时局，为什么当时对他们的处分较前者更重？

“此外近些时为了平定贼寇杀掉了一名督臣，逮捕了两个督臣、抚臣，又贬免了两个抚臣。甚至巡方与抚臣一同议罪，又连带逮捕了两位按臣；计典与失事牵合到一块时，一并又把南枢臣也给夺了官。至于监司、守令被重贬的就数不胜数了。试问前前后后那些帅臣们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就是往下说到那些偏裨小将，有一个被杀被逮捕的吗？甚至那些避寇、纵寇、养寇、助寇的将帅也都放置一旁不加以治罪。即便有所处分，也不过是降级戴罪而已。照理说来将帅们不肯任不敢任的能说他没有罪吗？因此说陛下对于文武两途，委任相同，要求不同。明旨上所说的一体，事实上不是一体。

“不仅这些。按臣曾周在原抚臣守丧回家后，极力阻挡贼兵主力，本不是失事，但最后竟遭逮捕、发配，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按臣了。道臣祝万龄兵饷拮据，寝食俱废，直至背上长出疽疮来，可是突然被削除官籍，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监司了。史洪谟当宜阳县令时，战守器械一向完备，贼兵渡过渑池不敢走近宜阳城，等他做六安知府时，又取得过保全六安城的战绩，可是突然被罢了官，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州县官了。贼兵进逼永宁时，原四川巡抚张论跟儿子、给事中鼎延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召募士兵，昼夜守卫在城墙上，等到张论去世后，鼎延请求给以抚恤，却连他儿子的官一齐给罢了。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乡官了。吏部只有杂职人员弊端多，我的同乡吴羽文竭力加以革除，致使一帮刀笔吏、商贾之流哄然而起，蓄意倾轧，羽文毫不畏惧，可是却因为起用废籍一事被长久监禁，刻意办罪，将来没有肯任敢任的部曹了。

“我读明旨，陛下说诸事都经过查证确实，认为讨论处分有吏部，讨论量刑有法司，考察纠举有按臣。殊不知圣旨一下，吏部就讨论降职讨论罢免，有肯坚持奏称‘这个人不应当处分’的吗？一下到法司，就判处发配判处充军，有肯坚持奏称‘这个人不应当办罪’的吗？至于考察失事，按臣不过是根据事实上报，有推求‘功中之罪、罪中之功’，向朝廷请求饶恕的吗？这不是诸臣不肯加以区别，而是他们知道陛下一心想加重处罚，他们说了一定不会听取，有时反而会加重那人的罪过。这正是为什么军队失事，没有一天不讨论处分这个、办罪那个，而对于扫除贼寇安定百姓没一点裨益的原因。这样说来现在朝廷所缺乏的难道不是公正的赏罚吗？”

庄烈帝接到奏疏大为恼火，传令把开远削除官籍，让抚按官把他押到京师来审判。河南人听说这个消息后，如同丧失了慈母一般。左良玉同将士七十多人一道联名上书请求留下开远，巡按金光辰也详细讲了开远的功绩，报告朝廷。庄烈帝为此改变了脸色，传令把他释放回去，戴罪平贼。

十年(1637)正月，开远讨伐平定了舞阳大盗杨四。评定功劳开远应当提升，总理王家祯又推荐了他，朝廷于是提拔开远为按察佥事，让他监管安庆、庐州二府的部队。这年冬天，太子即将出居东宫。开远进奏说：“陛下言教不如身教。请陛下注意独处深宫时的表现，抚恤贫穷的百姓，优礼大臣，容许直谏，宽待拙吏，把货财看得轻一些，清理迟疑不决的官司，使太子能够常见到常听到这些，作为将来治国理民的根本。”庄烈帝深以为是，听取了他的意见。

当时贼兵大肆骚扰江北，开远立下过几次战功。巡抚史可法推荐他治绩品行突出，开远被升为副使，和原先一样担任监军。十三年，开远与总兵官黄得功等把革里眼等贼将打得大败，贼兵于是请求归降。朝廷打算把开远用为河南巡抚，他竟然因为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当地军民都为他的死落下了眼泪。朝廷追赠他为太仆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