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俄时代，在一万四千万的人口中，大概只有三百万至五百万的人过着舒适的或奢侈的生活。工人阶级和贫农中农都在半饿的状态中苟延残喘。这是吸大多数人的膏血供养少数寄生虫的时代。革命后的初期，随着世界大战，内战，对国际武力干涉的抗战，旱灾，农产品较战前减低了百分之五十，工业生产品也仅及战前百分之二十。虽因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农工业的生产上恢复了战前的水准，但人民的生活程度还是异常的艰苦。在第一次五年计划的实行期中，聚精会神于重工业的建设，以树立轻工业的基础，而且因专靠本国的资源，同时还要节衣节食，藉输出的货物，交换外国的机械和技术人材：这是含辛茹苦，靠共劳共享的新社会奠定基础的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还是异常的艰苦；但因为有目标，有前途，有希望，这不是无代价的牺牲，更不是忍着苦痛供人剥削的惨剧！到一九三一年的末了，轻工业的生产已大大地较前增加，近几年更加速度地扩充；虽则第二次五年计划接着实行，勤劳大众仍在奋斗的时期，不是享福的时候，但是很明显的事实是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已随着经济建设的成功而俱长增高。
我未到苏联的前几个月，还听见到过苏联的朋友谈起，说在苏联一般人所穿的衣服很蹩脚，领带是绝无仅有的。自己到了苏联后，所见的情形已不同了。诚然，在街上瞥见的一般赶去上工的男男女女穿的衣服，和西欧各国布尔乔亚们的衣服，还比不上，但是比之西欧各国的工人区域的大众，便有了进步，在旅伴中到过苏联四五次的人们便感觉到大有进步。他们在平日不穿很好的衣服（而且并非完全没有），大半因为电车拥挤，街上的尘灰，都容易损坏他们的衣服。你如果在夜里到莫斯科的大众汹涌着的公园如赫密特吉之类（这里有戏剧，有电影，有咖啡馆，有餐馆，有音乐厅等等，游客常满），你便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都穿着新衣；男的衣服烫得很平伏，洁白的领，讲究的领结；女的也穿着花枝招展似的时式绸衣，戴着时式的帽，穿上高跟皮鞋。有一点很有趣的是你如仔细观察，有的女子穿着很讲究的绸衣，帽子不行！有的帽子很好，皮鞋不行！这大概是一时还未配得齐全的缘故，这种穿得比较好的男女，你在宴会时，在戏院里，在休息日，都可以看得见。
据说在一年前，街上女子穿皮鞋的还不多，我在莫斯科时，在街上已可看见许多女子穿着高跟皮鞋，克娜拉带我到各商店皮鞋部里去看，就看见堆满着女子的高跟皮鞋。她还叫店员拿出几双给我仔细看看，店员弄得莫名其妙。在暑期大学里，每有举行跳舞会时，来参加的苏联男女学生，衣服的整洁齐全，比我们由英美来的并不退班。我觉得别国布尔乔亚的衣服讲究，是直接或间接从剥削大众得来，是已在没落中的时期了；苏联大众的衣饰一天一天地进步，是由共同努力得来的，是方兴未艾的。
食的方面，我到各校和他们学生共餐的时候，看见他们有汤，有正菜，有布丁，有面包牛油，和在西欧所见的一般人的食物（指有业的工人和中等阶级），寻不出异点。我在莫斯科最后十天里，因俄友给我若干纸罗布以应需要（后来我用金币在“托格辛”里买些礼物送还），也常常跑到寻常的餐馆里去吃，也应有尽有。老友公振曾请我到新开的咖啡馆去吃点心，那各色各样的糕饼，和在西欧所见的一样的讲究。据公振说，在一年前，你如要买饼干，只有到“托格辛”里去！现在不但饼干随处可买得到，即这样讲究的糕饼，也随处可买得到了。我在西娜家里的时候，早晨也和她们一起用早餐，吃的有牛油面包，鸡四（checse），牛奶。她家里用有一个十八岁的女仆，也和我们一起吃，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不过在乡村里，吃的比较简单，但这在各国也差不多。
关于住的方面，工人住宅区是苏联在建筑中可以自负的一件事；大概的情形，我在以前通讯里已屡次说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名城”里面，总免不了一种点缀品，那便是贫民窟；这种“窟”，你在苏联的名城是找不到的了，虽则在帝俄时代也是一个免不了的特色。不过在苏联有一件事和在其他国家绝对不同的，那便是住宅要依住者的工作和实际的需要（即一家人口的多寡）而分配的；即使你有钱，即使你有多大权力，也不能任你为自己建造华屋大厦——这在各国的富翁和我国的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土豪奸商诸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情，因为即有了不少臭钱，也无法造大洋房了！但在勤劳大众方面看来，也许又另有一番不同的见解罢！我曾到过几位俄友的家里，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雇员，房屋大小和间数，固然都须依实际的需要，不过有的新些，有的旧些。
像我所住的西娜的家里，便是新造的大公寓里面一所有小门隔开的小家庭住宅。形式和在德国所见的住宅相类，不过狭窄得多。进小门后，有个甬道，甬道的右边是墙，左边是一排房间：第一间是她的父母住的，第二间是餐室兼客厅，夜里她的哥哥回家时即睡在这里，第三间是她的卧室，第四间是厨房兼女仆的卧室（厨房用新式的煤气灶，很简洁），厨房隔壁一小间是浴室，浴室隔壁又一小间是有抽水马桶的厕所。（当时刚巧她的父母在例假中出去旅行，我就住在她的父母的房间。）这大概是比较好的住宅。她的父亲是工人出身的老党员，在莫斯科苏维埃里担任要职，她的哥哥是红军里的一个下级军官，她自己是工人出身的女学生，正在一个大学的工人升学补习科肄业。还有一位俄女友贝拉和克娜拉同科就学，她的家里的房屋便在一个很旧的公寓里面，虽也是有小门隔开的小家庭住宅；里面有一个厨房兼餐室，有一个房间是她的父母住的，有一个房间是她和她的堂妹同住的，都很狭窄，最不便的是厕所在门外的一个公共厕所。她是个独女，她的父亲是在一个学校里当职员。
苏联对住宅虽仍在积极地添造，但在目前仍然是很拥挤，要找房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确是一件事实。大多数独身的男女，往往要和别的男子或女子合住一个房间；所以他们结婚虽很简单，而男女打算同居的时候，找得到找不到房间却是一件费工夫解决的问题！
因工作上的需要，如大学教授，或作家，需要多一个较静的房间，作为研究或著述的处所，是可以在可能范围内被准许的。此外也有极少的特别优待的例子，听说苏联当局异常崇敬革命文豪高尔基，他和他的家属就有一所很大很讲究的别墅，里面还有花园。李维诺夫因为是外交的要员，常须招待各国外交家，他在郊外也有一个很讲究的别墅。
关于行的方面，电车在热闹区域，尤其是上下工的时间，仍然是很拥挤的。卖票员都挤不过去，于是无形中养成一种有趣的习惯，即在乘客拥挤的时候，倘若你在车里立的地位离卖票员很远，他挤不过来，你可把车费交给你最近的一个乘客，他递给和他最近的一个乘客，那乘客再向前递去，一直递到卖票员的手里；卖票员收到车资之后，车票也是这样一直递过来到那乘客的手里。至于下车的先后，也无形中造成一种无文的规则：你必须知道你所下的站是第几站；倘若你的站是最末了一站，你要立在许多别人的后面，不要抢前立，否则要先下去的乘客每次到一站时挨过你的身边挤出去，要把你挤得筋疲力尽，转不过气来；你要刚刚立在比你先一站下来的乘客后面；有时你不知道你前面的那位乘客是否先你一站下去，你可问他一声，如他是要后你一站下去，你可不客气地向前立在他的前面。初到的人因俄文的街名佶屈聱牙，不易记，而各站前后更非初到的人所能熟悉，所以要单独乘电车，不免在彷徨失措中挤去半条命！除电车外，在莫斯科有几条街已有最新式的绿色公共汽车，比上海的公共汽车还讲究，行驶更稳定舒适，人数有限制，一点不挤。我从西娜的家里进出，自己已会坐。如果这种公共汽车能大大地增多，交通即可便利得多了。
此外当我在莫斯科时，他们正在赶造地道车，据说要造得比西欧各国的还要好。总之他们无处不在积极地求进步，关于“行”的方面也是如此。街上零租的汽车（所谓taxi）虽有，但很不够用，最奇特的是因为汽车不够用，要乘汽车的也往往要在一处列成尾巴等候！（停汽车有一定的地方。）等得有一部空汽车来了，站在前面的一人捷足先登，其余的只得眼巴巴地望着。有的时候后面的一人或几人可和前面的一人商量，倘地点相同，或是一路的，可共乘一辆，免得再等。遇着不凑巧的时候，他简直有等到半小时的希望！（在电车里挤得走投无路，等汽车等得着急，我都尝过滋味。）有时在深夜，其他车辆都没有了，你只得打定主意老等！这当然是不够用的一时现象，将来车子多了之后，这种奇特的现象也就消灭了。
最后我要略谈金钱和生活程度的关系。苏联现在还有金钱的存在，而且要依工作的性质而有差异的工资或薪金，但是在苏联，金钱已不是万能的了。比较重要的还是工作。有工作的人，在合作社不公开的商店购买需用品，可得到特别优待；如为突击队队员，优待更多。（最近面包券已取消，但却增加工资。）例如在不公开的商店里，每基罗克兰姆的糖只卖两个罗布六十戈比，在公开的商店里，便须十三至十五罗布了。又例如在服务机关的公共食堂里，每餐只须付八十戈比至一罗布二十戈比的，在外面一般的餐馆里便须四个罗布至九个罗布了。（这都是我亲到各店看到的。）房屋的租金也依收入的多少而定，收入少的付得较少，收入多的也付得较多，虽则所住的房间尽管一样。一个房间的租金，按月有自两个罗布至二三十个罗布的差异。这是指有工作的人，至于没有工作的人，即假定你有闲钱用，一切的东西都贵得几十倍，简直使你活不了！例如有位中国朋友在莫斯科所住的那个旅馆房间，每月租金就合到三百九十罗布，因为他是旅客，不算有业的；照这同样的房间，如在有工作的苏联人民，就只须三四十罗布。
这位朋友在这旅馆中吃饭，每顿须用十个至十五个罗布。他的膳宿等生活费，每月约在一千二百罗布左右；同样的生活，在有工作的苏联人民，有两百罗布已够了。（这是比较舒服的生活，在本地人当然不要过外国旅客那样好的生活，此处不过拿来作比较而已。）所以在苏联听人说每月收入若干，还不能算数，尤重要的是要知道他所做的工作能使他享到多少的优待的权利。所以收入较大的当然可以较舒服些，但金钱决不是万能的了。一方面在事实上有这种种的限制，一方面普罗大众的生活程度是一天一天地在那里提高，苏联在现状下虽在工资和薪金上还不能无差异，而却不致养成如西欧所有的中等阶级，原因似乎就在这里。
一九三五，四，廿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