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第一次五年计划的成功，在工业方面是重工业基础的确立，在农业方面是集体农场的普遍化。集体农场的普遍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巩固，有异常的密切关系，值得我们作较详的研究。在上次通讯里，记者虽初次谈到一个集体农场的大概情形，但觉得应该接着先把集体农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所具有的重要性，提出来研究一下。

我们知道苏联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发生后；当时在城市虽已很迅速地社会主义化，例如工厂、银行、铁路等等，都在短时期内归普罗列特利亚的国家所有；而在农村方面——在全体一万六千万的人口中占了一万万的农民所分布的农村——仍然保存着“小布尔乔亚”的性质，因为当时不过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把大地主的田地分配给中农和贫农，并不否认小农就他个人的立场享有耕种他所有的田地的权利。自一九二一年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农业政策开始转变的时候，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在个人立场的农民手里。诚然，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的农民所享受的土地的权利已和寻常的私有权不同；因为在法律上一切土地均归国有，不得由私人自由买卖，不过每村的土地依农户分配耕种，每农户得用土地若干，依该户所含人口若干为标准。

例如每人可得三亩土地，倘一家农户有十人，则可分得三十亩土地，其余类推。但是农业之尚未社会主义化，反革命最冥顽的“枯拉克”——俄文所谓富农——煽动的凭藉仍然存在，农业的大规模的机械化仍然无从着手，这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况且依经验所示，无论国家的计划机关对于工业，对于批发的商业，或其他已集中于国家管理的部门，有很好的全盘计划，倘若农业仍然保存着“小布尔乔亚”的性质，千百万的农户各为自己直接的私利打算，而对于全国大众的利益置之不顾，那末全国的计划经济便无从实现，所谓社会主义建设也等于泡影！所以我们如仅说集体农场的目的只是由落后的农业技术进到增加生产的农业技术，还不够，因为倘若它的意义不过这样，像美国的农业在生产技术上也未尝不很进步，反而促成农民的破产；我们所尤须注意的，是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要性——它是把社会革命真正推广到农村去的重要的媒介。

史太林在一九二八年对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演说词，有一段关于农业政策的话：“我们不可在太久的时期里把苏维埃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结构建立于两种不同的基础上：一方面是最大的最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一方面却是最分裂的最落后的小农制。我们必须逐渐地，但却须有系统地和坚持到底地，用新的技术和大量的生产来改造农业，把它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工业一样的地位。我们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样，最后的胜利便得到保障；要是不解决而自甘退却，这样，资本主义的回复，也可成为不可免的发展。”

史太林的这几句话，可算是苏联在已往四五年间（以一九三〇年为最紧张）积极实行农业革命的最扼要的注脚。有人说把顽固成习的大数量的农民拉到革命的一条战线来，实比推翻“沙”——俄皇——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更难！经这四五年的努力奋斗，现在已由满地荆棘而走上坦平大道了。

但在当初决定采用农业革命的方案，明知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实含有不少的危险和困难，仍下决心和危险困难抗斗，毅然实行，这却非具有远见不可。在这方案里最重要的要素是：贫农和中农在集体农场里的生产的合作；富农在经济上特殊地位的消灭；国立农场的加紧发展。自一九二九年起，农场的机械化和社会化——也就是集体农场化——开始加速度地向前猛进，富农从中作梗，煽动农民暗杀努力于农业革命的党员，时有所闻，但政策实行并不因牺牲而有所退却。可是所谓“实行”，并非由政府下几道命令，强迫农民，便算了事；却是唤起大众对于此事的重要性的注意，动员大众来共同努力推行。

在一九三〇年最紧张的时期，在自愿往乡间努力襄助推行组织农业革命的工业工人里面，特选出最能干的两万五千人，分往农村作坚苦的努力；帮助他们设立托儿所，组织游行电影等的娱乐，帮助解决工作上其他的种种困难问题。在播种及收成的匆忙时期，城市的青年党员成群结队到农村里去襄助工作，戏剧艺术学校的青年演员在夏季分往农村，演剧以及为农民组织歌舞等文化娱乐。同时政府对于集体农场给与种种的特殊待遇，例如分给最好的土地，减低赋税，信用借款，机械供给，及日需的制造品的供给，都享有优先权，为个人的农民所得不到的。一面由政府设立数千曳引机站，分布各农村，帮助农民实行技术上的机械化。全党的各机关的一切力量，全国的各工会（上面所说的两万五千工人往乡间的工作，即由工会主持其事），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机关，乃至红军，都被动员来共同努力于农业政策的执行和推广；打破反革命的富农的最后壁垒，增加农业为大众而努力的生产，消除城市和农村的集合，归纳一万万的农民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战线上共同前进！

一九三五，三，十五，下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