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七月十九日上午到列宁格拉，经海关检查行李之后，于十一点半同乘苏联旅行社所备的公共汽车往欧洲旅馆。该旅行社所备的迎送旅客的公共汽车都是簇簇新的，里面有漆布的弹簧椅，其形式和设备，比在上海所见的公共汽车好得多，同时还有该旅行社所派的招待员（guide，原意可译为“向导”）陪伴着同乘，不过这次却在途中因机器出毛病，停了两次。但是我们并不着急，也不在意，因为我们自进了汽车后，大家的眼睛都忙着向窗外看，看这样，看那样，好像小孩儿被人带进了动物园似的；忙着看还不够，嘴里还不停地问，问句好像枪林弹雨似地向着那招待员发射——这所大屋子是什么？那所新建筑又是什么？问这样，问那样，问个不休！汽车停了两次，每次约有十分钟光景，停时都有十几个小孩子笑嘻嘻地围着看，年龄约十一二岁至十三四岁。其中有衣服比较整洁的，我们里面有的懂些俄语，问他们进学校吗？他们答说进的，正在放假。但其中有的赤着脚，衣服褴褛，显然是在街上闲荡着的小孩，这种所谓“街上小孩”（“street
child”，差不多是“小叫化子”的代名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已是司空见惯的一回事——例如在东伦敦——但是在苏联，却特别引起我们的深切的注意。后来听说在革命初期，这种闲荡小孩，几于满街都是，现在还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未尽收容，因为大多数是临时陆陆续续由乡间跑到城市来的，不过数量却是一天一天地减少。
这班孩子里面，有的长得很体面，天真烂漫得有趣，我们一群里的那些女学生更起劲非凡，拿出许多摄影机来和他们大拍其照，并邀上几个女孩子到车里来同坐着大谈其天。我们的车开行时，他们这班小把戏都聚在一堆，举手欢呼，表示欢送的意思。
依我的原计划，本打算在列宁格拉作几天的勾留，对这十月革命重要策源地的圣彼得堡的后身，作较详的观察，但因为莫斯科暑期大学的开学期已迫，我所临时加入的这个旅行团已定于当晚即乘火车往莫斯科，我也不得不一致行动，所以只得等到我由俄回英再经过列宁格拉时补游几天，关于列宁格拉较详的记述，将来当另有一文奉告。
且说这天下午我们到欧洲旅馆之后，因公共汽车在途中已费去了一点多钟，所以到旅馆后，大家都忙于吃午饭。苏联旅行社在苏联各大城市为外国旅客所特备的旅馆都是很讲究的，像这个欧洲旅馆也是其中的一个，有广阔的大理石楼梯，有电梯，较大的房间有接连着的浴室。这种旅馆里的办事处（在上海各旅馆中所谓帐房间），也就是苏联旅行社的分办事处，职员和招待员以女子占最大多数。每个这样的旅馆都附设有“托格辛”。除设备清洁的卧室外，都设有很讲究的餐室，男女侍者都穿着整洁的制服，餐室里还有音乐台，依时奏乐。这种旅馆的设备，也比得上西欧各国的讲究旅馆，吃的大菜，也是一样的丰富，牛油面包（白黑都有，比之前几年之只有黑面包的时候已不同了），应有尽有。所以就起居饮食而言，在苏联做旅客的，毫无所苦。除住宿膳食外，每天还有招待员陪同乘车游览参观。
所以三等客每天虽至少也要美金五圆，计算起来，却不能算贵。不过像记者这样的穷光棍——以及和记者的经济状况相类的朋友们——却觉得无须那样好的住宿膳食，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既来苏联旅行，虽做末等——三等——旅客，就非这样起居饮食不可，非一天至少用美金五圆不可（自己的零用尚不在内），这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记者这次因出乎意料之外地加入了一个由美国来的学生团体，又因这团体是由苏联学术机关和学生团体欢迎而来的，所以比较地揩了一些油，详情容再谈。）
为什么往苏联做旅客非这样起居饮食不可呢？诸君也许要想到我们何以不能自由地跑到便宜的旅馆居住？便宜的餐馆吃饭？这是因为在这里做旅客的只许用金洋，不许用纸罗布，除苏联旅行社所特备的旅馆用金洋外，其他旅馆和餐馆便只用纸罗布。关于这类平日生活的情形，以及由苏联旅行社照料一切的情形，将来还要较详地谈到，此处因谈到旅馆，顺便先说了一些。
旅馆的设备虽不错，但在这个欧洲旅馆的餐室里，又现出从前提过的“等”的老习惯。一坐下来，等半小时才有东西进口，算是常事。有的要等一小时。这是从西欧，尤其是那些从样样讲究快的美国来的旅客，最感觉到不痛快。和我在这次船上同舱的那个美国大律师，对新社会原来就没有什么同情，这种现象更给他以反感的材料。我吃午饭时，凑巧坐在他的隔壁的一桌，看他等得起火的神气，颇堪发噱。我们在这种旅馆里每次用膳，照例都先在帐房间领得“餐券”（“meal
ticket”），到餐室里坐下之后，交给侍者，那侍者便照券送菜。这个大律师当然依法炮制，早已把“餐券”交给侍者，但因久等不来，他故意板着面孔睁圆眼睛，怒气冲冲地问那个穿着白制服立在一旁的男侍者道：“你收到我的餐券没有？”那侍者恭而敬之地答道：“已收到。”等一会儿，这个大律师又故意板着面孔睁圆眼睛，怒气冲冲地问那侍者道：“你收到我的餐券没有？”那个侍者又恭而敬之地答道：“已收到。”等一会儿，又……我心里暗想，这个大律师大概是在借用他在法庭上盘诘犯人的老玩意儿罢！
这种“等”的老习惯，后来在苏联其他地方，也常常遇到，那些由美国来的朋友们居然也渐渐地惯了，到了后来，如坐下仅仅等了半小时，你问他等了多少时候，他便会答你说：“刚来，不久。”这种“等”的老习惯，当然是缺乏效率的表现，在苏联也是正在设法铲除的一件事。我在六七星期以后回到列宁格拉，仍住在这同一旅馆，旅客在餐室里便无须等，坐下去不一会儿就有东西端来。这是我个人亲历的经验，同时许多旅客也有这同样的经验。所以我不说苏联没有缺点，尤其是在革命以前遗下尚未除尽的缺点；所当注意的是我们可亲眼看见他们很努力地很迅速地时时在那里减少或铲除缺点。
在苏联目前还有一件事也使旅客感到不便的，那便是偷窃和扒手之多，尤其是扒手，手段非常地伶巧高明，能使你在丝毫不自觉中失却身上所带的东西。我们知道在苏联“不作工便不得吃”，因此有许多从旧社会里已养成“只能吃而不作工”的习惯的人们，便往这条“伶巧高明”的路上跑，这也是革命以前遗下的一种宝贝。这种情形，我在伦敦时就“久闻大名”了，所以到俄后也特别留心，但竟“出乎意表之外”，在列宁格拉的第一天，就把所带的簇簇新的德国摄影机失掉。我从伦敦带了三打底片，原想到苏联后，大拍一下，但真“触霉头”！第一天就把摄影机“奉送”。怎样“奉送”？我自己至今都还莫名其妙，但经过的情形，不妨在下次谈谈。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