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要离岸了，在岸上有若干送客的亲友，微笑着等船开；在船上有许多男女老幼凭靠着船旁话别。船正在渐渐地离开了岸，忽然在这凭靠着船旁的搭客里面，有五六十个男女青年围着聚拢起来，齐声大唱其“国际歌”，同时岸上也有若干送别的青年用足劲儿高声唱和着。西洋的男女青年对于歌唱，多少都有着相当的素养；这班男女青年聚拢来引吭高歌的时候，男的刚强悲壮的宏声，女的柔和婉转的音调，抑扬相和，激昂慷慨。他们唱的是国际歌，这是后来问过他们才知道的；说来惭愧，我一向虽在国内报上偶尔看到有“国际歌”的字样，其内容究竟怎样，一点不知道，只知道在有些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东西，在此时倾耳静听其中的词句（他们唱的是英文），才知道其要旨原来不过是勉励世界上的被蹂躏被摧残的人们共同起来努力奋斗，解除束缚，积极自救。

岸线越离越远了，渐渐地只若隐若现地在远处的渺茫中了，但在甲板上还有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们缓步闲谈着，我因觉得这班男女青年和寻常的搭客似乎不同，不知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原存有一探真相的好奇心，便夹在他们一群里，利用机会和他们谈话，才知道他们都是从美国来的，有五十人左右是美国全国学生同盟（national

students'

league）的会员，这次赴苏联，是由该会发起，随着该会会员同来的近百人，其中有教授，有律师，有医生，有新闻记者，有中小学教员等等，女的约占三分之二。他们先由纽约到伦敦游览一星期，然后同乘这个船赴苏联。这个全国学生同盟是美国各处大学生所组织，是不属于任何党的超然的组织，美国各大学里多有他们的支部，其目的在辅助学生解决种种困难问题，并辅助工人运动，例如工人为力争改善待遇而罢工等事，该会协助的力量不少。他们说，他们的办法是对于当前的实际问题，尤其是他们所特别注意的学生界和劳动界的实际问题，作种种抗争和奋斗，以唤起学生和工人对于现制度的认识，使他们由困难中深刻地认识现制度的缺憾。

这一班男女青年，有的是刚从大学里毕业，有的是毕业了一两年，都是找不到职业，列身失业队里的人物；有的是还在大学里肄业，见到已毕业的无路可走，对自己的前途也在彷徨中的。他们虽幸而做了“金圆帝国”的国民，而且都有机会受到所谓“高等教育”，也感觉到“出路”的困难，所以对于苏联的研究兴趣，异常浓厚。他们此行的计划，是先到莫斯科入暑期大学（anglo-american

institute由莫斯科大学附设，都用英语教授）听讲四星期，然后往其他各处旅行两星期。

我们这一群都是三等搭客，这一大堆男女青年一上了船，不但大唱特唱其国际歌，而且彼此大叫其“同志”，当天下午五点钟吃茶，我一踏进餐室，已和我谈过话的几位便叫我做“中国的同志”，拉我坐在一起。下午茶点，有茶，面包，牛油，饼干。夜里八点到十点晚餐，一汤，一菜，一水果，茶或咖啡听便。因人数多，分两班吃。寻常在船上和同船的搭客们共餐，本来没有什么特别情形，但此次在西比尔船上所遇的这班孩子们，却有些不同。美国人的性情本来比别国人来得活泼愉快，而这班孩子们的年龄大抵都不过在二十岁左右，（同舱中也有年龄较大的，但居极少数，）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满餐室里面都充满着活泼愉快的空气：不是谈论这个，便是争辩那个，而在谈论和争辩里面大抵都出以隽永有趣的口吻，往往几句笑话，弄得你笑不可抑，全室哄然，谈话声和笑声总是继续不断地发挥着它们的力量；他们又善于唱歌，只要有一两个人在嘴上哼出几句，便像一块石头掷在湖面，波纹由近而远，彼此唱和起来，倏然间餐室一变而为合唱大会了。

餐室里有许多人，而捧盘送茶的只一男两女，有一个女侍者名叫娜扎，年青貌美，笑容可掬，而做事尤聪明伶俐，大家都喜欢叫娜扎，尤其是有时她捧出的是什么好菜——例如鸡——一列一列的桌上轮流欢呼“娜扎”三次，继以大笑，娜扎也笑眯眯地来去照料，因客多而侍者少，我们这班孩子们看见他们忙，便有好几个出来帮忙，夹入凑热闹，而全体也极力设法节省种种手续，例如每样菜不必侍者将每盘分别递给各人，只须站在桌的一头，由各人换着次序把菜递下去。吃完收盘的时候，也是这样，各人把空盘依次递下去，堆在桌的一头，再由侍者一齐拿去。这样琐屑的小事，我所以还追想得津津有味，事的本身不足道，我所注意的，是这班搭客和船上执事者之间，似有一种不易形容的友谊和同情。他们帮助搭客，搭客帮助他们，都是出于欣欣然满腔热诚的态度。

到夜里知道我同房间的旅伴有一个是美国人，当过律师多年的；一个是英国人，向在法国一个天文台里任事；还有一个是美国失业队里的化学工程师。这个失业的化学工程师年龄在三十左右，我和他还谈得来，前两位便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物了，我和他们略为交谈后，觉得在思想上格格不相入，使我感觉到年龄相差太远，思想上也往往彼此隔阂，所以一时代是一时代的人物，很难勉强凑合，虽则也有老前辈思想并不落伍的，那是极少数例外。我们所要自勉的是要使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一同进步，不要听任思想随着年龄的老大而也老朽起来。

廿三，十一，六，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