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四月六日下午乘一点三十六分火车离开柏林，两点到莱城（leipzig），承友人周景俞君到站照拂。周君担任莱城大学东方学院中国文讲师，在德十年，专研哲学，一望而知为学养渊深的学者。我们相见后，除交换关于德国的感想外，大谈哲学问题。莱城虽为德国中部名城，但街道上行人稀少，气象静穆，已远非柏林之急迫尘嚣可比，所以连日偕同奔走参观，而在途中步行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却好像一直开着谈话会！

到的当天下午，记者就和周君同往参观战胜拿破仑纪念碑（德文原名为völkerschlacht －

denkmal，可译联军战役纪念碑）。这纪念碑是纪念一八一三年普鲁士，俄国，奥国和瑞典等的联军战败拿破仑于该地而建立的。当时拿破仑率军十八万人，联军达二十七万五千人，两方人数共在四十五万人以上，不能不算是一场大战了。连打四天，才决胜负，拿破仑终于不得不率领着残军退出德国。这个纪念碑虽名为碑，其实不止是个碑，好像是个大石塔，在一个十八尺高的小墩上，前面临着一个大池塘，石塔本身有三百尺高，石塔前面有两百尺阔，由石门入内，登五百石级，得窥全城远景，内部高亦两百尺，有奇大无比的四大石像，象征勇敢，自我牺牲，信仰，和民族的力量。每一石像有三丈高（坐着的），手指一个有四尺长，脚一只有七尺长，头一个有三万斤重！这纪念碑开始建造于一八九八年，十五年才造成，用石六万万磅，用费六万万马克。可以算一个“大”字！上海话有所谓“戇大”，“大”的东西看去确有些“戇”气！我对周君说，我们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真正废除后，也要用一种“戇”而且“大”的建筑物来纪念它一下！

第二天（四月七日）上午参观德国图书馆（deutsche bucherei）和大理院（reichsgericht）。

这个德国图书馆是德国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凡是用德文著的书报，无论在国内外发行的，都搜藏在里面，尤以每年编行两次的最完备的图书目录为其特色。该馆开始建筑于一九一三年，在欧战困难期中仍努力进行，一九一六年居然完成。建筑费用去二百万马克，每年经费需二十五万马克，办事者一百五十人，现有藏书百万余卷，将来逐渐扩充，可藏三四千万卷。第一层最大的阅书室里可坐五百人，这阅书室里所有定期刊物达两万种以上。据说每天读者人数约自一千二百人至一千五百人。但看该馆所备统计表，自一九三〇年以后，读者的每年总数，一年比一年减少。我们知道世界经济恐慌是开始于一九二九年的，刚开始的第一年中也许还见不到影响，从第二年起，影响便很明显。可见精神的滋养料固重要，而面包问题更重要。

欧洲各国对于大理院的建筑，大都特别考究，莱城的大理院既为全德国的最高法院，其建筑之堂皇富丽，那是不消说的，该院的中央高顶就有二百二十四尺高。我们进去参观时，正在审问一个共产党的案子，我们旁听了半小时。受审的那个共产党员两旁有两个警察夹着坐，森严得什么似的。但是在那样美术化的法庭，旁观者却好像在那里看戏。不过大理院虽巍然存在，现在留下的效力有多少，倒是个很大的问题。纳粹得势之后，穿着褐衫或黑衣的党员，随便可以抓人，随便可以处罚，已不知置法院于何地，最近于五月三日索性另立所谓“人民裁判法庭”（“people's

tribunal”），每院五个法官，均直接由希特勒委任，专司判定有碍于“纳粹国家”行动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刑罚，以期迅速了事，且不得上诉。这样一来，大理院当然可以空闲许多，被认为该死的也可以死得多些快些，横直无须有什么“上诉”的麻烦手续，说你该死就该死，多么痛快！

中午承周君和他的未婚夫人韩女士（奥国人）请在一个有四百年历史的“地下菜馆”（auerbachskeller）吃午餐，这菜馆完全在地窖里，从前德国名诗人歌德（goethe）屡次在这里喝酒，这菜馆便因此大著名，至今还把当时歌德用的玻璃酒杯特别装置在一个玻橱里，以供后来的酒徒欣赏。歌德的名著《浮士德》（“faust”）中的人物浮士德，据说当时确有其人，也到过这菜馆里喝过酒，他所用的酒桶，至今还在，另在一室布置着《浮士德》中的一幕，以供众览。这菜馆竟把已死的歌德做“招徕工具”了！

午餐后韩女士请我们同到她的大学女生寄宿舍里喝她自备的咖啡。她是曾来中国讲学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的内侄女，莱城大学医科高材生，专研妇女儿童科，那几天正在应考德国国家博士学位。周君在杜里舒家里遇着她，做了一年多的朋友，因通信研究人生观而成了知己，将来中国多着一位良医，却也是一件好事。

下午五时许周君带我去看一位“中国迷”的莱城大学东方学院教授爱吉士（prof. dr. eduard erkes），号好古。他是个德国人，研究中国国学已二十年。听说对于训诂学很有工夫，曾随周君到中国住北平一年，穿中国衣服，过中国人的生活，和周君换帖，称呼周君的老太爷做“老伯”，能说中国国语，虽不见得很流利，但已可完全达意，能夹在中国朋友中谈天，已很不容易了。满书房里都是中国的线装书。他觉得德国什么都不好，中国便什么都是好的。他尤其念念不忘的是中国浴堂里的擦背，他说真舒服，在欧洲无论如何享不着这样的福气！外国人喝茶必须加糖，有的还要加上牛奶，他却只喜欢照中国的喝法，光喝茶，不加什么，喝的是中国的很小杯子的龙井茶，他说加了糖就喝不来，他还想到中国来做中国人。

莱城向以德国的书业中心著名，书店有一百零十五家之多，有的街上就接连的开着，好像上海石路的衣庄店一样，容纳雇员八千四百人；大小印刷所亦有一千零廿六家，容纳职工三万四千人。但据周君说近年来生意都很萧条，此业中人叫苦连天。其实书业恐慌随着经济恐慌而俱来，这也是很自然的趋势；因为饿着肚子看书，谁也难于坚持到底的！

欧洲各名城中——至少是记者所曾经过的若干名城——都不免有“野鸡”点缀着，莱城既是名城之一，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有一个特色，那便是不但有“鸡”，而且有“老鸡”！这些“老鸡”因为无他法苟延残喘，虽到了四五十岁以上的“鸡”，还须涂脂抹粉，在门口寻生意，只须数十分尼（几毛钱），就得“老风一度”（此处实在加不上一个“春”字了）。周君偶然谈起这件事，也在晚间带我到那几条类乎伦敦的“东伦敦”的街上去“巡礼”一下，只得说一句不忍卒视。我问周君这样的“老风”谁要？他说得不到“春风”的可怜虫，“老风”也要！

有一夜我独自一人回旅馆，途中经过这类街道的附近，有一只“老鸡”向我低声呼唤，我加速度向前直趋，还听见她——也许只好说是它——狠声用德语骂我一声“猪猡”（schwein）！

四月八日，记者于下午乘着一点十四分的火车离开了“老鸡”的名城，于未到门兴（munchen）以前，顺途先弯到一个小城名叫爱郎根（erlangen）的，去看看同船同舱出国而又同游意大利的朋友周洪熙君。当日下午六点十一分到爱郎根。这仅是居民不过三四万人的大县城，中国人来的很少，本地人所看见的中国人当然也极有限，觉得中国不是姓陈的，便是姓张的，要末便是姓周的，所以有时街上儿童们遇见了中国人，便叫你做“陈张周”！（“chen－chang－chow”）这也算是就他们所见识到的范围下的判断。

到爱郎根后，曾和周君及另一位对中国特别有好感的德国朋友梅雪尔君，同乘着一两小时的火车，到附近一个小名城nurnberg去游览了一天。该城约有三十万人口，是中世纪留下来的未经改变的古城，古的城池，古的城堡，古的教堂，古的房屋，古的街道，可谓尽古色古香的能事，在德国各城中确有其特具的气象。我们到了一个五百年前留下的，据说差不多是原样子的菜馆，吃了一顿饭。这菜馆就只有两个小房间，每间大概只有十尺左右宽，二十尺左右深的小地方，每间摆着两三张小桌子，挤做一团，而却是游客必到之地，尤其是因为有各国不少的名人到过。备有两大厚本的来宾题词的簿子，里面各国文字都有，独缺中国字，所以我虽非名人，也写上几句中国字以留纪念。周君也随着写了几句中国字；梅雪尔君正在学中国文，也叫我替他拟几句话，他照抄在上面。该馆以腊肠为最脍炙人口（味道的确特别的好，系中国菜的好味道，不像外国大菜里的东西），但很小，还不及中国式的腊肠一半大，而且一盘只有两根放在一堆萝卜丝上面。这本题词的簿子里，有人题着英德法等国文字的诗，多同声称赞腊肠的美味，但也都嫌小而且少。我们望着盘上两根“短小精悍”的腊肠，看看簿上的题诗，念着吃着，都不禁失笑。也许他们有意叫人吃得少，觉得味道更美，横直他们的生意实在好，不在乎。

四月十三日上午乘九点廿八分车，十二点五十分到门兴。到后承蒙从前同游意大利的朋友李汝照汝亮昆仲和新到德国学习电学的王辅世君同来陪伴同游，很不寂寞。到门兴后，第一印象是所见的男男女女，都和在北德所见的不同——都不及北德的男女生得美，老实的样子和有些土头土脑的样子，随处活跃着。门兴是巴伐利亚邦（bavaria）的首都，纳粹的发源地，有该党总部称“褐色屋”，现在也是实行“褐色恐怖”的一个大本营。该处的德国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博物馆，里面绕走着观览的行人道有一万五千米达长（约等三十里路）。据说仅仅快走一遍要三小时。其中尤其宏伟的是关于开矿（煤矿）工作的部分，在大地窖里布置着大规模的煤矿内部及工作的种种情形，和真的一样，工作的工人就用和人一样大的模型；仅仅许多大整块的煤，当时如何运来布置，就须很大的工程了。

四月十五日上午乘八点十八分车离门兴，下午三点十分到德国西部之佛城（frankfurt a

main），承丁文渊君照拂，偕同参观了两个报馆，一个是国际闻名的老资格的《佛城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素以经济消息及评论擅长，现在“一鼻孔出气”之下，也已奄奄无生气了；一个是纳粹的本地党报，是没收了从前社会民主党的报馆办的，所以馆址及设备都颇完备。此外还看了歌德的故居，他原出身有钱的人家，所以房屋和设备都讲究，现在是空着专备人游览（要买门票）。这位文学家并兼恋爱家，他的房间里壁上，还挂有他的姘头和女朋友的像。

丁君是佛城中国学院的副院长兼讲师，惨淡经营，任劳任怨，现已颇具规模。承他介绍一位该院的女高足德国李格尔女士晤谈（她的中国别号为木兰）。她的德文原名为mariaune

rieger，将姓译成中国文李格尔，将名译成中国文的别号木兰，都颇具匠心，对中国女子特钦慕木兰，也很有意思。她大概有二十三四岁，学习中国文三年，中国国语已能朗朗上口，和记者晤谈时，便是全用中国国语，婉转柔和，她的声气语调，维妙维肖一个中国北平来的好女子，谈话时间虽短，已很使人叹服她的聪明。我笑语丁君说，这是贵院成绩的活标本。

四月十七日晚乘十二点十五分车离佛城，十八日下午四点四十二分到伦敦，由暖热而阴凉，使人感觉到是截然两地了。

一九三四，六，八，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