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

题解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共有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全国，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陈布雷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曾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八十多年过去了，文章对青年诸君提出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还有着积极的意义。

诸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黄花岗烈士死义纪念，我知诸君心中必定觉得很沉痛；因为那一次死难的，差不多全是和诸君同样年龄的青年。兄弟自身的感觉，更和诸君不同；因为辛亥广州起事，距今已经有十八年，在诸君看来，是一种悲壮的史迹，在兄弟则是一种差不多目击而且是并世发生的事实。兄弟回想到那时节，正是和诸君同样的在求学时代。我们那时候的青年界，革命的心焰，也和现代青年同样的热烈。可是所感到的痛苦，恐怕十倍于诸君。就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的同学，受了清廷“奖励出身”的笼络政策的麻醉，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扫净，上焉者埋头不问世事，下一等的便只想毕业以后去作官，对于昌言革命的人，差不多非笑嘲谑，无所不至。所以我们当时所感到的痛苦，并不是学校当局的压迫，乃是四周死气沉沉的冷空气。

突然间霹雳一声，有百数青年不自量力的去进攻总督署，这是何等惊人的新闻！而且这许多实行革命的青年，都是从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得了高深的知识回来，有学政治、法律的，有学科学或医学的。他们竟肯抛弃了他们功名利禄的“前程”去做这样悲壮的牺牲，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何等深刻的反省材料。

那时候宣传这件悲剧最热心的，要算上海的《神州日报》。这个报纸是和张静江、于右任、杨笃生诸先生都有关系的，他们就乘这机会来鼓吹革命，他们很详尽的载登了举事和死难的经过，很精细的描写死难烈士的家庭情形和传记，很艺术的介绍死难烈士的遗容和遗墨。这一来，真使得“天下震动”，向来寂寞寡情的青年觉悟了，向来怀疑革命的老前辈因怜才观念而流泪了，向来轻视革命势力的清廷官僚，震惧得不可名状了，甚而至于满洲宗室，也不敢再坚持高压政策，而有一部分人主张速行立宪了。因此而所谓清廷内阁的意见愈加分裂，昏庸的亲贵为之心惊胆落，各处的义士愈加慷慨奋发，结果遂有辛亥八月的武昌起义，以开中华民国的初基。

所以黄花岗烈士的死难，在事实上没有寸土尺地的成功，而精神上实在是推翻清廷的主力。我们景仰先烈，应该认识他们这一种慷慨轻生的精神，和转移风气的力量。这一役最使得我们注意的便是：

（一）他们的壮烈。他们那时候出发攻打督署的，只有一百三十人，而死难的有七十二人。其间有不少福建的青年学生，本是预备回福建去革命的，经过香港，知道广州大举，便踊跃的加入。这样的服从干部和只求革命成功的纯洁精神，是值得我们追念的。

（二）是他们的牺牲精神。死难烈士中有两位姓罗的和姓李的，他们本来是受命率领死士去占领军械局和电报局的，可是在起事前两天，已经由干部变更计划，命他们中止了，但他们仍旧只身加入，力战而死。

（三）是他们的勇敢。那时候大多数都是文弱的书生，像朱执信先生，便是一个著名极文弱的少年，但他也加入了战线。

（四）他们情感的真挚。我们从方声洞、冯超骧、林觉民诸位烈士的诀别老父、爱妻的遗书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公而忘私。但也不是完全否认了家人之间的情感，他们在死生呼吸中，诀别家人，或者勉励妻子善视老亲，或者劝慰父母为大义节哀，都是缠绵悱恻可以令人下泪。近代青年中有的只知道谈恋爱，图享乐，有的以为革命和情感根本不相容，非斩绝一切的情感，便不能革命。看了黄花岗烈士的榜样，似乎可以找出一条路径了。

我上面讲的话，是要供青年诸君深思刻省的资料，并不是说要求诸君个个人像烈士般去牺牲生命。生命的牺牲，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革命环境已入一个新时期，青年诸君肩头要担负的责任，有比牺牲生命繁重十倍，艰难十倍的。从前革命的对象是反动的威权，只要不怕死，就有成功之希望；现在革命的对象更复杂，军阀、帝国主义以外，还有潜伏各处的种种的反动势力，不觉悟的社会，不健全的政治，急切不能整理好的国家，都要靠我们拿出精进的力量来奋斗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不怕死以外，还要不怕难，不惮烦。我们要学从前理学家的一句格言，叫做“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不存决死之心，决不能负求生之任；不为求生而决死，即便是无目的地导引民族入于毁灭之途了。

兄弟如今有一个比喻，黄花岗死难烈士，好比我们的长兄，为了保家复仇，慷慨的决斗而死了，剩下来未报的仇，未铲除的敌人，未完成的事业，未振起的家庭，未长成的遗孤，都要我们来负责的。所以我们的责任，十倍的重大，我们的前途，格外的困难。诸君当中没有接受三民主义的，兄弟要求诸君认清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地位，和国际情势的迫切，一致集中在三民主义下来奋斗。已经入党的同志，兄弟要求诸君不可以不满意党务政治一时的现象而灰心丧气，去从享乐主义找出路，也不可以为愤激而丢了三民主义而别寻路径。须知道我们取得党籍，正和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一样有郑重的意义，我们难道为了国家一时没有清明的希望，而去加入别国的籍么！我们要想到黄花岗烈士死难的时代，革命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然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去干。现在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地位，我们可以因小小的挫顿或失望，而丢却我们的责任么！

青年诸君！请追念烈士的遗型，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不怕死。死且不怕，而岂怕难！同时我们得以忍痛负重的精神，不断的向各方面努力，时代所需要于我们的，确不仅是“不怕死”。我们的责任，确是比先烈十倍的繁难。但这是我们的注定的命运，我们只有积极的接受，加倍的努力。先烈的好榜样，便是我们的指路碑。

阅读延伸

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