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公

题解

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都会规定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也就是说，自由并不是绝对的，需要人们主动去争取，同时还要有自律他律的合理约束。文章阐释了自由的重要性和相对性，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自由“是各项权利的集成”，“必须个人的宗教、政治、伦理及经济多方面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方有整个健全的自由可言”。

什么叫做自由？各人的见解不同，有人说自由等于“放纵”，有人说自由系指“不受拘束”而言。实则此种解释，都是错误。须知自由云者，只是人生精神的条件之一。“放纵”与“不受拘束”固然不足以替代自由，“自检”与“服从”何尝能产生自由？自由之所以为人生精神条件之一者，其理异常浅显。一个人生在社会之中，决不能孤独自守，与群隔离。故在社会的立场言之，任何个人，都要做一些工作，都要尽一部分的责任，才足以维持这个由于个人集合而构成的社会。但如何可使个人都能尽其本分，役于社会，第一要予个人以物质生活的条件。例如衣、食、住便是个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非具有此种条件，个人不但不能致力于社会，且欲苟全一己的生命而不可得。职是之故，穷人的拯救，乞丐的收容，以及难民的赈济，都是社会的必要工作，也可说是社会对于个人应尽之义务。除了物质生活条件之外，尚有精神生活条件，也是个人生存方面所不可缺少者。例如自由，便是个人精神生活条件之一种。因为假使个人没有自由，他的行动、思想、言论就都要受着极严的限制，试问他怎样能够各就所能致力于社会以尽其一分子的责任呢？其次，个人精神生活之重要，实不下于物质生活。因为一个人单单有了足够的衣、食、住，而毫无知识与技能，足供社会之使用，在他自己是麻木不仁，而在社会则少一健全分子。故个人生活之意义，决不仅在求物质生活之如何满足，而亦在求精神生活之如何发展。发展个人精神生活之先决条件，便是个性之认识及其启发。各人的个性不同，而必须借助于自由以启发之，则无论男女贫富，一律相同。譬如某甲的个性，宜于学习音乐，则当其学习音乐之时，行动与思想之自由，决不可缺少。因为非在自由学习的环境之下，不能启发其个性，不能培养其精神生活。又如某乙的个性，宜于做一新闻记者，则当其充任新闻记者之时，他所需求的言论自由，当然格外重要。因为新闻记者所主持者，为公开的言论，为社会的消息，假使他的言论自由完全剥夺，不但他的个性无从启发，即新闻记者的立脚点亦已发生问题。这样看来，无论怎样的智愚不一，各人的个性之启发，最是重要。但如何可使之自然启发，便非予个人以自由不为功。故曰，自由的最大功用，即在启发各人的个性，藉以培养与发展其精神生活。

又次，个人自由的重要既如上述，然则所谓自由，究竟是绝对的呢，还是相对的？关于这一点，稍有法律知识者皆知自由之界，限于法律，法律界内的自由，乃是真正自由。故个人有行动的自由，而盗匪行劫，警察必须拘捕，这便是因为盗匪的行动违背法律之故。至法律何以要限制个人的自由，其理由也很明显：

（一）没有法律，即没有秩序，在无秩序之社会之下，名为人人自由，实则少数人有自由，多数人得不着自由。今以极小事例为证。西方人买了票上火车的时候，无有不鱼贯而入，秩序井然，丝毫不乱。此无他，西方人注重守法，爱护秩序，故个人很自由，不致被他人所摧残。回顾我国则不然。买票时已极拥挤，上车时尤极凌乱，纪律毫无，秩序荡然。结果强者占胜，而弱者吃亏；且所谓强者，事实上只居极少数人。故曰，在无秩序的社会之下，只有少数人享着自由，至于多数人的自由，实际上已被此少数人践踏殆尽，却鲜有人加以注意而已。

（二）法律所以要限制个人的自由，目的无非保障个人的正当职务。换言之，就是扶助个人才能之发展。试举例以证之，医生的职务重在治人疾病，为社会谋幸福。此即医生的最大责任，亦即其行医者个性之所在。但如国家法律不加以严密的甄别，则鱼目混珠，弊端立见。结果可使江湖医生，藉悬壶以骗财者，比比皆是；而洁身自好的医师，或将退避三舍，无以立足，亦未可知。于此可见法律限制个人自由，初非剥夺其自由，乃是保障其自由。行使正当职务的人，其自由既受法律之保障，行使不正当职务的人自可销声匿迹，无所施其奸计。这便是法律的效用所在，亦即自由不能不受法律拘束之重要原因。

自由是人生的精神条件之一，这层意思已经申述如上，现在有一疑问发生：自由是天赋个人的权力呢，还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十八世纪以来，西洋学者以为人类生而自由，故个人的自由，每每看做天赋的一种权力。天赋人权之说，势力很大，至今还有许多人笃信此说。实则自由是权力之说，按诸理论，殊欠圆满。自由只是各项权利的集成，却不是一种单纯权力的表现。这是因为人生本来是多方面的，所以一个人要在某一方面启发其个性，就不能不享着一种“利于个性启发”的权利。那种权利，便是我们所谓自由。例如宗教，可说是人生一方面的活动，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未尝不常常顾到我们自己的个性所在。崇拜西洋文明者，往往倾向于“基督教”；醉心于印度哲学者，往往倾向于“佛教”。各人的个性不同，因此各人对于宗教的信仰，亦随着不同。但无论信仰怎样的不同，社会方面与国家方面，总应该给以完全的自由，使他们各就性之所好，决定自己的信仰。故自事实而论，所谓宗教自由，实仅限于信仰方面的自由，并且此种自由，只是人生一方面的权利，与其他种种权利并合起来，才构成个人自由。故曰，自由不是单纯权力的表现，乃是各项权利的集成。明乎此义，可知一个人单单享着宗教信仰的权利，而没有政治活动的权利，他的自由，并没完备。易言之，必须个人的宗教、政治、伦理及经济多方面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方有整个健全的自由可言。各国人民对于参政权之重视者在此，各国经济解放之呼声日高者亦在此。

阅读延伸

约翰·密尔《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