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天气好得古怪。明天又是个了不起的节日，一共有两天玩儿。官儿们都打算好好寻一回乐，于是秘书刘培本先生书室里坐了几个他的同事。

他们谁都爱上刘培本先生家里来：刘先生待人殷勤，跟什么人都谈得上，款客的东西又都是怪精致的，饭菜也合上他们的口胃。此外还有是，刘太太很大方，谈锋最健，又什么都懂得，不论你抓住了个什么题目她会尽跟你说下去的。现在可抱歉得很：她不在家。

刘培本先生正送走了两个客回到书室里来。

他是矮小个子，远远地瞧来像根牙签：在座的诸位就个个都显得怪高大的了，即使是王科长一脸顶长的那个，他的科员们都叫他“一寸五分丁”的。刘秘书个子一小，好像因此那班下属就都不怕他，不管他高兴也好，绷着脸也好，他的书记总示威似地挨到他面前，像要一脚就由他胸袋上跨过去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他勤务发着怒，跳得很高，可是那勤务满不在乎，只好奇地瞧着桌上的墨盒，似乎要看看刘秘书到底跳不跳得进去。但同事们并不因他长得矮小就失去对他的敬意，刘秘书自己没理会这个岔，他还是留着他的胡子，像机械画地崭齐着，还让它涂了油似地放着光。他脸上也比别人的短一截，仿佛给谁压了一把。眼睛也小，一边一个安放在阔阔的鼻子上，把距离弄远了点，瞧来像个比目鱼。

回到房里，他搓搓手透口气。

那一寸五分丁打个呵欠，没劲儿地问：

“那俩是谁？”

“那老者是梁梅轩。那三十几岁的是他外甥，大概不是亲的……或者是亲的，我弄不清了。……晤，不是亲的。据说他才来。他叫白慕易。”

那个似乎又打了个呵欠。他嘴老张着，像脸上的肌肉太有剩余，闭住了怕肉会剂起来：他在不在打呵欠是很难辨别的。

“他干什么的，现在？”一寸五分丁胶似地追问。“他想找事吧？那老头儿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那三十几岁的想找事。”

“老头儿呢？”

“他有个事：当录事。”

“录事？他……”

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秦先生随手拈了一角广东月饼塞到嘴里去。

“老王你干么那么关心他？”秦先生嚼着说。一大滴吐沫从嘴里迸出来，他赶快用手背揩去。

“我爱打听这些事，”一寸五分丁也拈了一角月饼，嘴更张大了点：可并不是吃月饼，他是说话。 “我高兴起来还得做个统计：找事的多少，撤差的多少，找到事的人多少，什么出身找到的什么事。这是很有趣的，而且……”

秦先生又拈角月饼。

“得了罢：自己的事还管不了还管别人的！”

“怎么，这也是社会问题呀。”

他觉得这句话说得很漂亮，便又自语地重一句：

“社会问题呀。”

手里的月饼好几次要塞到嘴里去，嘴老没闲。这回很快地丢进嘴，像是再迟一下就没机会吃似的。

“社会问题！”秦先生咕噜一句。又吃了一角月饼：他的吃月饼仿佛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替别人尽义务。

一寸五分丁当作没听见，他钉着刘培本问：

“那老头是……．那梁……梁……梁什么啊？”

“梁梅轩。”

“梁梅轩。梅兰芳的梅？……录事，怪不得！那付可怜相一老一实全摆在脸上，所以说……”

刘先生摆着同情的脸色。

“暧，他真可怜。他在外面混了一世，如今还是录事：三四十块钱要养活一家人，家里有个太太，还有个媳妇，儿子不知在那里当警察还不知是勤务兵。三四十块，他也要活下去。……其实他书读得并不怎样。”

坐在角落里的一位先生，一脸须根，和尚头，被叫作罗汉，他一直在默然抽着烟，这里他突然站了起来：

“他们本领真大：三十几块钱，要付房租，要吃饭，要养活家人，他们也维持下去了。说不定他们还要到夫子庙喝喝茶，听听戏，高兴起来要去看看电影，他们倒也不觉得苦。本领真大。年青点的还要嫖嫖姑娘，他倒并不负债。吃也吃得不坏。我们也一样的是人，我们总是不够用。这道理我无论如何想不通。”

秦先生插进来了，他嘴里又衔着了月饼，说起话来像掉了门牙似的声音：

“人总是这样的，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他们现在一个月，譬如说一个月拿三十五块钱，刚够用，要是五十块一个月呢，还是刚够用，他决不会每个月贮蓄十五块的。人总是这样的，对不对？譬如我们……就譬如老王，你每月二百六，你刚够用……”

“我不够用。”

“晤，你不够用。譬如—个月亏五十块，不，我们就说是四十块罢——每月亏四十。你要是加了薪，加到三百，你还是不够的。加到四百，你也不会每月积蓄一百块的。人总是这样的。他们当特任职的，每月八百，他靠这八百可聚不起钱来。”

他停了停，把碟子里最后一角月饼放到嘴里。

“人总是这样的，”他很快地吞了嘴里的东西。“说是这样说，但是每个人总是想升官，小官想大点的，没官做的想做官。”

刘培本先生觉得发言的机会到了，他搓搓手。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他慢慢地说。“就像那位梁梅轩那样，他非常想升个办事员。其实据我想，升到了办事员他还不够用，又想要科员了。十等科员要升九等，九等要升八等，但是都不会满足的。他升到一等科员又希望当科长秘书了。还而且……”

他咽了口吐沫又说下去：

“还而且……至于有许多不必做官的，他也……我们是没有法子，是不是，除了干这些东西以外我们只好饿肚子的：我们不会做生意，又不会打铁，只好靠靠‘等因奉此，吃饭。他们呢，根本不这样想，他们以为在机关里吃碗饭是了不起：他们有许许多多，我亲眼看见许许多多，他们本来有方法吃饭，但是他们……”

秦先生很快地——

“但是他们想做官！”

“对了，”过一回，“对了对了，”刘先生微笑着。“就像那位白慕易同志……”

说着就打住了，点一根烟卷。

秦先生瞧着他的脸：

“那位白同志就是个想做官的？”

“不错，”那个把两个腿子叠着，把皱了的衣裳弄弄好，做个很舒适的样子：你一见就可以知道他有大篇话要说。“不错，白同志的确想做个什么机关的职员。你们猜猜看他出身是什么？”

“中学生。”

刘培本先生摇摇脑袋。

“完全不对。你知道他是什么：是裁缝！他是个裁缝，在他自己那地方当裁缝的。大概后来他觉得当裁缝没出息，或者是以为失了他的身份，他就只想到衙门里吃份饭。他后来跑过几个机关，最近在那个县公署里当过几个月承发吏。……”

“什么？”

“承发吏——官吏的吏。……晤，承发吏。此外大概还当过二十块钱上下的小官。其实他做裁缝每个月也可做二十几块钱，好的月份甚至于可以赚到四十。但是他不愿意干：大概总是怕失了身份。他家里倒是……说句腐化的话，是所谓书香世家，到他上一代手里就很难维持了，他父亲是开子曰店糊口的，大概因此慕易同志不屑做裁缝。其实做裁缝做官有什么上下，不都是一样的职业？而且……晤，很困难：找什么事呢？办稿怕他还办不了。管账呢，别人不会凭空请你管的。只能当当写字的路子了。不过也还是……”

“我说那位白同志准没见过世面，”一寸五分丁说。“你想，别人大学毕业，大学士，还有当司书录事的哩，你凭一个木匠资格——是木匠吧？”

“裁缝。”

“是啊，裁缝，你瞧！”他摆摆手。

刘培本于是说了许多实例。像一个北大毕了业的找事找不着，只得替一个小学校当门房。像一个在美国学电工学了十一年回国，在一个地方当书记等等。他一面说一面来回地走着：从这排窗子口走到对面。时时抬起头来瞧瞧壁上挂着的字画：都是带灰黑的，有许多蛀虫啃的洞。在许多中国名人字画挤着的中间，还有帧油画怪孤独地呆着，刘先生向这帧画瞧的时候顶多。

说完了那些故事，刘先生就在油画前面站住了。这是他一个朋友画的，据说属于后期印象派，要是你第一次到刘先生书室里去，他总得介绍一下：

“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好不好？这是后期印象派，不是前期。我这朋友在巴黎学画学了八年。”

那你当然要去看那画了：四五个胖胖的红得发紫的苹果像生了冻疮，一个麻油瓶，旁边站着个断了膀子的女人，很起劲地瞧着那瓶麻油，再次是个话匣子，后面还有几个黄色圆东西——不知是皮球还是窝窝头。……

“所以很困难！”刘先生结束他的谈话。 “可惜我没有学到一行手艺，不然哪个高兴来干这……”

罗汉先生在这儿发表了一个意见：他认为出身不出身满没关系，最要紧的是人缘。

“可是人缘还不如机缘，”秦先生修正一下。

“那自然，”罗汉微笑着。于是又放低了声音： “机缘的确最要紧：阿望现在不是靠臀部吃饭么。”

几个人都从心地笑起来。

“糟糕透了，”秦先生说， “白慕易同志连这点都不够资格！”

然而从刘秘书家里辞了出来的白慕易同志可不这么想。他满肚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