豂子君鉴：

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回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也。剧之为物，所以见重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邪？尊论谓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剧曲固有之优点，愚诚不识其优点何在也。

欲以“隐寓褒贬”当之邪？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美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

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若谓其打有定法，脸有脸谱，而重视之邪？则作八股文之路闰生等，写馆阁字之黄自元等，又何尝无细密之定法，“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然其果有文学上美术上之价值乎？

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独秀一九一八，六，十五。

附张豂子书

记者足下：

仆自读《新青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仆以为文学之有变迁，乃因人类社会而转移，决无社会生活变迁，而文学能墨守迹象，守古不变者。故三代之文，变而为周、秦、两汉之文，再变而为六朝之文，乃至于庸、宋、元、明之文。虽古代文学家好摹仿古文，不肯自辟蹊径，然一时代之文，与他一时代之文，其变迁之痕迹，究竟非常显著。故文学之变迁，乃自然的现象，即无文学家倡言改革，而文学之自身，终觉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应时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进其变化而已。

梁任公之《时务报》《新民丛报》，在前清时代八股思想未除净尽之日，乃能以新名词新文体（在当时固为最新之文体），为士流所叹赏，其所著述皆能风靡一时。则文学改良为社会固有之思想，为进化自然之现象，可以想见。故黄远生亦谓“文学之必须改革，乃时代思想当然之倾向”。（见所著想影录）

且文学改良之后，文学上有三大利益：

（一）绝能窒碍思想之弊旧文学之所以当然淘汰，即因其窒碍思想：如八股为旧文学中最劣等之文学，明太祖创设此种文学，即所以使人民绝对无思想之自由也。新文学第一利益，即使吾人思想活泼，不致为特种情形所障碍，而常有自由进取之精神。

（二）使文学有明确之意思真正之观念旧文学之弊，在笼统含糊；黄远生旦以“笼统为国人之公毒，不仅文字一事。”（见《东方》杂志远生所著《国人之公毒》一篇）新文学则绝无此种弊病，一字有一字之意思，一句有一句之意思，一段有一段之意思，一节有一节之意思，文字浅显，而意思明确，多作此种文字，可使吾人头脑清楚，知识明白。

（三）为文言一致之好机会新文学干净明白，使人易于了解；且杂以普通习用之名词尤为雅俗所共晓：如“结果”“改良”“脑筋简单”“神经过敏”以至“当然”“必要”“事实”“理想”等语，一般社会，几成为一种漂亮之俗语，尽人皆能言之，而文学上用此等语调，亦仍不失为雅洁，此岂非文言一致之动机乎？

有此三事，故仆对于改良文字，极表赞成。至于改良上具体的办法，如胡、钱诸先生所举，仆最表同情者，为“不用典”一事，因此事最足以窒碍思想也“袁随园亦谓“用典如陈设古玩，各有攸宜，然明窗净几，亦有以绝无一物为佳者，孔子所谓‘绘事后素’也。”又谓“唐人诗不用生典，叙风景不过‘夕阳芳草’，用字面不过‘月露风云’，一经调度，便日月轩新；犹之易牙治味，不过鸡猪鱼肉，华陀用药，不过青粘漆叶，其胜人处，不求之海外异国也”，云云。能不用典故，一意白描，询文学上之最美者也。

此外若趋重白话一节，仆亦赞成。惟以《水浒》《西厢》等书为极有价值的文学，与金圣叹批评《才子书》同一见解，而金圣叹之批评，乃未尝一为胡、钱诸先生所援引，岂尚怕与人苟同耶？仆以为圣叹之批评，亦甚有价值，以其思想，即文学改良的思想也。先生等既倡言改良，而吐弃其人，不屑一称道其与先生等同一之论调，此仆所不解也。

仆尤有怀疑者一事，即最近贵志所登之诗是也。贵志第四卷第二号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诗，纯粹白话，固可一洗旧诗之陋习，而免窒碍性灵之虞。但此诗从形式上观之，竟完全似从西诗翻译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诗否，尚属疑问。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耶？西人翻译中国诗，自应作长短句，以取其便于达意。中国译外国人诗，能译成中国诗体，固是最妙；惟其难恰好译成中国诗体，故始照其原文字句，译成西洋式的长短句。《宰羊》一诗，及其他《人力车夫》《鸽子》《老鸦》《车毯》等作，并非译自西诗，又何必为此西诗之体裁耶？《旅欧杂志》载汪精卫先生译fablesdeflorian 一诗，作五言诗体，韵调格律亦甚自然。彼译西诗，且用中国固有之诗体。先生等作中国诗，乃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之讥，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清华月刊》载《忏情丛谈》，对于先生之文学改良谈攻击甚力，于白话诗尤甚。）

仆之意思，以为文学改良，乃自然的进化。但一切诗文，总须自由进化于一定范围之内。胡先生之《尝试集》，仆终觉其轻于尝试，以此种尝试（沈先生之《宰羊》诗等，皆统论在内），究竟能得一般社会之信仰否，以现在情形论，实觉可疑。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故敢致书于贵记者之前，恳割贵志之余白，以容纳仆之意见，并极盼赐以明了之教训，则仆思想上之获益，当必有更进者。

又戏剧为高等文学，钱、胡、刘三先生所论极是。胡适之先生更将有《戏剧改良私议》之作，刘半农先生亦谓当另撰关于改良戏剧之专论，仆皆渴望其发表，以一读为快。但胡适之先生《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谓“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俗剧下自注云，“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皆是也”。此则有一误点。盖“高腔”即所谓“弋阳腔”，其在北京舞台上之运命，与“昆曲”相等。至现在则“昆曲”且渐兴，而“高腔”将一蹶不复起，从未闻有“高腔”起而代“昆曲”之事。

又论中所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乃绝对的不可能。此言亦甚长，非通讯栏所能罄。刘半农先生谓“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字”，云云。仆殊不敢赞同。只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则“二进宫”之三人对唱，非中国戏耶？至于多人乱打“乱”之一字，尤不敢附和。中国武戏之打把子，其套数至数十种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优伶自幼入科，日日演习，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过合，尤有一定法则，决非乱来，但吾人在台下看上去，似乎乱打，其实彼等在台上，固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也。

又钱玄同先生谓“戏子打脸之离奇”，亦似未可一概而论。戏子之打脸，皆有一定之脸谱，“昆曲”中分别尤精，且隐寓褒贬之义，此事亦未可以“离奇”二字一笔抹杀之。

总之，中国戏曲，其劣点固甚多；然其本来面目，亦确自有其真精神。固欲改良，亦必以近事实而远理想为是。否则理论甚高，最高亦不过如柏拉图之“乌托邦”，完全不能成为事实耳。近有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戏曲固有之优点，其思想亦新，戏剧改良之议，仆以为可与彼一斟酌之也。

附录一胡遣之的跋

豂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但来书所云，亦有为本社同人所不敢苟同者，今就我个人私见所及，略一论之。

来书云，“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那？”又云：“汪精卫先生译西诗且用中国固有诗体。先生等作中国诗，乃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今试问何者为西洋式之诗？来书谓沈、刘两君及我之《宰羊》《人力车夫》《鸽子》《老鸦》《车毯》等作皆为“西洋式的长短句”。岂长短句即为“西洋式”耶？实则西洋诗固亦有长短句，然终以句法有一定长短者为多，亦有格律极严者。然则长短句不必即为西洋式也。中国旧诗中长短句多矣。《三百篇》中，往往有之。乐府中尤多此体。《孤儿行》《蜀道难》皆人所共晓。至于词，“旧皆名长短句”。词中除《生查于》《玉楼春》等调之外，皆长短句也。长短句乃诗中最近语言自然之体，无论中西皆有之。作长短句未必即为“西洋式的诗”也。平心论之，沈君之《人力车夫》、最近《孤儿行》，我之《鸽子》最近词。此外则皆创体也。沈君生平未读西洋诗，吾稍读西洋诗而自信无摹仿西洋诗体之处。来书所云，非确论也。

以上所说，但辩明吾辈未尝采用西洋诗体。并非谓采用西洋诗体之为不是也。吾意以为如西洋诗体文体果有采用之价值，正宜尽量采用。采用而得当，即成中国体。然此另是一问题，兹不具论。

来书两言诗文须“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试问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外”，又有何不可？又何尝不是自然的进化耶？来书首段言中国文学变迁，自三代之文以至于梁任公之“新文体”，此岂皆“一定范围之中”之变化耶？吾辈正以为文学之为物，但有“自由变化”而无“一定范围”，故倡为文学改革之论，正欲打破此“一定范围”耳。

来书谓吾之《尝试集》为“轻于尝试”，此误会吾尝试之旨也。《尝试集》之作，但欲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以作诗，及白话入诗有如何效果，此外别无他种奢望。试之而验，不妨多作；试之而不验，吾亦将自戒不复作。吾意甚望国中文学家都来尝试尝试，庶几可见白话韵文是否有成立之价值。今尝试之期仅及年余，尝试之人仅有二三；吾辈方以“轻于尝试”自豪，而笑旁观者之不敢“轻于一试”耳！

来书未段论戏剧，与吾所主张，多不相合，非一跋所能尽答，将另作专篇论之。推吾《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所谓“高腔”，并非指“弋阳腔”，乃四川之“高腔”，四川之“高腔”与“徽调”“京调”、同为“俗剧”，以其较“昆腔”“弋阳腔”皆更为通俗也。

胡适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录二钱玄同答的信

豂子先生：

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朱熹做《纲目》学孔老爹的笔削《春秋》，已为通人所讥讪；旧戏索性把这种“阳秋笔法”画到脸上来了：这真和张家猪肆记■形于猪鬣，李雪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之“真精神”乎？

金圣叹用迂谬的思想去批《水浒》，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厢》，满纸“胡说八道”，我看了实在替他难过。玄同虽不学，然在《新青年》上发表之文章，似乎尚不至与金氏取“同一之论调”。

钱玄同 1，april，1918

附录三刘半农答的信

豂子先生：

“二人对唱”一句话，仅指多数通行脚本之大体言之；若要严格批驳，恐怕京戏中不特有《二进宫》之三人对唱，必还有许多是四人对唱，五人对唱，..以至于多人合唱的。且“唱”字亦用得不妥：——戏子登场，例须念引子报名，岂可算得唱；淫戏中的小旦小生，做了许多手势，只用胡琴衬托，并不开口，岂可算得唱；《下河南》中，许多丑角打混，岂可算得唱；..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是足下所驳倒者，只一“二”字；鄙人自为批驳，竟可将全句打消。然我辈读书作文，对于所用字义，固然有许多是一定不可移易；却也有许多应当放松了活看的。这句话，并不是鄙人自为文饰，汪容甫的《说三九》，早就辩论得很明白了。

至于“多人乱打”，鄙人亦未尝不知其“有一定的打法”；然以个人经验言之，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着花脸的，裸着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眼花镣乱，头昏欲晕。虽然各人的见地不同，我看了以为讨厌，决不能武断一切，以为凡看戏者均以此项打工为讨厌，然戏剧为美术之一，苟诉诸美术之原理而不背（是说他能不背动人的美感，足下谓“吾人台下看去，似乎乱打”，似即不能动人美感之一证），即无“一定的打法”，亦决不能谓之“乱”，否则即使“极规则，极整齐”，似亦不能谓之不“乱”也。

刘半农一九一八，四，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