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陵先生：

尊意分“自由恋爱”与“极端自由恋爱”为二，且赞成其一而反对其一，愚诚不解；恐看时误会者，不只愚一人也。盖既已赞成恋爱，又复赞成自由恋爱，尚有何种限制之可言，而不谓为极端主义乎？

“自由恋爱”，与无论何种婚姻制度皆不能并立，即足下所谓论理的婚姻，又何独不然？盖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并为一谈也。结婚者未必恋爱，恋爱者未必结婚，就吾人闻见所及，此事岂抽象之玄想？

堕胎溺儿诸事，诚即足下所谓“婚后之不德”；其主因乃在避贫与苦耳，字之以极端自由恋爱，殊不伦也。西方堕胎溺儿，多避贫畏苦；东方溺儿，且因轻女，于恋爱何涉焉？数获手教，恕不一一作复。

独秀一九一七，八，一。

附刘延陵书

独秀先生：

接到手示后，即有挂号信作复；惟闻天津水汛，交通断绝，不审该信已至京否？今晨得《新青年》六号，先生于敝文评语，固有未合鄙意，今不欲赘：惟开首一语，“刘君此文，在反对自由恋爱及独身生活两种思潮”，甚掩著者之心。敝文主旨：在述婚制进化之迹，而附陈各种制度之得失，文中亦既言之；而文中只反对“极端之自由恋爱”与独身主义，未尝反对无极端二字之“自由恋爱”；文中可以复按也。

“极端之自由恋爱”一语，为弟自创，详明言之，即反对“堕胎”“溺儿”与“独身主义”，而未尝反对“自由恋爱”。盖吾个人不通之定义：极端之自由恋爱，即指但顾夫妇个人之逸乐，而为堕胎溺儿之事，此吾意中所谓婚后之不德。至于无极端二字之自由恋爱，则关于婚前，固毫无可以反对之理；而弟实亦未有一字反对。或者定名不精，致使先生看时误会。惟弟极不愿得罪自由之神，或因此而致世界青年骂我为古家骷髅。敢请将此函登于

通信栏，以明著者之心。不胜盼祷。千千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