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毅先生：

惠书敬悉。过誉增惭。

尊意谓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之内容，此盖“道”字之广义的解释，仆所极以为然者也。惟古人所倡文以载道之“道”，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狭义的解释，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也不远矣。

“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然不善解之，学者亦易于执指遗月，失文学之本义也。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理想派重在理想，载道有物，非其所轻。惟意在自出机杼，不落古人窠臼，此其所以异于抄袭陈言之古典派也。

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惟衡以今日中国文学状况，陈义不欲过高，应首以掊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内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若仍以之载古人之道，言陈腐之物，后之作者，岂非重出之衍文乎？

鄙意今日之通俗文学，亦不必急切限以今语。惟今后语求近于文，文求近于语，使日赴“文言一致”之途，较为妥适易行。

读文选本，诚属要图。吾友沈尹默君（北京大学预科国文主任）方从事于斯，书成当与吾辈宗旨不相远也。此复。尚希续教。

独秀一九一七，四，一。

附曾毅书

独秀先生足下：

仆于友人处，得读所为《文学革命论》，甚佩，甚佩。立起如市，购得贵志全册，又读胡君适所为《文学改良刍议》，窃不禁大喜。中国文学坏滥久矣，得足下之伟论，冲荡而振刷之，一扫黄茅白苇之习，使吾人精神界，若顿换一新天地。由此浸灌成长，仆知后未者之亲足下，亦将如今人之视孙、黄辈为政治革命之前驱也。

仆尝谓吾国陈旧之物之存于今者，取其足以与新机迎合，而牖之，培之，化之，大之。其诸不适于现世界之生存，可视同历史之古物，一切束置高阁。文学然，道德然，学术然，政治亦然。此其间新机之关于政治者，最易受找贼，良以权利之所存，而又阻于种种遗传之惰性。惟此文学界，既无前二者之难，而又有乱极思治之象，诚得海内外名宿，相与提倡，不出十年，必可奏廓清之功。即亦资之以助新政治之进化，真韩愈氏所云其功不在禹下也。盖吾人唯一希望，在现在之青年，与将来之青年，得贵志而新之以十年之教训，虽不中不远矣。

惟足下最辟“文以载道“之说，因辟“文以载道”而兼及于“言之有物”。鄙见似不敢赞同。详观尊论所指，以为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气。而以言之有物之物，视为文以载道之道，足下似将道字呆看。谬推足下之所以呆看，则蔽于俗传之狭小道字，如王湘绮所谓文必依于道，故必依经以立义，一若除经外即非道也。仆则以为道之本义极宽泛，当古人学术未发达之时，一切名词，皆极含混。道而属于文，即凡事事物物，莫不赅之，不必专谈孔、盂之道者，始谓之为道也。道如孔、孟之于文，不过备道之一格而已。故仆妄以为文以载道之道理，即今之所谓思想，特不过古人之所谓道，比于思想，即寓有限制作用之“正当的”条件在内耳。然究之吾人之为文，似不能不含此作用。任检一事言之：朋友之函牍往还，称量推崇，交际之道也；过其量则谀矣，而非道也。故述一事也，必视于国家社会有关者，或劝之，或惩之，莫不有道在焉。造艳情小说，而其义必止于不淫，不淫即道也。论古人得失，而其言必求衷诸至正，至正即道也。事之所存，即莫不有道之所存。言之有物，物即道也，即理也。先儒之格言，即本其一生所视察之结果；可供准则与否，别为一问题，而要其形于言，即纳而归之道也。

仆敢谓非道之文，不有价值，无物之言，必为空衍。足下主张写实，写实即有物，有物即有道。各学派皆各有其道，亦即各有载道之文，亦即各有其有物之语。足下既于学术不主一尊，独安得以文以载道之道，而属之孔、孟乎？

足下答陈君丹崖之言曰：“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理想与学术相依，似不必羼入文学范围内”。然文学与学术，实有相密切之关联。其理想优而其文字亦愈美，即其物足而意味亦愈深长。足下之不主言之有物，毋抑指昔时诗人以臣子之忠爱，而托喻于男女怨慕之情之类者乎？吾人试就其诗以言诗，果能写真，其诗即美，即云有物可也。然能使读者另会其影喻之旨，则其趣味更加浓厚，固无不可。不然，表面上所言不能入情，即其里面亦决不足观，尚安得谓之有物哉？藉曰有物，必破滥者也，必朽败者也。此仆所以不欲附和于足下者也。

仆向者尝慨吾国文学之坏滥，纂辑文学史一小册。其中取材虽浮滥，而其义则独抒鄙见者，实占十之七八，又窃自幸同于足下与胡君适之所主张者，亦十之七八。当仆命笔之时，实亦挟改革文学之志愿。如足下所谓古典文学，拙著特立专章以著之，以考其源而遏其流，姑抄呈拙著后之结论一节，以供质证。并呈正全书一册，尚乞高明有以教我焉。

中国之文，坏于用意摹仿。自扬雄著其端，而所师尚在乎意。至明、清袭其习，而所法全在乎形。（中略）文至于貌同是求，而后虚薄浮滥之文，乃充塞于艺苑矣。

中国之文，尤坏于滥用典故。圣作明述，吐词为经；语意渊涵，初无衬垫。战国诸子，明事达情，妙于取象，偶一遣用，意主左证，用兼隐括，初无意于篆刻也。西汉犹少，东京始繁。自是以来，比兴之义亡，铺张之情亟，恣意渔猎，漫涂粉黛；鹤胫续凫，张冠戴李；炫博者务为獭祭，好奇者窜入蚕丛，以古官代今名，托僻与为影喻：几使读者茫然不知真意之所在，文至此盖可云一大劫矣！

因摹仿之足崇，故文范之论起。归震川之《史记》录本，赵秋谷之声调谱，揣摩声音章句之间，规其所以似古人者，几于无微不至。陋者从而效之，徒以抑扬转折为事，略为文之本，而后文以病而益荒。文本天地之元气也。天有阴阳寒暖，地有燥湿平陂，人有刚柔缓急，应乎理以为言，自然中节而有秩，无所谓法也。文之有法，聊为初学者示捷径可耳，而必执之以为高，则有流于机械而无变化之用矣，岂不谬哉！

因典故之是尚，故文科之书繁，摘屈、宋之艳辞，采《史》《汉》之隽语，分类纂辑，用资取求，可省记忆之劳，可盖枵腹之丑，事至便也。其初也意本乎训蒙，其极也遍行于场屋。或则数典忘祖，或以袭谬因讹。原书束而不观，空疎衍而弥甚。就令博记，而零嫌断锦，何与通才？自非刬除，则真气雅言，终于沉晦。故欲尽文之能事，不于本求之，区区拾古人之牙慧，无当也。

文本于学，孔、老、释迦，非所计也。观古今文人，莫非学人，苟非学人，即亦不足为文人。而后之人不于学加深研，营逐于文字之未，何者为汉、魏，何者为唐宋，宜其刓蔽而不振也。文本于字，字不明而欲能文，譬之舌赛而求能辩也。虽许、郑、戴、段不以文名，而能文者未有不稍具许、郑、戴、段之学者。辞赋如扬、马，文章如韩、欧，其深明字义，常人之所不逮，而后之人不于小学加考求，惟以剽窃为工夫，涂抹为墙壁，是犹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夫有学无字，则辞不雅驯；有字无学，则文为空衍。二者兼具，乃可言文。今之人动曰文荒矣，而不知实学荒也，字荒也。古人余力学文，孩提学书，今则壮不知字，老不知学，岂不悻哉？韩昌黎云务去陈言，予以为尤贵去陈理。去陈言本乎字，去陈理本乎学。温故知新，宣尼所重，后人徒知好古，无意更新，苟能出新，定可不朽。前人已言者，吾改头换面言之，何取乎灾梨而害枣也？前人之所未言者，吾能从而发明之，若是乎文乃可贵矣。文贵通裁，辞贵达意，通故道明，达故用显。奇辞奥义者非通，钩章棘句者不达，屑今饰古者非通，假甲为乙者不达；宜雅而俗者非通，芜词累气者不达，当隶为篆者非通，以经书券者不达。昌黎文之佳者，在于文从字顺；六经文之美者，在于意味深长。典漠之文，惟唐、虞宜之，王莽效之则陋矣；渊、云之文，惟汉时宜之，李、何效之则袭矣。对扬庙廷，则宜庄重典雅；谕譬黎庶，则宜明白晓畅。要其贵于通达，以适时用，古今中外一也。

知文之贵于通，散可也，骈可也，骈散兼行亦可也，知文之要于用，法古可也，用典可也，二者并斥亦无不可也。处今之世，尤亟务焉。一国之废兴，视民智之多寡高下以为准。文之为用，瀹民智之利器，鼓学术之风炉。明道弼教，治官察民，端赖于是。察邻国之文，能适于浅，而吾国乃好为高古也；能进于整，而吾国乃日滋冒滥也：此非文病，学先病耳。（中略）乡使西学不东，犹是闭关却扫，一二学者，亦惟是起伏于古人之窠臼而已，其能有所振拔耶？顾亭林有言：“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然则今之文学之弊也，殆已达穷变通久之运者乎？一代之盛也，必先之以共同酝酿之功，而其衰也，常在于菁华已竭之后。东汉为西京之酝酿，赵宋本唐代之调和。明三百年上承宋，下启清。明而未融，故其弊尤著。今之文运，适与李唐、朱明等观。混合之时，而非化合之候。吾人生丁此际，偏于西不可，偏于中不能，但务调剂中西之精英，以适于现今之实用。一旦两质融化，发生特别之光华，若宋之所谓理学者，又何患文之不至哉？议者苟嗤吾说失中，谓中国代传之美文，何可尽废。夫以今学术之分科发达，文欲存汉、魏、六朝之体，诗欲追《葩经》乐府之遗，特设一科以供嗜古玩者之求，无不可也；安所取滔滔者而皆学科斗篆隶之书也乎？夫文出乎学而要乎用，文之本职也。但使人人能尽其本职，虽不美，庸何伤？

足下主张写实，主张通俗，此二者实足以破千古文学之的。前者为文学大本领之所在，后者力文学大作用之所在。仆尝以为文字之能事，最难形容尽致。形容尽致者，非画蛇添足之谓也，即取当时所有之情景而毕肖之。左氏叙晋、楚之战，历历如在目中，范晔叙昆阳之战，如亲见其声势，施耐庵之著《水浒》，处处皆有其人：是亦足下所谓写实之义也。

文主通俗，仆已于拙著文学史中时时发之，特仆关于此，窃有一私见。中国之文，甚难于语文一致，以各地方音歧出，若不能将之乎也者焉哉之字及种种前置之词，而代以寻常通用之语，欲求此效，势不可不待之于语言统一之后。仆未知足下之所谓通俗是否为宋儒之语录。但就鄙意，以为先取其通晓者运入之，凡不能代以俗语者，必力求其浅显，如避能而用克，舍其而用厥，舍何而用曷，避熟语而用生字，皆大可以不必也。

足下以我国近世文学之坏，坏于桐城派，诚然，诚然。然桐城派之影响，至于今而不绝者，实赖有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一书，以痛毒于社会。昔之人欲售其主张，恒藉其选本以树之鹄，非如现在坊问选本之无甚深义也。仆以为足下既张革命之军，突使一般青年观之，茫然莫得其标准之所在，则莫妙于取古今人之诗文，与吾宗旨稍近者，诗如李陵、陶潜及《古诗二十九首》之类，文如黄太冲《原君》，王守仁《祭瘗旅文》之类，选为课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趋于改进，似更易为功也。不知高明以为何如？冗中书陈，未及详审，幸足下有以进而教之。

曾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