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悳先生：
章实斋分别文史，诚为卓见；然此为著作体裁而言。足下欲径称说理纪事之应用文为史，此名将何以行之哉？足下意在分别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作用不同，与鄙见相合。惟鄙意固不承认文以载道之说，而以为文学美文之为美，却不在骈体与用典也。结构之佳，择词之丽（即俗语亦丽，非必骈与典也），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应用之文，以理为主，文学之文，以情为主。骈文用典，每易束缚情性，牵强失真。六朝之文，美则美矣，即犯此病。后人再踵为之，将日惟神话妄言是务，文学之天才与性情，必因以汩没也。又如足下所谓高文典册颂功扬德之文，二十世纪之世界，其或可以已乎？行文偶尔用典，本不必遮禁。胡君所云，乃为世之有意用典者发愤而道耳。
足下对于孔教观念，略同顾实君。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佛之无生，耶之一神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教主圣人。后之继者，决非响壁虚造，自无而之有。孔子之道，亦复如是。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愚于来书所云，发见一最大矛盾之点，即是足下一面既不信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意谓后人所攻者，皆李、刘、叔孙、韩愈所败坏之孔教，真正孔教非主张帝王专制者也。一面又称孔子扶君权，尚一人专制；又谓代议政治，非郅治极轨，民权未易言。孔子之言未可非。由足下之言，更明白证实孔子主张君主专制，（无论孔子主张君主专制，为依时立论与否，吾辈讲学，不可于其学说实质以外，别下定义。）较之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树义尤坚矣。
足下所谓孔教坏于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者，不知所指何事？含混言之，不足以服古人。足下能指示一二事为刘、李、叔孙通、韩愈之创说，而不发源于孔、孟者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犹之足下谓孔教为后人所坏。不知宋儒中朱子学行不在孔子之下，俗人只以尊古而抑之耳。孔门文史，由汉儒传之。孔门伦理道德，由宋儒传之。此事彰著，不可谓诬。谓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则可，谓汉、宋伪儒败坏孔教则不可也。足下谓孔子一生历于七十二君，非忠于一主。愚则以为可惜者，孔子所干有七十二君，而无一民也。足下揣测孔子之意，以为众人专制，不若一人专制。窃以众之与专，为绝对相反之形容词。既为众人，何云专制？此亦甚所不解者也。
足下又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云者，无可议也，非箝制舆论。此语尤觉武断。上古有道之世，果一无可议如足下所想象者乎？古代政治，果善于欧、美近代国家乎？古代文明进化，果优于二十世纪而完全无缺乎？不然，何得谓之无可议耶？（吴稚晖先生有言，成周三代曾隆，汉唐之治曾盛，所谓满清康熙乾隆朝曾极治者，而其所留遗人间之幸福，即以洛阳长安北京之街道而言，天晴一香炉，下雨一酱缸而已。使吾民拖泥带水，臭秽鬱蒸之气，数千年祖祖宗宗鼻管亲尝而已。（见十一月八日中华新报）此可为天下有道之写真。）
且足下不观庶人不议之上文乎？孔子意在独尊天子，庶人无权议政，亦犹之诸侯无权征伐。合观全文，宁有疑义？足下又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节，乃对当时立论，非可范围后世。夫学者政治家非预言者，对时立论，何独孔子一人？正以其立论不能范围后世，则后世亦不能复尊之耳。
愚尚有一言正告足下及与足下同一感想之人曰：“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治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倘明此义，一切旧货骨董，自然由脑中搬出，让自由新思想以空间之位置，时间之生命也。尊见如何，尚希续教。
独秀一九一六，十二，一。
附常乃惠书
独秀先生座右：
前从友人处假得《新青年》二卷一二两号读之，伟论精言，发人深省。当举世混浊之秋，而有此棒喝，诚一剂清凉散也！惟仆于二号通信中，胡适君论改革文学一书，窃有疑义，愿为先生及胡君陈之，乞裁正焉。
胡君所陈改革八事，除（五）（八）二项先生已论及外，其余若（二）（六）两项，仆极端赞成，亦无庸赘言，惟（一）（三）（四）（七）各项，咸有一二疑义，不敢自默也。
吾国于文学著作，通称文章。文者，对质而言；章者，经纬相交之谓：则其命名之含有美术意义可知。夷考上古文之一字，实专指美术之文而言。其他若说理之文谓之经，纪事之文谓之史，各有专称，不相混淆。降至汉、晋，相沿勿衰。故观江都、龙门诸子所为纪事说理之文，要皆锡以专名。而如《文选》所载，虽多浮艳之词，实文之正体也。自韩退之氏志欲标异，乃创为古文之名。后人推波助澜，复标文以载道之说，一若除说理之文而外，即不得谓之文者，摧残美术思想，莫此为甚！胡先生以古文之敝，而倡改革说，是也；若因改革之故，而并废骈体，及禁用古典，则期期以为不可。
夫文体各别，其用不同。美术之文，虽无直接之用，然其陶铸高尚之理想，引起美感之兴趣，亦何可少者？譬如高文典册，颂功扬德之文，以骈佳乎？抑以散佳乎？此可一言决矣。仆以为改革文学，使应于世界之潮流，在今日诚不可缓。然改革云者，首当严判文史之界（今假定非美术之文，命之曰史），一面改革史学，使趋于实用之途，一面改良文学，使卓然成为一种完全之美术，不更佳乎？若六朝之敝，非因骈体，实用骈而无法以部勒之敝也。譬如衣木偶以华衣，华衣累木偶乎？木偶累华衣乎？今若取古文之法以御骈文，斯可矣。
尝观今之老师宿儒，动倡保存国粹之论。其所谓国粹者，乃指道德学说而言。然愚以为道德学说，乃世界之公物，非一国所得私有，即不得目为国粹。真正之国粹，正当于此等处求之。吾国之骈文实世界唯一最优美之文（他国文学，断无有能于字数音节意义三者对整，而无参差者），而非可以漫然抛弃者也。至专以古典填涂，而全无真义御之，如近世浮薄诗家所为，固在必革之列。然若因此而尽屏古典，似不免矫枉过正，诗文之用古典，如服装之御珍品，偶尔点缀，未尝不可助兴，但不可如贫儿暴富，着珍珠衣过市已耳。若用俗字入文一项，愚意此后文学改良，说理纪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之文耳。
忆某报文艺话中，曾有一则，谓白话小说，不如韵文能写高尚之情。即如京戏谱，可谓鄙俚，然其词句亦有非白话所可代替者。如“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一语，写思家之情，断非白话所能形容云云。愚谓他日白话体进步，此种语情，未必不可表出。但今日之白话，则非其伦耳。
为今之计，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则可不致互相牵掣矣。且白话作文，亦可免吾国文言异致之弊，于通俗教育，大有关系，较之乞灵罗马字母者，似亦稍胜也。
诗文须有真性情，独标我见，不相依傍，自是作文要诀。然此第于平日之蓄养致力可耳，若于执笔作文之际，乃怀不落窠臼之见，此与所谓文以载道之习气，实无以异。诚恐人见虽除，而支离之弊又起也。未审然否？
悳年未及冠，智识非所敢言，惟愿以其不完全之理想议论，敬乞长者为之完成之耳。或亦先生之所许乎？
再观先生驳康南海书一文，亦有愚见，略陈左右。先生之驳康书是也，独其中有“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一语，未审所谓孔教云者，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云乎？抑指真正孔子之教云乎？（教者教训，非宗教也。）如指其前者，则仆可以无言；如指其后者，则窃以为过矣。
孔子之教，一坏于李斯，再坏于叔孙通，三坏于刘歆，四坏于韩愈。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所可考见者，惟其一生之行迹耳。然亦经伪儒之涂附，而令人迷所选择。孔子一生历干七十二君，岂忠于一主者乎？公山、佛肸皆欲应召，岂拘泥叛名者乎？其所以扶君权者，以当时诸侯陪臣互争政柄，致成众人专制之象，犹不若一人专制之为愈也。所以尊周室者，以当时收拾时局，在定于一，而周室于理最顺故也。岂忠于周哉？孟子以继孔自命，而独不倡尊周，且大张民权之说，斯可知矣。
又文中引《论语》“民可使由”及“天下有道”二节，似有不慊于原文者。仆以为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云者，谓无可议也，非如近世民贼独夫之箝制舆论也。代议政治，本非郅治极轨，则孔子之言，亦未可非也。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节，则纯系对于当时立论，非可范围后世。且平心论之，今世学者，竞言民权矣，其实言民权毋宁言士权之为愈。必欲于今世求可言民权之国，惟德意志其或庶几。（以其国民皆士也。）若其他诸国，则远逊矣。若于吾国则所谓民权者，亦等于专制之称天而已。而不然者，试以吾国之国政，尽公诸四万万人，而求所谓大多数之民意者，诚恐蓄发辫，用旧历，废学校，复拜跪诸政，将继续而颁行矣。然则苟非世界大同，人尽圣哲，民权未易言也。孔子之言，又何可非哉？
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后学常乃悳上言